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王阳明能有惊骇天地的龙场悟道，全因为他对朱熹式“格物致知”的怀疑。“龙场悟道”实际上是王阳明对朱熹式“格物致知”的重新解析，由此捕获了“心即理”的心学法则。谈心学法则“心即理”之前，就必须了解朱熹式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心学的“格物致知”的区别。
如果把一只烤鸭端到朱熹和王阳明面前，二人的反应会截然不同。
朱熹会认真地盯着烤鸭看一会儿，当他看了许久后也搞不懂鸭子是如何成为烤鸭后，他会叫来烤鸭师向他请教。他请教的问题很多，比如几岁的鸭子最适合烤、烤鸭子之前有什么仪式、都放哪些调料、烤多久，等等。不过如你所知，饮食业特色菜的秘方是不外传的，所以朱熹从烤鸭师那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他连香喷喷的鸭子也不吃了，转身去了书店，买了几十本关于烤鸭的书籍，回家日夜苦读。最终，他可能学会了烤鸭，也可能没有学会。如果他学会了制作烤鸭，就会把烤鸭的制作流程当成知识传授给后人。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会从鸭子成为烤鸭中得出一个天理来。这个天理可能是：活生生的鸭子一点都不好吃，但经过专业的烘烤后，就成了美味。所以，人生在世都应该记住这样一个天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我们上面论述的整个过程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格”是探究的意思，“物”是万事万物，包括意识的和物质的，在烤鸭的例子中，则是烤鸭。“致”是求得、获得的意思，“知”是知识，用烤鸭这个例子来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朱熹用两种探究方法（一是实践，问烤鸭师；二是书本，买《烤鸭大全集》）来探究烤鸭，最后获得了烤鸭的知识。注意，这还不算完，这个“知识”不仅是常识，它还必须上升到天理层次。正如我们刚刚说的，朱熹通过探究烤鸭的知识，从而得出一个人生哲理。
当王阳明面对那盘烤鸭时，他可能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他抄起筷子就吃；第二，他会在朱熹走后，看着鸭子说，请你不要见怪，如果你是活的，我是绝对不会吃的。但你现在是死的，而且你的命运就是被人扔到烤炉里烤，最后端到饭桌上被人吃掉的。所以，我吃你是心安理得的。至于你是怎么被烤出来的，我不想知道，我又不是烤鸭师，干吗要知道这些，我只需要知道吃你没有错就是了。这段话就是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格”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是意之所在。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时，就要存一种好的想法，用当时的理学大师湛若水的说法就是：格物就是正念头。如果念头不好，马上改掉，念头好，就要维持。
王阳明意识到吃鸭子这件事时，只是说鸭子被我吃，是天经地义，是天理。所以他继续保持这种意识，进而“致知”。“致”是停止、实现的意思，“知”则是良知。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通俗而言就是这样的：通过在事上正念头而实现良知。用烤鸭的例子来说就是，通过吃鸭子时的正念头（心安理得）来实现良知。
那么，或有人会问：“你凭什么说‘物被格了后，良知就实现了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良知是主宰我们心的，它是我们的本性，比如你看小孩子，都知道喜爱自己的父母，都知道尊敬自己的兄长，这就是良知的作用。但是这个良知不能被私欲所遮蔽，我们每个人遇到事情时都有私欲（自己的小算盘）来遮蔽，所以只要正了念头（别打小算盘），就能实现良知。”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大相径庭的解释。比如孝顺父母，朱熹认为，孝顺父母是个复杂的活，你必须要探究学习孝顺父母的各种知识，最后得出一套理论，然后再开始孝顺父母。而王阳明则认为，只要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端正好态度（正念头），良知就会指引你去如何孝顺父母，这些孝顺父母的行为是不必向外学习的。
两人的认识所以不同，原因就在于，王阳明认为，心即理；而朱熹则认为，性即理。
在理学语境中，心分为性和情两种，这两种都与生俱来。“情”主要指的是七情六欲，情欲是表现出来的，是外在的；而理学家则主张“静”，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时刻保持庄重的仪态，要注意体统，不能追赶跑跳蹦，更不能放肆地喜怒哀乐。程颐的态度就是，人应该像僵尸一样，面无表情，行动起来一板一眼，只有这样才符合“性”。性是一个人作为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也就是天理。正是因为有这样奇妙的理论，所以，理学家要求别人“存天理（性）灭人欲（情）”。于是，朱熹就说，心可不是天理，心的其中一部分的性才是天理，情不是。
问题是，心分性和情正如水（H2O）分为氢原子（H）和氧原子（O）一样，一旦分割了，就不可能称为水（H2O），把“情”从“心”分出去，甚至咬牙切齿地想把它灭掉，这太不现实。朱熹也认为这有点不现实，所以他认为，我们的心是不足的，因为“情”被扔出去了，必须要找点什么东西补充进来代替“情”。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因为性和情是心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你把右腿给砍了，即使把左腿练成金刚腿，你还是个残废，必须要去外面找来一条腿，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于是，朱熹到心外去寻找另外一条腿，希望通过对万事万物的探究，从而不停地得到各种各样的天理和道理，来弥补心的不足。
老实说，这种方法没错。我们必须要向外界学习，才能充实自己。比如我们要想开车，必须要去考驾照，比如我们想知道原子弹为什么有那么大威力，我们必须要从最基本的数理化开始学起，这些都是外在的知识，我们学习它，没有错。可理学家们却在这里来个大转折：学习了这些基本的常识后，还要累个半死，把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本来，我们考驾照的目的就是为开车，会开车后，这个“格物致知”的流程就走完了。朱熹却说，从考驾照后到会开车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得出个人生道理，然后把它写进我们的修身宝典中。
从前在洛阳城，程颐对一只破壳欲出的小鸡“格物致知”，他的确得到了知识。他发现小鸡破壳时是先用脑袋撞击蛋壳，而不是别人说的用嘴巴啄蛋壳。到了这个阶段，“格物致知”已经完成，可程颐却一惊一乍地说：“啊呀，看到小鸡出生，我就看到了天地的生机生生不息。”
在王阳明看来，理学家的愚蠢莫过于此，把原本属于心的情扔了出去，又拼死拼活地去外面寻求代替情的东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王阳明说，我们的心本身就是个与生俱来、无所不能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有良知，良知是个法宝，能辨是非，能知善恶，你知道了是非善恶，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
至于人心中的“情”，它远没有理学家们说得那么恐怖。它不过是蒙在“性”上的一层尘埃，不过是遮住良知的一片乌云。尘埃一吹就逝，乌云一阵风来就散，不必大惊小怪。
既然心是无所不能的，那我们何必画蛇添足地去外面寻求什么天理？天理就在我心中。理学家们在外面寻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其实他们所探究的一切，在自己的心中早就有了。所以说，心即理。
王阳明同时还向理学家们提出一个质问：假设你们能从心外寻求到真理，可这个真理因为是从外面寻求到的，如何来和我的心相融？正如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人，如果不匹配，那是要出人命的。举个例子，理学家向外寻求真理的手法之一就是通过书本知识。可书本里的知识一定都是对的吗？如果书本上说砒霜能吃，难道你不用心想一想，拿起来就吃？
这就是心学和理学的一个重大区别，实际上，心学和理学分道扬镳，也只是这一个区别。
在“格物致知”上，理学家和心学家还有个不易被察觉的区别。理学家为了弥补心的缺陷，会毫无目的地去外面寻求知识，这有点像肉猪，只要它认为是能消化的东西，它都要去吃。而心学家首先是在心里认为这个知识有必要去追寻，然后才去追寻。前者是先探究，后用心；后者是先用心，后探究。
王阳明的妹夫、他最得意的弟子徐爱曾对王阳明的“心即理”产生疑问。他问王阳明，您说天下的道理都可以在心上求，这可能有点问题吧，世界上那么多道理，你如果不去心外探求，怎么可能得到？不说远的，就说孝顺父母，忠诚领导，如何在心上求？
王阳明叹息说：“你这种认识，许多人都有。我想问你，你孝顺父母的道理是去父母身上求来的还是你在心上求来的？如果是从你父母身上得来的，那如果你父母死了，你那孝顺的道理是不是也跟着死了？你肯定是先有了想要孝顺父母的心，然后才有种种孝顺父母的行为，孝顺父母的心，不过是你的良知指引你而已。如果你的良知光明，没有被私欲遮蔽，那么，你表现在侍奉父亲上就是孝，表现在侍奉领导上就是忠诚，等等。你只需要专注你的良知，不要让它被私欲遮蔽，天下所有的道理都会在你行动时出现，你到外面去寻求什么呢？”
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好好地关注自己的良知，当我们去做事时，良知就会自动自发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良知在我们心中，所以你只需要在心上用功就是了，所以说，心外没有任何道理。正如一个杀猪的，只要把手中的刀磨得锋利，天下就没有杀不死的猪。
我们有点遗憾，徐爱问的只是儒家最关注的“忠孝”问题，如果徐爱问王阳明：您说心外无理，那么，如果我要制造一把神机营使用的火枪，那制造火枪的这个“道理”是在心内求还是心外求？如果王阳明在今天，我们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我是个文盲，却非常想制造一枚中子弹；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吐三升血，我是在心中求解救的方法，还是去医院；我对数学一窍不通，却想证明勾股定理。这些问题，我能在心中求吗？
王阳明会说：“能。”
因为“心外无理”还有另外一个秘钥，这个秘钥就是，用心。天下一切事情就怕“用心”两个字，任何一件事，只要你肯下苦功，肯用心，几乎就没有做不到的。因为天老爷在我们降生前就给了我们一个法宝，它就是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这个良知是无所不能的，能生天生地，成鬼成神。而这个良知就在我们心中，我们想要制造神机营的火枪，那就用心去探求，如果你是文盲却想要制造一枚中子弹，那就用心去学习知识，每天进步一点点，几十年后，那就会取得天大的成就。你如果每天都吐血，那你的良知就会告诉你，赶紧去医院啊。
所以说，心外无理。
这种回答，乍一看去像是朱熹的，但实际上不是。前面我们说过，朱熹是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去寻找问题，而王阳明则是面对问题时，才来探究问题。
虽然如此，但很多人对上面的回答肯定不满意。实际上，如果你翻遍《王阳明全集》和《明儒学案》和关于王阳明的一切，你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王阳明谈的都是儒家思想灵魂中的三纲五常，也就是伦理学，他对自然科学的探寻恐怕只有那次失败的格竹子事件。
以今人的角度来看，在这点上，王阳明逊色于朱熹。朱熹虽然也有理学家倾向于伦理研究的特征，但他也喜欢探究自然科学。研究朱熹的专家说朱熹使用各种天文仪器探索宇宙，还说他对节气的研究已可使他跻身专家行列，更说，石油就是这老头发现的（石油应该是沈括发现的）。
中国人和西方人有个明显的差异。中国人喜欢在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而西方人则喜欢在和大自然的搏斗中获得幸福。王阳明就是中国人里典型的代表，他在自己心学史的论述中，“心即理”就是解释人际关系的伦理学的。把“心即理”这一法则从伦理学中拎出来，放到别的学科中，就有点重心不稳、摇摇晃晃了。
不过，这也正是心学的伟大之处。它永远把重心放到自己的内心上，时刻在内心上用功致良知，这样就少了外界的很多烦忧。今天的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第一大难题不是洪水猛兽这些大自然的挑战，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心即理”法则正是在这方面让人彻悟到解决这种关系的最佳方法。
王阳明心学“心即理”法则衍生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次法则就是“心外无物”。心外怎么会没有物质，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这话实在惊世骇俗。在了解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之前，必须了解心学的另一个法则“万物一体”。
“万物一体”是理学宗师程颐的发明。这位一本正经的老先生有一天静坐闲暇，看到窗外飞过一群喜鹊，不由赞叹：生生不息，万物一体。
按程颐的主张，人和万物（主要是动物）都是从天地互相摩擦产生的气中诞生的，但人很侥幸，那些特别有灵性的气产生了人，由此成为万物之灵。不过，追本溯源，人和各种动物，包括丑陋的癞蛤蟆和美丽的天鹅一样，都是由气生成的，所以，大家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有责任把万物看成是自己的好朋友，甚至把万物看成是自己的手足躯体。万物受到伤害，我们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动。孟子就说，看到小孩子在井口茫然无知地玩耍，我们的心都揪了起来。真正的君子要远离厨房，因为厨房里总杀鸡鸭，看到它们血淋淋的样子，心都碎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仁。
可这是高调的理想主义，很多人是不能实现万物一体的。不能和万物一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不仁的人。仁，古典儒家解释为爱人。这个解释毫无意义，正如我问你，什么是刀？你说，可以杀猪。程颐和他的理学家朋友们对仁的解释是，生生不息就是仁，也就是对万物怀有活泼的、敏感的态度。我们今天说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是麻木不仁，麻木就是不仁。最后，理学家们给“仁”下的定义是：生理上有对万物的知觉，这一知觉进而能感悟到道德性的东西。
王阳明进一步阐释“万物一体”。他说，所以说“万物一体”，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天地万物依我们的心而存在。没有我们的心去看，天高地厚就不存在。反过来，没有天地万物，我们的心也就不在了。所以二者是一气贯通的。
王阳明的这段话似乎是唯心论，他的驳论是：“你看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天地万物在哪里？”
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没有天地万物的概念，那就是心不在了。只有死了的人心才不在了。
“万物一体”除了上面的解释外，还有一种更通俗的解释。比如，猪和我们是一体的，因为猪出生后就注定要被我们吃掉，它的肉到了我们的胃里，就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植物也是和我们一体的，中医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大部分中药都是植物，它们进入我们的胃里后，帮我们驱除病痛，由此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是连粪便也是和我们一体的，它们被农夫用来当作肥料栽培蔬菜，蔬菜被我们吃进肚子里，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但这种解释似乎并未被王阳明认可。王阳明的解释是，天地万物所以一体，是因为我们的心和万物有感应，见到猪被杀，我们心里不舒服，说明我们和猪有感应；见到草木被折断，我们心里不舒服，说明我们和草木也有感应。所以万物是一体的。
我们为什么能感应到万物，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灵明，这个灵明就是良知。良知提醒我们，要把万物和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对万物说，我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伤悲着你的伤悲，快乐着你的快乐。
万物一体，其实就是万物即我心，我心即万物。没有了我的心，万物就不存在；相反，如果没有了万物，那我的心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简单来说就是，我和万物，谁都离不开谁。王阳明说，眼睛存在的价值是以万物颜色为基础的，耳朵存在的价值是以万物的声音为基础的，嘴巴存在的价值是以万物的味道为基础的，而心之所以存在，就是以万物的存在为基础的。
这就是体用论。所谓体用论是和因果论相对立的。如果说，因果关系是风同波的关系，那么，体用关系就是水同波的关系。因果论者认为，为什么会有波涛，是因风而起的。体用论者则说，哪里有什么因为所以，水之为主体，波是派生的，两者虽然是不平等的，但绝不是什么因果关系，而是谁也离不开谁。水离开了波，就失去了它作为活的一面，波离开了水，就失去了它作为死的一面。这正如一个水杯，中间空的是“用”，四壁是“体”，体和用能互相离开吗？
我们对“中体西用”这四个字绝不陌生，它是被西方列强打得鼻青脸肿的大清帝国中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们提出的一个振兴祖国的计策。意思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学为杯子的四壁，以西学为杯子的中空，问题是，谁能离开谁？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的感应论，就是体用论，大家相互依存，本就是一体，单方面是不可能存在的。
知道了“万物一体”，我们正式来谈“心外无物”。
王阳明心学史上“心外无物”的故事很浪漫，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年春天，王阳明和他的朋友到山间游玩。朋友指着岩石间一朵花对王阳明说：“你经常说，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天下一切物都在你心中，受你心的控制。你看这朵花，在山间自开自落，你的心能控制它吗？难道你的心让它开，它才开的；你的心让它落，它才落的？”
王阳明的回答很有味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中诠释“心外无物”最漂亮的乐章。它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的眼睛受心的控制，你未看那朵花时，你的心在花身上就没有动，于是你的心和它一样，都处于沉寂状态，由此可知，花不在你的心外，因为它和你心的节奏是一起的，这其实就是万物一体，只不过万物和我都在沉寂状态；当你来看它时，你的心在它身上，你的心动了，而花也映入你的眼，所以它的颜色和你的心一样，都鲜艳、动了起来，这还是万物一体，也就是动的状态的万物一体。花和你的心处于同等频率和状态中，请问，花在你心外还是在你心内？
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个方式来理解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按今天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物质其实都是光的反射，不是物质本身。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说，花在你眼中（心中）明亮起来，但并非是它自身明亮起来，只是光的反射。我们看见的花其实是映射到我们心中的花，而不是岩间的那朵花，它映射到我们心中时就已是我们心的一部分，所以，它不在我们的心外。
我们看一位美女，认为她很美，其实这个美女是映射到我们心中的美女，和美女本身无关。美女被我们看到眼中时已经成了我心中的一部分，她不在我的心外。当她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时，我们还能记得她的形象就是证明。所以说，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可以最通俗地来解释，你意识到的事和做的事，都是心主使你做的，如果你的心不动，就没有任何事，所以说，心外无事。
实际上，与其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甚至是“心即理”是心学的法则，不如说它们是王阳明的谆谆教诲。如果用现代心灵修行的角度来说，那就是王阳明其实是告诫我们，对天下万事万物不要总是动心，不要总是让心内有太多的事。我们追逐权势名利尊位，实际上对很多人而言，这都是心外的事，可他们非要把这些都拉到自己心中来。
但这和王阳明的意思有云泥之别。
王阳明说“心即理”，说“心外无物”，说“心外无事”，和佛家人说的这些迥然有异。佛家也说，心外无物，但是消极的，他不但希望心外没有物、没有事，就是心内，也不要有物，也不要有事，佛教徒都设想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的活死人。
王阳明曾对佛家的“心外无事”有过很深刻的批评。他说，佛家为了做到心外无事，抛弃父母妻儿，跑到深山老林里枯坐。王阳明评定说，这些和尚是胆小鬼，不负责任的懦夫，只知道逃避。他们恐惧做儿子太累，就离开父亲；恐惧做丈夫太累，就离开妻子；恐惧做父亲太累，就离开儿子；恐惧工作，就离开社会。而我们儒家截然不同，做儿子，就用孝顺的心；做父母，就用慈悲的心；做员工，就用忠诚的心，多么自在。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王阳明看来，一个真正的圣人要做的事是非常多的。但这些事必须要符合下面的条件：一、你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是你能控制的。比如孝顺父亲，任何人都能做到。但比如造反，恐怕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就不要去做，这种事就不应该是你心内的事；二、听从良知的指引，有些事可能是你能做到的，但你不做，这就不是真正的心外无事，心外无事不是逃避。比如你遇到有人恃强欺弱，这就是你该做的，如果你这个时候说心外无事，只要不动心，就不去做，那就不符合心即理的要求；三、有些事虽然被道德家们鄙视，但如果在你能力范围内，你依然可以做。比如追逐权势名利尊位，如果你有超人的智慧，在不违背良知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去做？
毋庸置疑，“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首先要求的就是要我们在内心的良知上用功，良知光明了，它会指引你，做到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如果宇宙中的那些天理就在我们心中，那么，每个人不必向外去寻求，就可以在内心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属于你自己的天地万物，属于你自己的功名利禄，它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并驾齐驱的光明世界。
最后，我们来谈谈王阳明提“心即理”的用意，也就是他所谓的立言宗旨。
在多次讲学中，王阳明的弟子都对“心即理”有过疑问，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可能解释了很多次，他自己都解释烦了。所以有一次有弟子再问他时，他没有对“心即理”进行解释，而是说：“你们啊，问来问去的。你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提出这个法则的用意是什么？现在，我就要你们知道我的立言宗旨。我为什么要提‘心即理’呢，除了我经常解释的我们心中有无所不能的良知外，还有一个原因。从古到今，太多的人本心和表现出的外在的道理一分为二，这样就出现了许多让人备感伤痛的问题。比如春秋时期陆续出现的那五位霸主表面上宣传他们‘尊王攘夷’，实际上，他们内心真实想法是想自己做老大，‘尊王攘夷’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道理。这就和他们内心的想法分道扬镳了。心就不是理。
“我提倡心就是理，是希望大家都要心理合一，言行合一，按本心的想法来做事，不要矫饰，凡事在心上下功夫，而不要到心外去寻求，这才是王道的真谛，亦是我立论的宗旨。”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点。
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说：“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不然，霸业将在你身上终结。”
管仲帮齐桓公取得了春秋五霸之首的位置，齐桓公对其言听计从，尤其这是管仲的临终遗嘱，所以齐桓公马上提起十二分精神等着管仲要说的秘密。
管仲没有说，而是问：“你的宠臣易牙如何？”
齐桓公回答：“他曾把亲生儿子烹饪给我吃，对我太好了。”
管仲又问：“你的宠臣竖刁如何？”
齐桓公回答：“他主动阉割自己陪在我身边，大好人。”
管仲再问：“你的宠臣齐开方如何？”
齐桓公回答：“他更没的说，自己是贵族，却主动当我的奴仆，寸步不离，三十多年都没回过家，没人比他更忠诚了！”
管仲在**叹了一声说：“这三个人都不咋地。你想啊，谁不喜欢自己的亲生儿子，易牙却把他宰了。谁愿意自发地做太监，竖刁却把自己阉了。谁不喜欢和家人在一起，齐开方却三十多年不回家！”
齐桓公不以为然地问：“你到底想说什么嘛？”
管仲说：“我上面说的是天理人心，他们违反了天理人心，所以他们都不是真的为您好。”
如果王阳明在管仲身边就会用心学解释说：“这三人表现出的一脸忠贞并不是真心的，只是一种手段，不是道理，心与理不合。再进一步说，这三个家伙在演戏。”
管仲的遗嘱齐桓公完全没听进去，结果几年后他得了重病，三人联合把齐桓公活活饿死在宫中，齐国霸业也就此终结。
最后，王阳明告诫他的弟子们：做人一定要心理合一，在心上好好用功，使“心即理”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看到一位美女，马上会由衷地喜欢上她，因为她美貌动人；进入卫生条件不合格的公共厕所后，马上会皱起眉头，因为臭气熏天。
按王阳明的解释，这就是“知行合一”的两个绝佳例子：喜欢美色（好好色）、讨厌恶臭（恶恶臭）。看到美色，是“知”，喜欢上美色，是“行”；闻到恶臭，是“知”，讨厌恶臭，是“行”。
正常人永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到一位美女后，先思考一下，我要不要喜欢她呢？闻到臭狗屎的味道后，先思考一下，我要不要厌恶它呢？
正常人永远都是这样的：看到一位美女后，马上就会喜欢上她，在“看到”和“喜欢上她”之间没有任何缝隙，没有停顿。闻到臭狗屎的味道后，马上就会厌恶它，在“闻到”和“厌恶狗屎”之间没有任何缝隙，没有停顿。简单来说，我们喜欢上美女和厌恶臭狗屎，是发自本能，是条件反射。这就好像我们突然被火烧到会迅疾产生某些动作（大叫、跳起来）一样。从来没有人被火烧后和有所动作之间还要思考一下：我要不要有所动作，或是大叫一声，或是跳起来，甚至来个号啕大哭？
我们从反面来理解就是这样的：我们喜欢一个女人，因为她具备美的素质；我们讨厌臭狗屎，因为它具备臭的素质。为什么美的素质和臭的素质会让我们喜欢和讨厌？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是喜欢美和讨厌臭的，这种“势利眼”做派与生俱来，无需证明，也无法更改。
那么，知行就是合一的。前提是，你的良知必须光明，必须可以发挥作用。如果你的良知被遮蔽了，它不能发挥作用，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成了瞎子，看到美女，也不会喜欢上她；你是个鼻炎患者，拼命地嗅臭狗屎，也不会厌恶它的味道。
这两个例子中，表面看，你的确看到美女了，也的确闻到臭狗屎了，就是说，你的确“知”了，可你并没有表现出“行”来：流着口水看美女；捂着鼻子避开臭狗屎。原因很简单：你根本就没有“知”，美女的映像进入不了你的视网膜，臭狗屎的味道虽然进了你的鼻子，但你的鼻子失去功能了。既然没有“知”，那你就不可能有“行”。这恰好又从反面证明了：“知行合一”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王阳明有另外关于“知行合一”的例子，更为直观。他说，说一个人孝顺，肯定是他有孝顺的行为，如果没有孝顺的行为，只凭他满嘴跑火车，稍有分辨能力的人就不会承认他孝。他又连续举了几个我们能切身体会到的例子：你为什么知道痛的感觉，你肯定被什么东西弄疼了；你为什么知道饥饿的感觉，你肯定是真的饿了；你为什么知道寒冷的感觉，你肯定是被冻到了。
痛的感觉、饥饿的感觉、寒冷的感觉都属于“知”，你被锐物刺痛了、你被饿到了、你被冻到了属于“行”，“知行”怎么就不是“合一”的呢？
既然是“合一”的，那就没有主次先后之分，它们就是火车运行的两条铁轨，如果只有一根铁轨，那就不能称为铁轨，而是一根铁棍。
不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有些人知道很多事，可就是不去做。比如有人知道孝顺是美德，但就是不去做，有些人知道应该见义勇为，但也不去做。人人都知道屎是臭的，但中国历史上却有两个人吃了屎。一个是春秋末期的越国国王勾践，另一个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郭霸。如果说，勾践吃屎是被逼无奈，郭霸吃屎可是心甘情愿。他是为了讨好生病的上司，而自动自发，非常愉悦地把上司的屎吃掉的。
那么，这些反常的知行不一，又该如何解释呢？
王阳明说，这是因为被私欲隔断了。
有弟子问王阳明，我无论如何都搞不明白知行怎么就是合一的。比如，学问思辨就属于“知”，去实践属于“行”，我可以学问思辨而不去实践啊，您怎么就能说，知行是合一的呢？
王阳明做了这样的解释：所谓“行”就是认真地去做一件事，学问思辨是不是一件事？所以说，你学问思辨这个探求“知”的过程就是在“行”了。你说“去实践”属于行而不属于知，可你去实践为了什么？不可能什么原因都没有，突然就大跳大叫吧。这个“为了什么”就是“知”。“学问思辨”中有“知行”，“去实践”中也有“知行”。那么，再问你，你“学问思辨”为了什么？肯定是“去实践”。如果不是要去实践，那你学问思辨做什么？所以，“学问思辨”和“去实践”也是知行合一。
知的真切笃实就是行，行的明察精觉就是知。如果你只学问思辨了，没有去实践，那就不是真的“知”，如果你只去实践，而没有学问思辨，那就不是真的“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知”“行”都是赝品，不合一也就正常了。
这位弟子又问：“既然知行是合一的，那为什么古人要单独提‘知’和‘行’呢？这就好像是我去酒铺买酒，我总不至于说，给我来个酒罐，再来点酒。”
王阳明回答：“把‘知’‘行’单独拿出来说，这实在是古人的用心良苦，全是因为世界上有两种人的缘故。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去做，在做事中就像是流水线上机器人，只是机械地做，不懂得思考。对这种人，就要特意提个‘知’，告诉他，不要做机器人，要在做事中用过脑子，这样，他才能真的‘行’。
“还有一种人，每天茫茫****地没有目的地思考，任凭想象把自己拖进幻想的梦呓中，从来不想去实践。对这种人，就要特意提个‘行’字，告诉他，就是胡思乱想，也应该有个思路在。这样，他才能真的‘知’。
“这就好比我们喝茶，茶水是由茶叶和白水组成，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人就吃茶叶，而有人就喝白水。对吃茶叶的人，我们要告诉它，用水，这样他才能喝到茶水；对喜欢喝白水的人，我们要告诉他，放茶叶，这样他也能喝到茶水。”
这就是古人何以要单独提知行的原因。
从空间来看，“知行”是两道铁轨，不可分割；从时间来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就是一件事的开始和终结，绝不能有始无终，更不能虎头蛇尾。
关于这一点，王阳明是这样解释的：就算你是个吃货，也肯定是有了想要吃的心才知道你要吃东西了。要吃的心属于“意动”，是“知”，这就是“知是行的开始”；而你吃的东西是什么味道，肯定是放到嘴里后才知道，这就是“行是知的完成”。比如你喜欢户外，你肯定是有了想要走路的心，才会去走路。想要走路的心就是“意动”，是“知”，这就是“知是行的开始”；而路是坎坷还是平坦，只有你走了之后才知道，这就是“行是知的完成”。
我们想要知道西红柿好不好吃，必须要吃它，要吃它就是“意动”，是“知”，这就是“知是行的开始”，而西红柿到底味道如何，只有你吃了后才知道，这就是“行是知的完成”。
想要知道衣服是否合身，必须去穿；想要知道水的温度，必须要去感觉；想要知道红烧牛肉好吃还是水煮牛肉好吃，必须要去吃。你不吃，就没有“行”，你就不知道哪道菜好吃；你不想知道两道菜哪个好吃，就没有“知”，你更不可能知道哪道菜好吃。所以，缺了“知”和“行”的哪一个，都不成，因为它们是合一的。
问题是，王阳明说，现实中就有一种人，总是希望自己先知，然后再去行。可天下的知识那么多，只能把自己活活累死，而终身不能行。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所说的“先知后行”的人，不仅仅指不去实践的人，还有一种是死背书本知识而不思考的人。因为王阳明说过，有目的性的思考本身就是行。
几百年来，很多唯物主义者都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横地意**成“实践出真知”，这并没有错，可却不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本意。
王阳明提“知行合一”的本意是这样的：每个人眼睛都能看到一百米开外的事物，但对于近在咫尺的眼睫毛却看不到。每个人谈到“知行”的问题时，只能看到在现实中发生的事，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观点：有些好事，我只“知”不去“行”，固然是错的。但有些坏事，我只“知”不去“行”，那肯定就是对的了。
比如，我每天都想杀人，可我没有去杀人，这是没有关系的。可王阳明却说，因为知行是合一的，你的意一发动（知），就是行了。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实在让人无法理解，难道我心里想想还不成？用今天的说法，我看到一美女，想要做些下作的勾当，可我没有去做，难道这就违法了？
王阳明说，每当你想一件丑恶的事时，其实就是你的欲望过了头，成为私欲。私欲就像是云彩，你每想一次丑恶的事时，云就会加重一次。天长地久，白云就会成为乌云，遮蔽了你的良知，由于没有良知的监控，你就真的可能会去实践了。
人类《刑法》上有个名词，叫“犯罪预备”，讲的是，一个人为了犯罪做了种种准备，但因为某种原因（外部原因：风声太紧，或内部原因：良知发现后加以制止）而停止了犯罪行为。
王阳明谈到的问题就是客观版的“犯罪预备”。你在头脑里不停地产生那些私欲，其实就是在为犯罪做准备，即使你永远不会去实践，可在你的心中已经实现无数回了，你已经把你的心变成了一个罪犯。
如果我们的心是个罪犯，那我们的这个躯体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既然知道了一念发动时就是已经“行”了，我们该如何做呢？
王阳明的方法就是，只要有一个恶念涌上心头，马上就把它克掉，绝不能让任何一点恶念留在心头。
怎么克掉恶念（私欲），那是我们在致良知中要讲的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提“知行合一”和提“心即理”的思想一样，都是告诫我们要防范，希望我们能时时警惕我们的私欲。
这种谆谆告诫随着地球转动和光阴荏苒，渐渐地销声匿迹，“知行合一”留给后人的只有“实践和理论”的浅薄表演。
实践出真知，并非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精华，至少不是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本意。有一点需要注意，王阳明提“知行合一”是从其心学磐石“心即理”衍生来的。也就是说，提“心即理”是为了让人心理合一，言行合一，那么，“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有这方面的提示。你很难想象，一个“知行不一”的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的成败如何。
王阳明说，想要知道西红柿的味道，就必须要去吃。这就是“实践出真知”，不过这可不是他的发明。穿越到他说这句话的几百年前的北宋后期，程颐的哥哥程颢正在给他的弟子上课。他的弟子突然说：“我出现了幻觉，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狮子，我恐惧狮子，都快恐惧死了。”程颢问他：“你现在看我是什么？”
这名弟子浑身发抖，脸色苍白，说：“狮子。”
程颢向他招手：“来，扑我。”
这名弟子不敢，程颢大喝一声：“过来抓我！”
这名弟子硬着头皮、咬着牙扑过来，发现程颢只是个人。后来，他用这种方法，见到“狮子”就扑上去，渐渐痊愈。
这就是实践出真知。
有人每到晚上就怕鬼，于是请了位道士驱鬼。夜晚来临，道士没有设坛作法，却把灯灭了。客户大叫起来，声音凄惨。道士抽了他一嘴巴，让他冷静下来，问他：“哪里有鬼？”客户捂着半边脸，指着床下。道士擦亮火石，塞到客户的手中，大喝：“去看！”
客户不肯，道士连踢带踹地把他逼到床边，他只好掀起床帘，当然，下面除了他的臭袜子外，什么都没有。
这也是实践出真知。
程颢认为，理学家修行的法则是坐在那里庄敬持守，这很不对，应该去实践，庄敬持守才有意义。明朝的理学大师吴与弼是最先提出“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的人。他每天凌晨起床后就开始不停地劳作，一个人顶十头牛。他对弟子们说，上天赐给我们一副躯体，就是让我们来实践的，不要坐在那里枯想，要去实践中学得真知识。
他重视“实践”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反而把“知”这一块淡化了。我们今天看吴与弼的思想手册，发现几乎全是空白。他的修行手册中记的最多的是对基本物质生活的关心，比如他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天降大雨，房屋漏水，他就在大暴雨中爬上房顶去修葺。每当他看到弟子拄着锄头在歇息时，他以为人家在发呆，就偷偷地凑到人家耳边，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喝一声：“咄！如此懒惰，死后有何脸面见程颐、程颢？”
实际上，从“知行合一”衍生出来的“实践出真知”根本算不上理论，它只是一个常识。诗人陆游就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无数的人都说过实践的重要性，这正如饿了吃饭、困了睡觉一样，你能说这种基本常识是理论吗？况且，有一个例子就完全可以推倒“实践出真知”：人人都知道屎难吃，可有几个人吃过屎？
王阳明就能解释这个例子：我们心中的良知是无所不知的，它知道屎难吃，不需要外界的实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精华就是“好好色”与“恶恶臭”，只要我们的心没有被私欲阻隔，知行就是合一的。王阳明提“知行合一”的苦心还是让我们在良知上用功，“实践出真知”不过是个附带战利品而已。
但有时候，人生、世界乃至宇宙就是会有太多的戏剧性，纯粹的东西消失后，像猴子一样活蹦乱跳的往往是残渣余屑。
做圣人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如果我们的良知没有被物欲遮蔽，使其正常运转，我们能得到什么，再或者说，良知的功效如何？
王阳明说，“良知”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这是儒家圣人们的传家宝，是人世间最贵重的宝贝。谁如果能完全拥有它，那就如坐在船上得到了舵一样，你掌握了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就是遇到大风大浪，只要舵柄在手，也可以免于被淹。所以，王阳明赞叹道：“良知啊，你就是个试金石，你就是个指南针。”
他后来又把“良知”拟人化：良知就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产生天和地，造就了鬼神和上帝，所有一切都由它产生，任何事物都不可与它相比。所以，如果你能彻底光明良知，无一丝缺陷，你就会发现其乐无穷。到那时，你会发现：你就是电，就是光，就是圣人。你会手舞足蹈，天地间再也没有任何乐趣可以取代这种乐趣。
其实，这段话并不是王阳明抽风，如果我们知道它的“万物一体”感应论，就明白，良知就是造化的精灵，能生天和地，能造鬼和神，能度一切苦，能化一切哀。总之，只要你拥有了良知，你此生就生活在极乐世界。
因为良知能分清是非善恶，世界上的一切事，无非就是是非善恶，分清了是非善恶，你就是绝顶的聪明人和大慈大悲的佛，这样的人，想不在极乐世界都不行。
——分清善恶是良知作为品德方面的能力，而分清是非就是良知作为智慧方面的能力。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就是智慧。所以，提到良知时，不要认为它仅仅就是良心，它应该是品德和智慧齐飞的良知。
王阳明说，良知和天下一切事情的关系，就如圆规、方矩、尺子与方、圆、长短的关系。事情随时都在变，而不可预料，犹如方圆长短的不可穷尽。因此，规矩一旦确立，方圆与否就已注定，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尺度一旦制定，长短与否就已注定，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
也就是说，良知能解决天下一切事，它就如圆规可以解决天下一切圆一样。
如此看来，良知似乎是机器猫肚子前那个口袋，里面什么都有。问题是，王阳明承认人人是个机器猫，也承认人人都有那个口袋，但是，我们如何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获得不被物欲遮蔽的良知呢？
物欲和私欲，被王阳明认定是一个“欲”。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我们暂时分作两个“欲”来理解，“私欲”指的是在我们心里过度的七情六欲，而物欲是外界给我们内心的刺激所产生的欲望。私欲是井中水，物欲是倒进杯里的水。一个是自身就可以产生，另一个必须要靠外界的帮助（刺激）。私欲在我心中，不必需要外界的刺激就会产生，比如莫名的惆怅、哀伤。而物欲必须要外界的刺激，比如嫉妒、攀比。不过据王阳明所说，你嫉妒别人有钱有势，还是在心的指使下用眼去看到的，所以说，物欲还是私欲，还是在心里产生的。
这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良知，而每个人的良知都会被物欲、私欲遮蔽，想要获得完全的良知，只要把物欲和私欲祛除就是了。
这话说来轻巧，做起来实在太难。人生在世，由于要维持我们的肉体不至死亡，必须要解决生存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你难免会有物欲遮蔽良知的时候。比如你饥饿万分，又没有正当的办法得到吃的，你会不会去偷？如果你不去偷，那就会被活活饿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把自己饿死，那就是犯罪。西方基督徒认为，人要顽强地生存，如果轻易地放弃生存，那就是自杀，自杀的人无论做了多少好事，都上不了天堂。可如果你去偷吃的东西，那就违背了良知。
王阳明对此的解释是，可以偷，因为这是权宜之计，偷了后要记得以后还给人家。我们光复良知要从平时做起，而不是临时修行。
有一天，王阳明看到许多弟子都坐在地上，毫无表情，像是睡过去的石头。王阳明就把那些石头都敲醒了，问他们：“在想什么？”
有弟子愉快地说：“什么都没想，心里空空的，犹如在太空遨游，真是爽快。”
王阳明说：“你这不是我提倡的静坐，这是枯禅，和那群老和尚们没什么两样。”
弟子不太愉悦了，说：“您不是教我们要静坐，安定纷乱的情绪，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光明良知吗？”
王阳明说：“我是要你安定情绪，物我两忘，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想，死人才什么都不想呢。”
弟子惘然失措。
王阳明就说：“佛家和道家讲物我两忘，不但把心外的物忘了，连心内的也都忘了，甚至连心都忘了，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在安定思绪不要胡思乱想后，要一心一意地省察克治。所谓省察克治，就是通过反省检查以发现和找出自己思想和行为中的不良倾向、坏的念头、毛病和习惯，然后克掉它。
“这一功夫绝不要间断，如同你铲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杜绝的决心。无事时，将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一定要将病根拔去，使它永不复发，才叫痛快。再打个比方，就好比是猫逮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摒弃一切私心杂念，态度坚决，不给老鼠喘息的机会。既不让老鼠躲藏，也不让它逃脱，这才是真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达到彻底干净利落的地步，自然就恢复良知了。”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王阳明这样做是不是神经过敏？坏的念头，人人都有，而且时刻都有，比如看到美女，百分之九十的人会想到床。老舍写过一部小说，里面的男主人公看书时一看“女”字旁的字就想入非非，但那男主人公是个真正的汉子。
其实，这正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注脚，你的心一动（知），其实就已“行”了。不要认为一个小私心无伤大雅，时间一久，肯定会出大问题。
民国厚黑学大师李宗吾说：“小私心就如星星之火，你就是不踩灭它，它也不会燎原。”当然，这只是李宗吾的一面之词，没几年后，就有一位后来的伟人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由于我们的私心就像是呼吸般永恒存在，所以我们就要时时刻刻留意他，这即是王阳明提倡的“必有事焉”。
“必有事焉”字面即使是，肯定有事。有什么事？就是狠斗私心。狠斗私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光复良知。千万不能忘记这件事，这就是“勿忘”；但你也不要拔苗助长地去光复良知，不要着急，慢慢来，这就是“勿助”。
可世间有些人就是着急，恨不得一天内就能把良知光复，然后一劳永逸，永远活在极乐世界。王阳明对这种心态提出警告说：“你们呀，做功夫时千万不要着急（助长）它。上等智慧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人生下来就具备圣人的心性。所以说，光明良知的学业必然是一起一伏、一进一退的。千万不要因为我从前用了功夫，到现在这功夫不管用了，我却还勉强装出一个没有破绽的样子，这就是助长。这种做法的危害就在于：连从前的那点功夫也给遗弃了。这可不是小小的错误。好比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站起来就走。这就是假装一副没有跌倒的模样来，其实疼痛与否，只有你自己知道。
“各位只要经常怀着一个‘自然而然，不焦急’的心，耐心地去用功，别人嘲笑你、诽谤你、称誉你、侮辱你，你都不介意，功夫上无论是进还是退，你不要管，只是闷头在良知上用功，时间久了，你就能体会到快乐了。”
致良知，有两个内容。第一是向外的：用你的良知施加于万事万物，也就是用良知去做事。第二是向内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光复良知。实际上，这两个内容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一个内容，因为王阳明说心外无物，你去做事时，事就在你心里，还是在心中光复良知。
不过，王阳明对第一个内容讨论得特别多，他曾说，人的良知是不倚仗见闻（心外的事）的，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其实只是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要抓住主干（内心上用功）。
有弟子就问他：“您居然说见闻是次要的，我不明白，难道见闻可以去掉吗？”
王阳明说：“你误会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良知是和我们与生俱来的，它就在我们心中，所以不可能是从见闻上产生的。但是呢，良知不可能离开见闻。现在有好多人总是在见闻上用功，那就是舍本逐末。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都是良知的作用和流行。如果离开了见闻酬酢，也就无法致良知了。那么，你说，良知和见闻是不是一件事？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一切见闻，都是你心动后的产物，它在你心内，而你做出了某些行为和决定，就是良知在起作用。”
人是社会的人，不可能离开社会，正如鱼不能离开水。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要“见到善的而从之，听到善的而学习之”，其实就是在致良知。离开了见闻，你的良知是个什么东西？
既然，我们致良知离不开见闻，那么，如何致良知呢？
王阳明深情地说了下面这段话：“你那点良知，正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不可能有丝毫的隐瞒。只要你不去欺骗良知，真真切切地依循着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恶。此处是何等的稳当快乐！这些就是正念头（格物）的真正秘诀，致良知（致知）的实在功夫。若不仰仗这些真机，如何去正念头？关于这点，我也是近年才领悟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一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肯定会有不足，但经过仔细体会，自然会感觉到没有一丝缺陷。”
我们先放掉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来谈一个名词，它的名字叫：直觉。
我们今天对直觉的定义是：没有经过分析推理的直观感觉。
不过，还是荷兰哲学家兼数学家鲁伊兹·布劳威尔对直觉的定义最有深度和趣味。他说，直觉就是意识的本能反应，不是思考的结果。大概是意识的源反应，比以语言要素通过逻辑关系构建的反应系统要更加高效、更具准确性。只是能引起意识源反应的机会很稀少。也许人类在语言意识未建立前，依靠的就是这种意识的本能反应——直觉。而当人类语言意识建立后，到今天，这种本能就逐渐退化了。
他举个例子说，蜜蜂能以最省的方式精准地建造坚固的六角巢穴，它肯定不懂人类的物理学，它靠的就是本能的直觉。
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乍一看去，是不是就是直觉？由于良知知道是非善恶，所以它能在第一时间做出迅疾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正如直觉那样：比以语言要素通过逻辑关系构建的反应系统要更加高效、更具准确性。
为什么直觉比以语言要素通过逻辑关系构建的反应系统要更加高效、更具准确性？因为我们在构造逻辑关系时，有极强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就是私欲，为了构造完美的逻辑关系，我们会左右论证和辩驳。这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私心的立场出发在制造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制造出来后可能是完美的，但它总有雕琢的痕迹。雕琢的东西必有私欲在，因为我们制造它出来的目的无非是获得成就感。
致良知就是靠直觉，正如一块磁石，你用它去触碰铁时，它会吸引，你用它触碰木头时，就没有任何感应。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理论一样，磁石触碰铁时，不是思考，它是铁，所以我要吸它，在触碰木头时，也没有思考，它是木头，所以我不吸它。二者之间没有缝隙，没有停顿，致良知就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致良知呢？用王阳明的解释来说，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总是在外部世界不停地折腾，把外部世界弄得极为复杂。在和外部世界的较量中，我们必须绞尽脑汁，反复思考，如此才能取得胜利。在明代，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才开始说话，就要背诵诗书，少年时期就开始接触“四书”，目的就是为了考中进士做官，所有精力都用在这上面，哪里有时间去关注良知？在今天，一个孩子的脑子里除了必要的书本知识外，还要被迫上各种培训班，他们哪里有时间来关注良知？当外部世界已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世界时，我们面对它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光明自己的良知，而是如何来适应它，如何击败它。这诸多的想法就成了私欲，成了乌云，遮蔽了我们的良知。当我们有一天想要把良知光明时才发现，为时已晚，因为遮蔽它的灰尘已成了一座大山。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切现成的东西都已具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正被动地接受一切。把米放进电饭锅里就能吃到米饭，其间不用我们费任何力气，不用动任何脑子，把屁股放到车座上，就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费任何力气，也不同动脑子；这都是现成的，是不用我们费力就可以做到的，何必去问直觉？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啊。
虽然如此，但王阳明还是认为，我们的良知一直在发挥作用，只是你不理睬它。很多人都会对下面例子的判定深信不疑：高楼上掉下一个冰箱来，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逃跑。而当我们看到高楼上掉下一个婴儿时，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去承接。这就是致良知，遇到冰箱逃跑，是因为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它是恶的，砸到你会把你砸死，而生是本能，所以要躲开。看到婴儿掉下，良知马上会告诉我们，他是善的，因为他是一条生命，我们的良知对自己的生命重视，当然也重视别人的生命，所以要去承接。
在这两件事中，你没有思考的时间，你只能靠我们今天所谓的直觉去做出行动。如何致良知，就是听从我们良知的指引，也就是直觉。
实际上，如果你的良知光明，没有乌云和尘埃的遮蔽，它在刹那间给你指引的声音犹如滚滚天雷。可当我们被物欲遮蔽后，它的声音虽然微弱，却仍然能被我们听到。那么，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虽然听到了，却不遵循它的指引，这就是不能致良知了。
不能致良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干脆听而不闻；一种情况是，我虽然听到了它的声音，可一定就对吗？我要好好考虑一下。正如王阳明所说，你思考的时候，就已经掺杂了私欲，思考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正确的，但那是歪打正着，大多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无非是私欲让你迷失了方向。
我们举张学良的例子来说明。张学良当年在东北有百万东北军，当日本人准备进攻东北的消息传到他耳里时，他魂飞魄散。多年以后，他在口述实录中说，他第一个感觉就是，不能撤，因为东北有那么多百姓，如果撤了，就是把家乡父老送进火坑。但他没有遵从第一感觉，因为他有很多私欲。他魂不附体地考虑几天，在这些考虑中，他想到生命，想到他的家底——东北军，想到真要和日本人打起来肯定会失败，一旦失败，他的家底就全没了，他在蒋介石那里腰杆子就不硬了。这种种私欲的集合最终让他做出了违背良知的决定：不做任何抵抗，把军队撤进关内。
多年以后，他始终为这件事懊悔。但正如世界上很多人一样，即使给他个重来的机会，把当时的场景复活，他做的决定和第一次还会一样。因为他的良知已被外界的物欲遮得奄奄一息了。
王阳明说得很简单，只要良知判定是非善恶，你照着去做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递进句，人类历史上真正做到的人却屈指可数。
所谓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向众弟子提出的恍恍惚惚的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据心学的拥趸、思想家耿定向说，“四句教”实际上就是“致良知”的步骤。他在给王阳明作传时，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正是王阳明本人的现身说法。王阳明在功成名就后回浙江老家休养。有一天，一个老乡来找王阳明。这个老乡是个年迈的农夫，据他说，自己无儿无女，身体已不允许自己耕种，所以想把他的一块土地卖给王阳明换点养老钱。王阳明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说，土地买卖不合法，另外，他不忍心让一个做了一辈子农夫的人临死前看不到他自己的土地。于是，他给了老农夫几两银子，打发走了。
王阳明做完这件事后，很为自己的良知又光明了一分而沾沾自喜。不过很快，他就险些在致良知的路上栽了跟头。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风和日丽，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到山间游玩。正在兴头上，忽然他的一个弟子指着眼前一块飘来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土地对王阳明说，那就是几天前想售卖给您土地的老农的地。
王阳明顺着弟子的手指看去，赞叹一声，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他不禁懊悔起来，心说，当时真应该买下来！可这念头刚一起，王阳明马上打了个寒战，他问自己，我怎么会这样想？我怎么会懊悔？为什么懊悔，就是因为我觉得那块地很不错，这就是贪欲。我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必须立即把他祛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阳明闭口不语，学生们感到很奇怪，直到太阳落山时，王阳明才长嘘一口气道：“终于把它祛除了，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