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这使20世纪初的事件发展大多数都中断了，比如爱尔兰问题和妇女选举权问题就是这样。不过，从长远来看，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20世纪初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比如国家的作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帝国问题、新政治力量崛起的问题等等，依然按照各自的逻辑向前发展。

战争中自由党的原则几乎都被破坏了。起初人们对战争抱着近乎浪漫的情调，许多人觉得英雄主义时代降临了，因此满怀**走上战场，准备为“自由”打一场漂亮的短兵战。但战争却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前线的艰苦与牺牲震惊了全国，人们突然意识到：全国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民必须不遗余力，作出牺牲，才能打赢这一场史无前例的现代恶战。

于是，几个世纪人们所珍惜的价值不得不暂时弃置，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为打赢战争，政府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权力，统制全国的财力物力，调动一切力量投入战争。1914-1915年，议会连续通过三个《国土保卫法》，授权政府颁布战时条例，控制军火生产和其他生产。不久，政府就对铁路、军工和煤炭实行控制，委派了政府管理人员；然后又征用商船，调节农业生产，强行开发荒地，限制粮食价格，规定食用品的质量标准等等。1918年初，当战争进入最后同时也是最艰苦的阶段时，政府不得不对食品实行定量供应，这在英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措施都与自由党的“经济自由”信念背道而驰，但执政的自由党人却不得不服从战争的需要，一步步远离自己前辈们所尊崇的金科玉律，走向某种形式的国家管制经济，甚至某种程度的“国营经济”（如铁路和军工等）。1915年政府设立军工部，直接管理大约200个工矿企业；1916年又成立劳工部，统筹调配全国人力。这两项措施都是绝对违反自由主义信条的，因为他们把国家的职能不仅扩大到管理“物”，而且扩大到支配“人”。

1916年，自由党政府采取了另一项背离自由主义传统的措施，宣布实行征兵法。这种做法虽然在普鲁士这样的国家算不得什么，但在英国，却被看作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强迫人民屈服于政府的**威。政府还不得不征收33%的奢侈品进口税，这就把自由贸易这道防线也冲垮了。到战争结束时，自由党的原则其实已所剩无几。

1915年，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受挫，海军大臣丘吉尔与第一海事大臣费舍勋爵（John Fisher）在战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费舍勋爵挂冠而去。保守党领袖博纳·劳（Bonar Law）通知阿斯奎斯说：保守党应参与领导战争，否则它将扮演积极的反对派角色，反对政府的战争努力。自由党于是不得不同意组织联合政府，新内阁包括12名自由党人，10名保守党人，1名工党人。这届政府维持了大约一年半时间，由于战争情况越来越糟，国内充满了失望的情绪，人们都认为在现存政府的领导下不可能打赢战争。阿斯奎斯迫于党内外强大的压力，于1916年12月辞去首相职位，由学徒出身的威尔士人劳合·乔治继任首相。这次政府更迭本不涉及党派分歧，不过，以阿斯奎斯下台为标志，自由党在英国政界两分天下的局面也就永远结束了！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主要由保守党组成，21个内阁成员中除8个自由党人、2个工党人之外，其余都是保守党人，而且占据主要位置。劳合·乔治还建立了一个大权独揽的“战争指导委员会”，可说是内阁中的内阁，其中保守党3人，工党1人，自由党只有劳合·乔治自己。战争中英国政府的这两次更迭都是政党间协商的结果，并没有经过通常的宪法程序，更没有由议会选举来决定政府去留。虽说这可以看作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措施，但它却体现了20世纪的总体趋势，即政府控制了议会，政党是20世纪英国政治的灵魂。

新政府在工作作风上也背离了传统。“战争指导委员会”起核心的作用，主要决定都是在这个委员会做出的。内阁虽然很勤奋，几乎每天都开会，但它的主导作用已经被战争指导委员会取代了，次要一点的部长只在问题涉及其各自主管的部门时，才应邀参加内阁会议，他们更像是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在各部以及整个内阁之上，有一个像美国总统那样的首相，各个部都向他负责，而不是向内阁负责，更不向议会负责。这种做法明显背离了英国传统，却和20世纪首相权力扩大的趋势相吻合。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用新方法新体制打赢了战争，政府的效率提高了，敷衍塞责、拖延推诿的现象大为减少。

战争结束的时候，劳合·乔治成了英雄，人们都说他可以担任终身首相。但仅仅4年之后，大家又指责他政治品质恶劣，追求个人权势，背弃英国政治传统中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似乎他是英国政界的一个流氓。后来在80年代成为工党领袖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出身在一个传统的自由党家庭，他说他从小就听父辈们说劳合·乔治毁灭了自由党，“为得意洋洋、幸灾乐祸的托利主义打开了大门”。1918年5月，军令总监弗里德里克·莫里斯（Friedrich Morris）被解除职务，他于是指责劳合·乔治向公众谎报英国在法国的军情。阿斯奎斯以此发难，要求议会组织调查。他的动议虽被否决，却获得98个自由党议员的支持。这以后，自由党就正式一分为二。著名历史学家泰勒（A.J.P.Taylor）称这是“有悠久历史的自由党实行自杀”。

到1918年，议会已经有8年多没有举行选举了，因此战争一结束，劳合·乔治就决定立刻大选。他想维持战时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是依靠保守党继续执政。自由党在大选中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劳合·乔治与保守党联合的政策，一派追随阿斯奎斯，反对联合。由于联合派候选人在竞选中都得到一张两党签发的“联票”证明，因此这次大选被称为“联票选举”。选举结果，联合派大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大胜，因为保守党得到335个席位，劳合·乔治派只有133席。阿斯奎斯派自由党输得很惨，只得到28席，连阿斯奎斯自己都落选了。自由党的崩溃不仅仅表现在阿斯奎斯派的失败上，就连劳合·乔治派的胜利也是虚假的。劳合·乔治派主要在工人选区得票，而工人选区随时可以被工党夺走。只因为劳合·乔治打赢了战争，工人才投了他的票。根据“联票”协议，保守党不向这些选区推派候选人，因此劳合·乔治派实际上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当选的。但这种情况在下一次大选中不会再现，到下一次大选的时候，自由党的衰落就暴露得一清二楚了。对此，老格拉斯顿的儿子、自由党总部督导赫伯特·格拉斯顿（Herbert Gladstone）看得很明白，他后来说："1918年的结果粉碎了党，不仅在下院，而且在全国。党的地方协会消失了，或名存实亡。我们最好的党员大批投奔工党，其他人倒向保守党或变成独立派。"1918年大选实际上是自由党的死亡宣告书。

不过，劳合·乔治仍然在他个人威望的顶峰。他刚刚打赢一场战争，紧接着便要去凡尔赛，在那里主导和会，创建国联，成为世界级政治领袖。自由党的劳合·乔治领导着一个保守党的政府，不过在内政方面，他继续执行战前政策。政府提高了养老金标准、扩大了享受失业保险的范围、增加了教师工资、拨款补助住房建筑等等，可见尽管保守党占优势，它对战前自由党的政策却已经能认同了。这对自由党来说其实是一种更深刻的威胁，因为自由党的旗帜现在也可由保守党扛起来。与此同时，保守党还以财产的保卫者自居，它一方面接过自由党的社会政策，一方面又反对“财产共有”，反对“社会主义”。这在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益明显的时候，对中等阶级选民尤有吸引力。弗朗斯·科齐（Frans Coetzee）说：“反社会主义最终将使保守党能够重组、保存下来，并在两党制的合适形式中大获其益。”

1922年，保守党已经强大到不需要一个自由党首相来充当它的保护伞了。这一年的10月19日，275名保守党议员在卡尔顿俱乐部开会讨论保守党今后的前途。多数保守党人要求摆脱劳合·乔治，因此对党的老资格领袖如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贝尔福等人要求维持联合政府的呼吁反应冷淡。博纳·劳和斯坦利·鲍德温在这次会议上大出风头，鲍德温入阁才一年多，在党内是一个相当嫩的新手。他在辩论中突然站起来对劳合·乔治进行猛烈攻击，说继续与他合作将加深党的分裂，直至“古老的保守党被碾成碎片消失在废墟中”。表决结果，185个保守党议员反对与劳合·乔治合作，只有88人主张继续维持联合。这天下午5时，劳合·乔治就辞职了，一个打赢了战争的英雄这时却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

1922年大选，保守党以345票获胜，工党位居第二，得142票，博纳·劳出任首相。1923年，博纳·劳因病辞职，由鲍德温接任保守党领袖，他立刻提出了关税改革问题，即建立约瑟夫·张伯伦在20年前倡导的关税壁垒。但选民在这个问题上仍不愿放弃自由主义传统，因此在新的大选（1923年）中，保守党失去多数，三个党谁也没有超过半数。博纳·劳不愿与劳合·乔治合作建立联合政府，而阿斯奎斯又不愿和保守党合作。劳合·乔治于是暗中活动，支持工党组成少数派政府。1924年，在工人代表权委员会建立24年、工党建立18年之后，这个党居然在英国掌权了！

工党的“社会主义”性质此时已公开表露。俄国革命在英国形成巨大冲击，1917年8月，联合政府中唯一的工党代表亨德森去苏俄访问，为此他辞去内阁职务，并且在访俄回国后立即开展工党独立的竞选活动。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欣赏，他在回国后写道：“就我所能见到的而言，假如那种试验付诸尝试，其结果只会对整个事情造成灾难。”他认为要想抑制布尔什维主义，工党就必须成为强大的议会党，而且公布自己的社会主义宗旨，把工人吸引到自己周围。

1917年9-10月间，亨德森与工会领导人、费边社领导人频繁接触，为工党制定出一部章程。在此之前工党始终没有党章，而1918年党章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这集中表现在章程第四款上，即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款。条款中的提法不是亨德森的，而是韦伯（Sidney Webb）的，韦伯认为这种提法主要不是为吸引工人（工人无论如何总要跟工党走的），而是为了吸引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那一部分先进的中等阶级。尽管党章中明确写进了社会主义内容，但当年党的代表大会对此似乎并无所谓。会上讨论的主要是组织问题，亨德森的发言主要谈工党如何才能组织政府，而不是工党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因此当工党在1924年执政后，并不当真去实行“社会主义”。工党从来没有执政的经历，突然处于掌权地位，便事事生疏，手足无措，对那台庞大的英国政治机器不知该如何操纵。担任首相的麦克唐纳说：“……我的前任有现成的秘书和运转的机器，而我却什么也没有，我必须白手起家。”这是工党刚上台时一派窘境的真实表露。工党还讲究“体面”，处处模仿上流社会，比如它的阁员在第一次觐见国王前，就要找老师专门教习宫廷礼仪，生怕稍有疏忽，便做出什么“贻笑大方”的事。因此工党这10个月的掌权，就仿佛是初上台面的学徒，做了10个月的见习生。它做的最大一件事是制定一项“住房法”（Housing Act），对工人阶级住房给予建筑补贴。麦克唐纳主要对外交事务感兴趣，他自己兼任外交大臣，参与德国赔款问题的国际谈判，还打算与苏联签订条约。但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工党政府栽了跟头，保守党和自由党都怀疑工党企图与布尔什维克勾结，于是就联合起来，把工党政府推翻了。

在新的大选中，发生了季诺维也夫信件（Zinoviev letter）事件。10月25日，选举前4天，《泰晤士报》（The Times）突然发表一封据说是由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诺维也夫签署、寄给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抄本，信中要求英共动员英国工人阶级支持英苏两国正在谈判的条约，因为这将“有助于国际及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化”，“使我们能够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扩大与发展列宁主义的思想宣传”。信件还要求在军队中加强鼓动，做好军工生产部门工人的工作。这封信暗含的意思是工党的政策有助于布尔什维克的颠覆活动。信件发表后，苏联代办处和季诺维也夫本人立即加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则背着麦克唐纳提出抗议。信件对选举结果产生很大影响，保守党大胜，获419席，工党只得到15l席，比上次少了40席；而自由党则大败，劳合·乔治和阿斯奎斯两派加在一起才40席。在过去两年中，自由党先是捧工党上台，使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民投了保守党的票，然后又赶工党下台，使倾向社会主义的选民投了工党的票。自此以后，新的两党政治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混乱状态结束，自由党被排挤出英国政治的主流。

鲍德温出任首相，他其实是一个能力很有限的人。1923年他以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的身份出访美国，谈判战时债务问题，结果草草率率就签了一个协议，条件比法、意等国得到的都差。1923年他第一次出任首相，英国朝野上下都感到意外。不过，他的第二届政府却很稳固，一直延续到1929年。鲍德温做事懒散，不受刺激就提不起精神。但他和气亲切，平易近人，把分歧重重的保守党团结起来了。他认为工党不是搞颠覆破坏的党，而是现存政治体制中一支负责的力量，保守党如果不像工党一样找到吸引“社会下层”的方法，“我们就是一只手绑在背后进行战斗”。鲍德温正确地估计到工党今后是保守党的主要对手，因此为保守党提出了一条“新保守主义”路线。

为吸引“社会下层”，鲍德温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主要由约瑟夫·张伯伦的另一个儿子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执行。张伯伦在鲍德温内阁任卫生部长职，工作做得很有成就。他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制定了21个法律，多数是关于住房、卫生、城市建设、休息场地与度假设施的。他还制定了一个《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规定由郡、市政府承担济贫职责（原来由教区承担），这是向国家解决贫穷问题迈出的一大步。在他任职期间，全国新建100万所住房，国民卫生状况改进了，1928年婴儿死亡率降到4.5%,也开办了许多产科医院和儿童诊所。他的多数立法都既长又复杂，比如《地方政府法》包括12项115款，花两个半小时才通读一遍。这个法案虽然对解决社会问题很有价值，但提出来的时机却不对。它要求增加地方税以作济贫之用，而新的征税率恰巧在1929年大选之前送到许多选民手里，因此使许多选民感到不快。

1926年政府面临严重危机，起源是煤炭工业的劳资冲突。1913年，英国最强大的三个工会签订协定表示在斗争中将互相支持，由此形成“三角同盟”。三角同盟的参加者是煤矿、铁路和运输工会，当时分别有80万、27万和25万会员。这三个工会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三角同盟的存在，对资方和政府都是巨大威胁。

煤炭业在20世纪弊病丛生。英国采煤业起步很早，但始终规模小，技术落后，采掘无规划，开采水平很低。在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竟长期得不到改造，结果成本高而利润低，工人劳动强度大，工资却很低，1926年与1913年相比，工资只增加20%,生活指数却增长100%,此外还加上很高的失业率。长期以来，煤矿开采靠政府补贴，补贴一旦停止，工资就将更低，危机会立刻爆发。1921年煤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但罢工失败，罢工失败的那天（4月15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五”。1925年冲突再起，政府有惮于三角同盟的实力，不敢贸然摊牌，便宣布延长补贴9个月，这一天（7月31日）被称为“红色星期五”。9个月延长期快到时，双方都意识到摊牌不可避免，于是都在做决战的准备。

1926年3月，关于煤炭问题的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公布调查报告，报告对工人的处境表示同情，建议对煤炭业实行改组，包括国有化、合并小矿井、改造工作环境、建立全国工资统一标准等等。但报告也宣称国家对煤矿开采的补贴应该停止，为弥补其间的差额，矿工要么降低工资，要么延长工时。

矿工十分愤怒，他们提出“工资不减一分，工时不加一分”的口号。工会要求：在煤炭业进行改组之前，首先应谈妥工资问题；矿主则坚持：井下工作日恢复到8小时，工资则回归到1921年水平。双方谈判破裂。4月30日，9个月的延长补贴期届满，现存的工资标准作废，矿主宣布同盟歇业。5月1日，各行各业的工会代表828人投票宣布将采取“联合行动”声援矿工，并授权工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解决争端。5月3日午夜，全国总罢工（General Strike of 1926）开始。

工会一再宣称这是一次产业冲突，不含政治目的。政府则声称罢工企图推翻政府，改变政治制度。罢工气氛总的来说是平静的，很少发生暴力冲突，但平静中蕴含着紧张，因为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总罢工”。直接参加罢工的有300万工人，领导总罢工的是工会代表大会，它拥有430万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卷入罢工的行业包括煤炭、运输、码头、印刷、钢铁、化工、电力、建筑等。罢工的影响超越国界，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鲍德温政府对罢工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它宣布罢工“违宪”，一方面又呼吁重开谈判，停止罢工。它组织了大批中等阶级市民参加维护交通、分发食品等工作，结果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勉强维持下来，未发生崩溃，罢工的威力因而也就减轻了。5月12日，工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宣布停止罢工。当天下午，鲍德温在下院受到欢呼，他说这是“常识的胜利……是联合王国全体最优秀人民的胜利。现在我们又能够以合作的精神来恢复我们的工作，把怨愤与仇恨都丢到脑子后面去了。”

尽管鲍德温做出和解的姿态，似乎对罢工已全然忘记，但1927年，政府制定新的《劳资争议法》，宣布总罢工和同情性罢工为非法；工会若征收政治性捐款，必须事先得到各有关会员的书面同意；而在过去，是每一个工会会员都必须交纳政治捐款的，除非他公开声明不愿这样做。总罢工的失败和随之制定的《劳资争议法》极大地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工会人数剧减，1920年工会会员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5.2%,1933年只剩下22.6%了。罢工次数在以后的13年中降为原先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工会运动也变得更温和了，工会领导人采纳了一种更加合作的策略。

尽管如此，工党反而因总罢工受益。它没有直接卷入罢工斗争，因而在政治舞台上丝毫不受影响。相反，它指责1927年《劳资争议法》是“阶级立法”，说它是为有产者服务的，因此在工人中提高了声望。1929年大选，工人选民下决心对总罢工失败和《劳资争议法》实行报复，工党在那一年第一次成为议会最大的党，由麦克唐纳出面组成第二届工党政府。那一年，自由党在劳合·乔治领导下做最后一次努力，企图恢复它原有的地位。它提出一个与工党纲领几乎无异的竞选纲领，完全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但在工党与自由党之间，工人选民当然选择工党。

工党第二次入主政坛，已经摆出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势。麦克唐纳虽然出身卑微，是苏格兰一个女仆的儿子，但他一副绅士派头，似乎是“人群中的一个王子”。他出入于克里斯蒂拍卖行，搜集古玩与名画；他到棋盘山庄（the Chequers）去度周末，与伦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等保守党贵族来往甚笃。他的财政大臣斯诺登（Philip Snowden）信奉传统的金融政策，周旋于银行家之间，被授予伦敦城自由市民称号。亨德森是真正献身于工党事业的，但他担任外交大臣，在这方面颇觉生疏。这些人也许想在第二次执政期间有所成就，但他们掌权不是时候，就在工党政府成立后不久，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爆发了。

危机中英国受到很大打击，产业萧条造成失业大增，1929年5月工党执政时失业人数120万，到1931年7月已达到280万，占投保工人总数的23%。但斯诺登企图以传统的自由主义来解除危机，他采用提高间接税、削减政府开支的方法，结果却反而增加了失业，对贫苦阶层造成更大的压力。一个下院调查委员会认为，必须从1931年的政府预算中削减1.2亿英镑，其中6700万英镑应减自社会救济。麦克唐纳等人同意削减7800万英镑，但当内阁进行讨论时，多数成员只同意削减5600万英镑，而且不许从社会救济方面削减。1931年8月24日清晨，内阁就此进行表决，11票支持麦克唐纳，9票反对。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麦克唐纳宣布他将辞职，说罢他便前往白金汉宫，觐见乔治五世国王。中午，原来的工党大臣却惊讶地听说：乔治五世国王没有按惯例授权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组织新政府，而是让麦克唐纳继续留任，组织了一个“国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

这件事前因后果究竟如何，到现在人们也不大搞得清楚。大家现在知道的是，乔治五世接受了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的建议，要求麦克唐纳继续任职，而麦克唐纳当场就接受了邀请。人们现在不知道的是：究竟麦克唐纳早就有盘算，故意促成工党政府的分裂，为“国民政府”铺平了道路呢，还是他随机应变，临时接受了国王的授权，以“拯救”英国于危难之中？无论如何，工党认为麦克唐纳背叛了本党：他在接受新的任命时居然不和本党商量，就与反对党结成联合政府！工党政府的枢密院长帕穆尔勋爵（Lord Parmoor）后来在回忆录中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他一向相信内阁是英国政府的核心，“但如果说内阁确实占有这个地位，那么在1931年首相对待内阁时却不是这样”。8月26日，工党与工会代表大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不支持麦克唐纳政府；两天后，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亨德森为新的领袖；9月28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式开除麦克唐纳及其支持者出党。

然而新政府却成功地渡过了危机。世界经济危机此时已基本缓解，各国财政状况开始好转。斯诺登从美法两国得到8000万英镑贷款，足以解救近火之急。随后，英国放弃金本位，英镑也贬值30%。1932年议会通过《进口关税法》，正式放弃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而约瑟夫·张伯伦在30年前倡导的关税保护主义，现在竟成了国策。19世纪时英国人争取自由贸易，20世纪却又争取保护主义，这大概就是历史的逻辑！1932年，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帝国经济会议，建立了帝国特惠制，从此以后，帝国对英国来说，具有了新的经济意义。

1931年大选，“国民政府派”（包括保守党、麦克唐纳工党和自由党）获554席，工党只得到52席，是1910年以来输得最惨的一次。但经济的复苏非常缓慢，“饥饿的30年代”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的单一产品工业区造成很大苦难。1935年工党终于恢复过来，这一年它得到一位新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并且在新的大选中获154席。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后一次选举。

30年代政治主要围绕军备与和平问题。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德国掌权，战争的乌云开始聚集，面对纳粹德国（Nazi Germany）的喧嚣，英国应采取什么对策？这是个长期困扰着英国政治家的问题。30年代初，大多数英国人不愿再卷入另一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因此战后和平主义始终抬头。许多人幻想国联和裁军可以给欧洲带来永久的和平，因此当德国的民族复仇战鼓咚咚敲响的时候，英国人却在从上到下地大唱和平经。

在这个问题上，三党领导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主张真心实意地裁军，真心实意地依赖国联。1931年7月，三党领导人同时出现在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共同保证为即将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取得成功而不遗余力。希特勒上台后，许多人同情纳粹的立场，认为德国在1919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它重建民族尊严的努力是无可非议的。许多人宁可要希特勒而不要斯大林（Joseph Stalin），认为与德国的对抗就意味着怂恿苏联。1933年2月，就在希特勒刚刚上台的时候，牛津大学学生会经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这项决议在社会上形成巨大冲击波，报章与广播都广为报道。

1932年，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个法西斯党——英国法西斯同盟，其领导人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曾担任过工党政府大臣。虽然这个组织成员最多时也未超过2万人，社会影响也很小，但在1934-1936年间它也曾掀起过小小的波澜，是世界性法西斯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1940年战争打起来后，它被政府取缔。

在30年代，和平主义是主要思潮。1934年下半年，狄克·谢泼德牧师（Rev.Dick Sheppard）组建“和平宣誓同盟”（Peace Pledge Union），到1935年底，已征集到10万人签名。同盟组织“全民和平表决”（National Peace Ballot），结果有1150万人参加，占全体选民的40%。投票结果显示：90%-95%的人赞成裁军，支持国联，同时主张国联对侵略者进行经济制裁。针对问卷第五款提问：在必要时，各国是否应联合行动，用军事手段制止侵略？有60%的人作肯定回答，20%否定，20%弃权。因此“表决”的结果是很奇怪的，人们一方面支持裁军，反对使用武力；一方面又希望对侵略者实行集体制裁（甚至动用武力）。如何理解表决的结果？也许正确的解释是：英国人希望在国联的庇护下，以裁军和制裁为威胁来避免一场战争。如果问卷的问题是：是否赞成英国卷入一场战争？那么回答大概会是99%的反对了。无怪乎政府要说问卷的出题是一种误导。

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比保守党更倾向和平主义。1935年5月工党新领袖艾德礼就说：“我们反对把使用武力作为一种政策手段，我们主张裁减军备和集体安全保障……我们的政策不是通过重整军备来寻求安全，而是通过裁军来寻求安全。”他主张彻底销毁一切军备，在国联领导下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为“和平表决”的结果所作的注解。

在政府方面，它一面执行绥靖主义（appeasement）政策，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一面又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裁军政策，于1936年开始重整军备。这一年，军费开支比前一年增加36%,达到1.86亿英镑。1937年达到2.65亿英镑，1938年为4亿英镑，1939年激增到7亿英镑，当然这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空军的力量增长最快，1935年空军预算仅2750万英镑，到1939年已达到2.48亿英镑，翻了9倍。“国民政府”重整军备虽说是半心半意的，但终究使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并不是赤手空拳，因此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优先发展空军的政策也是富于远见的，如果不是空军的作战能力在战前最后几年急速提高，英国将无法在战争的最初阶段顶住德军的轰炸，阻挡德国的入侵。但工党当时对这种半心半意的重整军备也大加反对，1935年在辩论是否要重整军备的时候，艾德礼说：要用“全世界舆论”的力量来阻止侵略。

真正反对绥靖、清醒地估计到纳粹侵略危险的政治家是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出身名门，其先祖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丘吉尔年轻时在印度、南非等地服役，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过多次远征行动。26岁时他当选为议员，此后一直是英国政坛的宿将。他先参加保守党，后来投奔自由党，然后又回到保守党，在两党历届政府中担任过许多要职。但在政治上如此飘忽摆动，是英国政界很难见容的，因此他的名声相当不好。保守党不信任他，从1929年起，就把他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当作一个惹是生非的野心家。工党讨厌他，视之为仇敌，因为他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历史使命才刚刚开始。就在绥靖主义思潮弥漫全国的时候，丘吉尔单枪匹马地预言战争的梦魇，喋喋不休地主张扩军备战。还在1936年年底他就在议会声称：纳粹德国将很快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1938年慕尼黑的“和平”刚刚取得，他又在议会大唱反调，说“不要以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在当时，这种论调听起来就像是升平歌舞中突然冒出来的尖声怪调。在30年代，丘吉尔是最不得人心的政治家。

1935年英国举行大选。虽说选民们关心的主要是国内问题，政治家却都在谈论安全与军备。5月，国民政府已经改组，由保守党领袖鲍德温接替麦克唐纳任首相，三分之二的内阁大臣也由保守党人来担任。国内的形势对国民政府很有利，失业人口已从1933年初的近300万降到不满200万，生产总值比1929年提高了10%。多数英国人相信国民政府能解决遗留的经济问题，而不必依靠“新政”或其他更极端的手段；工党那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这时还得不到较多人的支持。在关税问题上，保护主义已成定局，反对它的人已经是少数。

但是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许多人情绪却很激动，保守党打算实行有限制的重整军备，工党与许多选民却仍然坚持和平主义立场。竞选中，鲍德温采取两面手法，他既“支持重整军备从而使保守党能够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协调关系”，又“支持国际联盟盟约，从而使和平主义者能够与重整军备协调好”。由于采纳了这样一种双重立场，11月选举结果出来，保守党获432席，工党无论是国民政府派还是反国民政府派，其领袖人物全都落选，其中包括麦克唐纳、亨德森等。但工党的政治力量却恢复了，它取得154个席位。自由党只剩下20个席位。输得最惨的是麦克唐纳派，它在保守党内无法立足，在工党内则为人所痛绝，至此便消失了。

新政府刚刚组成，就面临着爱德华八世的退位危机。1936年1月，乔治五世去世，他是个颇得人心的国王，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年代里发挥着立宪君主的作用。乔治五世的继承人是爱德华八世，1934年，他邂逅一个已婚美国妇女辛普森夫人（Mrs.W.Simpson），并开始与她相爱。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一次婚，如果与爱德华八世结婚，就必须再离一次婚。许多传统的英国人对此难以接受，况且辛普森夫人的第二个丈夫虽说是美国出生，却已加入英籍，因此是一个普通的英国公民——英国国王如何能娶一个普通国民的前妻为妻呢？鲍德温正代表着这种传统的看法。因此当1936年10月辛普森夫人取得第二次离婚判决书、爱德华八世就要与她结婚时，危机来临了。鲍德温向国王强硬地表示：要么放弃辛普森夫人，要么放弃王位：“在选择王后的问题上必须听听人民的意见。”爱德华八世请求沿用“贵人娶贱女”的古老做法，不让辛普森夫人获得王后头衔，但也被鲍德温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八世在退位诏书上签了字，带着辛普森夫人悻悻离开英国，从此浪迹天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久以后，到20世纪末，有人说当时逼迫爱德华八世退位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亲德立场，人们担心一旦战争爆发，一个亲德的国王会把英国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上。

鲍德温由于这件事而大得人心，丘吉尔却因为支持了国王而名声更坏。事后不久，鲍德温认为已经到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于是在1937年5月新国王乔治六世（爱德华八世的弟弟）加冕之后，立即辞去首相职务，由内维尔·张伯伦接任。

内维尔·张伯伦是约瑟夫·张伯伦的次子，担任卫生大臣期间因解决住房问题而出了名，以后又担任财政大臣。他接任首相后，把绥靖政策推行到极点，最后亲自到慕尼黑去与希特勒签订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在张伯伦任内，战争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而张伯伦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这个政策受到丘吉尔的猛烈抨击，随着希特勒的野心日益昭显，接受丘吉尔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多。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因不同意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而辞职。慕尼黑协议（Munich Agreement）签订后，有30位保守党议员拒绝出席批准该协议的议会表决，其中包括张伯伦的一些亲密同事，如后来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海军大臣达夫·库珀（Duff Cooper）等。到年底，张伯伦自己也开始动摇了。次年3月，纳粹德国进军布拉格，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张伯伦终于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于是开始认真地做战争准备，并且对波兰做出了安全保证。不过他始终存有一种幻想，希望德国军方有理智的人会发动一场政变，阻止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因此直到战争打起来，张伯伦仍然是犹犹豫豫。

工党直到1935年竞选时，还指责国民政府重整军备的决定是对“世界和平和本国安全的威胁”。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其内部出现政策分歧，以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和休·多尔顿（Hugh Dalton）为首的一批人开始认识到重整军备的重要性。1937年工党议会党团对军费预算投了赞成票；同年，工党代表大会正式同意重整军备。1939年春，工党代表大会以167万票反对、28万票赞成的悬殊比例，否决了党内和平派要求不与政府合作的动议。9月2日晚，即德军入侵波兰后的第二天晚上，工党发言人在议会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不再拖延已经被拖得太久的事”。次日凌晨，当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把宣战的决定告诉多尔顿时，久等在内阁会议室外的多尔顿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说：“感谢上帝！”

希特勒得寸进尺，终于把全体英国人从绥靖主义的泥淖中拉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