几年后,朱元璋和刘伯温一起回忆鄱阳湖之战,刻骨铭心。朱元璋说:“鄱阳湖之战,炮声击裂,如同滚滚天雷在头上飞奔,将士的呐喊,纵然鬼神听了也会吓得哭嚎。从早到晚,一连四日,日日心惊胆战。”他看着刘伯温,“你当时就在船上,可以说是与我共患难的人啊!”
但刘伯温记得的好像并不是这些,而是当朱元璋取得鄱阳湖之战胜利后回到应天的情景。据刘伯温回忆,朱元璋犒赏了活下来的将军们后,对刘伯温说:“我现在很悔恨当初去救小明王,如果不是老天的眷顾和陈友谅的愚蠢,我现在真不知身在何处。”
朱元璋说陈友谅愚蠢的理由,指的就是陈友谅应该直趋应天,而不是去攻洪都。这个论点,刘伯温早就反驳过。陈友谅远没有朱元璋想的那么蠢,他有他的计划。朱元璋说人家愚蠢,不过是一个三流货色侥幸成功后,对对手的刻意贬低而已。
他在沾沾自喜时,刘伯温冷冷地提醒他:“别忘了,陈友谅的大汉帝国还在呢。”
大汉帝国的确还在,武昌城中虽然哭声一片,但陈友谅的大旗依然高高飘扬,大汉帝国又有了新的领导人——那个逃回来的陈友谅的次子陈理。
1363年阴历十月,朱元璋命徐达率领主力部队扫**陈友谅地盘,徐达兵团如风卷残云,一路势如破竹,进抵武昌城下。武昌城顽强抵抗,徐达在武昌未占到半点便宜。春节即将到来时,朱元璋命令徐达继续围攻,而主力则撤回去扫**陈友谅其他地盘。
1364年阴历二月,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在朱元璋疯狂的扫**下只剩武昌一座孤城,朱元璋见时机已到,亲自出马,来到武昌城下。在持续不断且质量极高的攻击下,武昌城陷落,陈理在城池即将陷落时出城投降。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度过了最为光辉的三年和最为惨淡的一年后,离开人世。
朱元璋赢了,他几乎赢了整个南中国。不过,胜利者未必就是真王,失败者也未必就是真寇。宇宙中,最势利眼的动物非人类莫属,因为人类往往以成败论英雄。
陈友谅败了,可他应该有个接近于事实的、直接的评价。如果我们把陈友谅和朱元璋进行一番对比,就会得出一个并不讨朱元璋喜欢的答案:陈友谅和他半斤八两,他没有高出陈友谅半分,有时候,他还矮了陈友谅几分。
朱元璋说,陈友谅不讲道义,是禽兽,因为他杀他的主人徐寿辉。如果单从弑主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连禽兽都不如。陈友谅固然杀了他的主子徐寿辉,但人家只杀了一个。而朱元璋杀了两个,一个是他的主子郭天叙,另一个则是几年后的小明王。陈友谅杀徐寿辉是敢作敢当,人家承认自己杀了徐寿辉。可朱元璋杀郭天叙、小明王,却到死都不承认,把责任统统推到别人身上。陈友谅如果是真小人,朱元璋就是伪君子。伪君子大言不惭地指责真小人,世界上最荒唐透顶的事莫过于此。
朱元璋还说,陈友谅凶暴,在内部搞政治斗争,把所有人才都杀掉了。如果这指责不是信口开河,那我们很难解释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的英雄智慧和英雄行为。我们更难解释,为什么在陈友谅去世后,大汉帝国在残破不堪的情况下,却支撑了四个月。事实上,朱元璋才是个搞政治斗争的顶级下三滥。他在建国后一系列屠杀功勋的行为,陈友谅望尘莫及。如果当时陈友谅还活着,看到他凶残的杀戮行径,肯定会一惊而死。
毋庸置疑,陈友谅在道德上有瑕疵,但那个混乱的年代,你讲道义,正如到猪圈里讲五线谱一样,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说,一不小心,就会被猪吃了。政治和道义是各行其是的,谁如果把它们搞混了,谁就必然死无葬身之地。朱元璋又何尝讲道义?他最卑鄙的行径之一就是,用自己没有的东西去评价别人。他没有道义,却总喜欢用道义去评价他的对手。
陈友谅雄心壮志,胆气逼人,敢作敢为,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之一。朱元璋那些猥琐卑鄙的行止连给陈友谅提鞋都不配。陈友谅无法和朱元璋相比的就是手腕,朱元璋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用一系列为人和处世技巧来拉拢住别人,让别人为他赴汤蹈火,但他从不用真心回报。陈友谅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可惜老天爷没有给他一个刘伯温式的谋略家,这就是命,人力在命运面前必须要止步。
朱元璋赢得鄱阳湖之战的胜利,并不能证明他比陈友谅高明到哪里去,如果不是刘伯温和多次命运之神的眷顾,失败的可能是他。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是靠运筹就能取得胜利的,谋划固然重要,但运气更重要。所谓绝对百战百胜的将军是不存在的,你要看他的对手是龙还是虫,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背后,必然倒下了一群猪一样的对手。朱元璋的对手陈友谅不是猪,遗憾的是,他进入鄱阳湖后就开始拥有了猪一样的运气。
所以,当我们审视历史时,千万要注意,成败论英雄是最不可取,也是最浅薄的。
不过,我们的历史还应该继续,陈友谅已死,朱元璋的确是赢了。他不仅赢得了实惠,还赢得了面子。就在1364年正月,他自立为吴王,建立百官司属。两位宰相的官印理所当然地赏给了李善长和徐达,刘伯温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或许并不是朱元璋的吝啬,而是因为在朱元璋眼中,刘伯温只是个策划师、魔法家,宰相那把椅子,他是坐不上去的,坐上去肯定会感到不舒服。
但刘伯温却不这样看,他这种聪慧过人的人,用三年的时间足够看清一个身边的人。他认为,朱元璋是个政治高手,深谙官爵对人的重要性,正如刘伯温在《郁离子》中说的,官爵是宝器,不能轻易给人。如果轻易施舍,那官爵的神圣性就不复存在,拉拢人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件武器。
有一件事让刘伯温印象深刻,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并没有进行泛滥的封赏。即使在灭掉大汉帝国后,朱元璋也只是按平时的军功给一批将军们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封赏。这让很多人提出质疑,对于朱元璋的吝啬,他们气得发狂。在一次宴会上,几个鲁莽的将军借着酒劲,就向朱元璋发出了积攒已久的牢骚。
这些牢骚在酒气的缭绕下,冲进朱元璋的左耳,就要从右耳冒出时,他拍了下耳朵,牢骚在他脑海中**漾了一会儿,他轻松地一甩头,从右耳出去了。他一脸严肃地看着那些将军们,眼光如毒蛇。当喧哗声渐渐平息后,朱元璋说:“你们跟我有年头了,我对你们的能力和勇气了如指掌。即使我不知道你们的能力,你们的上司应该知道,你们的下级也应该知道。你们如果功勋盖世,我怎么可能遗漏你们?可你们如果只是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那吼叫着要什么封赏?那是你们应尽之事。”
说完,他停了一会儿,下面安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他指着徐达说:“你看你们徐相国,功勋盖世,可你再看看和他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不仍是低级军官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没有过人之处,你们如果有过人之处,立下超人的功绩,我的眼睛会看到的,你们不要担心没有封赏,要担心也应该担心你们是否建下功勋!”
这席话让那些将军们只是闭上了嘴,却让刘伯温脑海中唯一愚昧的角落里**起了浪花。刘伯温一向是直来直去,是非分明,从来不绵里藏针。他喜欢把针亮给别人看,让人知道他就是一根坚硬的针,他更喜欢把棉花放在别人的胸怀,温暖别人的心。他永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把针藏在棉花里,让你既喜又惧,既爱又怕。
这是一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最高明的政治手腕,它以语言的方式呈现,比任何一门武器都要厉害。
刘伯温不得不承认朱元璋是个厉害角色。
朱元璋说:“你所有的谋划都是天衣无缝,你能贡献,我能审而听之,这就是你,这就是我!”
刘伯温大吃一惊,他终于确定了几年来始终萦绕在心头的疑惑:他不是朱元璋身边的智慧口袋,朱元璋掏出来一个就用。他只是朱元璋身边的小药箱,朱元璋从里面拿出的药,要先加鉴别,然后才吃。
当他在1364年阴历二月回家的路上时,他对这种印象逐步加深了。可能就是在那条通往家乡的路上,刘伯温开始扭转他和朱元璋的关系。但他那刚直、不管不顾的性格如老虎一样拦在他面前,使他功亏一篑。
刘伯温回家时,圆月高悬,树木在月光下像是剪影,偶尔传来几声鸟叫还有猴子的嬉闹声,这在夜晚显得极为恐怖。四周一片凄惨,浓烈的雾气打湿了双脚,他就在月亮钻进云里时,突然停了下来,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做我自己!”
说完,不知什么原因,刘伯温又突然想起了陈友谅和他的大汉帝国。才几个月的时间,刘伯温几乎把这位英雄人物和他一手创建的大汉帝国忘却了。在那片月光如水银流淌的世界中,他试图在眼前展现陈友谅的尊容,可总是被朱元璋那张丑陋冷酷的脸挤到一边去。他努力用眼睛把陈友谅的脸拉回来,却拉回来一张哭丧着的脸。那张脸上雕刻着一张床。这张床用云南出产的楠木架构而成,楠木上镶嵌着制作精美的金片。刘伯温见过这张床,有一天,投降了朱元璋的陈友谅部下抬了一张床,放在朱元璋脚下,恳请朱元璋笑纳。
朱元璋的眼睛一亮,发出贪婪的光,但那光倏然熄灭。因为在他身边有很多人。那些人眼睛放出比他还亮十倍的光,垂涎三尺。他极端严肃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始进行思想教育:“这个床,如此奢华,和后蜀后主孟昶用珍宝做成的夜壶有什么区别?”
孟昶是五代后期南中国后蜀的皇帝,此人在生活的奢侈上极具想象力,他曾用七彩珠宝装饰夜壶。北宋第一任帝赵匡胤灭掉他后,看到他的夜壶,大怒,拎了锤子就把上面的珠宝敲了下来,说:“这小子用七样珍宝来装饰这个东西,那么又会用什么容器来装他的食物啊?他如此奢侈,怎么会不亡国?”
朱元璋能想到孟昶,说明他对中国历史颇有了解。所以,他和赵匡胤一样,也来个毁坏作秀,命人把那张价值连城的大床销毁。
这一倡导廉洁的举动马上感动了身边的马屁精们。其中一只就跳出来指责陈友谅:“没有富有就先骄傲,没有达贵就先奢侈,因此而失败。”
朱元璋认为他说得很好,但他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富有了难道就可以骄傲?达贵了就可以奢侈?有了骄傲奢侈,即使是富有达贵还能保全吗?在富有达贵的时候,才应该抑制奢侈,崇尚节俭;戒除奢侈的欲望还恐怕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更何况用尽全天下的能工巧匠,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这样很容易就导致灭亡了。前车之鉴,不能重蹈覆辙。”
刘伯温在一旁听着,他已经听出来了,朱元璋现在俨然以中国的皇帝自居了,可朱元璋离中国的皇帝还有一大段距离。谁都知道,就是在南中国,他若称中国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张士诚。
必须要和张士诚有个了断,朱元璋看向刘伯温,目光犀利、坚定。刘伯温的头上有一个白色的光环,十分耀眼,据民间说,那是大仙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