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城一潭死水，因为有官文在。官文被曾国荃弹劾后，跑回北京休闲了一段时间，就被派到保定，做了代理直隶总督。

曾国藩向他伸出饱含深情的友谊之手，官文却想在上面吐口水。他和曾氏兄弟的仇恨虽未不共戴天，却在心里发誓老死不相往来。

在开始直隶总督工作前，曾国藩用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

第一副对联是这样的：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他问人：“怎样？”

“好！”

他也觉得好，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再看这副对联，觉得不太好。较真的人往往都是这样，一定要做到最好。于是，他又写了第二副：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社，即长官藉免愆尤。

他又问人：“怎样？”

“这个嘛，太深奥了。”

曾国藩扯碎了，捻着胡子，捻掉了几十根，写出了第三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幕僚们都叫起好来，“大人真是用心良苦，让人敬佩。”

曾国藩说：“诸位既了解我的心，我就欣慰了。”

这三副对联可谓是曾国藩的誓言，既要练好兵，又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疾苦，认真办事，修养民力，让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他这样希望，也这样做了。

首先是练兵，他从淮军和绿营中挑选精锐，用训练湘军的办法训练这支部队。其次是整顿吏治，难度很大。他择优录取了很多人，淘汰了很多人，但湘系的人从全国各地都跑来找他，结果，保定的吏治又和金陵异曲同工。最后，曾国藩在辖区内大兴水利，防杜河患，保证农业。

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把曾国藩再吹到风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绅士、民众和西方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互相谩骂、斗殴是轻的，严重的则会发生流血冲突，中国人会焚烧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开始的传教士来中国，纯是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发现来中国就会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于是鱼龙混杂。中国人首先对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们的恶意宣传，中国人就把传教士们当成了魔鬼。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无雨，中国人花费人力物力和金钱，祭祀龙王爷，却毫无成效。传教士们也过来凑热闹，用科学解释说，世上只有上帝，没有龙王爷，天是否下雨和神仙无关。

中国人愤愤不平，本来就不下雨，庄稼已宣告颗粒无收，洋鬼子还跑来说风凉话。于是，仇恨变成谣言。

有人说，天不下雨全是因为传教士，有谣言更进一步：教堂专门拐卖小孩，然后挖心用来做药。更有谣言登峰造极：洋人的眼睛发蓝，是魔鬼，要想保持他们的魔力，必须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亲眼所见，在教堂的地窖中，盘子里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当时风声已紧，有人提醒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传教士和民众的关系空前紧张。二人一笑，自从传教士来中国后，其和民众的关系就从未缓和过，慌什么！

1870年6月18日，酷热阵阵。天津桃花口的百姓捉到一个叫武兰珍的诱拐儿童的人，村民们先将其暴揍一顿，然后送到知县刘杰处。

审讯过程相当荒谬，刘杰事后称，武人贩子被送到时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其口供都是跪在他身边的桃花口百姓转达的。武人贩子说，他是教堂里派出来诱拐儿童的，还描述了教堂里有席棚栅栏，并说让他诱拐儿童的人是个两眼巨大的洋人。

刘杰觉得事态严重，就通知了知府张光藻，张光藻急忙通知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便派了人去教堂，和教堂方面对质。

结果对质那天，根本没发现武人贩子所说的席棚栅栏，他也不认识教堂里的传教士。崇厚认为，武人贩子在撒谎，张光藻也随便定了案，武人贩子是自主行为，和教堂无关。

直到那时，天津方面的官员也未认识到事情真的很严重。当他们在教堂里对质时，教堂外面已围了许多中国人。案子一定，中国人情绪大为激动。教堂的人也激动，双方扭打在一起。

崇厚立即派巡捕弹压，教堂方面当然不是吃素的，立即通知了他们的领事馆。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人和枪，在教堂前一阵乱轰。轰完后还不解恨，又跑到崇厚的衙门大闹。

崇厚以德服人，劝他赶紧走，因为衙门口已围了许多人。丰大业气呼呼地走了，围在外面的中国人还算克制，放出一条路来，让他走。

本来这件事应该就此结束，但丰大业自己作死，回去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抽出枪来就射，刘杰侥幸，可他的家人却受了伤。这下惹恼了中国民众，大家发一声喊，把丰大业和他的随从围住，乱拳乱脚，活活打死。

民众打得兴起，打死丰大业一行后，又跑到各个教堂和其他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又是烧又是杀，骚乱终结时，已有20名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烧三处。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京津震动。

第二天，七个西方国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要清政府严惩凶手，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口方向集结，可谓剑拔弩张。只要一点星火，就能引起滔天大祸。

能处理好这件事的人，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只有曾国藩。这是紫禁城所有人的共识，于是，曾国藩接到了命令：立即去天津处理这件事，记住，它关乎国运！

但这道圣旨还有句话：如果你身体允许，就赶紧去。

教案发生的一个月前，曾国藩已右眼失明，左眼差强人意，而且眩晕症加重。据他描述，走路犹如行进在云里，躺在**如同躺在海浪上。

如果他以继续患病为由，完全可以不去。幕僚们也说，您这身体和精神状况，恐怕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幕僚们说这些话时，曾国藩正在练字，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老实说，曾国藩的字属于中上。不过自从一只眼失明后，他的字就突然好了很多。有人猜测，由于只有一只眼，所以他写字时正如举枪瞄准，总能击中汉字的韵味。

幕僚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他漫不经心地把写满字的纸放到一旁，在新纸上写了字，很大的字，一个字。

他把纸张开，字的那面对准幕僚们。

“贞！”幕僚们异口同声地读了出来。

读，谁都会，可这个字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恐怕只有曾国藩知道。因为是他写的。

看到幕僚们大惑不解的神情，曾国藩苍老的面容竟然展现出许久未有的微笑。

他说，“朱熹把《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这个贞字配的自然是冬。我觉得，‘贞’字就是硬字诀。”

幕僚们来了兴趣，期待曾国藩的尽兴发挥。

“我认为，‘硬’就是倔强的意思，功业文章，都要从此二字贯注其中，柔靡不能成一事。认准了的事，非要有硬气，如农人所说的要如倔驴般，必要做出个模样来。”

“我们知道曾公的意思了。”幕僚们都是聪明人。

曾国藩接着发挥道：“何谓忠？尽自己的心力即是忠，这件事，我必须要去！哪怕死在天津，我也要去！”

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的事，不回避，不推诿。这才是大丈夫性情。但处理教案的难度，曾国藩纵然只有一只眼，也看得异常清楚：难，实在是太难！

对于难事，曾国藩向来有一种人生态度：以必死的决心去做！

窗外，阳光刺眼，刺得曾国藩那只失明的眼睛都出奇疼痛。站了许久，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说，“我已提前穿上了寿衣。”

庆幸的是，虽穿着寿衣，却还有机会写遗嘱。他提笔，情感真挚地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道遗嘱。

这不是一封简单的遗嘱，它是曾国藩晚年的理念和思想状况。读一个人的思想，最好是读他的临终遗言，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然曾国藩在1870年并未临终，却是以临终的心态写成的：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部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夺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钞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符篇积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力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修、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窗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佐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置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著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待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教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稗益于诸弟。余兄弟妹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叔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候、沅甫两叔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遗嘱的最后，曾国藩还留下两首诗，名为《忮求诗》。忮是嫉妒之意，求是多欲、贪求之意。曾国藩告诉子孙后代，不可嫉妒不可贪求，同时要克勤克俭，顺人生之自然。显然，这已脱离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了道家顺其自然、不争不怒的境界。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青少年时代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后，年老之时都会有这种心境，也会主动进入这种心境。世事沧桑，南柯一梦。几十年苦苦追求并且已得到的东西，最终不过是一场幻梦。

这道遗嘱，曾国藩看了三遍，润色了三遍，然后偷偷地锁到箱子里，叮嘱留守保定的心腹道：“一月后，打开它，寄回我的家乡。”

为什么是一个月？

幕僚没有问，曾国藩也没有说。

清晨，浓雾扑面而来，曾国藩被人搀扶到车前，回头用一只眼看了看直隶总督衙门，没看清楚。

他吃力地登上车，车轮在石板路上嘎嘎地响起，曾国藩在车里如雕像，闭着一只眼，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