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上海的洋人们来找李鸿章，李鸿章趁势请他们检阅淮军。当时的淮军，兵饷不足，而且在乱世摸爬滚打了多年，衣衫褴褛，浑身流淌着二流子气质。洋人们看完，就愁眉苦脸，偷偷对人说：“这简直就是你们中国的第一大帮丐帮，怎么可能守得住上海？”

有人把洋人的担忧告诉李鸿章，李鸿章“呸”地吐口痰到地上说：“别听他们危言耸听，他们这样说是想让咱们‘借师助剿’，曾公说过，死都不会靠他们这群洋人。不过，”李鸿章转动眼珠说，“他们的枪炮可真够劲的，你问问他们，是否能卖给我们一些？”

李鸿章说曾国藩死都不会“借师助剿”，字字都是真的。所谓“借师助剿”，是当时清政府流行的一种想法，就是借助洋人的兵力来对付太平军。

其实，“借师助剿”的论调存在许久了。早在曾国藩困守祁门，英法联军进北京时，有洋人就曾向清政府提议，俺们可以用先进武器帮你们打洪秀全。清政府的老人们围在桌子前商议，商议了多日，也没有结果。他们突然想到，这种事远在南方战场的顶梁柱曾国藩最有发言权，于是让曾国藩发表意见。

曾国藩当时的处境万分艰难，如果让洋人助攻太平军，先不说输赢，至少能把围困祁门的太平军兵力分出一些去。可纵然如此，曾国藩深思熟虑了几天后，给出的答案仍是：外夷的军队不可用！为什么，他说，自古外夷帮助中国消灭敌人后，都有意外要求。就是说，借助外夷，成本太高，超乎想象。

他还自信地认为，湘军水军已控制了大部分长江江面，清政府部队的单薄在陆而不在水，太平军能够纵横南中国，也是在陆不在水。湘军陆军不可能进兵天京，就算洋人的战舰由海口沿长江上行，也不能收夹击之效。也就是说，洋人无用。

不要认为曾国藩是个正儿八经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正如儒家教导他的那样“无可无不可”，绝不会用死规矩把自己限制死。洋人要借兵给他，他不同意，可对于洋商从南到北代运漕米，曾国藩满口答应。

他对中央政府说：“对外人借兵给咱们的事，要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对他们出兵，咱们应委婉地拒绝。可是他们要代我们运送漕米，我是大力赞成的，咱们应该鼓励他们，让他们发更大的光和热。”

信的最后，曾国藩说：“我和左宗棠、李鸿章商量的结果就是如此。不过，纵然要他们代运漕米，咱们也不能一劳永逸。洋人的先进技术，咱们只要有机会，必须要学习啊。”

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远见，在那种自身安危都受到考验之时，竟能想到如此深远的计划，曾、左二人实在有过人之处，也足以证明，后来二人倡导洋务运动，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对曾国藩“自以为是”的论调大为不满，王有龄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在祁门被困成了鳖，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洋人无用，实在是死鸭子嘴硬，不借助洋人，他曾国藩根本就对付不了长毛贼。”薛焕更是气冲斗牛，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这是掩耳盗铃，说不借助洋人，可上海现在就是靠洋人在守卫，一批不远万里来的美国人还自动自发组织了‘洋枪队’，帮助我们打击长毛。”

二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脆弱的内心认定纯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对付不了长毛，而曾国藩虽身处逆境，却内心强大，再加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他有着不同于王、薛二人不同的声音。

价值观决定人生观，这话一点都没错。

清政府对曾国藩和王、薛二人进行综合评论后，觉得曾国藩正确，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岂止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当时在南中国受到侵害的所有中国上层社会都这样想。上海方面的士绅在未去请曾国藩出兵前，就大肆鼓吹应该请洋人来保卫上海，并请中央政府向洋人“借师助剿”，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常州等地。

中央政府再问曾国藩的意见，当时他已从祁门出来，正在围攻安庆，胜利指日可待，所以底气更足。他对上海那群士绅说：“几个洋人拿几条枪保卫上海，这可以，但让他们进攻苏州、常州，简直是滑稽可笑。上海是通商口岸，也有他们洋人的利益，他们保卫上海，理所应当。可苏州、常州等地不是通商口岸，没有他们的利益，他们来这里，能有什么责任心？！”

上海士绅们垂头丧气，曾国藩后来又去信对他们说，既然让人家保卫上海，就该以诚相待，不可猜疑，尤其不可自傲自卑，能得其心，就能得其力。

以“诚”待人是理学家的杀手锏，曾国藩主张在外交上也应该如此，这是他终生的人生信条。

薛焕气得鼻子都歪了，正遇到太平军猛攻上海，洋人们也守得很艰难，薛焕再提“借师助剿”。曾国藩也没好气，对中央政府说，“谁不想尽快消灭长毛，洋兵如果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兵天将，那咱们不用就是傻子。可这些人狼子野心，不成功还好，一旦成功，所要求必然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到那时候我们给还是不给，给的话，必是贻害国家，不给，就得开战，谁能保证打赢？这不是前门驱逐了狼，后门来了虎吗？！”

“借师助剿”的论调一时沉入谷底，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不久，又一波“借师助剿”论兴风作浪。提出这一老掉牙论调的人是三口大臣崇厚，他玩了个花招，说洋人不可信，但印度人可信，大家都是受洋人欺辱过的。我们可以借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兵来中国，帮助我们打长毛。

曾国藩忍无可忍，怒斥荒唐：第一，借师助剿是大错特错，只图眼前痛快，不想将来的危险。这些人鼠目寸光，应该都拉出去不经任何审讯就斩首示众；第二，他曾国藩三番五次地摆明了自己的主张，可还是有人三番五次地提“借师助剿”，拿他曾国藩的话当放屁，简直无法容忍！

他联合左宗棠、李鸿章向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很不客气的奏章，专谈此事。他说，经过缜密的调查后，我们得出结论，英国人调印度兵来助剿这件事是子虚乌有，英国人在印度都手忙脚乱，怎么可能有精力调人来中国？纵然英国在中国的地方官想从印度调兵，在他们那种政体下，必须经过议会通过才可进行。崇厚脑子里都是糨糊，不知他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英国人忽悠了，还是他做梦梦到的，竟然异想天开，这种人的智慧不足以担任官职，皇上应慎重考虑他的去留。

最后，他又说了不借洋兵的另外理由，可谓掷地有声：长毛匪原本是中国良民，纵然为匪，失去良知本体，也是吾中国国民，自有我中国管，岂要外人来？况且，今日之形势，长毛匪已是穷途末路，我辈自有能力结果他们。即使他们仍气焰万丈，这也是我们自家的事，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和汉朝人的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同样气势如虹。

曾国藩说了这么多情绪化的话后，笔锋一转：“如果政府真听了那些不开窍的人的话，借师助剿，那湘军绝不会配合进攻。湘军不配合，洋兵人少，能攻城但没有人力守城，最后肯定是白玩一场。”

慈禧看到奏章的最后，想要发怒，但终于忍下来。虽然对曾国藩很有意见，但她还算清醒，绝对不能借师助剿。

曾国藩四拒借洋兵，终于使得洋人没有进入中国军事领域，至少在这一程度上看，它保全了中国的军事主权。

为了不让洋兵参与中国事宜，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最具典型的是阿思本舰队事件。阿思本舰队事件是这样的，1860年，英法联军进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同治和慈禧回京后，负责和英法联军和议的奕訢说，这群鸟人能如此轻松地进了咱们帝国的心脏，就是因为船坚炮利。我看这很好办，只要咱们花钱买一支舰队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说奕訢是当时的高瞻远瞩者，但这件事证明了他的平庸。不从制度上改革，全去表面武器上装潢，这和一个肺痨患者看到拳击高手天下无敌，认定是拳击手套的强大的思维模式一样。

奇异的是，奕訢的看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曾国藩也暂时同意，不过他比奕訢走得更远一点，他希望能有自己的船厂，而不是全靠购买别人的战舰。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奕訢和洋人们交流、谈判，最终确定每艘战舰数十万两白银。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大呼太贵。但他又不好阻挠这件事，因为开始时他是同意的。于是他掉头重新拿出自己的主张：此时购买战舰无非是为了对付长毛匪，可我早就说过，长毛匪的长处在陆而不在水，洋人的战舰都是横行于辽阔的大海，咱们和长毛匪交战的地方没有大海，要那么多战舰做什么？

奕訢头痛不已，问曾国藩，请把话说清楚点，我最近公务太多，脑袋都要炸了，你想要表达什么？

曾国藩拿出自己的想法，战舰必须要买，买战舰不是目的，买来后研究它，然后咱们来自己制造，一来省钱；二来可以不必仰洋人鼻息。当有一天，中国人见到战舰不会大呼小叫，咱们就真的强大起来了，就可以和洋人分庭抗礼了。

奕訢头更疼了，他想不了那么远，按他和慈禧的想法，买一支舰队回来，消灭太平天国，这就是直接目的。可曾国藩又谈什么自己制造战舰，这就超出了他的想象。经过多日的模糊的思考后，他同意了曾国藩的想法，不过，还是违背了曾国藩的意思，购买了一支小型舰队。

这支舰队包括三艘中号军舰、四艘小号军舰、趸船（无动力装置的矩形平底船，通常固定在岸边，用于装卸货物或供士兵上下使用）一艘，又购买了大批武器弹药，一共花费白银六十五万两。

闻听此事，曾国藩拍着大腿对人说：“几艘破船就值这么多，要是自己建造，何至花这么多冤枉钱？”

虽然如此说，他还是渐渐乐观起来。当时胡林翼仍在世，他和胡林翼商量说：“这些战舰一到，每艘战舰留下三四个洋人，至于士兵，都用咱们湘军的，炮位也用湘军，哈哈。”

人生法则之一，就是发生的事永远是你预想不到的。就在曾国藩踌躇满志时，情况发生变化。变化来自二道贩子、英国总税务司司长李泰国，他是英国人，但因为总和中国人打交道，觉得中国人名字很酷，所以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他把这件事想得特别美好，也特别长远。清政府把钱交给他，购买了战舰后，李泰国阁下竟然私自聘请英国水军上校阿思本为这支战舰的司令。这还不算，他还招募了六百多英国水军官兵，准备舰上全用英国人。

这就是所谓的阿思本舰队，随之而来的就是阿思本舰队事件的爆发。

如果事情只到此为止，也不算什么。一个舰队的司令和士兵是外国人，并不代表舰队的归属权也是外国人。可随之发生的事让清政府和曾国藩惊骇万分。

战舰未到中国时，李泰国摇摇晃晃地进了北京城，和奕訢等人寒暄一阵后，就从皮包里拿出几张纸，上面既有英文也有汉文。奕訢莫名其妙地问：“这是什么？”

李泰国晃**着肥头说：“看了就知。”

奕訢就看，这是份合同，双方签订人不是他李泰国和奕訢，而是他李泰国和阿思本。奕訢才看到第二条就大吃一惊，看完最后一条后，简直要跳起来痛揍李泰国一顿。

这份合同的大致内容是，阿思本是这个舰队的司令，而他李泰国是司令的司令。阿思本有权决定中国以后的水军规模和战舰样式，并且这支舰队要挂外国军旗，至于中国清政府的龙旗，随便找个地方画几只蚯蚓就可以了。

这个合同告诉清政府一件事：你们出钱买的舰队不属于你们，不但这支舰队不属于你们，以后你们的海军也不属于你们。

若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早就抽出腰间的铁片子，把李泰国一刀两断了。可因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对英国人已畏惧如虎。奕訢一面擦拭汗水，一面向李泰国表示，这事他做不了主，要请示慈禧太后。

李泰国在椅子上微笑着点头，意志坚定，自信十足地说：“让你们的女皇看看也无妨。”

伟大的女皇慈禧看了，要跳起来，却终于忍住，隔着帘子问奕訢：“南方那群人怎么看？”

这当然指的是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此时，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顶梁柱。奕訢轻轻地说：“已经把此事传去南方了。”

慈禧再问：“你觉得他们会怎么看？”

奕訢想了一下：“他们听您的。”

“是吗？”慈禧笑了，瞬间收了笑容，蹦出三个字，“听个屁。”

慈禧可谓未卜先知。曾国藩得知此事后，万分激动，写了封情绪极为激烈的奏章，希望中央政府死都不要答应这件事，即使那些钱一毛都要不回来，也不可答应。

他的奏章在路上时，奕訢等老人们已在制定新的合同，这份合同只轻描淡写地改了一句话：阿思本的司令职务应由清政府授予，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应是中国人，而非任何外国人。

消息再传到安庆时，曾国藩简直要暴跳如雷了。

耻辱！他的脑海里只有这两个字，但焦躁地转了几圈后，他突然猛地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让他冷汗直冒。

中央政府那群人纵然被英国人的两次战争吓破胆，也不至于害怕到这种程度，花了那么多钱，只买个总司令任命的权力？

这件事如果换个角度考虑，如果阿思本带着他的舰队来南方，由于他的任命是出自中央政府，是不是就说明他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等于说，中央政府派了支舰队抢他的胜利果实来了？！

曾国藩一屁股坐进椅子里，脑里乱成一锅粥。由此看来，中央政府还是对他大大不信任啊。如果他这个时候还坚决抵制这支舰队，那岂不更是给了中央政府一个印象，他曾国藩想独揽南中国？！

可问题是，由于深谙传统文化，曾国藩在安庆的这段时间已尽量收缩自己的权势，低调得让人叹为观止，他只是希望北京朝堂帘子后面那位对自己的猜忌减少一点，维持好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倘若这种思路在他头脑中占据上风，那他的行动应该是，完全同意中央政府的决策，并沐浴更衣，焚香祷告、敲锣打鼓欢迎阿思本舰队。然而，对这支舰队的归属权所产生的对国家未来的担忧，让他不惧猜忌，毅然决然地上奏中央政府说：“咱们出了钱，就该让咱们的官员全权指挥，绝不可让洋人把持这支舰队。如果洋人非要把持，那干脆将这些战舰赏给各国，付出的钱，咱们也不要了，就当喂李泰国这只狗了。”

这番话铿锵有力，奕訢和慈禧都受到震动，这就是花钱买未来，非有高瞻远瞩的人不能做出。

慈禧问奕訢：“你说该怎么办？”

奕訢不能说曾国藩势力大，此时不好得罪，于是说：“曾国藩说得很有道理。”

慈禧说：“那你就硬着头皮去交涉吧，你有几十万两白银做靠山，应该是底气十足吧。”

奕訢的确底气十足，阿思本更是底气十足，声称奕訢和李泰国订立的章程，他绝不同意。如果非要如此，他就将舰队解散。

奕訢还抱着幻想，对阿思本说：“舰队是我们花钱购买来的，你要走就走，把船留下。”

阿思本向来是强盗思维，他说：“船是我开来的，你们不让我独断，那我就要把它开回英国，有本事，你们派人去把它开回来。”

奕訢没有这个本事，给曾国藩去信询问对策。曾国藩这回头脑冷静下来，毕竟是那么大一笔钱，不能无缘故就真的赏给洋人。他出了个主意，阿思本可以把舰队开走，但大清政府是出了钱的，所以委托阿思本把船变卖，变卖之后的钱应该归还清政府。

阿思本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乐不可支。为了利益最大化，他声称我们这次来中国，花费颇多，往返费用你们要给报销。

曾国藩和奕訢不必商量，他们要的就是这结果，立即同意。于是，阿思本虚报账目，又把销售战舰的价格一压再压，最后，清政府损失了近四十万两白银，终于取缔了阿思本舰队。

“阿思本舰队事件”让清政府的一些激进分子大为恼火，无缘无故浪费了这么多钱，居然什么都没有得到。纵然是拥有猴子智慧的人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在慈禧面前指责奕訢和曾国藩，慈禧只是异常平静地听着，最后才说，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提了，谁提我就惩治谁。

当北京紫禁城里的那些迂腐官员正谈论失去的金钱时，曾国藩却在安庆城中愁眉不展。他意识到，阿思本战舰事件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造船厂，自然也没有驾驶员。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必须要建造自己的造船厂和培养自己的船员。

当然，这不是他紧迫的任务。在1862年，曾国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