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英国文学可分为三个阶段，1800-1832年为浪漫主义时期，1832-1870年为维多利亚前期，此后是维多利亚后期。三个时代有不同的艺术特征，第一阶段是浪漫主义，此间英国诗歌达到了第二个高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描述社会现实，体现作家的道德理想；第三阶段是向现代主义的过渡，艺术家通过小说和戏剧表现了中等阶级价值观的危机。

浪漫主义时代是英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的一个**时期，工业革命产生了它的社会后果：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权力从土地贵族转向工厂主。面对工业社会的大烟囱、贫民窟与阶级对立，浪漫主义情怀既是对简朴、田园的农村生活的留恋，也带有对未来不确切的惶惑憧憬，以及对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带来的各种理想的激进追求。

浪漫主义是现代思想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它从欧洲大陆（比如卢梭、歌德）向英国传播，再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展。1800年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兴起的标志，不过，18世纪中叶的伤感主义却是浪漫主义的前奏，在哥特式小说与墓园派诗歌中都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痕迹。对于18世纪英国的奥古斯都文学或古典主义而言，浪漫主义文学是一种反叛，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看待与体验生命的方式，古典主义在理想方面注重理性和秩序，相信进步与社会完善的能力，主张克制情感；浪漫主义则倾向情绪、直觉与心灵的表达。古典主义是外向的，沟通社会与外界；浪漫主义是内视的，偏重自我审视。古典主义希望理解可观察的世界，浪漫主义注重非理性力量和神秘的体验。古典主义关注秩序，浪漫主义庆贺自由。古典主义强调社会调节与改良，浪漫主义对社会持激进的批判态度，例如，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古典主义者认为孩子是不成熟的，他的本能需要抑制，野蛮的天性需要教化，而浪漫主义者认为孩子是神圣、纯洁的，他因为与天意相连而不受文明的污染。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差异无处不在，在语言形式上，古典主义表现出形式化的书写方式，注重对仗与平衡，尊重诗的格律；浪漫主义则坚持个人体验，竭力使语言贴近自然，贴近普通读者。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称：诗歌应该把握日常的生活事件，用普通人的语言将其表述出来，再加上想象的色彩，从而让作品显得不同寻常，这些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宣言。用这些特点去比对哥特式建筑对平衡与明亮的反叛，比对特纳和康斯特布尔对色彩的强调，就可看出它们与文学浪漫主义有着一致性。

浪漫主义也有与启蒙主义相通的地方，即浪漫主义继承了启蒙主义对权威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大多是意义上的，而不是制度安排。启蒙主义反对宗教权威，浪漫主义往往对抗世俗权威而不反对宗教权威。

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由七位作家主导：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他们是诗人；奥斯丁和司各特是小说家。1832年司各特去世，这被视为浪漫主义的结束。

英国浪漫主义第一位诗人应该是彭斯（Robert Burns），他一生未离开过苏格兰。彭斯生长在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在税务局当一名小职员，他自幼喜爱文学并自学了法语，对拉丁文也稍有涉猎。彭斯支持法国大革命，曾一度引起当局不满，而他对现存秩序的否定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也令当权者不悦。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苏格兰民族主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苏格兰方言歌集》（Poems Chiefly in the Scotish Dialect,1786）收集了他改编的300首民歌，其中涉及自然、习俗、政治和爱情，体现了他对苏格兰方言、成语和韵律的敏锐把握，因此改写就成了创造。彭斯的民歌大部分是抒情诗，多有对爱情的赞颂，体现了年轻人的勇气和直率，比如《一朵红红的玫瑰》（ARed,Red Rose）、《高原玛丽》（Highl and Mary）和《走过麦田来》（Comin'Thro the Rye）。他的诗《不管那一套》（A Man's a Man for A'That,1795）以民歌、重复韵律的形式，表现对权贵和等级制度的愤恨。诗歌表达了一些来自法国大革命的观点，如自由、平等以及对贵族、富人和懦夫的嘲笑，并预言人人平等友爱的未来终会来临。彭斯的诗歌主题丰富，他写了各种类型的诗，讽刺诗《威利长老的祷词》（Holy Willie's Prayer）和叙事诗《圣集》（The Holy Fair,1785）很有名。彭斯的诗歌多以苏格兰方言写就，不事雕琢，以朴实见称。他的诗歌音乐性强，在政治性诗歌和讽刺诗里都表达了他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专制的厌恶。彭斯的诗歌是为大众而写，“它不是庙堂、学院和客厅的产物，而是在法国大革命风云激**的历史时刻由几种从不同方面要求解放人性的思想趋势形成的，彭斯……提供了古苏格兰民间文学的深长根子。”

布莱克（William Blake）是个工匠、版画家，他经历复杂、一生激进，具有奇异的想象力，《圣经》、赞美诗、弥尔顿和但丁都是他的灵感来源。布莱克终其一生都反对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反对英国奥古斯都式诗歌对格律的重视。他的诗歌充满着象征意义：孩子、鲜花和季节是纯洁的象征，城市、工业、机器、宗教和组织则是压迫的象征。《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1789）和《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是布莱克的重要作品，他用这两部诗集，“表现人的灵魂的两种相反状态”。。

《天真之歌》是他第一本自写自刻的诗集，在诗中，布莱克描绘了一个快乐而纯洁的世界，尽管偶尔也有苦难，但是居于其中的人默默忍受自己的命运，期待着秩序的调整，坚信宗教会带来救赎和希望。《经验之歌》出版于1794年，当时法国革命刚爆发不久，英国的局势则动**不安，因此这部诗集表达的景致已由愉悦变成悲伤，“想象力的丧失让人臣服于虚伪造作的宗教和社会，从而失去了天真的天堂，走进了经验的地狱。”《经验之歌》里的优秀诗歌《老虎》（The Tiger）和《伦敦》（London）表明布莱克对暗喻和象征已能够成熟运用。两部诗集虽然有相似的主题，但承载了不同的情绪，比如在《天真之歌》里，扫烟囱的小男孩还对未来有所期待，但在《经验之歌》里却只能哭泣，他的宗教信仰成了劝说他服从的工具，而布莱克的态度也由讽刺转向谴责。《天真之歌》里赞颂羔羊，《经验之歌》里描写老虎，说明布莱克既崇尚善良也拥护威严。他的长诗《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791）是为拥护法国大革命而做的，其中歌颂了革命暴力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布莱克对纯洁的情感与想象有坚定的信念，儿童或童年是他的诗歌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他的诗歌充满着自然与社会、纯洁与堕落的对立，也充满着象征和预言，经常显得深奥难解。《经验之歌》中的《毒树》（APoisoned Tree）、《爱的花园》（The Garden of Love）是优美却又意义模糊的抒情诗；《美国，一个预言》（America a Prophecy,1793）和《欧洲，一个预言》（Europe a Prophecy,1794）把革命的**、预言以及人的普遍命运结合在一起。

到60多岁的时候布莱克不再写诗了，开始埋头作画。他一生创作了近百件油画和雕版画，有许多是以其他诗人的作品为主题的，比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朝圣，还有但丁诗里的幻想。布莱克善于用构图、颜色和配图表达抽象观念，他的两幅画作《古时》（The Ancient of Days,1794）和《牛顿》（Newton,1939）可以反映他的观念：前一幅作品画的是上帝，白发白须**老人伏在黄边红底的圆形物体内，伸出左手，巨大的圆规，下面是一片黑暗：上帝创造的不是光，似乎是黑暗。后一幅，坐在岩石上的牛顿左手执圆规右手按一卷纸，是在测算什么，这是测量与算计，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他把牛顿、伏尔泰和卢梭式的理性主义比作沙子，迷不住别人，只会迷住自己的眼睛。他对科学和理性表达的不满，也许是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是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领袖，他生于一个律师家庭，1787-1791年就读于剑桥的圣约翰学院。他于1790、1791年两次去法国，法国革命曾使他振奋，但后来雅各宾派的暴力又使他恐惧。1842年他成为桂冠诗人。他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一样，通过反省，开始相信单纯的生活和善良的人性，认为回归自然就可医治社会百病。1795年他与柯勒律治结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1798）是他们的合作诗集。1800年华兹华斯为诗集第二版作序，其中指斥新古典主义的造作，声称要用一种自然的、如对话一般明白晓畅的语言，通过自己的想象，为普通人的生活写出新意。在这本诗集中，他对浪漫主义文学作了阐述，强调诗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普通生活里的普通事情；诗歌应排除辞藻的堆积，用自然语言为事物增色。他还说诗歌应捍卫崇高、捍卫人性与爱。有论者说：“他写的每一首诗都有一个道德目的。诗歌的道德意义不应该模棱两可。一首诗就是一位诗人强烈情感的抒发。诗人必须深思熟虑，控制自己的感情，以便让这些感情与重要的主题联系起来。”

在创作《抒情歌谣集》时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各有分工，华兹华斯负责写普通生活，关注历史对现在的影响，作品有《刺树》（The Thorn）、《痴儿》（The Idiot Boy）等。柯勒律治写带有迷信或神秘色彩的故事，比如《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夜莺》（The Nightingale).“华兹华斯称他欲探索日常主题并赋予其浪漫主义或超自然的色彩，柯勒律治则要将日常的感知赋予超自然世界。”集子里有一首抒情诗《写在早春》（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把自然的清新、美好、快乐与诗人的伤感结合在一起，表达作者的道德忧虑：自然如此美好，人为什么彼此残酷？这首诗将作者的情绪与对自然的细致描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自然与灵魂成为他诗歌中两个紧密联系的元素。

华兹华斯延续卢梭的命题，对科学取批评的态度。大自然带来学问的甜美，而科学只会歪曲事物之美。华兹华斯还咏叹自由，1797年法国征服威尼斯和瑞士，他悲叹自由被侵犯，法国人由解放者变成侵略者。在1802年拿破仑战争时期，他呼吁弥尔顿那样的自由、**与崇高诗风；他看到英国社会一潭死水，呼吁弥尔顿式的美德、力量与自由。

华兹华斯几乎在所有的诗歌形式上都进行过重要探索，他发现无韵白体诗更自由，适合于描写和抒**感，也适合叙事。华兹华斯提倡简单明快、不事修饰，他在诗歌中常常引入日常用语和普通人之间的对话，《序曲》（The Prelude,1850）是他花了近40年时间不断润色的作品，1805年初步写成，1850年他死后才出版。这部长篇自传体诗歌以《一个诗人心灵的成长》（Growth of a Poet's Mind）为副标题，从童年、青年、大学一直写到法国革命，时代和诗人的经历结合在一起。诗人在美与爱之中度过童年，青年经历了剑桥和伦敦的混乱，法国革命使他狂喜，而法国革命是事件的中心，也是这部长诗的核心观念：革命先唤起诗人的理想与渴望，进而又使诗人的心灵感到幻灭，但诗人在寄情自然中得到新生，使热爱自然与热爱人类终可统一。诗人不断从行动转向内省，从社会中返回、逃向自然。

但华兹华斯的创作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后期的作品过分注重修辞和说教，不像年轻时那样洞察力强、灵感丰富。德·昆西曾在1835年这样评价华兹华斯："1820以前的华兹华斯无人问津，从1820年到1830年他起来抗争了，1830到1835年间他大获全胜……拜伦和雪莱开玩笑说：他既‘肤浅’又‘无趣’,济慈质疑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崇高感’,而海什力特和后来的布朗宁称他是‘迷失的领袖’。”不过，这并不动摇华兹华斯在英国诗史上的地位，是他告诉诗歌界：“当一个诗人真有深刻的思考而善于表达这种思考的时候，他可以达到怎样的前所未有的诗歌高峰。”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批评家，作为诗人，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篇诗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忽必烈汗》（Kubla Khan）和未完成的《克利斯特贝尔》（Christabel）中，这三篇精品诗作都创作于1797-1798的一年之中。柯勒律治的诗和布莱克的一样绮丽非凡又意向模糊，充满对超自然的向往和神秘色彩。叙事长诗《克利斯特贝尔》只完成了两部分，一共677行，它受哥特小说的影响讲述离奇的故事：古堡女孩克利斯特贝尔在月夜看见一位少女在哭泣，遂把她带到自己的睡房，原来少女是老爵士的仇敌之女，正当老爵士准备让少女将其父亲接来同住时，克利斯特贝尔发现少女乃是蛇的化身，于是求父亲将少女赶走，但遭父亲拒绝。诗歌就写到这里，没有完成。诗歌在烘托气氛、叙述故事和运用格律方面都显得极有特色。

《忽必烈汗》写诗人的一个梦境，按照作者的说法是在梦中写成。诗中一会儿是荒野山谷、月夜魅影，一会儿是冰雪晶莹、殿宇闪耀，歌咏随作者的梦境转换，显得诡异而紧凑。《古水手咏》综合体现着民歌的格律、古朴的用词和离奇的冒险故事，表达了强烈的对比色彩、奇幻的想象，宗教的寓言和对生命的追问，《古舟子咏》通过老水手出海、受困、受惩罚、获救的生死经历，展示了同样的特征，在柯勒律治的诗作中似乎可以看到浪漫主义诗人用诗歌的语言重回17世纪的流浪故事。短短的一年内，柯勒律治创作了大量能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作品，但不久之后柯勒律治便认为自己的想象力衰退了，难以成为天才诗人，于是准备放弃诗歌事业。

作为艺术批评家，柯勒律治把想象力作为诗歌理论的核心，这是对浪漫主义的精确概括。在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1817年）中，他对想象力和幻想作了区分，认为前者是上帝或大自然无限的创造过程在有限的头脑中的重复，“在提出想象力理论这一点上他前抗古典主义，后引现代主义，而在他当时则成为几乎全部浪漫主义诗——从布莱克到济慈——的代言人。”

随着拜伦、雪莱和济慈的出现，英国浪漫主义迎来了自己的盛夏时节。拜伦（George Gordon,Lord Byron）出身于没落的贵族，曾就读于哈罗公学（Harrow）和剑桥大学，1811年成为上院议员，1816年因与妻子离婚而遭受非议，遂出走意大利，1823年参加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的斗争，担任总指挥，一年后因病去世。

1807年拜伦发表第一部作品《闲散的时刻》（Hours of Idleness,1807），招致《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攻击，他以《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1809）作为回应，对同时代的重要作家进行攻击。1809年拜伦游历地中海，从西班牙直到希腊，这为《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12）提供了素材，这部诗作为他赢得声誉。诗作记述战争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暴政给地中海地区带来的灾难，作者这个带有流亡贵族身份的观察者，心中充满莫名的痛苦和渴望的**，将那个时代的精神、不满和狂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中用口语化、夸张和激烈的语言，在讽刺、挑战与蔑视社会的同时显示自己的**不羁。在这部作品中，叙述和情感、历史和地理，与情绪的宣泄不断交替，而自我的探索与争论，歌曲的特征和史诗风格，同样也处在从容的变换之中。

《唐璜》（Don Juan,1819-1824）是又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这部讽刺史诗共16卷，唐璜这个人物似乎不再是他笔下常见的出身高贵、孤傲厄运的形象，而是一个消极被动、更加活泼的形象。诗中大量使用会话和复调的手法，是他前些年探索悲剧写法的继续。诗中采取自由、轻松的叙述，随时停下来对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进行讨论。《唐璜》中有两个主角，一个是18世纪的唐璜，另一个是随时议论的作者。唐璜生于西班牙，因爱情纠纷漂泊于海上，经历了各种冒险（海上遇风暴、船只沉没、被卖到奥斯曼帝国后宫为奴等等），游历了希腊、土耳其和俄国，成为女皇的宠臣。这种叙述方法与主人公无法预知结果的游历是有关的，“唐璜的旅途断断续续，曲折迂回，穿越地中海区域，北达叶卡捷林娜的俄国”，这样，他就在地理和历史的广阔时空中表现了对时代的感受、愤怒与讽刺。诗中对海啸和船难的叙述，质疑了浪漫主义和卢梭的人性善良、互爱得救的信条。《唐璜》中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from Don Juan,Ⅲ)成为名篇中的名篇，其中诉说了他对希腊历史的哀悼，对现时西方的失望，以及对法国革命乃至暴力的推崇。

除了《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之外，拜伦还创作了《东方故事集》（Oriental Tales）及许多诗剧，如《曼弗雷德》（Manfred,1817）、《马林诺·法里埃罗》（Marion Faliero,1820）、《福斯卡里父子》（The Two Foscari,1821）、《该隐》（Cain,1821）等，塑造了一批“拜伦式的英雄”（Byronic Hero）。法国批评家泰纳于19世纪50年代晚期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仅用寥寥几页介绍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却将众多篇幅留给拜伦，说拜伦是“这些艺术家中最伟大最具英国风的；他居功至伟，以至于我们从他的作品里了解到的关于他的祖国和他生活年代的事实，比从其他所有诗人那里加起来的都多”。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出身贵族家庭，18岁从伊顿公学毕业，进入牛津大学，1811年因撰写《无神论的必要性》（On the Necessity of Atheism,1811）被学校开除。雪莱是拜伦的朋友，也是他自我流放时的同伴，和拜伦一样对当时的精神与政治抱有敌意，不同的是他的论点似乎更清楚，理想也更沉着，不像拜伦那样愤怒的情绪压倒一切。雪莱是民主主义者，他吸收前辈的激进科学观、变革观和否定精神，反对英国的贵族传统，反对保守主义，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在《无政府的面具》（The Mask of Anarchy,1819）中直率反对“彼得卢屠杀”，在《麦布女王》（Queen Mab,1813）中揭露国王、僧侣和政治家“像毒素流进荒芜社会的无血脉管”，对人类进行摧毁。

雪莱的诗评论政治，表达抗争与革命，反对暴政。《伊斯兰的起义》（The Revolt of Islam,1818）写一对兄妹为反抗奥斯曼统治而进行斗争，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其精神激励后人。诗中结合着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攻击与对法国革命的反思，以及对英国现实的思考，按作者自己的说法，该诗要激发人们对自由和正义的热忱、对美好和新秩序的信仰。在抒情诗剧《解放的普罗米修斯》（Prome theus Unbounded,1820）和《古希腊》（Greece,1822）中，雪莱用诗歌语言阐述“解放”，预言当代希腊对奥斯曼的斗争必将获胜。《阿斯特拉或孤独的灵魂》（Alastor,or the Spirit of Solitude,1816）显示只有在群体或人类的生存中才能找到意义，“痛苦、死亡、罪恶不过是暂时的灾祸。人类也必然会随着成长而抛弃宗教，因为各种神灵不过是人们头脑中制造出来的幻象。”雪莱的诗艺术水平高超，华兹华斯曾这样称赞他：“就自成风格的技艺来说，雪莱是我们当中最杰出的诗人。”

济慈（John Keats）是工匠之子，15岁给外科医生当学徒，20岁通过药剂师考试，由于长期与病人接触特别是照顾患病的弟弟而感染肺病，26岁便英年早逝。他自学成才，热爱文学，寄情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他的4000行的长诗《恩狄米昂》（Endymion,1818）发表后受批评家的攻击，这影响了他的情绪，但在以后的三年里他写下上万行诗句，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之一。

济慈的短篇作品如《读荷马诗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1816）、《再读李尔王》、《灿烂星空》、《每当我害怕》等，都是广为传诵的优秀抒情诗。《莱米亚，伊萨贝拉，圣阿格尼斯之夜和其他诗歌》（Lamia,Isabella,The Eve of St.Agnes,and Other Poems）出版于1820年，其时诗人已身患绝症，诗集中大部分作品完成于1818年春至1819年秋，除了书面的四篇主要诗作之外，还包括未完成的史诗作品《海披里安》（Hyperion）和五篇颂诗。《伊萨贝拉》是叙事诗，讲述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其中自然意象、道德评论和中古背景交混，按作者自己说：形成一个“适度悲哀的”氛围。五篇颂诗中更著名的是《夜莺颂》（Odeto a Nightingale）、《忧郁颂》（Odeon Melancholy）和《希腊古瓮颂》（Odeon a Grecian Urn），其中《夜莺颂》将放声歌唱的夜莺与旁观诗人的痛苦、麻木形成对比。《海披里安》取自希腊神话，写的是泰坦家族的故事，诗作前二章写海披里安（太阳神）的泰坦家族与新人战斗，泰坦家族失败，诗歌写得壮丽而充满豪情，第三章的主角是获胜的新人阿波罗，这部分写得优美抒情，带有忧郁色彩。《海披里安之亡》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神话再作叙述，有论者说：“他的颂歌形成了他感性的理解和一种新的、有诗歌气息又聪明简练的风格。”济慈书信的价值不亚于他的诗歌，读者从中可以窥探他灵感的来源和他对罪恶和苦难这一主题的探索。终其一生，济慈都以诗歌书写感情，“在他的诗歌里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他在24岁终结了创作生涯，他的成就超过了24岁时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在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小说家有奥斯丁和司各特。奥斯丁（Jane Austen）生长于法国革命时期，但她的小说却是非政治化的、具有庄园般的宁静。奥斯丁小说创作中重要的有：《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劝告》（1818）和《诺桑觉寺》（1818），这些小说传递着她的保守主义的哲学观念，她只描写中上等阶级——他们的生活、教养、园林和自然。伦敦和重大政治事件只是小说的背景，她很少直接写伦敦，小说中没有重大题材，几乎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和闲聊。婚姻和爱情是她一贯的主题，奥斯丁认为财富和地位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但爱情是不可或缺的，面对爱情须理性思考，不可仅凭一时冲动。这种作品要表现的不是讲述什么故事，而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她的两部杰作《爱玛》和《曼斯菲尔德庄园》都是如此，美国评论家伊恩·瓦特这样评价奥斯丁：“在小说叙述中，理查逊与菲尔丁只能部分解决的两个难题被简·奥斯丁顺利解决了，她将理查逊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菲尔丁的现实主义评论的优点、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和外部描写有机地结合成和谐的整体。”

司各特（Walter Scott）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父亲是律师，但他对法律没有兴趣，却很早就开始写作。他早年搜集苏格兰的古代民谣，特别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地区的民谣，他的《苏格兰民歌集》（The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1803）及两部叙事诗《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The Lay of Last Minstrel,1805）、《玛恩密》（Marmion,1808）在当时都有重要影响，但拜伦发表《哈罗尔德游记》后，司各特觉得自己在诗歌创作上无可媲美，故转向小说写作。

司各特的小说都是历史小说，他创作的不是他身边的事，而是几代人之前的事。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说《威弗利》（Waverley,1814）以1745年詹姆士党人叛乱为背景，这个主题后来在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其后18年中司各特创作了20多部小说，从1820年起，他把写作时段向前推到12世纪及伊丽莎白时代，在风格上，用人物对话替代第三人称叙述，这是他的特征。在后期创作的小说中《昆廷·达沃德》（Quentin Durward,1823）更为出色，这部小说描写15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与封建主进行斗争，建立了中央集权，实现了法国统一，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专制君主。和他以往的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选择历史转折时期的某个重大事件，雨果说“很难找到一本小说比它编织得更好、比它把道德的效果和戏剧的效果结合得更好”。

在英国历史上，维多利亚时代是辉煌的时代，虽然1848年欧洲发生了革命，但英国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从1832年起英国进入改革时代，和平改革的历史背景更加突出了现实问题，思想界倾向于关注社会、关注社会改良，这样，现实主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在蒸汽时代，机器生产和城市化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乞丐变富翁的故事似乎每天都在发生，“昨天我是铁匠，今天我将是什么？”这是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说的一句话。但机会未见得代表乐观，它也会带来焦虑，在19世纪思想界弥漫着“位置的焦虑”，许多人意识到社会发生剧烈变化，而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贵族的统治正在消失，中等阶级开始挤进政治领域，随之而来的是中等阶级价值观，如自我约束、努力工作、重视家庭生活等等，正日益取得优势。密尔曾说19世纪是各种极端思想互相碰撞的时代，对19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种思想——功利主义和宗教奋进思想彼此作用，导致中等阶级价值观最终形成。桑德斯称：“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相互矛盾的解说和理论的时代，一个充满科学自信心和经济自信心的时代，一个充满社会悲观主义和宗教悲观主义的时代，一个深刻意识到进步不可避免并对特性深感忧虑的时代。”

浪漫主义的标志是诗，维多利亚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散文与小说。散文有多种形式，从理论期刊，到历史著作、美学评论等，都属于散文。技术革命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和读者群，在19世纪初印刷品还十分昂贵，到30年代印刷成本就大大降低，报刊大量涌现，激进的政治评论和故事叙述成为阅读兴趣点，连载文学成为时髦，直到这个时候，小说才真正成为大众文学，而写小说也成了谋生手段。《一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1832）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10万份印数，而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至少有80种售价低于两便士的刊物。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像卡莱尔、拉斯金、阿诺德、纽曼、密尔等这样一批人。

卡莱尔是维多利亚时期历史著作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4）围绕“衣服哲学”，描写一个德国作家和编辑的关系，通过尖刻的讽刺表达自己的活力、真诚和责任感，他指出人类存在着永恒的否定和永恒的肯定两种力量，前者是失败，后者则顺从神意。约翰·纽曼体现着19世纪30年代的信仰危机，他在书册运动中发表的作品虽大量涉及神学和宗教的深奥知识，却拥有广泛的读者，丰富了19世纪的散文写作。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另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他平静温和，善于理性分析，这些特点在他的时评与著作中充分显示出来。拉斯金比密尔涉猎更广，“他关于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思想的作者——前有莫里斯，后有萧伯纳。”

小说在维多利亚前期进入鼎盛，而现实主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萨克雷、特洛罗普、勃朗特姐妹、艾略特等等，都是现实主义高峰时期的重要代表。现实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这些人之所以是“现实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和欧洲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巴尔扎克、斯汤达及托尔斯泰一样，把写作看作是社会诊断，视其作品多少反映着现实生活。狄更斯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固守人道主义，相信改革和教化可以改进生活，他的小说描写奋斗与成功，作品中不乏光明的结尾。但在萨克雷的作品中理想主义的成分变少了，平庸和自私构成他那个时代的主调。在盖斯凯尔、特洛罗普、艾略特那里，现实主义的因素变小了，他们的小说更像是浪漫主义的诗歌，社会主题让位于家庭主题。

狄更斯出身社会底层，祖父母都曾给克鲁勋爵当佣人，父亲是海军部一个小职员，因无力还债而住进监狱。狄更斯12岁到鞋油作坊当童工，父亲出狱后他一度进学校学习，不久又因家贫而辍学，15岁时，他到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后来他学会速记，在伦敦民事律师会（Gray's Inn）做记录员。30年代早期狄更斯担任《议会镜报》（The Mirror of Parliament）和《真阳报》（Morning Chronicle）驻议会记者，这些经历帮助他后来走上了写作道路。他的早期作品《特写集》（Sketchesby Boz,1833-1837）记载一些奇闻佚事，显示出对伦敦生活百态的细微观察。

工业化过程中的犯罪、贫富对立与道德沦丧，是狄更斯作品中经常的主题，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1836-1837）是典型的“流浪汉小说”，讲述伦敦俱乐部几个会员的故事，这几个会员在英国漫游，经历了各种事情，小说也就变成了揭露英国社**暗面的画卷。《雾都孤儿》（The Adventures of Oliver T wist,1837-1838）描述孤儿奥利弗·特维斯特在伦敦的冒险生活，将下层民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鲜明对比反映出来。《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1838-1839）虽然结构散漫，但对孤儿和童工的描述深深触动时代的神经。《老古玩店》（AChristmas Carol,1840-1841）在他自己的刊物《汉弗莱大师的钟表》上连载，讲述古玩店主吐伦特和他美丽、善良的外孙女小耐儿相依为命的悲惨故事，其结局让人扼腕痛惜。《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49-1850）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利用一些自传材料，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色。大卫自幼丧父，后来被送到工厂当学徒，大卫在苦难、挫折中逐渐成熟，最后成为一名作家，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狄更斯的准自传。《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2）运用象征和比喻鞭笞社会的不合理，比如用阵雨和浓雾隐喻社会控制无所不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描写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阶级冲突，是对宪章运动的回应。《双城记》（ATales of Two Cities,1859）尽管说“有些地方取材于卡莱尔的《法国革命》，有些地方取材于一部古老的通俗闹剧”，但它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体现着作者对革命这个现象的深沉思考。《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0-1861）描写了一个孩子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中曲折的经历，从堕落到翻然悔悟，表达了狄更斯的道德理想。

狄更斯的一生著作等身，他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巨擘。他有意塑造了一些古怪、丑陋或者不同寻常的人物，抓住某些特征将其夸张并反复呈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写实作风常被说成是夸张的，以致人们怀疑“现实主义”这个词是否适合于他的创作。但他对社会的剖析却是真实的，社会底层的痛苦让人难以忘怀。他在描写风景时，“喜欢赋予无生命物体以生命，并拿它们跟活物作比较。”另外，他追求情节的戏剧性，虽是虚构，却让人不得不信服。

盖斯凯尔夫人与当时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曼彻斯特是工厂制度的发源地，社会问题非常严重，盖斯凯尔夫人用小说写下了她对该城的阶级关系、劳工生活和下层生存状况的观察，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的英国社会。《玛丽·巴顿》（Marry Barton,1848）是她第一本表现曼彻斯特生活故事的小说，其中以细致的观察和细节的描写，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工厂倒闭、工人罢工、低工资、失业以及工人阶级觉悟的形成，宪章运动是小说的时代背景。从她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糟糕的生活情况：“从这一小块肮脏的地方再走下一步才来到地下室，有一簇人就生活在这里面。里面暗极了。有许多的窗子已经破坏，就把破布去蒙在上面，因此哪怕到了中午透进来的光线依旧灰暗。”在她的第二部小说《南方和北方》（North and South,1854-1855）中，盖斯凯尔既描写了英格兰南部绅士的虚伪，也描写了英格兰北部商人的势利，但她也表达了乐观主义的展望态度，表示工业关系是有可能妥协的。盖斯凯尔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写作书信及杂文，她的6部长篇小说分别是：《玛丽·巴顿》(1848）、《露丝》（Ruth,1853）、《克兰福德》（Cranford,1853）、《南方与北方》(1855）、《西尔维娅的恋人》（Sylvia's Lovers,1863）、《妻子与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1866).

与狄更斯及盖斯凯尔夫人相比，萨克雷和特洛罗普代表着另一风格，他们创作“反英雄”的实验小说。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起先是散文作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后来从事小说创作。《巴得·林顿的幸运》（The Luck of Barry Lyndon,1844）连载于《弗雷泽杂志》，是萨克雷的优秀作品，此外《凯瑟琳》（Ca therine,1839-1840）和《贺大第钻石》（The Great Hoggarty Diamond,1841）也能体现他作品中的讽刺特点。他虽然崇拜马考莱，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印证某种道德观念，而是对社会失范进行讽刺。《巴利林登的幸运》的主人公是爱尔兰冒险家，七年战争时应征入伍，后来开小差，成为职业赌徒。这个人撒谎成性，不断更换姓名，故事就是他对这些经历的自述。萨克雷最知名的作品是《名利场》（Vanity Fair,1847-1848），小说中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没有崇高也没有卑劣，所有的人都在“名利场”中，演绎着愚蠢和滑稽；在这个世界里，除了调侃和讽刺外，也没有什么是值得赞赏和贬低的。作为“道德讽刺家”，萨克雷展现的不是道德关怀，而是作家的叙事技巧和语言魅力。

继《名利场》之后，萨克雷还创作了《潘登尼斯的历史》（Pendennis,1848-1850),《亨利·埃斯蒙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1852），前者记叙一个绅士的成长，后者讲述安妮女王时期一个贵族的行为；《弗吉尼亚人》（Virginians,1857-1859）是这部作品的续集，讲述埃斯蒙德家族退隐美洲的故事。

安东尼·特洛罗普（Anthony Trollope）是中等阶级出身，他父亲是知名律师，母亲是知名小说家，但他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悲惨，因为学校的教育和父亲的疏远使他蒙受了屈辱。他对狄更斯作品中同情下层的倾向不以为然，《养老院院长》（The Warden,1855）就调侃了狄更斯和卡莱尔。特洛罗普是一位政治小说家，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政治就是野心和手腕、陷阱和丑闻，是钩心斗角。他一生写作47部小说，还有大量其他作品。在他的“巴塞特郡小说系列”（Barsetshire novels）和“巴里赛小说系列”（Palliser novels）中，人物与故事都是互相关联的。

勃朗特三姐妹可算是第三种类型，她们与奥斯丁一样，生活与写作都远离城市，但她们营造的不是阳光明媚、充满田园风味的理想村庄，而是满载着疯狂、暴力和恐怖神秘事件的阴暗庄园，曼斯菲尔德的田庄变成了“呼啸山庄”。大姐夏洛蒂（Charlotte Bronte）最知名的作品是《简·爱》（Jane Eyre,1847），它在许多方面是夏洛蒂自己的生活写照。和作者一样，女主角出身于贫穷的牧师家庭，很小就被送往寄宿学校，然后在富人家里做家庭老师。小说围绕简·爱和罗切斯特庄园主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其文笔优美简洁，情节生动曲折。简·爱性格独立，虽地位卑微但顽强保持着尊严与稳健，她有坚定的生活态度与道德操守，在得知罗切斯特夫人仍然活着时毅然离开，而得知庄园在大火中被焚烧殆尽罗切斯特已双目失明时，她又回到了他身边。小说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的，从其出版之时起就跻身于经典行列，其社会反响、角色塑造、情节编织和语言把握，都达到至高的水平。

二姐艾米莉（Emily Bronte）的代表作是《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它和《简·爱》一样是经典名作，但人物与故事完全不同，如果说《简·爱》表达女性的道德与尊严，《呼啸山庄》则表现男人的**与野性报复。呼啸山庄的主人欧肖先生收养了一个吉卜赛孩子，取名希斯克利夫，欧肖先生特别宠爱他，遭到小主人亨德雷的嫉恨，欧肖先生死后，亨德雷把希斯克利夫贬为奴仆，百般迫害，但妹妹凯瑟琳却跟他亲密无间。后来，凯瑟琳爱上画眉田庄的埃德加，希斯克利夫愤而出走，三年后他致富回乡，凯瑟琳已嫁给埃德加，希斯克利夫进行疯狂的报复，将亨德雷、凯瑟琳、埃德加等一干人系或置于死地、或夺其财产，连其亲朋甚至自己的儿子都牵涉在内，最后，他复仇的计划得逞了，但他自己也忧郁而死。这部作品虽说其情节跌宕曲折，文笔激励，但相比于夏洛蒂的《简·爱》，却缺少温柔的人性之美。

三姐妹的文学创作有一段佳话，1846年，三姐妹每人完成一部小说送给出版商，夏洛蒂送的是《教授》，被出版商拒绝，她补送一篇，即是《简·爱》。艾米莉送的是《呼啸山庄》（1847），随即被接受。小妹安妮（Anne Bronte）送的是《艾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1847），也被接受了。三部著作同年出版，成就了19世纪英国文学中三星并列现象。三部小说在发表时都是以“贝尔”（Bell）的假姓和男人的名字署名的，直到差不多一年之后，她们的女性身份才被公布。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是维多利亚中期最知名的女作家，也是真诚探索、塑造理想的创造者。她出身于房产暴发户家庭，本名是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和当时许多女作家一样，她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因此很长时期内人们不知道她是女性。她受过良好教育，后来成为那个时代的著名知识人之一。她翻译过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作品，研读过孔德的社会学，对宗教、古典学和哲学都有研究。后世有人评论说：“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乔治·艾略特都在描绘工业革命前的乡村景色，描绘小城镇里英国中等阶级的生活情况，她的视角融合着乡愁和对以前生活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她笔下的乡村既不同于奥斯丁的乡村，又不同于勃朗特姐妹的乡村，那是一种平静和谐的自然景象，平凡的人物体现出崇高正直的道德标准。《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面对失败，坦然接受失败，顽强地做一个好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讲述女主人公追求个性解放、无法与传统价值达成和解。《激进分子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the Radical,1866）和《米德尔玛契》（Middlemarch,1871-1872）是政治小说，它们以1832年议会改革为背景，展现那个时代的重要题材，也表达了作者对各种问题的时代思考。《米尔德马契》中的女主人公渴望改变时代，然而既缺少清楚明晰的信念与原则，更缺少行动的力量，结果以失败告终。社会政治思想和个人心理描写是乔治·艾略特的写作特点，尤其是心理描写，为康拉德和乔伊斯等现代派作家开启了方向。

维多利亚后期的知名小说家有玛丽·沃德、托马斯·哈代，诗人有吉卜林、叶芝，知名戏剧家有王尔德和萧伯纳。这个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信仰、行为准则都受到怀疑，在文学中表现为“现代主义的痛苦”。哈代标志着现代派小说的源起，在有些评论家看来，19世纪末的英国文学渗透着“世纪末”情节，早期作家如狄更斯那样的人道主义、改变现状的热情，到这时已经没有了，作家们思考的是“意义”。

玛丽·沃德（Marry Augusta Ward）的畅销小说《罗伯特·埃尔斯米尔》（Robert Elsmere,1888）讲述主人公埃尔斯米尔的故事，他对信仰感到迷茫，辞去了牧师职务，与伦敦东区那些从来不去教堂的穷人们住在一起，后来通过“新耶稣兄弟会”推进道德与社会改良。宗教的迷茫、不可知论，是沃德小说中重要的议题，像她一样对19世纪末的“信仰问题”进行写作的还有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他的畅销书《埃瑞洪》（Erewhon,nowhere的颠倒写法）发表于1872年，是一个乌托邦故事，不过是一个颠倒的乌托邦，在他的笔下，埃瑞洪这个地方把病人送上法庭、把罪犯送进医院，牧师用无人能懂的语言布道传教，一切都很荒唐。

哈代（Thomas Hardy）又一次把文学的背景置于乡村，他的早期小说充满了牧歌情调，对威塞克斯的田园风光和简朴生活予以描述，这是他的“理想主义时期”。从《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开始，悲观、怀疑、凝重的情绪开始出现了，《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1886）延续这种情绪，被看作是英国农民破产的编年史。他一生创作47部小说，其中《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bervilles,1891）是最有名的一部，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位美丽的农家少女，因受地主少爷亚历克的诱迫而失身怀孕。苔丝的失身为社会不容，她只好到一个农场做挤奶工，她在这里遇到了不上大学、不做牧师而学习养牛的安吉，便和他结婚，却在新婚之夜将往事告诉了丈夫。安吉觉得无法接受这件事，于是去了巴西；苔丝去安吉家打听消息，却意外遇到了成为牧师的亚历克，并受其纠缠。她写信请安吉回来保护自己，恰逢此时安吉在巴西遇挫，于是就回来与苔丝修好；苔丝为了表示自己的真爱遂将亚历克杀死，在与丈夫团聚五天之后她被捕并走上了绞刑架。通过塑造苔丝这个形象，哈代质疑维多利亚时代的“贞洁”观，从而也触动了性道德这条文明的底线。他用《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1895）这部小说似乎证明：基督教和基督徒的道德从各方面看都“显得荒谬可笑”，于是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宗教界和舆论界的猛烈批评，此后，哈代就不再写小说了。虽然哈代自称他信仰宗教，但从他的作品中却很少能看到有什么证据。到20世纪哈代主要写诗歌和戏剧，其中《群王》（The Dynasts,1903-1908）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史诗，但其影响都不如19世纪创作的小说那么大。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出生于都柏林，母亲是一个诗人，他凭借戏剧天赋成为名噪一时的戏剧家，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后来又成为社会批评家，颇能引起旁人的非议。从本质上说，王尔德是19世纪末的颓废主义者，在道德方面对抗社会的主流，他在艺术中倡导唯美主义，其知名格言是：所有的艺术都是无用的，从而与卡莱尔、密尔、阿诺德和狄更斯的19世纪艺术观念相抵触。作为批评家，他写下《谎言的衰落》（Decay of Lying,1889）、《作为艺术家的社会批评家》（The Critic as Artist,1890）、《面具的真实》（The Truth of Masks,1891）、《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1891）等论证文，他最重要的小说是《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0），描写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违背习俗的人，这个人头脑里塞满了彼此冲突的道德、艺术观念，不可自拔，最后选择了自杀。

王尔德更是一位戏剧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莎乐美》（Salome,1893）、《温德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1892）、《无足轻重的女人》（AWoman of No Importance,1893）、《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 and,1895）、《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1895）等等。《莎乐美》取材于《圣经》:少女莎乐美爱上施洗者约翰，但约翰只爱上帝；以色列王希律爱上莎乐美，为博得她一笑，希律王允应莎乐美提出任何条件。莎乐美要先知的头颅，先知被杀害了，莎乐美捧着先知的头颅狂吻，这激怒了希律，希律把她处死了。对于这个圣经故事，王尔德并不想展示其中的爱与死、怨恨与悲剧，他只是要展示人物之间的欲望关系，于是就引起了关于道德方面的争论。除《莎乐美》之外，其余四部戏剧都属于“风尚喜剧”，描写中等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有论者认为：“王尔德不承认艺术反映了现实，而认为是现实反映了艺术。在他眼中，现实是丑陋的，唯有美才有永恒的价值，而艺术家则是美的创造者。王尔德主张，艺术家不应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也不应受道德标准的约束。”王尔德始终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挣脱道德的企图，究竟是一种时尚、还是一种颓废？

总结而言，19世纪的英国文学经历了前期的浪漫主义憧憬与讴歌、中期的现实主义批判与揭露，到晚期进入迷茫与疑惑，作家们怀疑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价值取向，有可能是预感了20世纪即将面对的英国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