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大战爆发之前，一些主张巩固帝国的人就不断提醒对德国的野心保持警惕，但多数英国人仍对帝国的强大沾沾自喜，甚至当战火在巴尔干半岛燃起之际，英国的最初反应是此事与自己不甚相干。可以这样说，大英帝国在卷入这场世界大战时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然而，令英国人感到欣喜的是，一俟英国宣布参战，帝国所属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立即响应，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母国的感情和作为帝国成员的责任，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帝国的存在取决于英国的安危，倘若英国沦陷，帝国亦会崩溃，自治领和殖民地都会受到殃及。不过在身穿各式军服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士兵走向战场时，英国决策者并没有料到这场战争对帝国产生的消极作用会如此之大。诚然，大战所激起的民族感情最初使帝国向心力加强，但后来，这种感情又最终导致帝国解体。

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大都在法国领土上展开，人们因此会忽视那些发生在欧洲以外的、以争夺殖民地为目标的战事：在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军队与日本一起，仅用4个月便夺取了德国在这里的所有殖民地；在东非和西南非，以南非军队为主的帝国军队用稍长一点的时间就摧毁了德国的势力。

战争给英国提供了机会，也使它对帝国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首先，战争为英国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条件，尽管本国及协约国的领土和殖民地处于不确定的状况，但是同盟国方面亦如此，尤其是德属殖民地和站在同盟国一方的奥斯曼帝国更如此。换言之，大英帝国有可能得到扩大。其次，大战使帝国对英国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帝国成为人力和物力的重要来源。各自治领、殖民地共派出250万人参战，另有更多的人为战争的后勤、医疗、武器弹药生产出力。从阵亡人数来看，印度为69056人、澳大利亚59330人、加拿大56639人、新西兰16711人、南非7121人、东非约2000人、纽芬兰1204人、西非850人。澳大利亚阵亡人数超过了全国人口的1%,是帝国中比例最高的。战争期间，英国进口额大增，由1910-1914年平均7.14亿英镑增加到1915-1919年平均11.61亿英镑，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数额最大，但从帝国内部进口的总额高出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主张巩固和加强帝国的呼声再起，帝国主义派又得到重用。帝国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在1917年宣称帝国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如果它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将“强大到足以击败所有进犯者”，并使英国置身于“欧洲错综复杂的局面之外”。这种观点在英国很有市场，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自由党政府感到有必要动员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那些在19世纪最后10年兴起的“新帝国主义派”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寇松勋爵和亚瑟·贝尔福于1915年5月进入政府。1916年12月，以劳合·乔治为首相的联合政府成立时，米尔纳也进入政府。

另一方面，英国对印度、埃及等殖民地大量许诺，以示安抚，并为在中东等地扩张作准备。大战爆发时各殖民地局势较为安定，但到1916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克服了分歧，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于12月达成《勒克瑙条约》（Lucknow Pact），握手言和；国大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重新联合，获释后的提拉克在1916年年底恢复了国大党党籍。印度民族主义者积极活动，英国驻印度总督在1917年3月致函国内，称印度局势告急，任何敷衍搪塞都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S.Montague）随即发表宣言，承诺在印度政府各部门增加印度人的比例，并逐步推进自治制度。1918年8月，“蒙塔古切尔姆斯福德报告”（Montague-Chelmsford Report）公布于世，提议在各邦实行责任政府制，由邦政府主管教育、卫生和农业等事务，而英国总督则把持财政、司法、治安等大权，这就是所谓的“双重统治”。

英国早有侵占中东地区的企图，大战为实现其企图提供了机会。当1914年10月奥斯曼帝国宣布加入德奥同盟对协约国作战时，英国立即看出瓜分这个衰落帝国的时机来到了。于是，英国在同年12月将埃及变为保护国。为安抚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英国又许诺在战后考虑建立埃及自治政府的问题。1915年英军在加里波利战役中遭挫后，转而鼓励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的统治，10月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ac Mahon）作出许诺：英国将“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在英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下，阿拉伯人的起义不断发生，客观上配合了英军的行动。到1916年12月，英军攻占耶路撒冷，次年又攻占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部分地区。

然而，英国对阿拉伯人的许诺并无诚意，实际上是利用阿拉伯人来达到其瓜分奥斯曼帝国、称霸中东的目的。就在1916年4月，英法秘密达成《赛克斯皮考特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具体确定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按此条约，英国将得到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和波斯湾，并将约旦至波斯湾一线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为争取美国和俄国犹太人利益集团的支持和遏制阿拉伯人的势力，英国大力宣扬犹太复国主义，于1917年11月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再次许诺：“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贝尔福本人就直言不讳地说过：“俄国、美国以及全世界绝大多数犹太人此时都赞成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我们能够发表一项赞成这个理想的宣言的话，我们将能在俄国和美国进行一场极为有用处的宣传。”

英国所作的种种许诺都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因而自相矛盾。在英国人心目中，“独立”是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独立”，“自决”也有其特定的含义，寇松解释道：他之所以接受“自决”，是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将作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英国在战争期间所作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许诺，为以后的种种矛盾和冲突留下了隐患。

协约国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获得的第一批战果，就是从德国等战败国手中夺取大片殖民地，使英帝国的版图又有所扩大。寇松昔日之梦想——建立从印度到地中海的英国势力范围以及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的“开普开罗”计划，均得以实现。南太平洋的德属殖民地也由英帝国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接管。尽管这些新获得的土地在名义上是国际联盟授权的托管地，但在实际上与殖民地并无本质差别，利奥波德·艾默里称托管权“只不过是对国际联盟所承担的一种形式上的义务，即遵循已在我们的其他非洲殖民地推行的某些原则”。

不过就在此时，这个貌似空前强大的英帝国却出现了分化的迹象，战争唤醒了帝国内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自治领开始要求得到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殖民地则寻求更多的自治权利，争取独立的趋势逐渐呈现。

当时的形势对这一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欧洲大陆上的几大帝国相继崩溃，这个局面不能不对英帝国产生消极影响。其次，殖民地、自治领在大战中不仅在战场上作出了贡献，而且它们的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实力加强，政治地位提高。凡尔赛和会接纳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和印度为国际联盟成员国，使它们在法理上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这种变化无疑对以宗主附庸关系为本质的英帝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再次，英国政府在战时的许多承诺，到这时就需要兑现，更严重的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而迅速复活，再掀**，其中以甘地（Moh and as K.Gandhi）在印度发起的“不合作”运动和新芬党在爱尔兰发动的争取独立的斗争最引人注目。英国政府陷入一种两难境地：若兑现诺言，就会失去许多殖民地，动摇帝国的根基；若背弃诺言，又会使自己失信，并反过来激发民族主义运动。因此，英帝国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动**不安，它所面对的矛盾、冲突甚至武装斗争所达到的激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从帝国后院传来的阵阵枪声印证了它的不利处境。1919年3月埃及发生民族主义的反英斗争，人们举行示威游行，从事破坏活动并刺杀英军军官。4月，印度旁遮普邦发生一系列**事件，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严重冲突。5月，英国与阿富汗交战，与土耳其的战争似乎近在眼前。1920年7月，伊拉克发生大规模暴动，英军在镇压中阵亡400余人，比在战时军事行动中阵亡于中东的人数还多。

而爱尔兰危机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发生暴动，主张独立的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市民军占据了市中心的邮政总局大楼，袭击英军巡逻队。英国派出援军，付出了130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才平定了这场暴乱。暴动发生在一战期间，英国军队被牵制了整整一个星期，其意义非同寻常。暴动领导人之一的汤姆·克拉克（Tom Clarke）在被处决的前夜告诉前往探视的妻子：自由正在到来，爱尔兰不会倒下，“在此刻和自由之间，爱尔兰还要冲破地狱的桎梏”。

此后，英国政府调整了对爱政策，作出一些让步。1918年大选中，劳合·乔治允诺实施爱尔兰自治，同时对东北部新教地区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大选结果表明，爱尔兰除了北部6郡之外，主张独立的新芬党赢得全面胜利。新芬党议员在都柏林召开自己的议会，拒绝去伦敦出席英国议会。1920年，新芬党的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劳合·乔治连忙在英国议会通过新的《爱尔兰自治法》，总的精神是扩大爱尔兰自治权，在南北爱尔兰各设议会和政府，并各派议员去伦敦出席英国议会。这项法案遭到新芬党的拒绝，爱尔兰再次爆发流血冲突。直到1921年12月6日，双方才签订《英爱条约》（Anglo-Irish Treaty），英国承认爱尔兰（不含东北6郡）为自治领，享有与加拿大相同的各项权利和权力，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并命名为“爱尔兰自由邦”。就这样，曾经是英国一部分的爱尔兰获得自治权，之后又于1937年12月签订《英爱条约》，成为一个主权国家，1948年改国名为“爱尔兰共和国”。

在印度，英国政府并不急于兑现在战争中许下的诺言，但为了有所交代，印度总督蒙塔古在1919年制定《印度政府法》（Government of India Act），中央政府仍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最重要的变革在省政府方面，9个设有省长的省份建立二元制政府，即行政机关首脑负责警政、行政、司法、税务等事务，不对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则负责教育、卫生、农业、公共工程等事务。同年，为对付国大党人的抗议和暴动以及防范布尔什维克式的活动，英印政府颁布严厉的《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允许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审判，规定各省总督有权下令逮捕嫌疑人犯。印度各地立刻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阿姆利则的英军将领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下令向民众开枪，打死380余人，打伤1200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血案”。事后，英印当局和英国政府对戴尔百般袒护，英国《晨邮报》在一个月内为他筹集到2.6万英镑以示慰问。此举大大伤害了印度人民的感情，甘地于1920年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一些民族主义者袭击警察时，甘地感到当局会以此为借口进行镇压，便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英印当局立即以策动暴乱的罪名将甘地投入监狱，判刑6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遇到的麻烦并不都是战争造成的。爱尔兰、印度、埃及等在战前就潜伏着危机，战争其实还暂缓了危机的爆发，而中东等新扩张地区的动乱，与英国在战争中随意许诺、为了自己利益而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战争一结束，帝国面临的共同敌人被打败了，于是内部矛盾便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而且，英国战时庞大的军队在战争结束后大批复员，到1922年仅剩20万人。英军总参谋长在1920年5月抱怨道：“我们这支规模不大的军队过于分散，在任何地方都不够强大，无论是在爱尔兰、英格兰、莱茵河地区、君士坦丁堡，还是在巴吐姆、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都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到1920年，那种认为帝国是英国负担的看法在英国政界又占上风，于是，在对帝国主义派的一片指责声中，英国政府着手调整殖民地政策。在伊拉克，英国于1921年废除了“印度式”统治，允许伊拉克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政府，但通过1922年10月的条约和随后达成的财政和军事协定，英国仍保持了“保护”该国的权力。英国还与约旦达成类似协定。在埃及，英国于1922年2月在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Lord Allenby）的强烈要求下，宣布承认该国“独立”，但英国保持对外交、军事以及外侨事务的支配权，并在苏伊士运河继续驻军。在一些较平静的地区，如塞浦路斯、波斯湾西岸等，英国统治不但形式未变，而且得到加强。贝尔福在这个问题上明确指出：英国所需要的是“行使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最高控制……可采取与阿拉伯人进行友好和谦和的合作方式，但是，这是应采取的最后一种方式”。

如果说以上这些变化还不足以使英国从“帝国梦”中清醒的话，发生在1922年的另一个本与英国并无多大关系的事件，却给英国政治家们造成很大的震动，使他们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帝国的前途了。劳合·乔治为进一步削弱土耳其，积极鼓动希腊对土开战，占领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及欧洲的部分领土。1919年5月，希腊在英、法、美军舰支持下占领士麦那，此后又攻占一些城市和地区。但土耳其在1922年夏反攻，把希腊军队赶到小亚细亚沿海岛上，并对那些未能逃脱的希腊人大肆杀戮。英国本来是怂恿希腊人发难的，此刻却不打算伸手帮一把。紧接着，土军向英军驻扎的达达尼尔海峡南岸逼近，于9月中旬抵达英军驻地查那克附近，形成对峙的紧张局面。

面对突然降临的查那克危机，英国改变只与法国进行磋商的习惯做法，而直接向各自治领求援。9月16日，英国请求各自治领派军队帮助应付这场危机，期待自治领能像在大战爆发时那样及时伸出援手。但自治领方面却反应冷淡，在所有5个自治领中，只有两个最弱的——新西兰和纽芬兰愿意提供援助，澳大利亚政府回复道：它“愿意会同大不列颠的英王陛下政府参加保卫海峡自由通航和加里波利半岛不可侵犯性的任何必要行动，并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派遣一支澳大利亚部队”，但同时暗示派兵问题需提交澳议会讨论批准。加拿大总理要求得到更多的情报，并称这个问题必须提交本国议会决定。南非以总理史末资（Jan C.Smuts）休假为由，不发一言。这场危机后来在驻君士坦丁堡的联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爵士（Sir Charles Harington）的努力下得到化解，但给英国造成的震撼是强烈的，迫使它以冷静而现实的目光重新审视大英帝国。

事实上，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虚弱了，它在帝国事务上面临的种种麻烦只是虚弱的一种表现。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全面繁荣，而英国的发展却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从英国外贸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60年为25%,1913为17%,到二战前的1938年再降为14%。30年代，在把无形贸易和对外投资收入都计算在内的情况下，英国国际收支仍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首次出现赤字。经济实力下降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方面，它削弱了对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政治控制能力，加剧了帝国内部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它使英国更加依赖帝国自身的市场、原料来源，从而力图扩张，加强帝国内部的经济纽带。

此时，自治领最令英国感到头痛。1914年英国带领它们向同盟国宣战，自治领并未表示异议，毫不迟疑地投入了战争。但战争使参战国的民族意识得以加强，自治领开始注重其自己的民族利益。大战结束后，自治领的离心趋势逐渐明显，在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各自治领不同意举行宪法会议进行修宪，打消了将帝国建成联邦制国家的幻想。11月，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派代表，与英国共同组成大英帝国代表团出席华盛顿会议，从而提高了自治领的国际声望。1923年3月2日，加拿大在没有征询英国意见的情况下与美国缔结《渔业权条约》，显然，加拿大已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国家。同年召开的帝国会议确认了加拿大的做法，并承认所有自治领均拥有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力。这次会议无疑是自治领的又一次胜利，“自治领的个性已达到极致”。

这些事件和查那克危机中自治领的态度使英国感到不快，因此在1923年召开关于解决查那克问题的洛桑会议时，英国不再沿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先例，未通知自治领与会。自治领、尤其是加拿大感到无法容忍，加总理麦肯齐·金（W.Mackenzie King）在议会下院表示，除加拿大自愿之外，将不对洛桑会议签订的条约承担任何义务。而且，他还告诉英国，不要指望加拿大签署和批准该条约。

同时，自治领在向其他国家派驻外交代表的问题上也造成突破，1924年爱尔兰向美国派驻外交代表。接着，加拿大援用此例，于1926年派出驻美公使，1928年派出驻法公使，1929年又派出驻日公使。南非亦紧紧跟上，于1930年派出驻美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公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此不予认同，没有采取类似行动。

此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是利奥波德·艾默里，他一直热心于巩固和扩张帝国，是约瑟夫·张伯伦之后最热衷于帝国事业的殖民大臣。他在1924年上任后确定三项主要工作，并按其重要程度依次列为：第一，将“白种人”自治领紧密地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第二，从东非殖民地中划出新的“白种人”自治领，同时将巴勒斯坦列为考虑对象；第三，“发展”非白种人附属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团结自治领的努力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帝国制度中，自治领与英国的关系是附庸与宗主的关系，其地位与它们的实力及在国际上所起的作用不相符合。而且，自治领在法理上不能充分行使全部权力，其外交、国防等权力仍由英国行使，这不仅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且为自治领的民族自尊心所不容。因此，有关自治领的地位与权利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危及英国与自治领的关系。英国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感到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加以解决。

1926年帝国会议是英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会上，爱尔兰和南非摆出一副不给予完全平等的地位就脱离帝国、实现独立的架势。加拿大从中调停，但实际与它们的立场相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反对对帝国关系作重大改变。最后会议指派一个以英国枢密院大臣贝尔福为首的帝国委员会，就此问题起草报告。报告提出：英国和自治领是“英帝国内的自治实体，地位平等，在对内和对外事务的任何方面彼此均不互相隶属，虽然以对英王室的共同效忠关系而联成一体，却是各自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而自由结合在一起”。这样，有关自治领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就有了结论，即自治领具有与英国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拥有对内对外事务的全部权力。

此外，报告还确定了英国驻自治领总督的地位和权限：“英联邦各成员之间的现行平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各自治领的总督均为国王的代表；他在自治领的公共事务管理上所居的地位，在一切重要方面和国王陛下在英国所居的地位相同，而他并不是英国的英王陛下政府或该政府的任何部门的代表或代理人。”根据以上陈述，总督将与英王一样，仅具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统而不治。“贝尔福报告”在1926年帝国议会上获得通过，成为英联邦的奠基性文件。

为了探讨有关英国议会与自治领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问题，英国和各自治领的司法专家和官员于1929年10月8日至12月4日举行会议，会议就以下四个问题达成共识：

一、关于英王对自治领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令、法案的否决权，会议认为英王不得再行使该项权力。事实上，英王自1873年以来就没有行使过这个权力。

二、关于自治领的治外立法权，会议建议不作明确表示，但后来的《威斯敏斯特法》对此作了规定：“一个自治领的议会有充分的权力制定效力及于领土外的法律。”

三、关于自治领制定商航法的权力，会议认为自治领立法机关应享有这一权力。

四、关于1865年《殖民地法律效力法案》的地位，因该法案中含有英国议会可为殖民地制定法律的内容，所以会议建议废止该法案。

1931年，英国议会根据“贝尔福报告”和1929年专家会议的建议，制定并通过了意义深远的《威斯敏斯特法》，以法律形式将以上两个文件的精神和原则肯定下来，即自治领和英国具有平等的地位，并享有完全独立的立法权，这是英联邦正式形成的标志。

英联邦创立之初，只包括英国及各自治领，即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亚、爱尔兰和纽芬兰。它当时不包括英国的其他殖民地和保护国，所以并未立即取代英帝国。

同时，英国又在其他一些方面努力加强帝国纽带，比如为了解决国内失业问题，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国家资助移民计划，议会亦于1922年制定《帝国定居法案》，规定由国家资助人民移居帝国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具体办法，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40余万人受惠于此，英国政府为此支出约600万英镑。

在贸易方面，帝国的向心倾向表现得更加强烈。英国长期以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均未付诸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迫于战争费用的压力，英国于1915年开始对某些奢侈进口货物征收三分之一的关税，标志着英国开始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但尽管从1917年以来历次帝国会议均呼吁实行帝国特惠制，即给予帝国内部产品以特别优惠的关税率及其他便利条件，但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据统计，这一年英国的进口货物中有83%完全免税。

1931-1932年，英国经济危机达到**，被迫完全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英国议会于1932年2月通过《进口税法案》，规定对大部分进口货物征收10%的关税，并注明在必要的情况下可给予增税或特惠。1932年7月，帝国经济会议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这是20世纪在英国以外举行的首次帝国会议，英国及各自治领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互惠协定，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帝国特惠制。与此同时，完成了英镑区的组建工作，维护了英镑在国际金融中的中心地位。英联邦各国（加拿大除外）均加入了英镑区。

由于解决了英联邦所面临的大部分有关政治、经济和立法权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其领导人在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只聚会一次。英国政府主要通过英联邦成员国之间互派高级专员的办法来互通信息，保持联系和协调。

另一方面，英国计划在非洲扩大白人居住地，“允许南罗得西亚和肯尼亚发展成为‘白人国家’”。其目的是想借此重振帝国威风，更有效地控制和攫取当地矿产和农业资源，并抗衡其他欧洲列强。

在肯尼亚，蒙巴萨-基苏木铁路于1901年通车，建立了从印度洋沿岸到维多利亚湖畔的陆上交通线。为鼓励白人移民来肯尼亚定居，英王颁布土地敕令，强占大片土地，将铁路沿线的马萨伊人迁到偏僻的保留地内。1907年，殖民部指令英国驻肯尼亚总督成立一个立法会议，迈出了走向自治的第一步。1918年，立法会议员改由白人移民选举产生，同时有两名非官方移民代表进入行政会议。但在1920年，英国政府却宣布肯尼亚为“直辖殖民地”，此后，肯尼亚在向“白人国家”过渡方面再无大的动作，终导致这项计划失败。究其原因，首先是在肯尼亚未能发现有价值的矿产资源，无法再现其他地方的淘金潮，因此阻碍了移民的进入。

其次，白人移民增长不快，总数过少，成不了气候。在1923年，肯尼亚的白人移民仅9600余人，而非洲人口则多达250万，移民与当地人口数量太悬殊。

再次，肯尼亚不具备重要的战略位置，其他殖民强国要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退出非洲，要么与英国关系良好，暂时不会对英属殖民地形成威胁。

第四，在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国内的一些人道主义团体、传教士组织和政治家猛烈抨击白人移民在肯尼亚的剥削和压迫行为，白人移民中的开明人士和非洲人政治组织也遥相呼应，给英国政府造成不小的压力。

最后，肯尼亚还有数目较大的亚洲移民，据1921年的统计，其人数为23000人，多数来自印度。他们的政治组织较为成熟，比非洲人的政治意识更强，而且还有来自印度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亚洲移民与非洲人一样不愿接受少数白人的统治。

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即英国政府受亚洲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影响而在肯尼亚行动迟缓，错过了建立“白人国家”的时机。1919年印度爆发战后第一次大规模反英斗争，发生多次流血冲突，英国政府担心其波及肯尼亚，决定不扩大该地白人移民的政治权力，以免引起印度移民的不满，并于1923年发布一份《白皮书》，声明“这种至上的托管权将一如既往地……由帝国政府代表行使，不得僭越”。结果，肯尼亚未能在这一年与罗得西亚一起获得自治权。

4年之后，提出“白人国家”计划的艾默里已就任保守党政府的殖民大臣，他又发出一份与1923年《白皮书》内容相悖的新《白皮书》，规定白人移民有权分享托管权。针对东非各殖民地提出的建立一个由南罗得西亚占支配地位，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在内的“更紧密的联邦”，艾默里也表示支持。

但是，在英国国内，扩张帝国的热情已经消退，保守党政府不便直接批准这个构想，而是派出以爱德华·扬（Edward Young）爵士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调查此事。该委员会行动迟缓，直到1929年才提交报告，其内容令艾默里大失所望。首先，该报告称“更紧密的联邦”应只限于协调土著政策；第二，它认为土著政策的制定权交由白人定居者并非最佳选择，从而使“大白人自治领”的计划受挫。保守党政府于1929年5月辞职下台，接任的工党政府重申了1923年《白皮书》和“爱德华·扬报告”的立场。

但南罗得西亚则由于毗邻南非的独特地理位置而受到英国政府的关注，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最终变成中非的一个“白人国家”。

南罗得西亚及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名称源自其创建者——塞西尔·罗得斯。1888年，罗得斯采取欺骗手段从马塔贝莱国王洛本古拉（Lobengula）手里得到“土地租让书”，从而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增加了一块新的土地。为使这块土地变成殖民地，罗得斯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是大力移民，1890年9月12日首批200名白人青年打着“拓荒队”的大旗从南非来到索尔兹伯里堡，升起英国国旗。至1923年，该殖民地已有白人移民约3.5万人。其次是镇压当地非洲人的反抗，大肆掠夺和奴役他们，白人移民武装于1893和1897年先后两次镇压了非洲人起义，并将非洲人的土地掠为已有，驱使失去土地的本地人为白人开办的矿山和农场做工。第三是继续向北扩张，1890年罗得斯故伎重演，诱使赞比西河北面的洛兹国王和隆达族酋长签约，将其土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895年，罗得斯将上述两大片土地命名为“罗得西亚”，以赞比西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由于南罗得西亚与南非为邻，其战略地位重要，加上世纪之交的英布战争，英国政府于是有意识地将南罗得西亚建成一个“白人国家”。在英国新任驻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的主持下，南罗得西亚成立了立法会议，其席位在英国南非公司和移民代表之间分配。1922年，英国同意该地移民就殖民地前途问题举行公决，在同年10月27日的公决中，8774人投票赞成成立南罗得西亚责任政府，5989人投票主张该殖民地并入南非。根据这项公决结果，英国政府于1923年10月1日将统治权移交给南罗得西亚立法会议，给予南罗得西亚“自治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拥有与其他白人自治领相当的权力和待遇。这样，南罗得西亚的“白人国家”初步形成。

如果说英国对自治领和由白人移民占支配地位的殖民地的自治要求采取了宽容乃至支持的态度的话，那么它对英帝国内另外两个战略经济地位重要、但属非移民型殖民地的自治和独立倾向，则在作出某些让步的同时，果断地予以阻止和扼制。

在埃及，英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从而维系英国与东方各殖民地的联系通道。1922年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关系期满时，一项“独立”宣言保留了英国对埃及的国防、苏伊士运河区和苏丹地区的控制权。埃及民族主义者对此深感不满，发动了反英运动，——些激进分子还采取暗杀之类的恐怖行动。1924年，埃及军队中的英籍总司令李·斯塔克（Lee Stack）爵士被暗杀，英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派出数艘军舰前往亚历山大港外水域进行恫吓，并对埃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在强大的压力下，埃及政府被迫接受了英国的全部要求。为加强控制，英国政府于1925年派前首相劳合·乔治到埃及任高级专员。

进入30年代，英国对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存在和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感到担忧，于是被迫调整对埃政策，以安抚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英埃谈判延续了数年，终于在1936年达成协议。1936年新条约规定：英国承认埃及为主权国，放弃在1922年宣言中保留的多项权力，但英国军队仍留驻运河区。由于英军的存在，埃及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

软硬兼施的手法亦用于印度。到20年代末，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再度高涨，由国大党人莫蒂拉尔·尼赫鲁（Motilal P.Nehru）领导的各政党委员会于1928年8月草拟了一部宪法草案，旨在实现印度的独立，但穆斯林联盟不接受这部宪法草案，因为它未满足穆斯林单独进行选举的要求。英国驻印度总督欧文勋爵（Lord Owen）提议召开圆桌会议以解决问题，获首相麦克唐纳的批准。按照欧文的安排，出席会议的应该是英国和印度的各主要政党与团体，但国大党认为圆桌会议不讨论自治问题，因而拒绝出席。1930年3月，甘地宣布发起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3月12日，甘地率领78名信徒开始“食盐进军”，以打破食盐专卖的方法掀起民众反英**。英印当局随即进行镇压，将6万名参加这场运动的人投入监狱，其中包括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5月，英军还镇压了白沙瓦起义。

1932年初，甘地又一次发动不合作运动，英国进行了更严厉的镇压，在1月份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法令，甘地和其他国大党领袖均被捕入狱，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同时，英国政府也意识到镇压只能在短时期内起作用，作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向议会提交一份关于解决印度问题的提案。议会经过长达18个月的审议和辩论后，于1935年通过了新的《印度政府法》，规定在各邦建立责任制政府并实行自治；在中央一级设立两院制议会，英国总督保留外交、国防以及保护少数民族和确定关税政策的权力，印籍官员掌管内政和地方事务。

1937年，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条例得以实施，国大党在7个邦获选举胜利，主持邦务，但关于中央政府的规定却未能实施。虽说该项法案标志着印度在自治的方向上又迈进了一步，但也受到多方面批评，英国工党领导人指责该法中“存在的种种限制”，保守党人丘吉尔则说它意味着“我们在印度权力的确定无疑的衰落甚至消失”。在印度，国大党和伊斯兰联盟都不满意其中的某些条款，国大党领导人钱德拉·鲍斯（S.Chandra Bose）指出：该法案“并不是为了建立自治政府，而是在印度王公和教派以及反动的、亲英组织的帮助下，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维持英国的统治”。

在印度之外，英国在帝国事务方面还推出两项重要举措，即推动英属赤道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加强英国在海外战略要地的军事防务能力，以获取更多的原料，保护英帝国的利益和安全。

艾默里于1925年在下院指出：“对我们来说，建立赤道帝国也许比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作同样努力的经济可行性都要大。我们在那里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富饶的自然资源。”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工党政府于1929年主持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资助“大规模的殖民发展，这项发展接着便会给我国人民提供就业”。艾默里的赤道殖民地发展规划集中在交通运输项目上，肯尼亚——乌干达铁路于1936年全线通车，尼日利亚的一些公路也建成完工，肯尼亚的基林迪尼和黄金海岸的塔科拉迪港口宣告竣工。艾默里还建立了——些专门机构以促进这个地区的医学和农业研究，如1927年建立的殖民地医学研究委员会和1928年建立的农业咨询委员会等。

不过受到殖民地应“自给自足”的观念的影响，政府中其他官员不愿在殖民地大量投资，因此艾默里手头的资金严重不足，尤其是从1929年英国陷入大萧条起，这方面的拨款更难。据统计，英国在前后十年里在这方面的投资总金额仅为100万英镑。由于投入资金有限，而且资金均用于交通运输业和研究上，所以产业部门并未受益。

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萧条也给殖民地带来消极影响，工业化国家生产停滞，导致对原材料需求的下降，受其影响，殖民地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急剧下降，价格猛跌。如利物浦进口的可可豆价格在1920年为每英担81先令，1930年猛降至每英担37先令11便士，1939年再降到每英担23先令2.5便士。对此，工党议员乔赛亚·韦奇伍德指出：殖民地“突然发现它们只是一部巨大的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这部机器突然崩塌，使它们本身、它们的产品和它们的谋生手段处于困境，毫无用处”。因此，英国发展赤道地区殖民地经济的计划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英国在加强海外军事实力方面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和财力。迟至20世纪30年代，英国仍将自己视为一个世界强国，而不仅仅是欧洲强国，这样，英国理应在世界上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以保卫帝国利益不受侵犯。为此，英国采取了以下三方面措施：一是在世界性会议上，如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大力维护英国的一流军事强国地位。二是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方修建军事设施，比如从1921年起修建新加坡海军基地，历时十余年到1938年才完工，耗资6000万英镑。三是将保卫帝国自治领和殖民地工作置于重要地位，为此不惜减少对欧洲的关注和介入，内维尔·张伯伦在1934年写道：“我们无力同时对付日本和德国的敌意行动。”由于英国在远东和南太平洋有大片殖民地和自治领，因此它侧重于对付日本的威胁，另一方面对德国实行绥靖。此刻，英国并没有想到其世界大国的地位正在丢失，它的庞大的殖民帝国也将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竟使这——切成为事实，曾作为历史宠儿的英国，这一次受到了历史的嘲弄：它打赢了一场战争，却失去了一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