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随着欧洲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英国面临日益加大的竞争压力，于是它在19世纪中期执行的无形帝国政策，让位给70年代以后的有形帝国政策。这个政策的要点是：既要控制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又要抢占更多的殖民地，建立最庞大的世界帝国。在这种政策指导下，英帝国的版图迅速扩大，同时也卷入与殖民地人民的剧烈争夺；英国获得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但也加剧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矛盾与争端，这些矛盾与争端最终发展到不可调和，英国被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几十年时间里，英国努力巩固它的帝国，在领土扩张的同时摸索与改变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结构开始向联邦形式变化。

“有形帝国”政策以迪尔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的种族帝国思想为理论基础。1868年，当“无形帝国”仍盛行之时，迪尔克出版了《更大的不列颠》一书，描述了以种族为纽带的“更大的不列颠”这样的“有形帝国”。他认为国家是由不同的种族组成的，一个种族代表一种文明；但英国的种族却不仅组成国家，它组成帝国，这就是“更大的不列颠”，帝国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这“更大的不列颠”的组成部分，“与我们种族总体的胜利相比，我们种族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终极未来无关紧要。但是，英国法律的威力、英国统治的原则却并不仅仅是一个英语国家的事务，它的持续对全人类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迪尔克的理论受到帝国狂热派的热捧，他们希望通过扩大帝国，来挽救英国的颓势。19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纷纷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针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建立起层层壁垒。英国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严重制约了英国的经济表现。迪尔克的理论似乎为扭转危局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按照他的逻辑，“更大的不列颠”自己内部进行贸易，足以抵消关税壁垒对英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这个“不列颠”越大越好，这就为帝国的有形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迪尔克的理论受到许多保守党人的欢迎，迪斯雷利说：无形帝国仅仅从“财政角度估量一切，完全忽视了英国赖以成为伟大国家的种种道义和政治上的考虑”，是“瓦解英帝国的行为”；而“有形帝国”可以利用殖民地广阔的市场，增强英国的经济实力，重塑英国作为欧洲均势操纵者的形象，确立英国在各个帝国之间的至高地位。

自由党人并不反对帝国的进一步扩张，他们与保守党人的差别在于：保守党更强调领土的有形扩张，强调英国的世界权利，自由党在领土方面略有节制，强调英国对殖民地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保守党要求建立帝国关税制，以保护英国与殖民地的特殊关系，自由党则坚守自由贸易原则，反对采用报复性关税政策。两党在执政时都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只是保守党人更直接、更**裸，自由党人则有点羞涩、更喜欢把道德问题挂在嘴上。因此到19世纪末，英帝国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张，为构建“日不落帝国”划下几笔浓墨重彩。

1874年迪斯雷利就任英国首相，立即开始他的有形帝国政策，他任命殖民问题专家卡纳温勋爵（Lord Carnarvon,1831-1890）为殖民大臣，卡纳温在上院发言时说：“英国具有在南海扩大其殖民区域的使命”，斐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拥有交通枢纽地位，英国绝不能“放弃这些岛屿”。议会迅速通过了吞并斐济的提案；吞并斐济就成了“有形帝国”政策起始的标志。

紧接着出现的是埃及问题。长期以来，欧洲人绕过非洲南部去往东方，这也是英国人到印度去的传统航线。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它把欧洲通往东方的航线缩短了一多半，造成欧洲列强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力量的失衡。此时，法国把持了运河公司52%的股份，确立起法国在埃及的优势，英国人把这看作是拿破仑对中东的又一次远征，而运河就是插在英国通往印度道路上的一支利箭。于是，为了印度的安全，英国积极介入运河事务，力图把红海和波斯湾都变成通往印度的平安大道。

埃及在修筑运河时欠下巨款，它的“疯狂的现代化”项目，包括铁路、港口、城市建设、电气化改造等等也耗费大量资金，使埃及的外债在60-70年代增加20倍，达到1亿多英镑。为偿还贷款利息，埃及统治者伊斯梅尔（Ismail Pasha,1830-1895）赫迪夫于1875年抛售了44%的运河股票，这一举动为英国的干涉创造了契机。

此时迪斯雷利上台不久，他立刻出手，让政府出面提供担保，说服伦敦银行家出资400万英镑几乎全数收买这些股票。这一“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不仅让英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而且还削弱了法国人在埃及的影响，改变了列强在埃及的力量对比，为日后英国单独统治埃及打下了基础，因此英国举国欢庆，甚至连在野的自由党报纸也称其为“大胆的、适时的行动”。此举让迪斯雷利大得人心。

尽管伊斯梅尔抛售了股票，但未能阻止埃及破产。1876年11月英、法派代表到埃及，组织“埃及债务管理委员会”，共同监督埃及财政，以确保债权国的利益。两国各派一位财政总监管理埃及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埃及事实上失去了财政大权。1878年，两国又迫使伊斯梅尔接受英、法人员进入内阁，组成所谓的“欧洲人内阁”。这使伊斯梅尔和埃及的贵族、军官都很不愉快，伊斯梅尔于是不再承认与英、法的协议。1879年，英、法施压让奥斯曼的素丹废除了伊斯梅尔，改由其子陶菲克（Muham med Tewfik Pasha,1852-1892）任赫迪夫（意为总督），重新恢复了英、法的“双重控制”（Dual Control），并成立一个以英、法为主的国际委员会负责处理埃及财政问题。这样，就引发了1881年的阿拉比起义。

阿拉比（Ahmed Arabi,1841-1911）是埃及一名本地人军官，早年参加陆军，后成为中校。当时的埃及军队在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所以军中有大量外来军官，并占据高级将领职位。阿拉比作为埃及本地人军官，在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享有盛誉。陶菲克继任赫迪夫后，阿拉比领导军队两次发动兵谏，要求限制英、法官员在埃及政府中的影响，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反对外国人干涉埃及内政。1881年，在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埃及“祖国党”组阁，阿拉比此时是祖国党的领袖，在新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

面对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力量，英国决定对埃及动武，1882年7月11日英军炮轰并占领亚历山大港，挑起了侵埃战争。阿拉比领导埃及军民进行艰苦的反抗，从7月28日起，埃及军队多次迎击英军，使英军无法从北部进攻开罗。但是，由于上层统治集团的叛卖，以及阿拉比轻信苏伊士运河区的中立，导致东线防御薄弱。结果，8月，英国大军在运河区登陆，接着向开罗进犯，9月15日开罗陷落，阿拉比等被捕。这以后，尽管埃及在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但事实上已完全被英国控制，由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巴林“暂管”。巴林的“暂管”一直延续了24年，他也成了埃及的“太上皇”。1915年，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英国宣布埃及是保护国，正式将它纳入了英帝国范围之内。

随即，英国将目光投向苏丹。苏丹是埃及的附属国，但领土比埃及还要大，也没有完全被埃及征服。1869年伊斯梅尔派英国军官前往苏丹南部建立赤道省，1874年，曾在中国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查尔斯·戈登（General Charles Gordon,1833-1885）接任赤道省省长。1881年，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哈迈德（Muhammad Ahmad,1844-1885）的人自称马赫迪（Mahdi/Madhi，意为“受真主指引的人”），在苏丹发动民族起义，于11月击败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埃及军队，驱逐了埃及占领军，建立了苏丹人自己的政权。当时，格拉斯顿政府不想进行军事干预，遂于1884年1月命戈登去喀土穆（Khartoum）观察形势，寻找出路。戈登先到开罗，被任命为苏丹总督，随后到喀土穆，要求政府派兵增援，以镇压马赫迪起义，但英国政府未予采纳。1885年初，4万起义军攻克喀土穆，在总督府前击毙戈登；至夏天，起义军已解放苏丹全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戈登被杀在英国引起一阵帝国主义的叫嚣，人们指责格拉斯顿“谋杀”了戈登，并且拒不派兵为他报仇；连维多利亚女王也公开谴责格拉斯顿，格拉斯顿遂于1885年辞职下台。90年代，为了与法国争夺东非，英国再次发动对苏丹的战争，到1899年才最终镇压了马赫迪运动。是年英国宣布苏丹是英、埃的共管地，实际上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镇压马赫迪起义期间，1898年英、法两国军队在法绍达发生对峙，差一点发展成战争。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英国承认苏丹以西的赤道非洲为法国势力范围，法国放弃尼罗河流域。

此时，法国占领了非洲西部、北部和刚果河北岸大片地区以及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比利时在刚果河南岸及非洲腹地建立“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德国占领西南非洲、德属东非（坦噶尼喀）和西非的喀麦隆，意大利染指索马里，葡萄牙则占据着印度洋、大西洋沿岸的大片土地（今莫桑比克[Mozambique]和安哥拉）。列强在非洲的争夺趋于白热化，英国自然不甘落后。

在西非，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采用与当地部落酋长签订协定的方式，控制了尼日利亚南部和北部，在一般情况下，部落酋长们保留着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但需要承认英国的统治权。

19世纪中叶以后，黄金海岸成为英国在西非扩张的重点。1861年英国兼并拉各斯。1871年，荷兰将黄金海岸的几个据点转让给英国，激化了英国人与阿散蒂人的矛盾。两年后，英国发动第七次阿散蒂战争，虽遭受重创，却靠施展诡计强占了阿散蒂人的部分土地。80年代在阿博索（Aboso）发现金矿，在尼日尔河下游又发现锡矿，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这时，黄金海岸已经与塞拉利昂分开，而与拉各斯合并在一起。1896年英国再次挑起与阿散蒂的战争，占领了库马西，俘虏了国王与王太后，勒索了5万盎司的黄金，还逼迫阿散蒂交出镇国之宝金凳子。到1900年，英国彻底征服阿散蒂，把该地分解为16个受英国总督支配的小国；同年铺设从金矿到沿海的铁路，进一步刺激了淘金热。1902年，阿散蒂被并入黄金海岸殖民地。这样，在19世纪晚期，英国把沃尔特河流域和尼日尔河下游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占为己有，形成英属西非殖民地。

在东非，东非公司主要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地区活动；1893年英国政府接管乌干达，过两年又接管了公司所辖的全部土地。1884年，趁埃及放弃对索马里的管辖权时，英国迫使酋长们接受英国的“保护”，三年后建立英国保护地，这就是英属索马里。不过，英国对东非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桑给巴尔素丹来实施的，素丹对邻近大片领土拥有宗主权。1856年塞义德·塞德（Seyyid Said）素丹去世，英国卷入了一场继位纷争。1881年，时任素丹要求成为正式的保护国，但直到1890年才被英国所接受。这样，从埃及到维多利亚湖，非洲东北部都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还得到尼亚萨湖（Lake Nyasa）以西的领土，就是后来的尼亚萨兰。

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是非洲南部，在这个地区的扩张奠定了英国在非洲的战略优势，并使英国在非洲的角逐中最终取得最大份额。从1806年起英国就取得了开普殖民地，但这里原归荷兰所有，荷兰人在这里生活了许多世代，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自称是“非洲人”（Afrikaners）或“布尔人”（Boers）。英国占领开普后，大量英国移民进入该地，引起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种种摩擦。英国废除奴隶制后，对大规模蓄奴的布尔人形成重大冲击，布尔人开始大迁徙（Great Trek），他们驾着牛车，赶着牲口，带着全部家当和奴隶，越过奥兰治河（River Orange），向只有沙土和矮灌木的内陆地区转移，建立自己新的家园。

布尔人的迁徙分为两路，一路向东北的纳塔尔（Natal）前进，打败土著祖鲁人（Zulu）后，于1840年建立纳塔尔共和国。但1843年英国人以布尔人同土著交战为由，吞并了纳塔尔共和国。布尔人于是再向西部内陆高原迁移。1844年在奥兰治河和瓦尔河（Vaal River）之间建立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

另一路布尔人向北迁徙，其中一部分越过了瓦尔河，与从纳塔尔过来的布尔人会合，建立了几个小殖民地，后来在1849年合并成德兰士瓦共和国（Transvaal），意思是“越过瓦尔河”。

1836-1846年间，总共有1.4万人参加了大迁徙。布尔人所到地区，本来居住着许多非洲土著部落，所以迁徙的过程就是驱逐土著居民的过程，于是就造成了复杂的种族关系：既有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对立，也有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对立。英国人起初与布尔人妥协，于1850年与德兰士瓦签订协定，1854年与奥兰治签订协定，承认了两个国家的独立地位。

布尔人的共和国举步维艰，发展很困难。其中德兰士瓦共和国尤其落后，既无学校、银行，又无投资、财政，它同英国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冲突不断，军费开支浩大，政府有时用土地来支付公务员的薪水，邮政局长用邮票当工资发放。奥兰治自由邦在兴办羊毛业后，经济状况好转，但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很少，1866年仅有6.3万英镑。两个布尔共和国闭塞落后，在经济上依赖英国人的开普殖民地，它们没有出海口，农牧场经济十分落后。但60年代在德兰士瓦发现金矿和钻石矿，在奥兰治河畔发现金刚石，“黄金热”和“钻石热”立即席卷南部非洲，大批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淘金者来到这里，迅速改变了南非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71年，经纳塔尔副总督罗伯特·威廉·基特（Robert William Keate,1814-1873）的裁决，金刚石产地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用当时英国殖民大臣金伯利（Earl of Kimberley,1826-1902）的名字命名为金伯利（Kimberley）。围绕金伯利矿脉迅速形成一座有3万人居住的采矿城镇，到1882年这里开采的金刚石总值已达2600万英镑，当年出口值就达400万英镑，是开普殖民地其他商品年出口总值的5倍。著名的矿业巨头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1853-1902）便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同他的德比尔斯矿业公司（De Beers Mining Company）一道走上了南部非洲的商业和政治舞台。

德兰士瓦共和国乘机向东、西、北三面扩展，吞并更多的非洲人酋长国，老谋深算的英国抓紧兼并贝专纳兰（Bechuanaland，包括今博茨瓦纳共和国以及南非开普省北部）和祖鲁兰（Zulul and，今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北部）地区众多的黑人酋长国，1885年贝专纳兰正式成为英国保护国。

1876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向东扩张争夺出海口，与非洲土著的佩迪（Pedi）王国交战，遭到惨败。与此同时，用英国人提供的来复枪、英国人训练的军队武装起来的祖鲁王国也对布尔人国家虎视眈眈，准备收复被布尔人移民抢走的土地。9月，英国派遣纳塔尔省总督谢普斯通（Sir Shepstone,1817-1893）去德兰士瓦，游说布尔人参加英国主宰的南非联邦。这时德兰士瓦正经受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危机，又面对祖鲁人和佩迪人的外部压力，加上英国人答应维持布尔人的种族政策，不改变土著非洲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德兰士瓦的统治集团接受了英国的条件，1877年4月德兰士瓦共和国成为英国殖民地，谢普斯通出任行政长官。

同时，英国人对祖鲁人发动战争。祖鲁是南部非洲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居住在纳塔尔省北部、德兰士瓦和开普殖民地之间的地带。1869年英国吞并巴苏陀兰，1871年又吞并格里夸兰（Griqual and），祖鲁人感到受挤压，新任祖鲁王的塞蒂瓦约（Cetshwayo kaMpande,1826-1884）向周边白人和其他非洲部落居住的地区同时扩展。1878年12月，英国以保护白人和弱小部落为名向祖鲁人开战，发动了祖鲁战争。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祖鲁人使用的是长矛和弓箭，对抗英国人的步枪和钢炮，尽管如此，1879年1月祖鲁人在伊桑德尔瓦纳（Isandhlwana）杀死了约1600名英军。英国从本土增派大批援军才挽回战局，7月，英军在乌隆迪（Urundi）打了胜仗，俘获塞蒂瓦约，结束战争。此后祖鲁被拆分为13个酋长国，1887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897年被并入纳塔尔省。

这以后，英国人与布尔人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两次英布战争就是这种矛盾的结果。1880年9月巴苏陀兰发生暴乱，英国驻德兰士瓦的主力部队南下镇压，留守的不足3000人。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乘机发动起义，于12月召开国民大会，宣布恢复南非共和国，升起镶嵌绿边的红白蓝三色国旗，推举克鲁格（Paul Kruger,1825-1904）、朱伯特（Piet Joubert,1834-1900）、小比勒陀利乌斯（Marthinus Wessel Pretorius,1819-1901）等人为领袖。20日，驰援比勒陀利亚的英军，在布龙克霍斯特干河（Bronkhorst Spruit）遭到布尔民团的伏击，247名英军中有77人阵亡，157人受伤，布尔人只有2人死亡，4人受伤。随后，驻扎在德兰士瓦的英军被分割包围。

1881年1月英国援军从纳塔尔出发，向德兰士瓦进军。2月26日夜，科利将军（Sir George Pomeroy Colley,1835-1881）指挥650名英军士兵试图夺取马尤巴山（Majuba），战斗中英军被打死93人，133人受伤，54人被俘，科利本人也被击毙。布尔军方面只有1人阵亡，5人受伤。3月6日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此时英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化，迪斯雷利下台，格拉斯顿上台。格拉斯顿担心持久的战争会对英国不利，遂与布尔人议和，于8月3日签订《比勒陀利亚协定》（Convention of Pretoria），其中规定英军撤退，放弃联邦计划，不兼并德兰士瓦，保证德兰士瓦在英国女王宗主权之下建立自治政府，但英国保留三项特权：控制德兰士瓦的对外关系，控制德兰士瓦同非洲部落的关系，战时英军可借道德兰士瓦。这就是“第一次英布战争”。

1883年克鲁格出任德兰士瓦总统，他决心削弱英国的势力，他和副总统朱伯特前往伦敦活动，希望重获“独立”。他的目标部分成功了，在1884年的《伦敦协定》中，“英国监督非洲事务”字句被删除，其实也就消解了英国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只保留了外交事务权。但克鲁格也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在德兰士瓦和卡拉哈利（Kalahari）沙漠之间留出一条受英国保护的通道，这个通道后来成为把开普殖民地和广阔内陆联结起来的接口。

许多人对格拉斯顿不满，认为他让步太多。南非金矿吸引了大批英国人，他们与布尔人的冲突正在发展，而布尔人也不喜欢英国侵略者。不过，如果没有罗得斯、张伯伦、米尔纳之流火上浇油，也许不会引起另一场战争。

罗得斯十几岁就来到南非，1876年他23岁时，已经靠经营钻石发了一点财，以后又在钻石开采业中崭露头角，80年代得到了奥兰治金伯利钻石矿的垄断权，以及在德兰士瓦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 and）开采金矿的权利。在此后几十年中，这些矿产就是罗得斯商业和政治冒险的力量所在，是“罗德西亚”帝国的核心。他利用手中的财富成为开普殖民地的议员，并野心勃勃地计划向开普以北的方向扩张，建立一个“开普帝国”。为得到英国政府的允许，罗得斯在1889年前往伦敦进行游说，首相索尔兹伯里认为不需要英国政府花钱就能扩大英国的势力范围，何乐而不为！回到南非，罗得斯就开始去实现其美妙的帝国梦想，1890年他成为开普殖民地总理，随即，他就把扩张的目标对准了德兰士瓦共和国。

德兰士瓦长期陷于财政困境，但1884年它发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其黄金储备量超过当时全世界可开采黄金储量的40%。1886-1890年，殖民者在这里组织了141家矿业公司，1887-1895年这里的黄金产量从1200公斤增长到62700公斤，占世界产金量的21%。大量的黄金出口使德兰士瓦摆脱了破产的威胁，到1892年其税收已经达到开普殖民地税收的一半，6年后就几乎持平。南非的重要性突然加大了，有史以来它第一次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区。英国人担心德兰士瓦成为整个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更担心布尔人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南非同盟，最终吞没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

在这个背景下，罗得斯于1887年发起成立“英国南非公司”，1889年得到英国政府批准，在以后的殖民扩张中充当了急先锋。罗得斯认为，要保住英国利益，必须向北扩张，才能使南非成为英国的南非而不是布尔人的南非，如果英国人不向北发展，那么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一定会。于是，南非公司用各种手段攫取非洲领土，它通常的做法是：公司派代表与土著酋长签订条约，酋长把部落的领土交给公司，接受公司的“保护”。这个过程通常是由威胁和欺诈共同完成的，许多酋长根本就不知道条约的含义，当他们不愿签约或签约后又反悔时，就会受到**裸的武力威胁。总之，南非公司很快就把大片土地攫为己有，这片土地后来被称为“罗得西亚”，即现在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布尔人对英国的扩张感到不安，他们感到受包围了，因而疑虑重重；他们对英国人抱有敌意，不给“外侨”选举权，也不让他们取得国籍。外侨于是抱怨不迭，其中的英裔便要求英国政府给予保护。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成为英国殖民大臣，他公开宣称要在南非扩大殖民地，和罗得斯默契配合，寻找机会兼并布尔共和国。克鲁格看到了危险，于是就寻求外援，德、法两国势力在80年代中叶已经进入该地区，德国借给德兰士瓦共和国几百万英镑购买武器，布尔共和国境内也已经有5000多德国移民，这些都使局势越变越复杂。

罗得斯暗中鼓动德兰士瓦的外侨，让他们发动“革命”；同时让亲信、南非公司的高级职员利安德·詹姆森（Le ander Starr Jameson,1853-1917）筹组一支雇佣军，伺机进攻德兰士瓦。1895年12月29日，詹姆森率领470名骑兵，携带几支机关枪和火炮，开始向约翰内斯堡进军。但是在次年1月2日他的部队就被布尔人包围了，被迫投降。詹姆森和他的同伙被移交给英国，以“企图对友邦进行军事远征”的罪名判处15个月监禁；约翰内斯堡的同谋们被捕受审，4人被判处死刑（后减刑），近60人遭监禁或罚款。德兰士瓦认为英国政府在暗中操纵了詹姆森袭击，罗得斯被迫在1896年辞去总理职务，但新任总理斯普里格（Sir John Gordon Sprigg,1830-1913）只是他的喉舌。

詹姆森投降后第二天，德皇发出贺电，公开祝贺布尔人“在未向友邦求助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抗击侵略，击败了入侵贵国的武装集团，重建和平，维护国家独立”。这样，德国摆出德兰士瓦共和国保护者的姿态，警告英国不要占领葡属东非的德拉瓜湾，并宣布反对罗得斯的活动。

有德皇作后盾，克鲁格的态度强硬起来，他拒绝了英国所要求的和外侨之间的调解，转而要求全面承认其独立的外交权，加强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并于1897年与奥兰治自由邦签订了攻守同盟。德兰士瓦人积极备战，从法国和德国购买了大量军火，包括最先进的榴弹炮、加农炮、毛瑟枪、机枪等，“足以消灭所有欧洲军队的武器弹药”，克鲁格的地位也更加稳固。

1897年，狂热的帝国主义者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接任南非高级专员，张伯伦——米尔纳——罗得斯三驾马车于是准备停当。1898年初罗德西亚爆发黑人反抗，罗得斯本打算东山再起，不过大选的结果未让他如愿；但他继续鼓吹在南非的扩张。1899年他又一次去英国，一方面寻找同盟者，同时也为修建赞比亚（Zambia）铁路筹集资本，并商讨铺设从南非至埃及的电报线。

德兰士瓦加强对外侨的压制，并暗中做战争准备。米尔纳则利用外侨的不满煽动在德兰士瓦的2万多英国侨民向维多利亚女王呈递申冤书。当年6月，米尔纳和克鲁格在布隆方丹（Bloemfontein）就外侨问题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英国要求英裔侨民获得选举权；可是在德兰士瓦7.5万人的总人口中有5万是外侨，这5万人中又有3.7万人是英裔，如果他们获得选举权，英裔人口就控制了国家。克鲁格还是作出让步，8月他同意给居住期满5年的外侨选举权，并且在议会里为他们保留1/4的席位；但同时他也要求英国放弃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停止干涉共和国内部事务。张伯伦答复：克鲁格必须放弃这些要求，否则就下最后通牒。克鲁格不肯让步，英国遂派军队前往纳塔尔边境，并向开普和纳塔尔增派兵力。10月9日克鲁格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部队撤出边境地区，并撤回6月份以来增派南非的所有军队。英国人拒绝了这些要求，德兰士瓦军队遂于11日攻入纳塔尔，奥兰治军队同时攻入开普殖民地，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形势对英国人非常不利，布尔人先发制人，士气高昂，并准备充分。在12月9-15日的“黑色星期”内，英军在东、中、西三线全部失利，布尔人歼灭2800多名英军。在莱迪史密斯（Ladysmith）以南12英里的火车站科伦索（Colenso）附近，英军动用18000名士兵，包括步兵、骑兵、炮兵等，并配备各种后勤保障设施，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投入战斗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但结果却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英军1000多人受伤，143人阵亡；布尔方面伤29人，战死7人。消息传回英国，朝野震动不已。

英国随即指派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Sleigh Roberts,1832-1914）为南非远征军总司令，赫伯特·基钦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1850-1916）为总参谋长，率军驰援南非。1899年1月援军抵达南非，使其在南非的总兵力达到25万。2月份英军攻入金伯利和莱迪史密斯，3月份占领奥兰治首都布隆方丹，5月份进占约翰内斯堡，6月攻入德兰士瓦首都比勒陀利亚；克鲁格逃往欧洲寻求援助，两个布尔共和国被英国兼并，战争似乎已经结束。

但布尔人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发动了游击战争，继续进行抵抗。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神出鬼没，给英军造成重大伤亡。当时布尔人几乎全民皆兵，使英国人穷于应付。到年底，英国再度增派兵力，1901年1月女王去世时战争仍未结束。于是基钦纳开始使用残酷的战争手段，他采用碉堡战术，实行三光政策，摧毁布尔人的农场和牲畜，把布尔人赶进集中营，在战争中不分老幼，一律追杀。布尔人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的农庄被毁，庄稼被烧，牛羊被赶，国土荒芜。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2月份进攻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于是英国派出更多的军队，人数达到45万，其中25万是正规军，比布尔人的人口总数还要多。战斗中3.4万名布尔战士被杀，约2万名妇女儿童死于集中营。布尔人终于坚持不住了，1902年3月双方开始谈判，5月31签订了《弗里尼欣和约》（Peace of Vereeniging），布尔人承认英国的主权，但英国人给布尔人支付300万英镑战争赔款，允许其使用荷兰语，并答应他们实行自治、保留自己的武装。布尔共和国虽然寿终正寝了，但英国实际上输了这场战争。1908年英国为南部非洲四个殖民地即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起草了一部联邦宪法，1910年南非联邦正式成立，成为又一个英国海外自治领。

至南非联邦成立，英国基本上实现了“双开计划”。其在非洲的领土前所未有的辽阔，从埃及、苏丹到索马里兰（Somaliland）、英属东非、尼亚萨兰和罗德西亚，除德属东非（坦噶尼喀）尚待吞并外，从开罗到开普的计划基本实现了。英国殖民地分布广泛，人口最多，经济价值最高，资源最为丰富，这是非洲大地上最大的一个殖民帝国，各类殖民地、保护国、自治领共16块，计955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32%,成为大英帝国版图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英布战争在英帝国发展史上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帝国仍在上升期，在此之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尽管一战之后英国又从战败国手中夺取一批“托管地”，但它没落的过程却因英布战争的结局而启动了。

爱尔兰问题也体现着这种趋势。面对着不断增长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英国试图以怀柔方式稳定爱尔兰，在这方面，自由党的格拉斯顿成为重要推手。1868年3月格拉斯顿即提出议案，要求取消安立甘教在爱尔兰的国教地位，实行宗教宽容，缓和天主教的不满情绪。此议案在下院以65票多数获得通过，当时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进退两难，只得请女王解散议会重新进行大选，但大选结果是自由党获胜，格拉斯顿出面组阁，他于1869年制定立法取消了英国国教在爱尔兰的国教地位，使它与其他宗教平等。

格拉斯顿宣称他的“使命是安抚爱尔兰”，在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同时，他又致力于解决土地问题。爱尔兰的土地问题既与宗教有关，又与民族有关。在爱尔兰，地主多数是信仰新教的英格兰移民，而佃户多数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1870年格拉斯顿制定了《爱尔兰土地与佃户法》，禁止地主随意驱逐已交纳地租的佃户；在对未交地租的土地收回租佃权时，应该对佃农所建的房屋和设施给予补偿，并由政府提供贷款帮助佃农赎买土地。该法案的效果不大，地主提高地租迫使佃户退佃，并抬高地价，使佃农买地不成。

这样，爱尔兰就掀起了土地运动，抵制爱尔兰地主的夺佃行为。1880年，厄恩勋爵（Lord Erne）地产上的一个农民被无故解佃，“土地联盟”（Irish National Land League）在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1846-1906）的领导下发动农民抵制该地产总管博伊科特（Charles Boycott），不让他购物，也不让他销售，最终迫使他离开爱尔兰。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袖帕内尔抓住这个时机向爱尔兰农民发出号召，要他们参加到“抵制”（Boycott）中去，对一切任意解佃、随意提高租金的地主实行制裁。于是，爱尔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解雇、反高租的运动，农民们积极投入斗争，该年共发生了2590起反抗地主的斗争，而自治运动也开始得到农民的理解与支持。

这一年格拉斯顿第二次组阁，他把爱尔兰问题列为重中之重。1881年政府制定新的爱尔兰土地法，确定“3F”原则，即固定租期（fixity of tenure）、公平租金（fairrents）、允许佃农自由出售其租地权（freedom of sale of thetenant's rights）。土地联盟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就自行解散；但帕内尔认为自由党想用土地问题来取代自治，遂提出土地国有化的新主张。格拉斯顿非常愤怒，他颁布《强制条例》，逮捕帕内尔及1000多名土地同盟成员，结果刺激了爱尔兰人，爱尔兰出现更加激烈的斗争局面。无奈之下格拉斯顿只得与狱中的帕内尔谈判，达成非正式协议《卡尔梅姆协议》（Kilmainham Treaty）：政府答应进一步修改土地法，而帕内尔答应用他的声望来平息局势。恰在此时，新上任的爱尔兰总督及其副手遭到一个名叫“决策者”的组织刺杀，形势变得异常微妙。在这种情况下格拉斯顿履行诺言，释放了帕内尔，而帕内尔出狱后也履行其诺言，劝说爱尔兰农民保持克制。

1885年6月保守党上台，它基本上延续了自由党的政策，制定出第三个土地法，规定由政府出资从地主手中赎回土地，由佃户取得所有权，佃户可以在几十年内分期偿还。后来的历届政府都接受了这项法律，到1909年，大约有一半的土地转归佃户所有，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面对着英帝国的颓势，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J.R.西利（John Robert Seeley,1834-1895）在1870年代提出了帝国联邦的设想。他认为科技发展已消灭了空间距离，而种族特征成为帝国联系的纽带：“科学给予政治有机体一种新的蒸汽运行机制，一种全新的电力的神经系统。这些新条件使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整个殖民地问题，这首先可能实现更大不列颠的旧乌托邦，同时必须这么做。”在他眼中，大西洋“不比希腊和西西里之间的海洋宽”；“如果大不列颠的确存在，那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我们而言就如同肯特和康沃尔。”

19世纪末，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已发生很多变化，如前所述，像加拿大、澳洲这样的殖民地已建立“自治”政府，它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印度这样的殖民地也出现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潮流，而南非则更爆发激烈的战争。因此，如何调整与各种不同类型殖民地的关系，就成了维护一个“有形的”英帝国的关键所在。从70年代起，英国就出现了许多旨在加强英国与白人自治殖民地联系和团结的建议，西利的理论是其中之一。

1884年各界名流组建“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目的是宣传帝国联合的主张，以确保帝国的永恒存在。它主张在英国主导地位确凿不变的前提下，与白人自治殖民地进行外交和防务方面的合作，从而加强彼此的亲近感。罗斯伯里伯爵（5th Earl of Rosebery,1847-1929）说：“我们所企求的这个联邦，乃是英王所统治的各自治领之间尽可能更紧密的联合，它和全世界的英国臣民那种与生俱来的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是相一致的，它是在同情心、在对外行动、在国际事态上的最紧密的联合。”帝国联邦的设想是：英国和殖民地代表组成一个帝国议会，这个议会设在伦敦，由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派议员参加，管理联邦共同事务，将来可以吸收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代表。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协会还办了一份杂志，刊名就叫《帝国联邦》。

帝国联邦协会是一个超党派组织，由担任过爱尔兰事务大臣的福斯特（W.E.Forster,1818-1886）担任主席。会员中有许多著名人物，如后来当首相的自由党罗斯伯里伯爵，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弗洛德（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法学家詹姆士·布莱斯（James Bryce,1838-1894），自由党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1864-1929），经济学家霍布森（J.A.Hobson,1858-1940），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1809-1892），以及大名鼎鼎的帝国主义者约瑟夫·张伯伦和塞西尔·罗得斯等。

张伯伦任伯明翰市长期间，在市政改革方面独树一帜，由此而名声大噪，逐渐步入国内政坛。1876年他入选议会，属自由党激进派，担任过贸易大臣、地方政府部大臣等职，后来因为格拉斯顿执行爱尔兰自治政策，张伯伦认为伤害了帝国的统治，因此退出政府，率领“自由党统一派”（Liberal Unionists）与保守党合作，并加入保守党政府，出任殖民大臣，在任期间大力支持罗得斯在南非的扩张活动，也是布尔战争的主要执行人。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分子中的一个，他后来把大量精力放在建立帝国联邦的活动中，为此，他开始鼓吹帝国关税特惠制，由此又冲击了英国已实行近一百年的自由贸易政策。

张伯伦热衷于“帝国联邦”的设想，鼓吹把各个殖民地建成一个“更紧密的联合体”，成为“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希望“帝国联邦”设置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议会，实行统一的贸易和对外政策，英国是联邦之首，英王也是殖民地和依附国的君王。帝国联邦计划打算在伦敦设中央代议机构，借助一致对外的保护性关税把英国及其领地组建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以加拿大为首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反对，就像不久之后一位加拿大记者所说的那样：英国希望将“一个设在首都的中央集权机构——罗马人的计划加以调整”，来控制各个殖民地。英国人不会让殖民地在管理帝国事务时拥有同等权力，对于已获得一定自治权的加拿大而言，这只是一种倒退。尽管如此，张伯伦仍然满怀信心，他在189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人们到处都告诉我说，帝国联邦是一个徒劳无功和空洞无物的梦想”，但对人类想象力而言，有着如此巨大影响的这类梦想自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实现。

在188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之际，帝国联邦运动促成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政府召开了第一次殖民地会议，各殖民地政府总理大多出席会议，以示对英国的忠诚。到1902年为止一共召开过四次殖民地会议，讨论英帝国和帝国联邦的问题。英国推行帝国联邦计划，把它说成是“全世界不列颠种族之间联合的最强有力的纽带”。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心存疑虑，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美国接壤，因此它更倾向于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帝国联邦”。布尔战争爆发后英国要求加拿大出兵，但加拿大的法裔人坚决反对，因为南非的情况与加拿大有些相似，人口多数的英裔人进攻人口少数的荷裔布尔人，使法裔加拿大人非常警惕。身为法裔却又忠于帝国的总理洛里埃（Wilfrid Laurier,1841-1919）左右为难，最后采取折中方式，派一支由英裔人组成的军队参战，但军队指挥权归加拿大而非英国。

帝国联邦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它提出的方案难以实行，基本上得不到白人自治领的支持。运动没有统一的思想与计划，在目标蓝图方面四分五裂。帝国联邦协会中保守党人占优势，在1888年的83个理事会成员中，自由党人仅有6位，这使它具有强烈的党派色彩，而且是保守党色彩，因此得不到广泛支持。资深政治家中，很少有真正严肃对待“帝国联邦”计划的，两位最主要的政党领袖，索尔兹伯里把张伯伦的热情概括为“其所有计划的灾难是……在细节上似乎不可行”。格拉斯顿更是冷嘲热讽，甚至说帝国联邦“如果不是胡说八道，也是荒唐空想的”。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帝国联邦协会在1893年提出的计划，不久协会就瓦解了。布尔战争后，关于帝国联邦的争论也就完全消失了。

张伯伦把注意力转向关税改革，他认为英帝国应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这才能保证帝国永世长存，为此就应该建立共同的关税，以保护帝国产品不受外来竞争。这种想法反映了世界变化的现实，即英国已不能垄断世界市场，它已面对剧烈的竞争，因此对英国来说，建立保护性关税乃是大势所趋。但这个思想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贸易原则，遭到两大政党的一致反对。1903年张伯伦公开宣布主张建立保护性关税，并且辞去在政府的职务，建立“关税改革同盟”，他希望这会有助于帝国议会的形成，最终促成联邦。但张伯伦在1914年去世了，他的关税改革愿望也就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