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行省瑞州路高安县（今江西高安）在江西中部偏北，在元王朝时是个不起眼的地方。其实，终元一朝，蒙古人对江南的政治兴趣始终提不起来。忽必烈对南宋发动总攻前，曾计划灭掉南宋后，把江南的人统统杀光，然后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移植草种，把江南变成蒙古人的养马场。只是因为南宋灭亡后，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又因为江南地区的财富，忽必烈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如此，江南地区仍只是蒙古人的物资供应处，政治地位上不了台面。这可能也是后来江南爆发大规模农民造反后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蒙古人真够奇思妙想的，居然想把江南开辟成养马场。关于奇思妙想，北宋时有个更神乎其神的。王安石变法时，千方百计要增加财政收入。有人就建议王安石，应该把山东梁山泊的水抽光，八百里肥沃的土地种上庄稼，亩产必能达到十万斤。王安石兴奋异常，还特意派人去梁山泊考察，发现果然如此。但他有个疑问，梁山泊的水抽干后，放到哪里。有个极有幽默精神的人说，简单啊，再挖个和梁山泊一样大小的湖泊，把水放那里。

无疑，这是给那种奇思妙想的人的一记闷棍。刘伯温虽然满腹八卦象术，可就没有这种放浪的想象力。

他从青田县出发，过括城，一直向西北，进入高安地界时，秋意浓浓。一路上，刘伯温的心情是极舒畅的，他在《放歌行》中把自己比喻成展翅翱翔的大鸟，又把自己比作西汉的张良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说，这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是行政编制，他内心发誓就是把心掏出来，也要做好这份工作。然后“叱咤倒江河”，让“玄阴变白昼”。

白天，他仰头看天，“秋云旷无际”；晚上，他又仰头看天，“马首挂高月”。傍晚，他的脖子受不了了，所以就平视，“夕阳满洲红叶明”。想到从家乡出来的情景，更是喜上眉梢，说：“哇啦，‘西风吹客上马去’。”

不过，他马上意识到，这种放松的心态很不好。他是要去做官的，做官就要秉公执法，为民做主，所以必须要坚持原则。而原则来自哪里呢？有人说，来自通行的规则，人人都在遵守的；也有人说，来自圣人的教导。刘伯温说，其实原则来自吾心。一个人如果凭良心去做事，那就是遵守着做人的原则。也就是说，我的良心就是原则。

一个人如果能在官场上有良心，他未必能混得下去，但不会提心吊胆。向上看看天，向下看看地，都会骄傲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们！

刘伯温正是这样的心思，所以在他制作的《官箴》里，他信念坚定地说：“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刚不可畏，媚不可随。”

我就做我有良知的自己，不害怕任何人，不欺负任何人，不取悦任何人。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让任何从我手中出去的事都有它应该具有的道理。

刘伯温骑在马上，看秋风吹起，听云彩飘动，昂首道：这就是我，一个读书人的自白。

当他昂首阔步踏入高安县衙时，有人撕碎了他的自白书。

前面我们谈到过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元王朝的行政结构是，汉族人纵然是尧舜复生，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是汉族人，那也只能屈居二把手的位置。问题还不在位置上，刘伯温当然知道自己这个县长助理头上有个非汉族人的县长。可他不知道，县长上头还有个达鲁花赤（地方最高监治长官）。这个官职由蒙古人和高贵的色目人担任，大权在握。但他是虚无缥缈的，平时见不到他，一旦县长或者是县长助理要作决定时，他就出现了。达鲁花赤，蒙文读音“荷包压口”，“荷包”就是这样来的。

官场中人的印象中，跳出来的“荷包”的确很像“荷包”，大多时候是个胖墩子，满脸横肉，仅凭肉眼，你看不出他的智商。但略用几句话就能测试出他和白痴非常接近。可是，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背。稍有质疑，他就会对你动武，有的胖墩子已经行动迟缓，无法动武，就指着你的鼻子，警告你不要误判形势，言外之意是，他是这里的老大。

北宋初年，开国皇帝赵匡胤担心地方长官权力过大，所以总会派一个通判（行政长官的副手）去监督行政长官。这个通判名义上是二把手，实际上是一把手，他的工作内容就是跟一把手较劲。所以，当时北宋官员到地方去做长官时，烧香拜佛，保佑自己遇到的通判能讲道理，有些胆大的会祝福：上任的地方没有通判。

现在，元王朝也有个通判似的达鲁花赤，和北宋的通判相同的是，他总给一把手找麻烦。和北宋的通判不同的是，他的行政级别和一把手一样高。也就是说，当他认为找麻烦不足以让一把手死去活来时，他会拿出行政级别来让一把手必须死去活来。

刘伯温在高安县衙里待了才一个月，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体制太操蛋了。应该办成的事永远都办不成，能办成的事就是达鲁花赤要办的事。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刘伯温受到了辩证法的困扰。辩证法认为，你越是以为什么，就越不是什么。你越是想办成事，就越是办不成。辩证法为什么发挥如此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有个白痴般的达鲁花赤。

多年以后，刘伯温用一个寓言对元朝的这一用人法则进行过嘲讽。

某一天，主人公得到了一匹马。伯乐的后人告诉他，这是匹千里马，赶紧送去政府，政府肯定给你好处。主人公屁颠屁颠地把马牵到政府，一位肥佬出来，观察了几个小时，最后确定说：“像是千里马，是吧？”主人公正等着拿赏赐，这些钱可以让他买个几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肥佬却说：“不过，这马的户口不在冀地（北方，意指蒙古人所在地），所以，不能进入皇宫马圈。”主人公不但没有得到赏赐，那匹千里马还被扔到皇宫外的马圈，每天拉京城里的粪桶。

刘伯温回想往事，认为在高安的那段时间，自己就是一匹货真价实的拉粪桶的千里马。但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当着县长大人的面感叹世事多艰，怀才难遇。县长大人也当着他的面抱怨起来，说自己其实也是怀才不遇。刘伯温看到脑满肠肥的县长都敢感叹怀才不遇，心里顿时就翻江倒海起来。

县长大人对他说：“混吧，人生在世，不能跟自己为难。你混，时间在流逝，但想通了就没有烦恼伴随。如果你不想混，光阴还是如箭，但有太多的烦恼。人有太多的烦恼，就会生病。”

刘伯温想起了自己的《官箴》，既然把它写出来了，不去实践，那对《官箴》太不公平了。他决定做几件事，证明给自己看。至于给别人看，这不是他的风格，而且，他也明白，别人根本没有闲情雅趣看他做事。

别人虽然没有兴趣看他做事，但却有心情让他做不成事。刘伯温每次都按照法律办事，所以当地的官贼勾结者警告他：“水太清了鱼都不来，人太苛刻了就没有好朋友，你想孤独到死吗？做事要给人留后路，薪水不必政府发，我们也可以给你。”

刘伯温冷笑，因为他是个从不惧怕威胁的人，人家越对他警告，他越是把别人的话当成屁。很快，高安衙门里有个铁面无私的刘伯温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其实，刘伯温初入官场，仅凭一腔热血做事，处处受到其他人的不待见，此时的他心智并未完全成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几年后，他回想在高安的岁月时悲痛地说：“世路如何？险恶实多。昨夜灯前相笑语，岂意今朝化为虎。”

他初到高安，虽然官职卑微，但毕竟是个小官。是官，自然就有人对他献媚，自然就有人拍他马屁。平时，大家坐在一起，张三哥、李四哥、王二麻子哥的互相恭维。刘伯温也认为这些人不错，但一提出要办几件老百姓赞赏的事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时，刘伯温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大堆乱麻似的借口、托词和障碍之中，最后他所有的计划都变成了一种十足天真的幻想。

对于别人的消极抵抗，刘伯温还算能忍受，毕竟这是一种抵抗，而不是对他的进攻。可有时候，刘伯温发现官场中的同僚都长了一张狗脸，说翻就翻。天长日久，刘伯温探析出这些人翻脸都发生在他要凭良知做事的时候。

刘伯温在他的《行路难》中对这种吊诡的人际关系的评价是：政治场和官场中的友谊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所以难知心，不仅仅是因为心在体内，使人看不到，还因为它随时在变化。你不是看不到一个人的心，而是看不到心的变化。

西汉武帝时代的窦婴和田蚡都推崇儒术，并且受到窦太后的贬斥，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应该心心相印才对，两人开始时的确心心相印，田蚡就经常跑到窦婴家里蹭吃蹭喝，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报答窦婴对他的照顾。可后来他掌了大权，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居然把窦婴活活害死了。

但此时的刘伯温有情绪是真，可仍然像个初生牛犊一样，在现实中不惧任何人。他向来是个孤傲到骨子里的人，做事仅凭自己的良知和良知指引下的信念。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他不缺朋友，没有理解就没有理解，我心理解我就是了。圣人不是说，天地万物和我心是一体的吗？我心既然能理解我，那天地万物就能理解我，宇宙就能理解我，几个如尘埃的小人是否理解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对良心的坚守，使刘伯温获得了正直的美名，同时也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胖墩子达鲁花赤从来没有找过他的麻烦。这让刘伯温从乌云中看到阳光，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人间自有正气在，凭良心为民办事，就得了他们的心，得了他们的心，就得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天下。

其实，他涉世未深，根本不知道得民心者，不可能得天下。因为专制时代，是得“上”心者得高位。因为专制国家的官不是百姓选出来的，而是被当权者任命的。想要保住官位，不必和百姓套近乎，只要像小老婆一样伺候好长官就稳居其位了。

唐朝武则天的宠臣兼“小老婆”张昌宗有句名言：“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高高在上时，成千的人想推倒我，我就是不倒；失败失势时，上万的人想扶起我，我就是起不来。”这句话的本质就是说：当领导宠幸我的时候，就算天下百姓都骂我、正直的大臣冒死检举我，啥用都没有，我就是不倒；而当领导讨厌我了，就算天下百姓都表扬我、正直的大臣都冒死推举我，啥用都没有，我还是做不了大官。

刘伯温的直属领导、高安县县长老爷看着孤傲的刘伯温，说：“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但你看我现在，还不是混吃等死。儒家总教我们要在官场中修行，官场越是乌烟瘴气，就越认为是修行的最好场所。这就如同去泥塘里洗脚、酱缸里洗菜，岂不是越洗越糟糕？”

刘伯温说：“理学的精神领袖周敦颐说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只要一身正气，就是进了魔鬼窟，也仍然是正人。”

县长大人说：“哎哟，人怎么能和莲花比，人就是人，身处社会中，你必须要和别人交往，你现在把人都得罪光啦！”

刘伯温说：“没有啊，我也是个有朋友的人！”

县长大人冷哼，说：“你那些朋友对你的前途没有任何帮助。”

高安县县长大人说的好像没有错。刘伯温在高安时结交的几个好友都是一身正气的文人。其中有个叫李爟的是个画家，但他的画作似乎是意识流，没有人能看懂。至于黄伯善两兄弟，诗歌写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别好，可对刘伯温身在官场，却总报以“鄙夷”的眼光。几个人在一起，唯一能谈的就是辞章之学。刘伯温有一次喝了点酒，感叹说：“‘满怀荆棘无人扫’啊！”李画家对刘伯温翻着白眼说：“俗事，这都是俗事，来，喝酒！”

其实，刘伯温面对的是无以复加的官场腐败，一个真有责任感的爷们儿就该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缩头乌龟。做缩头乌龟其实也不要紧，但不能洋洋得意于缩头策略。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孔子那样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另一种是庄子那样的人，我逃避，我拼命地逃避，然后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种人类的高级情操。

刘伯温当然属于孔子那样的人，不过，孔老夫子很惨，有时候连基本温饱都解决不了。当时有一些如李爟那样的所谓隐士就嘲笑孔子是丧家狗。可刘伯温和孔子有个不同之处，刘伯温不靠游说，只靠做实事。孔子是玩嘴巴，刘伯温是玩行动。

他的行动也的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县长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凶手是蒙古人，案发后，凶手用大量金钱贿赂初审官，初审官本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老中国式处世原则，就判为误杀，案子草草了结。

——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就可以发现，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并没有坚持到底。至少到了刘伯温在高安做官时，可能已经瓦解。不然，初审官不会判那个蒙古人是误杀。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杀人，不过赔对方一头毛驴的钱。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来是当地的豪族。于是整合各种资源，终于上诉到了上一级政府瑞州路。知府是个官场油条，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个愣头青充当敢死队，有人马上不怀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刘伯温。

刘伯温听到天降大任于身，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这俨然是被重视的象征。于是，风尘仆仆赶到瑞州路，雷厉风行，不出几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凶手按照法律必须要偿命。初审官只好抱着那笔受贿银回老家养老去了。初审官走时，召集了被告家属和许多蒙古朋友，把刘伯温攻击得体无完肤，并且提醒这些人，刘伯温这人就是个瘟神，在这地方一日，你们就不能有自由，好自为之。

蒙古人一听，就要从腰里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时代的蒙古刀和现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长一尺，插进人的肚子里，向上一挑，再抽出来，大肠冒着热气就挂在上面了。肠子在肚外还保温，但人却不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肠热气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骑兵所以所向披靡，他们的那种弯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敌人互相冲杀时，他们的弯刀只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对方的马肚子，然后一挑，马肚子就开了，马的五脏六腑全落入尘埃，自然，对手只能从马上摔下来。

关于蒙古人要把刘伯温开膛破肚的事，刘伯温那位顶头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他并不是个正义的人，只是良知还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荐信交给刘伯温，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南昌县去。因为在那里有个他的朋友，对刘伯温早有耳闻。

刘伯温面不改色地问：“如果不走呢？”

县长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横切了一下，说：“剖腹的干活。”

刘伯温说：“我不信。”

县长大人说：“我不管你信不信，总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这是命令，赶紧给我滚出高安！”

刘伯温感叹了一句：“高安，难以高安啊！”感叹完这句话，他骨子里的傲气突然喷涌上来，又愤恨地感叹一句，“贤士无路可走啊！”

关于这句感叹，刘伯温当时只是意气用事，并无例子证明。多年以后，他在其著作《郁离子》中填补了这句感叹的空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三个商人在集市上贩卖药材。商人A专卖好药，根据进价定价，不贱卖，但也不漫天要价；商人B既收上等药也收下等药，有人要买上等药，他就给上等药，有人买下等药，他就给下等药；商人C从不收上等药，只管多收下等药，而且价格便宜，顾客要求添点他就添点，从不计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来。只有那个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药铺门口像墓道一样安静，结果很快破产了。

刘伯温在这个故事最后感叹说：“现在做官的，就是这种情况。春秋时期楚国边境上有三个县的长官，其中一个很廉洁，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欢心，离任的时候穷得连头毛驴都雇不起；另一位，常瞅准机会，能捞的时候就捞一点，人们非但不指责他，反而称赞他能干；第三位无所不贪，用聚敛的钱财巴结上司，对待部属像亲儿子般的关怀，对待富家大户像对待宾客一样的热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还认为他非常好，这真是太阳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实，刘伯温感叹的无非是贤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恶人拔头筹。

这种感慨，其实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总览历史，许多英雄人物在未飞黄腾达、深处底层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感慨。注意一点，中国古人喜欢写诗，而且特别喜欢用夸张修辞，所以我们总能看到一群怨妇般的人，站在高冈上，看着万里长的绵绵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弯，对自己的失败发出哀叹。

刘伯温在二十多岁时会发出这样的哀叹，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发出的哀叹并未在高安终结，还有高安续——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