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难迅速出征(1 / 1)

曾国藩在那个悲伤的两江总督衙门里,沮丧地和幕僚们说“宦海真是烦人”时,金陵城正无忧无虑地步入夏天。那场浩劫之下的尸体腐烂的味道还未彻底散尽,人人都在阳光底下被熏得头晕脑涨。

曾国藩的心情和腐臭的金陵城无关,而和北京城有关。就在一个月前,慈禧突然大发雌威,把她的亲密战友奕訢赶下了议政王的宝座。可以说,当初发动北京政变时,没有奕訢的支持,慈禧不可能独揽大权。几年来,所有的大政小事都是她和奕訢商量决断的。无人知道,为什么慈禧像条疯狗,说翻脸就翻脸。

奕訢被指控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彻底离开了政治场。曾国藩得知此事时,呆若木鸡。奕訢虽然和慈禧穿一条裤子,但对他曾国藩的器重有目共睹。而且湘系集团都看重奕訢在政治场的地位,曾国藩尤其认定奕訢是贤王,如果能长期在位,国家很可能会中兴。

但现在,一切都成泡影。他和彭玉麟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万千,泪水横流。曾国藩多年来始终把不和京师大臣谈友谊放在首位,他对奕訢的感情纯粹出于公心。也正因此,所以才更加伤心。

这应该算是时局溃烂、政治昏暗吧,曾国藩在心里悲叹。幕僚们不知他们的曾公心情到底糟糕到什么境地,只能等待曾国藩给答案。

曾国藩给出的答案是:朝廷要我迅速出兵,万难迅速出征啊!

难以迅速出征的原因,幕僚们心知肚明。此时的湘军已不是从前的湘军,经过曾国藩一番大刀阔斧的裁撤后,他所指挥的湘军只有二万余人。这二万余人在大半年来也没有训练,都在做义务劳动。临时招募,太不现实。另外,捻军骑兵居多,曾国藩要想和他们抗衡,必须要有骑兵,马源则是个大问题。最后,曾国藩要防备捻军渡黄河北上,还要有一支黄河水师。由于黄河水浅,他从前的水师战舰毫无用武之地。

他把这些焦头烂额的问题说给慈禧听,并且重点指出,湘军的作战风格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若要和行动迅速、不计后路的捻军展开大规模战争,非有半年时间不可。

慈禧闻听大怒,僧格林沁的冤魂正向她哭诉死得好苦,这位老女人认为曾国藩在向她要条件,于是发出圣旨:曾国藩可节制河北、山东、河南三十省所有军队,此三处所有官员都受曾国藩调遣。

曾国藩对着这道圣旨长吁短叹,最后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找来军官们说,咱们去打捻子吧。

军官们也长吁短叹,数年征战,满身伤痕,才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又要上战场。立即有军官说:“大帅,咱们是军人,战场杀敌是本职。可打捻子,就要去北方,背井离乡不算,关键是北方的面食,咱们吃不惯啊。”

曾国藩觉得很可笑:“这也是问题?老子我在北京做官,天天吃白面,也没吃死啊。凡事都要适应。”

将领们其实就是不想去,信誓旦旦地说:“南方人吃白面,真能吃死人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结果这场很严肃的战前动员会议成了饮食交流会。曾国藩发现按这种思路开上个一年,也毫无结果,于是宣布散会。

散会不久,慈禧的圣旨又来了。圣旨说,捻军杀掉僧格林沁后,队伍极度膨胀,中央政府很担心他们会乘胜北渡黄河,威胁京师,曾国藩必须立即领军北上,江山社稷存亡在此一举,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慈禧还说,你离开金陵,两江总督暂由李鸿章代理,他是你的人,你大可放心。另外,我们知道你把军队裁撤很多,李鸿章的军队也可以用啊,这还用我们说吗?

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对将军们说:“咱们上路吧。”

将军们一阵乱哄哄:“大帅,走不了啦,昨天我们到部队去动员,结果大家都说死也不去北方,很多士兵说要提前退伍,现在就有几个营的士兵已跑得无影无踪。”

曾国藩心潮起伏,闭上眼,平复了要爆发的情绪,睁开眼时,已平静如水。他说:“愿意跟着咱们去建功立业的,热烈欢迎;不愿意去北方吃白面的,咱们不勉强。”

将军们说:“那咱们只有九千人啦。”

曾国藩在心里开始骂街:“让李鸿章给咱们一支淮军,还有僧格林沁的残兵,能凑多少是多少。”

李鸿章非常配合,立即派出一支以手下骁将刘铭传为总指挥的二万余人的淮军。曾国藩检阅这支军队时,发现士气高昂,问到饮食问题,这位未来的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扯开嗓子喊道:“我们不像湘军那样畏惧北方寒苦、也能习惯吃白面,您指哪里,我们就冲哪里。”

刘铭传话音才落,淮军阵营里就发出夸张的狂笑,搞得曾国藩和陪同巡视官们毫无面子。曾国藩回到衙门后,忧虑地说:“这支军队武器现代化,一定很能打,但我未必能指挥自如。”

派去视察僧格林沁残兵的人说:“我看这仗不好打,僧格林沁的残兵更不好指挥,搞来搞去,恐怕只有咱湘军了。”

曾国藩大叫一声:“哎,万难迅速出征啊。”

就在他情绪低落到谷底时,李鸿章派人来告诉他:“曾公不必焦虑,我已派了一支精锐乘船到天津保卫京师,您大可放宽心,做准备工作。”

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但心情还不是很明朗,或许此时就注定了剿捻失败的结局。一个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1865年6月下旬,曾国藩才乘船北上。此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安徽北部,并轻而易举地将安徽布政使英翰包围在雉河集。曾国藩很头痛,他原本的计划是先到徐州筹建骑兵。这时只好改变计划,先到临淮关,指挥军队解救雉河集之围。

捻军正在雉河集狂呼乱喊,听说曾国藩带着大军到来,立即主动撤围分为两支,一支进入河南,流动作战,一支进入湖北东部,进行修整。

曾国藩和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支兵团首脑们开会,他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在悠悠的船上想,在颠簸的马背上想,吃饭时想,连做梦都在思考。

他对将领们说,捻军虽没有太平军声势大,但它最不好对付。你说它是流寇,可它在安徽蒙城、亳州有根据地,你说它不是流寇,可它纵横千里,行踪无定。所以,我觉得对付它们,应该用军事进攻和政治清查相结合的办法,双管齐下。

所谓军事行动,就是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曾国藩的计划是:用水师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威胁京师;在捻军的活跃区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四地驻防重兵;另筹两支机动精锐,跟踪追击捻军,使捻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追踪、堵截,无法活动,无处立足,只要他们被追进四地任何一地,都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四地驻防重兵就是盖了个猪圈,两支机动精锐就是赶猪人,只要把猪赶进猪圈,猪就只能听他的摆布了。

所谓政治清查,就是在捻军活跃的各地割断他们和百姓的联系。曾国藩指出,对那些证据确凿“通匪”的百姓,不必审问,就地正法,对那些证据不充分、看上去鬼头鬼脑的也按这种方式处理。总之,就要让捻军成为离开水的鱼,千方百计地孤立他们。没有了百姓的接济,捻军就是一只纸老虎。

会议结束时,曾国藩对各位长官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分属不同的军队,但都是大清的军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剿灭捻军,建功立业。”

湘军将领们拼命鼓掌,淮军刘铭传微微颔首,曾国藩偷偷注意到有一人,向他投来轻蔑的哂笑。此人叫陈国瑞,原是浙江处州总兵,此次是按朝廷旨意,指挥僧格林沁残兵的。

曾国藩对他印象深刻,会议一结束,他就和幕僚们说:“这个陈国瑞非出乱子不可。”幕僚们问原因,曾国藩说:“此人獐头鼠目,面相不好,皮笑肉不笑,属于桀骜不驯的人,你们要密切注意他。”

有幕僚就佩服起曾国藩来,大帅好眼力。这小子的确不是好鸟。他原本跟着长毛贼混了,后来投降政府,由于心狠手辣,能征善战,被僧格林沁看中,一路保举,成了将才。他的确打过几次胜仗,但和咱们比就差太远了。不过他是井底之蛙,心高气傲,谁都不服。

曾国藩长叹一声:“当初就不该解散湘军。”

这是事后诸葛,如果当初不解散湘军,他曾国藩能不能位居高位,安枕无忧地活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他叹息过后,仍然担心陈国瑞,不幸的是,这一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

按曾国藩的计划,陈国瑞带领僧格林沁残兵驻扎济宁。突然听说捻军正向济宁移动,曾国藩担心陈国瑞无法守卫,于是派刘铭传去支援陈国瑞。刘铭传抵达陈国瑞的驻地后,并未见到捻军的影子,正要返回徐州,事情发生了。

刘铭传是淮军的精锐,士兵都配备洋枪,声势夺人。陈国瑞初见刘铭传部队时,就看着士兵肩膀的洋枪流下口水。换作别人,必要和刘铭传商量,购买几支,但陈国瑞向来喜欢以最简洁的方式解决事情。这个方式就是:抢。

他精挑细选了五百人,这五百人都是战场勇夫,拿着破铁片子就冲到了刘铭传部队驻扎地。哨兵最先发现这些人,报警。刘铭传当时不在营里,没有指挥官。所以陈国瑞的五百大刀帮势如破竹,连砍了刘铭传十几位士兵。

淮军怒了,齐声高叫:“再砍,我们就开枪了。”

陈国瑞的士兵不为所动,继续拿着刀片砍人,淮军还击。不到半个时辰,陈国瑞的五百人全军覆没,陈国瑞本人被活捉。

刘铭传回来闻听此事,大吃一惊,不是吃惊陈国瑞抢枪,而是陈国瑞居然让五百人拿着破刀片子来抢枪。他跑到关押陈国瑞的小屋里去看对方,陈国瑞正在咆哮,诅咒刘铭传。

刘铭传对看守说:“这人精力充沛,大概是吃多了,饿三天再说。”

三天后,陈国瑞被饿得头晕眼花,在监狱里痛哭流涕,渴求刘铭传的原谅。刘铭传大度地释放了他,还管了他一顿饭。那大概是陈国瑞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回到驻地,他就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杀他的士兵,扣押他这个朝廷命官,要曾国藩惩处刘铭传。

即使真是刘铭传的过错,曾国藩也不敢惩处,因为刘铭传是淮军的人,何况,还是陈国瑞的错。

他写信给陈国瑞说,你这大半生有功也有罪,功过相抵,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被刘铭传扣押,是你有错在先,怨不得刘铭传。我们有幸并肩作战,应以和为贵。你不可再生事端,我拥有节制数省军队之权,不要逼我用这个权力。

陈国瑞气得哇哇怪叫,和曾国藩耍无赖,说他偏袒刘铭传,只因为淮军脱胎于湘军。

曾国藩也大怒,严厉斥责陈国瑞无事生非,并向中央政府控诉陈国瑞的不守纪律、难成大器,尤其是在对付捻军之时,这种人只能坏事。

中央政府只好下旨痛斥陈国瑞,并威胁他如果再不听曾国藩的,就军法处置。陈国瑞一下傻了,真若前途尽毁,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想到这里,他马上换了张笑脸,对曾国藩俯首帖耳。

陈国瑞的屈服,使僧格林沁残兵规矩了很多。幕僚们宽慰曾国藩说:“这下可以松口气了。”曾国藩说:“哎,没那么容易。”

幕僚们面面相觑,曾国藩指了指外面,淮军正在练兵,吆五喝六,声势夺人。

曾国藩欲说而未说的正是来的这支淮军。淮军虽是曾国藩首倡,却是李鸿章一手所锻造出来的,淮军将领从不认为自己是湘军,当然就不会认曾国藩,他们只认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命令,他们往往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会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更改曾国藩的命令。如果不能如愿,就消极怠工,变相抵制,拖延不肯执行。

让曾国藩大为气恼的是,李鸿章竟然遥控淮军,淮军将领每次有所请托,李鸿章就会给曾国藩写信,请求更改命令。曾国藩只能“忍辱负重”。

无数历史史实证明,“忍辱负重”并不能带来效益。陈国瑞事件不久,发生了刘铭传和李昭庆事件。

曾国藩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四镇(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之中周口地当要冲,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但此地是四战之地,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驻守。他对部队进行一番观察后发现,刘铭传兵团最适合。因为刘铭传本人精明能干,优于其他将领,还因为他的兵团人数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

他把想法告诉刘铭传,刘铭传直摇头。刘将军觉得,他的部队应该作为机动部队,追踪击杀捻子,而不是守株待兔。

刘铭传说这话时,曾国藩紧盯着他的双眼,立刻就做出判断:刘铭传在撒谎。他之所以不去,就是因为此地最易遭受攻击,是个危险之地。

曾国藩好言相劝了半天,刘铭传不为所动。曾国藩急了,说:“那我只能下命令了。”

刘铭传站起来,一拱手:“您随意。”

曾国藩的命令还未下达,李鸿章的信就来了。李鸿章说:“刘铭传的部队是我淮军精锐中的精锐,若放在四面受敌的周口,恐会遭受巨大打击。请曾公给我个面子,派他人如何?你老湘军里不是有很多能征善战的人嘛!”

曾国藩气得抓耳挠腮,气过之后,他觉得不能和李鸿章来硬的,所以又出一招:让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筹建马队,马队建成后,李昭庆就是这支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去追踪击杀捻军。

李昭庆不同意,李鸿章也不同意,二人都觉得追击敌人尤其是捻军太危险,搞不好会和僧格林沁一个下场。曾国藩这次来了脾气,下达命令说:刘铭传和李昭庆必须按命令行事!

刘铭传马上生起病来,而且相当严重,已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李昭庆剑走偏锋,说突然对阳光过敏,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曾国藩气得浑身发痒,他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撑腰,刘、李二人绝不敢如此放肆。胡乱在身上抓了几把后,他的癣稍安了一会。摊开纸,酝酿了半天,开始给李鸿章写信。

他说:“现在淮军一部既归我管辖,那么阁下应该当甩手掌柜。凡有人向你请求,你应该置之不理。如果号令不从我这里出,我要这支军队有何用?当摆设吗?你总担心我对你的将军们严苛,其实我已老了,人一老,就有了慈悲之心。我常担心过于宽大,绝无严苛之理。我现在常存了为父为师之心肠,责骂他们,激励他们,无非是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做一个对江山社稷有用的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现在以你老师的名义和你约定一下,以后对你的淮军将领,除了撤职以外,其他任何事,你都不要过问。如果你认为我的命令有问题,可密函来告,我们再协商。”

这封信情绪颇为激动,但又不失分寸,李鸿章同意缩手回来,刘铭传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庆宣称他也需要透透气。二人都走出卧室,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表面上看,一切都好,其实艰难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