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22日，撒切尔夫人一改其“决战到底”的立场，突然宣布她打算辞职。保守党选出在经济上执行撒切尔路线、但在社会问题上持温和态度的约翰·梅杰任党的领袖，继撒切尔夫人之后出任首相。从表面上看，“撒切尔时代”突然结束，是因为保守党在对待欧共体问题上分歧严重，但除此之外，它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撒切尔夫人对欧共体一直持怀疑态度，她反对与欧共体联系太紧，认为拟议中的欧洲联盟会损害英国主权。秋天在党代会上，撒切尔夫人勉强同意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制，但对参加欧洲货币同盟的建议坚决反对。11月，担任过财政大臣的保守党下院领袖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突然宣布辞职，对撒切尔夫人的外交路线提出严厉批评。许多报刊说，这是自1940年艾默里对张伯伦进行猛烈攻击后，一个政府成员对首相做出的最无情指责。豪实际上是在发泄对撒切尔夫人领导作风的极度不满，作为一个名不虚传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个性太强，常常使同事们难以忍受，甚至在和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她也会不时让他们感到难堪。

1985年，政府决定征收“社区费”，这是一种按人口征收的税赋，被许多人看作“人头税”。撒切尔夫人说征税决定是在内阁会议上做出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在全体内阁会议上讨论这件事。次年1月，国防大臣黑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借此辞职，对首相的工作作风大加挞伐。但在这表面分歧之后又有其他原因：黑塞尔廷是“亲欧派”，主张把一家英国直升飞机公司（威斯特兰集团）出售给欧洲财团；撒切尔夫人则是“亲美派”，主张由美国资本控制的财团收购这家公司。因此，领导作风问题和英欧关系问题在1986年的“威斯特兰危机”（Westland crisis）中交织到一起。而1990年豪宣布辞职时，相同情况又一次出现。黑塞尔廷乘豪起事之机插上一脚，很快宣布他要和撒切尔夫人争夺党领袖地位，同时意味着他要争当首相。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议会党团进行表决，撒切尔夫人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但以4票之差（204票）未能获胜，于是就需要第二轮投票。撒切尔夫人起先表示要“决战到底”，但在内阁成员的一致劝说下，她在两天后宣布了辞职的愿望，主动结束了“撒切尔时代”。

撒切尔夫人辞职是有深刻背景的。英国的“经济奇迹”到1988年达到顶峰，1989年却出现回落。几年中，经济的相对高速发展，使工资和物价都重新上涨，生产成本高又使英国产品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贸易逆差比1988年高40%,通货膨胀回升到10.9%。“英国病”似乎又要发作了，而削减福利开支则早已使许多人不满。“人头税”正式开征，恰好给不满火上加油。

在英国历史上，“人头税”（poll）曾引发1381年的农民起义，因此它与“英国的自由”联系在一起。1990年3月，伦敦街头出现了反“人头税”的街头动乱。到秋天，民意调查表明工党已领先20%,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已降到极低。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一致劝说撒切尔夫人辞职，而撒切尔夫人终于也同意主动下台，就很容易理解了。看来，“撒切尔主义”并不是万能膏药。1985年撒切尔夫人曾说“我已经改变了一切”，若果真如此，那么在此之后，还能做什么呢？有一点是不能变的，即福利国家的框架不能变。无论撒切尔夫人如何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强调国家不能包办一切，但福利国家的原则她却动都不能动，这就使她在1985年以后，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做什么了。如果“英国病”还是治不好，撒切尔夫人也就回春无术了。

撒切尔夫人下台后，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的支持率大幅度回升。在新的大选中，保守党第四次获胜，这又是20世纪的一项记录。工党大失所望，说保守党“猎走了我们的狐狸”。梅杰以“机遇的社会”为口号，企图把平等与竞争在“机遇”的概念中结合起来。1990年12月，他在党代会上说：“我要把90年代变成机遇的十年。”但仅仅两年多时间，梅杰就被看成是英国历史上最没有作为的首相之一：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看起来很有教养，但没有魄力，没有新思维，他在多数问题上继续执行撒切尔政策，似乎是撒切尔的一个影子，“撒切尔时代”似乎仍然没有结束。从1993年起，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得分就每况愈下；1994年夏天，梅杰为表现保守党的“中兴”，更改它在选民中的形象，一次解除了一大批政府大臣的职务，但这并没有使保守党得益，保守党反而更加显得无能为力。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保守党将面临重大挑战。

为迎接这次挑战，梅杰决定背水一战。他必须首先明确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充分肯定他是保守党领袖。1995年6月22日，他突然宣布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并定于7月4日选举新领袖。此时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频频失利，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20%,落后工党近40个百分点。保守党内部对欧洲联盟的态度不一，相当多的人反对向欧盟进一步靠拢，尤其反对实行欧洲单一货币。但党内不满情绪虽然浓厚，却无人有足够的威望团结反对派，因此梅杰仍然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当选。尽管如此，保守党内部的分歧却明朗化了，有三分之一保守党议员不支持其领袖，保守党在下一次议会大选中前途不妙。

与此同时，保守党又受到政治丑闻的困扰。1994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揭发：两位保守党议员里迪克（Riddick）和特里迪尼克（Tredinnick）落入该报记者的圈套，愿意接受1000英镑酬款，代表送款人在议会辩论时按事先的约定提出质询，影响辩论结果。这种做法被称为“金钱换提问”（cashfor questions），事实上是一种权钱交易。从理论上说，议员代表选民的意愿，由他们在议会表达选民的愿望，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可是通过“金钱换提问”，送款人在议会找到了代理人，议员们不再是选民的代表，而是送款人的代表，代表某个公司或特定的利益团体，为金钱活动。如此一来，议会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走样了，金钱成为决定性因素。早在80年代末，人们就开始怀疑议会中有这种做法，可是凭据不足，现在终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拿到了证据。尽管里迪克和特里迪尼克很快就意识到上了当，因此抽身而出，但冰山似乎被砸开了一角，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人们发现有许多议员收取金钱，在议会为金钱的利益服务；政治家对此并非不知道，只是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0月份爆发出更大的丑闻：政府一位低级部长消费与法人事务大臣（Minister for Consumer and Corporate）尼尔·汉密尔顿（Neil Hamilton）被爆出从80年代开始就从哈罗德百货商店（Harrods）接受财物，为该公司在议会及政府中说话。梅杰立即成立一个“公共生活规范委员会”（Committee on Standardsin Public Life）调查此事，并尝试建立更加完备的政治道德标准。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汉密尔顿宣布辞职。

这些丑闻对保守党的打击很大，梅杰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布莱尔试图充分利用这件事，他说我领导的政府已‘病入膏肓’……”梅杰不否认事情的严重性，但他认为：这种现象在政治生活中已成为潜规则，“它们可能揭示出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有一些东西需要纠正”。梅杰的判断没有出错，英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制度性问题。布莱尔幸灾乐祸地嘲笑梅杰，可是等他自己组阁后，“病入膏肓”甚至更严重。不过在这个时候，保守党的政治丑闻显然影响了下一次大选，因此尽管梅杰试图以改组政府、重建道德标准来挽回影响，其效果却不佳。

另一方面，到90年代为止，工党已经连续四次在大选中失败了，这给党的生存蒙上了阴影。工党连续失败有许多原因，包括党内政策分歧、组织涣散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党正在失去社会基础，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在20世纪初，自由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丢掉了它的大党地位。二战后英国社会变化很大，以“有产”和“无产”为标志的两极社会结构已变得模糊，新技术发展将许多体力劳动者转变为“白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正在缩小。社会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在提高，劳动者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为他们进入“中等阶级”创造了条件。中等阶级的壮大把英国社会转变成一个多层次、多元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上层和下层都是小块，“中间阶层”最大。更为令人瞩目的是，“工人阶级”的含义也变得模糊了，大批有专业技能的人受雇于人，是“工薪阶层”，但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他们却属于“中等阶级”。真正从事社会低下工作的人有许多是外籍劳工、少数种族或妇女，这些人对政治问题又最不关心。因此工党如果继续以“工人党”自居，那它注定要找不到社会基础。因此摆在工党面前的选择是严峻的：它继续以“阶级党”自居，还是力图成为“全民党”？工党选择了后者。

这个过程从50年代末就开始了，问题的症结在党纲中的公有制条款即“第四条”。1959年，盖茨克尔第一次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并要求对社会主义、国有化问题等进行重新认识。盖茨克尔的动议遭党内左翼和多数工会代表的否决，这是对党的性质进行讨论的第一次尝试。威尔逊执政时慑于党内左派力量的强大而停止了辩论，但是在实践中也停止了国有化步伐。70年代以后，党内左派势力日益高涨，其**是1983年大选中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英国的新希望》。这个纲领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提出大幅度扩大公共开支（从而意味着大幅度提高税收），加快国有化步伐，以及退出欧共体、单方面实行裁军等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工党在大选中惨败，这终于使工党领导层大为震动。这以后，一个所谓的“工党现代化”运动在党内展开了，新任党领袖金诺克虽然出自左派，却认识到变革党的迫切性。他在理论上开始承认市场的积极意义，主张在国家指导下发挥市场作用。在实践上他企图悄悄取消党章第四条（Clause IV）即公有制条款，印发了一批不包含第四款条文的党证。但此举又遭左翼斥责，他只好收回了这批党证。1992年约翰·史密斯继任党领袖，开始加快“现代化”进程。他明确表示，工党只有在放弃公有制纲领之后才有可能重新执政，他认为工党应抛弃“非此即彼”即若非“国有”便是“私有”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定式，寻找一个中间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混合经济”。史密斯路线显然为后来的布莱尔开拓了方向，他的“中间解决办法”，其实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前身。

1994年上半年，深孚众望的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工党将“现代派”主将之一的布莱尔推上领袖地位。布莱尔当时仅41岁，是工党历来最年轻的领袖。他继任后，立即打出“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号，着手对工党进行根治手术。他认为“新工党”（New Labour）最基本的含义便是完全抛弃“阶级党”的承诺，把工党转变成“全民党”。为此他认为必须尽快放弃“公有制”纲领，把“第四条”从党纲中彻底清除。他说：“我们的衰落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接地气，社会变了，我们却没有变；我们的结构已经过时。”于是上任不久他就在10月召开的工党年会上提议废除“第四条”。虽说这次动议没有成功，但半年后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却同意修改党章，把原本“第四条”中这样的表述：

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的基础上，保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辛勤劳动的充分成果，及这些成果尽可能的平等分配……

改写成：

（工党致力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为公众利益服务，其中市场进取精神和竞争活力、与伙伴和合作力量相结合，生产国家所需要的财富，为所有人提供工作与成功的机会；在这个经济体中，既有繁荣的私人部门，也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其中对共同利益至关重要的事业，若非由公众所有、就是要对其负责。

如此修改过的党章虽说开宗明义宣称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a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但公有制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意味着合作伙伴关系及人人享有的机会。

这就是著名的修改党章第四条。通过修改党章，工党从“阶级党”变成了“全民党”，目的是扩大它的社会基础，争取中等阶级对它的支持。为了吸引更多的选民，布莱尔大力宣传“第三条道路”，竭力让选民们相信：一种新的理论已经问世，它将给英国带来崭新的前途。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曾引起理论界广泛的好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还是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道路”？其实，对于布莱尔来说，“第三条道路”的意思是：既不是撒切尔夫人，也不是艾德礼。布莱尔曾经把20世纪分解成三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那是集体主义成长的时期，福利国家是其结果；第二阶段是撒切尔主义张扬的时期，个人的作用被夸大，社会的不公正不断扩大；第三阶段就要靠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来完成，按布莱尔的说法：“我这一代人站在新与旧的交接点上。”显然，“第三条道路”要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调和起来，个人奋斗与社会关怀结合起来。这种说法起听来新鲜，其实只是工党向保守党靠拢的一个说辞，“新工党”也要走个人主义道路，只是不会像撒切尔夫人走得那么远。

在废除“公有制”条款的同时，布莱尔决心把工党与工会拉开，彻底改变“阶级党”的形象。几乎在他担任领袖伊始，就公开宣布“工会将不再在工党内部占据特别或有特权的位置”，今后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基础是“公平而不是偏爱”。他认为工党与工会保持特殊关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双方应互相尊重，各自找到正确的位置。工会应该做工人的发言人而不是工党的发言人；工会可以就工党的政策提出意见，但不能支配工党。在他出任工党领袖之前，史密斯已经改变了工党领袖产生的办法，将工会在领袖选举中的权重从40%压低到1/3，并且实行“一人一票”（One Member One Vote,OMOV）的选举方法。以前，工会代表大会中的每一个工会都以本会会员的名义投出一票，因此领袖其实是由工会领导干部们选出来的；史密斯的新选举办法就把工会的集体力量打碎了，选举权分散到数百上千万工会会员手里，工会在工党事务中完全被边缘化。

布莱尔就是按这种办法产生出来的第一位工党领袖，还在他担任工党领袖的前夕他就说：“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工党是一个工商党……那种认为保守党是工商党，而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过时了。”由此，工党不再是工人的党，而是各种人的党，中等阶级不必害怕它了。

以此为背景，工党投入到1997年大选中。此时，保守党已执政18年，气势消沉，内部闹分裂。工党于是大获全胜，在全部659个议席中获取419席，几乎是总数的2/3.这是工党在建党后取得的最大胜利；然而，那一年只有71.5%的选民出来投票，是1935年以来最低的，工党得到其中43.2%选票，因此工党只得到全体选民总数中大约30%的支持。相比之下，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还得到33.3%的选民支持。

布莱尔于是踌躇满志，时隔18年工党重新执政。不过，这时执政的是一个抛弃了工党纲领的“新工党”，英国进入第二次“共识政治”。工党在竞选中曾作出5项承诺：教育方面，增加教师和教育经费，缩小小学低年级的班级规模；治安方面，加快对青少年惯犯的司法处理，改善治安环境；医疗方面，缩短预约就医的等候时间，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就业方面，为25万25岁以下的青年提供工作机会，不再领取救济金；税收方面，不增加所得税，降低通胀与利税。这些问题都是当时英国人特别关心的具体问题，工党于是从这些问题起步，开始了它的13年执政。

但解决这些问题并非轻而易举。二战后英国政府的一个特大难题是庞大的福利开支，布莱尔执政前，这笔开支已达到900亿英镑，是英国政府最沉重的负担。巨大的福利开支迫使政府实行重税政策，而这样做就必然阻碍经济活力，造成通货膨胀，从而形成“滞胀”。福利制度造成的副作用还包括：纳税人负担加重，不满情绪增加；一部分可以工作的人宁愿享受福利待遇，而不愿工作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撒切尔夫人曾实行激烈的货币主义政策，将政府的关注点从刺激消费转向刺激生产。她采取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和文化教育经费等措施，这些措施曾缓解了“英国病”，但同时又造成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抗加剧等弊病。

布莱尔政府一方面接受撒切尔夫人对福利政策的基本态度，采取措施控制福利开支（比如削减给单身母亲的福利津贴，迫使其外出工作）；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新的方案，既能保留福利框架，又能解决根本问题。它认为政府与其把钱花在直接的福利项目上让人消费，还不如用在人力、智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从生产角度解决问题，因此是撒切尔思路的另一个版本。出于此种思路，它鼓励公私企业共同向基础部门投资，尤其扶持中小企业，用创造就业来代替救济。它提倡对教育事业加大投资，通过发展人力资源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经济发展。政府还向英格兰银行下放权力，让它独立于政府，自行决定汇率。在医疗保健方面，它一面承诺大幅度增加政府拨款，一面又在具体执行时小心翼翼，精打细算，节省每一笔开支。在劳工政策方面，它一方面批准了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社会宪章”（Social Charter），限制劳动时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参加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疏远工会，将工会的作用边缘化。

总体而言，首届布莱尔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福利开支方面还算比较成功。1999年，政府自称它在竞选宣言中提出的177项任务中的多数已经完成或正在执行。英国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低通胀、低利率、低失业。布莱尔顶住了参加欧元区的压力，兑现了“反对建立欧洲联邦”的承诺，在2000年欧盟尼斯峰会上，他继续采取英国那种若即若离的立场，为实行欧洲统一的税收与社会保险政策保留了否决权。在如此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布莱尔政府提前解散议会，于2001年6月举行新的大选。工党在大选中再次全胜，获413个席位，只比上次少了6席。保守党再次落败，只比上次多出1席，获166席。但是选民投票率只有59.1%,比上次大选还要低得多。

这次大选后，工党的锐气就开始消退，“第三条道路”也日渐消声，人们不大谈论它了。这条“道路”的始作俑者吉登斯在大选之前就注意到这一点。费边社书记马丁·雅各布斯（Martin Jacobs）则说道：

新工党悄然离世，却不意味着要回到旧工党……回去不是选择。……假如第二届（工党）政府想要完成它的历史承诺，工党就必须找一个适合于新时代的故事出来。

显然，他们知道“第三条道路”只是讲“故事”。现在回过头去看，它当时只是一种选举策略、一个选举的口号。每一次大选都需要一个选举口号，哪一个党的口号动听，哪一个党的胜算就大。等到第二届工党政府组建之后，“第三条道路”也就慢慢偃旗息鼓了。如同雷声大雨点小，一场闹哄哄的理论展示也匆匆收场。人们曾经把“第三条道路”看作是一个理论的创新，但其实它不是。

布莱尔第一届政府还做了以下两件事：

一、1998年提出上院改革法案，取消世袭贵族在上院的表决权，这是工党在竞选时作出的承诺。不过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果是：保留了92位世袭贵族的表决权，其中2人为职守上议员，其他由党派产生。1999年11月，《贵族院法》（House of Lords Act）正式获通过，工党的上院改革承诺就算执行了。

二、1997年履行另一项竞选承诺：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进行分权公投，两项公投都获多数通过。根据公投结果，1999年两地都选出分权议会。工党这样做并非没有党派利益考虑：它在两地都有选举优势，分权后可以控制两地的议会；它认为这样会加强它在伦敦议会中的地位，达到长期掌握全国政权的目的。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十分短视：苏格兰民族党很快就在苏格兰的分权议会中掌握控制权，不久又在全国大选中拿下了几乎所有的苏格兰议席。它乘胜追击，提出了苏格兰独立的主张，并迫使后来的卡梅伦政府同意举行独立公投。分权有可能导致国家解体，工党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那是属于21世纪的故事了，到20世纪结束时，布莱尔政府如日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