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爚不知道理学大师郑元善，情有可原。很多人对“郑元善”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但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大家肯定会叫起来。这个名字叫施耐庵，他的老师就是郑元善。

郑元善，字复初，大家都叫他复初郑先生。后人称他为元朝的顶级理学大师。刘伯温在括城读书时，郑大师恰好也在括城，担任州长名誉秘书（处州录事）。由于这是份闲差，所以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到教诲一些有志于理学的人上了。

刘爚那天来找复初郑先生时，郑先生正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闭目沉思天理人心。刘爚对郑先生说：“咱俩曾同行过，我当年在遂昌做过教师。”

复初郑先生抬眼看了看刘爚，嘴角一扬，说：“你有何事，不妨直讲。”

刘爚眼观鼻，鼻观心，心观郑大师，认定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高人。因为高人才有这般傲气。刘爚就言简意赅地把儿子刘伯温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说了一遍，最后注解道：“这孩子太聪明了，他的老师已没有能力教诲他。”

郑大师鼻孔朝天：“不是我摆架子，我是不教小孩子的。”这句话的“春秋”说法是小孩子不配要他教，其实把架子摆得很大。

刘爚哪里能被架子赶走，开始死缠烂打，非要让郑复初见一下刘伯温，只见一面。

眼看就要吃晚饭了，郑大师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但他又不能留刘爚吃饭，因为他薪水很低。肚子让他妥协了，他说：“那就见见。”

刘爚满眼都是笑意，喊了一声：“基儿！”

只见刘伯温从门外慢慢地走了进来，紧闭着嘴，骨子里散发着寡欢的泡沫。

刘伯温的相貌平凡无奇，但是那种孤独落寞的神情颇使人动容。郑复初也是阅人无数的人，一见到刘伯温那独特的气质，不由得心动了一下。

他把刘伯温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像是在鉴赏一件刚出土的古董。最后，他认定这货不错，但还是要深入一下，于是问：“听你老爹说，你七行俱下，过目不忘？”

刘伯温鞠躬回答：“是。”

郑复初“呦”了一声，这小子还不谦虚，正合我性格：“都读过什么书啊？”

“很多。”刘伯温又鞠了一躬回答。

郑复初又问：“读过《周易》吧？”

刘伯温点头：“七岁就读过。”

“天地氤氲，下一句是什么？”

“万物化醇。”

“天地玄黄呢？”

“宇宙洪荒。”

“什么是宇，什么又是宙？”

“天地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

据《刘伯温年谱》说，郑复初听完刘伯温的正确回答后，就从椅子上弹起来，兴奋地对刘爚说：“你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阅读量和记忆力，前途不可限量。我收下这个学生了！”

其实这是扯淡。两人的问答条目都是《周易》上的内容，《周易》是儒家五经之一，属于学生们的必读课本。在当时，一个14岁的学生如果不能把《周易》从头到脚背诵下来，那他就是个蠢货。

郑复初之所以收下刘伯温，可能和刘伯温的另类气质有关，在刘伯温忧郁而孤傲的神情中，郑复初大概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郑复初是元王朝恢复科举制后的第一批汉族人里的进士，正如刘爚说的那样，科举制必将卷土重来，元帝国在1315年正式恢复科举制，并且就在那年进行了第一次考试。据说，郑复初考试时就很不满意，因为汉人和南人的考试内容比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要多，而且难。汉人和南人的考题如果是高考题，那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题就是成人教育题。

在等成绩时，郑复初又是一肚子火，因为成绩单迟迟不下来，有官方小道消息说，成绩单所以迟迟不公布，是因为教育部的人正在发愁。按当时的规定，两榜，即汉人、南人一榜，蒙古人、色目人一榜，人数必须相同，但蒙人和色目人的成绩一塌糊涂，及格人数可怜兮兮的只有二十出头，所以，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最后决定，照顾蒙古人和色目人，把原来准备招收的一百多人改为只招二十多人。也就是说，有很多汉人和南人都及格了，可因为要照顾蒙古人和色目人，必须要让他们不及格。

郑复初正要发雷霆之怒，大榜下来了，里面居然有他。他就忘了自己要发怒的事，转而写诗一百首颂扬元帝国的伟大。

兴奋劲儿还没过去，郑复初又听说了可靠的消息：中进士的汉人和南人即使是尧舜附体、杨二郎转世，也只能担任地方政府的二把手。

郑复初当时已没有了发火的动力，于是就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地区做州长的秘书。州长是蒙古人，瞧不起汉人，总找郑复初的茬，郑复初心想，如果再这样下去，非死在这里不可。于是辞职，跑到括城来，申请了份闲职。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下科举制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中央政府选拔官员的一个主要渠道。科举制诞生于中国隋王朝，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但最受考生青睐的是进士科，因为这一科虽然很难考，但一旦考上，前途就一片光明。科举制经过不断完善，到明清时，分为三个必备步骤，第一步是乡试，即考生在户籍所在地的省城进行的考试；第二步是会试，即乡试录取者到京城参加的由教育部主持的考试；第三步是殿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面试，按照从优到劣排名，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中取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其他人分列二三甲中。

不同朝代，科举考试内容也不同，唐代重诗词歌赋，宋代重填空和时政论文，虽然大体内容不出儒家经典，但没有哪个政府强行规定必须要用儒家的哪些课本。可元王朝恢复科举制后，考试科目竟然强行规定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参考书则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我们注意，有人咒骂明清两代的科举制把朱熹当成宝贝，实际上，是元王朝先把朱熹当成了宝贝。

朱熹是理学宗师，中国思想史中最有分量的理学在他手中定型，元政府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生的唯一参考书，只能说明一点，理学在元代毫不保留地四射光芒了。

从这一点而言，郑复初能考中进士，就说明他对理学研究极深，不然他也不可能考上。刘伯温来向郑大师学习，主要还是学习理学。

理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大致了解一下：理学就是道学，在北宋的程颐手中吐蕊。当然，它也不是程颐的闭门造车，其实理学就是孔孟儒学的再发挥。理学家认为，宇宙中有一种无善无恶无所不能的“理”，他们称为“天理”。而人人都有欲望，这就是人欲，天理人欲不两立。必须要刻苦修炼去除人欲，回归天理，成为圣人。修炼的渠道就是儒家所标榜的道德，忠、孝、仁、义，每一个指标都要合格。想要每个指标都合格，必须要极端严肃地进行修炼，通过探索外面的万事万物，达到认识天理的境界。在探索万事万物时，必须要有恭敬的心态、一本正经的外貌。不能追赶跑跳蹦，不能大声喧哗，更不能嬉皮。不能心有邪念，每天要三省甚至是九省吾身，好的心思要保持，坏的就赶紧去掉。

看上去，如果真的这样尽心尽力，那么，理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就很容易实现。但遗憾的是，中国理学家那么多，做到这四项要求的一个都没有。

其实问题就出在理学家这里。大多数理学家只做两件事说一句话，两件事是：一、制作道德守则的脚本；二、让别人去演。一句话是：必须要是道德完人（修身），才能去建立事功（治国平天下）。

——注意理学家说的修身，不仅仅是思想道德，还有外表。北宋伟大人物王安石不修边幅，程颐就鄙视王安石：你连修身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变法。

一个人具备无懈可击的完美道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人生在世，肉体之身，为了生存，难免做几件有悖道德的事。王安石就对理学家们提出的种种高调的道德标准提出过讥讽，说他们那些道德要求是壁上行，根本无法实现。孔子就曾说过，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但理学家却说，一点小德都不能出入。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许多道德要求都是出口货，都是让别人来演的，自己只是个编剧或者是导演。

我们要了解一种学说，只需要看创建它的人就可以。程颐和他哥哥程颢曾去做客，主人用妓女招呼他们。程颐从始至终都正襟危坐，像块大理石。而他哥哥程颢却左搂右抱，卿卿我我。

程颐很不高兴，回家后，气咻咻地训老哥：“你这种行为真给读书人丢人！”

程颢打了个哈欠说：“我刚才是座中有妓女，心中也有妓女。现在，我离开了座，座中无妓女，我心中也没有了。你恰好相反，虽然你没有看妓女，但心中却有，只是假装正经，不敢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现在心中还有妓女。不然，你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我干什么？”

程颐瞠目结舌，赶紧跑回房间反省，结果发现他老哥说得真对。

程颐后来感叹说：“我们的道德要求定得太高啦，不符合人性。”可感叹完，他又给别人提要求去了，因为这些太高的道德要求，是他写给别人的脚本，又不需要他来演。

不过，郑复初不是纯粹的理学家，或者说，他对理学家在道德上的高标准并不那么在意。他最在意的是理学家的思想。

自他和刘伯温成为师徒后，他把理学思想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刘伯温，刘伯温就在他这里沐浴着理学思想的光芒。

于是，突然有一天，郑大师叫来刘爚说：“据说你祖上有人解救过千百号人，我以前对‘天道无常，常与善人’的说法颇有怀疑。现在我看刘基，发现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你把你儿子领走吧，将来他必是人上之人，光大你家门庭。”

刘爚大吃一惊，认为给郑复初的学费太少。但郑大师急忙摇头说：“理学宗旨，我已教给他。圣人说，想要弄懂天理人心，别人的传授只是启蒙，还要靠自己。你儿子悟性很好，必能悟道。带他走吧。我没有可教他的了。”

刘爚这才转惊为喜，领走了刘伯温。就在他准备观赏刘伯温悟理学之道时，刘伯温真的就悟了道，但不是理学之道，而是道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