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英国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其外交的原则是不变的，那就是帝国的利益、强大的海军、欧洲的均势、英国的安全。但在具体行动和政策上两党还是有差别的，在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轮流执政时期，两人的竞争和分歧也体现在外交上。

19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欧洲协调制度的衰落，二是均势思想不再流行。主要原因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不再是维护欧洲现状的重要力量，法国和普鲁士则希望改变现状，特别是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为完成德国统一所采取的行动，更是引起了欧洲的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作为世界经济的最强国，它的态度至关重要。但1866年6月至1868年12月爱德华·斯坦利（Edward Stanley）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却采取了绝对不干涉政策。

1862年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出任普鲁士首相后，便积极策划德意志统一。为排除奥地利这个主要障碍，保证由普鲁士主宰统一运动，俾斯麦在1866年发动了普奥战争。俾斯麦蓄谋已久的这场战争其意图是：通过战争解散现存的德意志邦联，使普鲁士获得领导权。英国对俾斯麦的意图非常清楚，却很难找到有效的办法加以阻止。意大利与普鲁士结成同盟参加战争，目的是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威尼斯。奥地利得到了德意志多数邦国的支持，但它依然不敌普鲁士军队，于是就向法国求援。法国希望与英国一起干预，并建议奥地利接受普鲁士和意大利的两个停战条件：一是放弃威尼斯，二是不加入德意志联邦。

俾斯麦断定英国不会与法国合作。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感到棘手，它虽然反对普鲁士和意大利向奥地利开战，可是在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它同情意大利，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又倾向于奥地利，但统一的德国明摆着是平衡法国的重要力量，而俄国和法国却是英国的最大威胁；此外，奥地利如果被迫放弃威尼斯，英国也会感到高兴。这样一来，英国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可能让自己面对两难，所以它宁愿保持彻底的中立，实行完全的“不干涉”。同时，英国正卷在第二次议会改革进程中，新上任的保守党政府受制于国内事务的巨大压力，大臣们无力顾及也不赞成那些在他们看来不涉及英国重要利益的外部战争。1866年7月20日，普奥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一天，斯坦利在议会中的一席话清楚表达了这种态度：“英国不被拖入欧洲大陆战争是极为重要的，这是议会内外的一致态度。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的政策是观察而不是行动。……如果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北德意志帝国，这确实会遭到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嫉妒，但对英国利益却没有丝毫的影响。”

议员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立刻作出回应，他说：“我相信英国已经足够强大，只要她不成为它们之中的一员，就不必为可能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任何难题感到紧张或害怕。如果她的荣誉和利益受到伤害，英国当然知道如何捍卫自己；但只要未受攻击，英国的政策就不是通过剑而是通过贸易和文化来宣扬她的主张……”

自由党的格拉斯顿也赞成这个立场，他在同一天的发言中说：“在应该如何解决德国问题上，我们不要自作主张地作决定。同样，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内部分裂、斗争和敌对所造成的问题，也不是任何英国人可以决定采用什么办法就能够解决的。”

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把话说得更清楚，他指出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帝国而不是欧洲，应避免对欧洲事务进行不必要的干涉，这不是因为英国实力下降，而是因为英国力量强大。英国不只是欧洲国家，它更是一个海洋帝国，帝国的边界在最遥远的海洋；英国的利益在亚洲，它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更是一个亚洲国家。

关于“不干涉”欧洲，这个变化背后还有一个因素，即英国的军力以海军为主，其目标是保卫殖民地。当时，英国本土陆军还不到9万人，其中只有2万人能投入战斗；相比之下，普鲁士和平时期的兵力有30万，还有60万预备役军人；法国有40万兵力可投入战争，另有20万的预备役。1845年帕默斯顿曾要求加大国防开支，尤其是增强海军力量，在他担任首相的最后一任期间，他推行了更强大海军的政策。但英国陆军的劣势是明显的，海军再强大，也无法干预欧洲大陆的内部纷争，因此当其他欧洲国家军力剧增时，和平外交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表54 英国陆军和海军兵力（1815-1914年）

普奥战争结束后，普、法矛盾迅速加剧，1868年西班牙爆发新的革命，伊莎贝拉二世女王流亡国外，王位空缺所引发的继承人问题使业已紧绷的普法关系雪上加霜。普鲁士通过私下活动，让西班牙临时政府宣布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奥波德（Prince Leopold）出任新国王，这意味着霍亨索伦王族将接管西班牙，于是就严重挑战了法国的利益。法国立刻作出激烈反应，第二天，7月6日，法国驻英大使拉瓦莱特侯爵（Marquis de Lavalette）就向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说：法国绝不允许该项计划实现，并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施压影响。

很显然，德国统一和霍亨索伦王族（House of Hohenzollern）接管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平衡法国，英国愿意看到德国统一，这符合均势原则；但德国与西班牙联合，却破坏了英国一贯主张的欧洲均势，可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Franco Prussian War）爆发前，英国人却深信一个强大的德国可以抵消法国的力量，普鲁士不对英国构成威胁，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洛夫斯特勋爵（Lord Augustus Loftus）就曾向政府报告，说普鲁士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正如莫斯（W.E.Mosse）所言，英国所有党派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以抑制法国和俄国的野心。德国和英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还可以为保护比利时和英吉利海峡（English Strait）作出贡献；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将是英国稳固而可靠的伙伴。在这种信念指导下，英国外交部执意不干涉。

俾斯麦以西班牙王位问题发难，诱使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1870年战争爆发，英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它与德、法两国都签订协约，要它们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并且宣布：只要双方都信守诺言，英国就不干预德、法之间的冲突。针对这个立场，下院有议员提出反对；首相格拉斯顿反驳说：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并不是保护英国的私利，而是保证比利时人民的自由生存；如果比利时被吞并，公权与公法的丧钟将被敲响。这是格拉斯顿典型的“道德”外交的说辞。在这个问题上，迪斯雷利的立场与格拉斯顿相一致，认为这次协议是1839年协议的补充和强化。

普法战争以法国失败告终，法兰西第二帝国解体，德意志第二帝国（German Reich）却建立了，德国完成统一大业。根据1871年5月10日德、法签订的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赔款50亿法郎，这个结局完全打破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建立的欧洲力量均势，欧洲大陆开始变得前景不明了。

1870年10月30日，俄国政府利用法国战败的有利时机，向1856年《巴黎和约》的签字国发出通告，宣布该和约有关俄国和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失效。俄国单方面撕毁条约让格拉斯顿感到恼火，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谴责俄国的举动，但俄国的态度非常强硬，英、德等国被迫让步。1871年3月13日俄、土、德、奥、英、法、意7国在伦敦签署公约，取消了《巴黎和约》所规定的黑海中立条款，但重申了封闭海峡和禁止外国军舰通行的原则，不过土耳其可以在平时向友好国家军舰开放海峡。在当时的局势下，欧洲诸国都不愿再看见一次战争，格拉斯顿沿用大国协商机制对俄国的行为稍有一些遏制，这虽然为英国挽回了一点面子，却不能让仇视俄国的英国舆论感到满意。

作为自由党党魁和四任首相的政治家，格拉斯顿的外交理念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曾说英国不应该帮助弱者、并且鼓励它对抗强者，而应该通过说服、阻止强者进犯弱者。格拉斯顿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他主张自由贸易，降低税务，缩减开支。他在帕默斯顿政府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就反对帕默斯顿的进攻性的外交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破坏自由贸易，增加国家的公共开支。他主张在国际关系中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处理国际事务时严格遵守条约规定。他认为英国的外交原则应该是争取、培养和保持欧洲的协调，约束各国的自私目的，唯有欧洲国家的共同目标，才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格拉斯顿甚至说世界各民族应当平等，1879年11月26日他在苏格兰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在称呼‘他’为野蛮人时，要记住他的权利，记住他的茅舍的快乐，记住冬雪中阿富汗山村的圣洁生活，他在全能上帝眼中与你一样神圣。记住他与你共同组成了人类，也有血有肉，因共同的爱与你相连，这种爱不只存在于我们岛屿的海岸，也不是基督教文明才有，它穿越了整个地球表面，包容着最卑微与最伟大。”

格拉斯顿思想中包含着和平、规则、合作的特点，现实主义的考量，因为在英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时刻，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与英国军力不足相匹配的最大利益。但欧洲平衡已被德国崛起打破了，大国不愿像从前那样坐下来协商问题，格拉斯顿的欧洲协调思想很难得以施展；同时，格拉斯顿历届政府都面临大量棘手的国内问题，他不能全力关注外部事务。这些都使他重拾阿伯丁的“不干涉”路线，以“道德”为裁判点。

迪斯雷利是机会主义者，追求有利于眼前的任何外交活动，他的做法看起来却好像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在迪斯雷利看来，无论自由贸易还是保护政策都只是权宜之计，他在议会发言中公开说：“我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因就是，它将哲学思想替代政治原则注入了人类崇高的生活实用事务——政治学。”

迪斯雷利第二次上台组阁后不久就出现近东危机（Great Eastern Crisis）。1875年底，奥斯曼在巴尔干的两个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起义，反对土耳其统治；1876年4月保加利亚人的聚居区也发生起义。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外交中一直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遏制着英国去往印度的通道，并且是阻挡俄国向地中海扩张的屏障，英国希望维护它的稳定。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通往印度的航线缩短一半，这也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范围内。迪斯雷利上台后迅速购买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打破了法国对运河的垄断权；1876年他又让维多利亚女王戴上“印度女皇”的桂冠，将印度放在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在这个背景下，英国需要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平安稳定，但巴尔干的基督教徒给迪斯雷利出了一道难题。4月25日，奥斯曼动用军队镇压起义，58个村庄和5个修道院被摧毁，1.5万人被杀。5月中旬，暴动被完全镇压下去。

土耳其的穆斯林屠杀了巴尔干的基督教徒，这对整个欧洲都是个震动，消息传到英国，朝野哗然，纷纷要求迪斯雷利政府撤销对土耳其的支持。英国议会召开会议就英国支持土耳其问题进行讨论，要求政府立即调查事实真相。对此，迪斯雷利一面派英国驻伊斯坦布尔（Istanbul）使馆二等秘书沃特·巴林（Walter Baring）赴保加利亚（Bulgaria）调查情况，一面又否认英国对土耳其负责，说英国的责任只限于《巴黎条约》条款以内。8月11日他对议会说：在当前的危急下，政府的责任只是维护英帝国，任何时候都不应采取危害英帝国的行动。格拉斯顿公开发表文章，呼吁政府停止支持土耳其，他写道：“我恳求我的国人……要求并敦促我们的政府转变工作方向，全力以赴地与欧洲国家一道，取消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行政权。”迪斯雷利回应道：牺牲道德只是权宜之计，在处理国际问题时英国利益应该优先。他不肯公开指责土耳其的暴行，并且说保加利亚有370万人口，屠杀1万多不影响它的存在。1877年2月20日他更向上议院说道：“本国人民非常关注（东方问题中的）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爵爷们会永远支持这个决心——保护英帝国。”

为了恐吓俄国，迪斯雷利命英国陆、海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可是当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后，英军没有卷入战斗，迪斯雷利希望通过外交努力维护英国利益。从5月7日开始下院连续五天进行辩论，最后在决议中加入了这样的共识：“下院不会考虑任何可能不利于英国政府捍卫和平和维护英国利益的决议。”

1878年1月俄军逼近君士坦丁堡，英国内阁发生严重分歧，12个成员提出7种不同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迪斯雷利政府不可能作出与俄国交战的决定，最后，迪斯雷利以英国舆论对土耳其屠杀感到愤怒为由，拒绝了土耳其要求英军参战的吁请。

1878年3月3日土耳其被迫与俄国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其中规定：土耳其承认门的内哥罗（黑山，Montenegro）独立，塞尔维亚完全独立；俄国获比萨拉比亚（Bessarabiya）西南部以及阿尔达汉（Ardahan）、卡尔斯（Kars）、巴统（Batum）、巴雅西特（Beyazit）等地；建立大保加利亚公国（Third Bulgarian State），隶属土耳其苏丹，并由俄军占领2年。如果该条约付诸实施，俄国就离君士坦丁堡不远了，土耳其海峡通道受到威胁，英国在土耳其的优势被严重削弱。迪斯雷利处理“东方问题”，整个出发点是保卫印度，1876年5月他直言不讳地告诉维多利亚女王说：英国军舰驶往地中海，不是为了保护基督徒或土耳其，而是为了保卫女王的帝国。迪斯雷利坚守传统的信念：俄国若染指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印度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保卫印度的关键在君士坦丁堡，不在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因此，迪斯雷利不可能接受《圣斯特凡诺条约》，他决定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为此，迪斯雷利说服德国和奥地利与英国一起制定一份新协议，迫使俄国做出让步。1878年5月，迪斯雷利以同意俄国占领卡尔斯、阿尔达汉等地为诱饵，换取俄国放弃“大保加利亚”计划。6月，与苏丹签订《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Convention of Defensive Allian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urkey），从土耳其手中得到塞浦路斯（Cyprus）。为平息法国的不满，他支持法国占领突尼斯（Tunisia）。1878年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就是完全按照迪斯雷利的意图进行的，《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确定了各大国瓜分土耳其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仅达到了削弱俄国影响的目的，而且获得了塞浦路斯岛，从而在地中海东部得到立足点。1878年7月16日迪斯雷利从柏林会议凯旋而归，他在多佛尔（Dover）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们带回了和平，我们相信我们带回了具有荣耀的和平，我们相信这种和平接下来将带给国家以繁荣。”

有人指责迪斯雷利处理俄土战争的做法非常自私，迪斯雷利回答说：“如果英国利益遭到攻击或威胁，我们将立即宣告停止中立。全世界批评说这是一种自私政策，但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自私自利。”从这个时候起，两党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就不再有共识，迪斯雷利认同传统的外交路线，即支持土耳其、防止俄国扩张。格拉斯顿坚持完全不同的立场，首先因为他讨厌奥斯曼帝国，其次他同情巴尔干人民的独立要求。但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家，他并非仅凭感情处理外交事务，在他看来，为有效抵御沙皇俄国的扩张，独立的巴尔干国家比衰落的土耳其更好。迪斯雷利则认为，一个成长中的保加利亚会成为俄国的附庸，因此必须让奥斯曼帝国维持原状。两个人的看法都有部分道理，但都被后来的历史部分地否决了。

格拉斯顿在1880年大选中指责保守党错误的外交政策，并答应在自由党获胜后完全将其纠正。但格拉斯顿上台后立即发表声明，说新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尽快履行《柏林条约》。作为英国领导人，格拉斯顿不可能主动放弃英国的既得利益，因此无论他和迪斯雷利有什么分歧，英国外交的指向是十分清楚的——捍卫英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得到的好处，都会被另一个政党全盘接收。

1880-1882年的埃及事件是很好的例证。苏伊士运河股票被英、法收购后，埃及经济命脉已被控制在这两国手中，埃及的政治事务也日益受英、法的干预。1881年，埃及爆发由阿拉比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英国乘机出兵，单独占领了整个埃及，并将其变成事实上的殖民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拉斯顿在1882年初还明确声称“埃及人的埃及是解决埃及问题的唯一好方案”，到7月，他就向埃及派出了军队，并占领埃及。

当然，格拉斯顿并不认为出兵埃及违背了他一贯的道德主张，他在1882年7月24日的下院发言中说：英国占领埃及，可以给这个穆斯林世界带来文明生活的幸福和法治。格拉斯顿曾试图通过欧洲协调的原则来解决埃及问题，他先是希望与法国采取共同行动，但被法国拒绝；接着又寄希望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欧洲会议，在会议上敦促奥斯曼帝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以恢复埃及的秩序。然而在会议上其他国家与英国的意见不一致，1882年6月25日会议通过一份议定书，规定缔约国不得占领埃及的任何部分，不得在埃及谋求任何特权；意大利驻土耳其大使甚至建议：在会议结束之前，任何国家不可以采取单独行动。为此，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在会议上作出声明：在发生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例外，比如在苏伊士运河受到威胁或发生任何涉及英国利益的特殊灾难或突发危险时，英国可以单独采取行动。可见，即使是格拉斯顿政府，在事涉英国“国家利益”时，也不会以“道德”来指导行动。

英国单独占领埃及，不仅加剧了与法国的紧张关系，而且造成英国外交上的孤立。1884年德、俄、奥三国续签了1881年的第二次三皇同盟（The Three Emperors'Alliance），该盟约规定：缔约国之一与第四国作战时，其他两国应保持善意中立；土耳其欧洲领土出现任何改变，都须经三国共同协商；博斯普鲁斯（Bosporus）和达达尼尔海峡须维护封闭原则，不可作任何交战国军事活动之用。三皇同盟是对格拉斯顿外交政策的重大打击。

普法战争后，德、俄实力攀升，而俄国是能够在军事上与英国抗衡的唯一国家。由于俄罗斯境内没有不冻港，几个世纪以来，历代沙皇都把获得波罗的海（Baltic Sea）和地中海南北两个出海口作为首要战略目标。18世纪初沙俄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18世纪下半叶俄国将版图推进到黑海沿岸。拿破仑战争后，俄、英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俄国中止了向西部的扩张，把近东和中亚作为新的战略目标，其锋芒直指奥斯曼帝国这个“中亚病夫”。俄国希望通过控制虚弱的土耳其，打开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从而进入大西洋。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对英帝国而言又极其重要，它不仅可以减轻对英国海军的潜在威胁，而且可以更好地保护印度。因此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近东和中亚政策就是阻挡俄国、不让它获得南方暖水出海口，排除俄国对印度的威胁。由此，英、俄在奥斯曼控制区、波斯和阿富汗（Afghanistan）与俄国展开激烈竞争，这就是著名的“大棋局”（the Great Game）。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盘棋中的一局，战后签订《巴黎和约》，使英国在中近东的影响力大增，但“东方问题”并没有解决。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翻转了棋局，使英国再次面临挑战，俄国则成为地中海大国。柏林会议抑制了俄国的扩张势头，英国得到塞浦路斯，又一次改变地中海格局。到这时为止，英国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并不算失分。

但阿富汗问题却十分复杂。阿富汗保护着印度的北大门，紧邻英国从北非到印度的势力范围带，被称为“印度庭园的围墙”；俄国实施“南下”政策，也把阿富汗作为目标。19世纪70年代起，两国在阿富汗以南和以北同时进行扩张，将自己的边界向阿富汗推进，对该国构成直接威胁。当时，阿富汗是一个独立国家，在巴拉克扎伊王朝（Barakzai Dynasty）的统治下。

为解决争端，1873年英、俄达成这样的协定：奥克苏斯河（Oxus）确定为阿富汗的北部边境，英国不干涉该河以北的中亚事务，俄国则不侵犯奥克苏斯河沿岸地区。此时英国已经占领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英印统治范围直抵阿富汗南境。就在这一年俄国占领希瓦（Khiva），引起英国不悦，但英国却不能干涉，因为俄国承诺不会跨越阿富汗边界，英国的阿富汗政策无形中为俄国留下了可乘之隙。

1876年俄军又占领浩罕（Khok and）并进驻土库曼（Turkmenia），英国认为俄国的真正意图是夺取梅尔夫（Merv），但俄国保证恪守1873年协议，不对梅尔夫采取行动。如前所述，尽管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边界问题上有一个默契，但俄国的行动仍让英国感到难受，中亚当地人愿意接受俄国人，而印度人对英国殖民统治却十分不满，这更让英国政府感到寝食不安。

此时，阿富汗统治者舍尔·阿里汗（Shere Ali）改变中立立场，开始奉行亲俄疏英政策。1876年新任印度总督利顿勋爵（Lord Lytton）向舍尔·阿里许以金钱、人力和军事支持，希望他在外交、军事和经济上服从英国指导。但阿里拒绝了英方建议，并且在1878年6月接受俄国提出的条约草案，同意俄军在喀布尔（Kabul）驻扎。英国认为这是俄、阿合作反对英国，威胁了印度，因此英、俄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大。所幸的是当1878年7月俄国使团抵达喀布尔时，《柏林条约》已经签订，战争的可能性随即消失。

然而利顿勋爵却在11月派5万大军入侵阿富汗，理由是阿富汗拒绝了英军驻扎喀布尔的要求，迪斯雷利不完全同意利顿的行动，但仍然公开说，印度的西北边境是值得商榷的，并祝愿利顿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舍尔·阿里向沙皇请求军援，未获同意，在逃出喀布尔后于1879年2月21日死去。5月26日阿里的儿子亚古柏汗（Yakup Khan）与英国签订《甘达马克条约》（Gandamak Treaty），阿富汗成为英国的附庸国。但是9月3日喀布尔就爆发大起义，起义者将英国驻阿富汗总督府包围，并将英国总督杀死。1880年9月，英军在坎大哈战役中打败舍尔·阿里的次子阿尤布汗（Ayub Khan）。格拉斯顿上台后，决定停止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新任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r Rahman Khan）部分接受了《甘达马克条约》;1881年4月英军撤出阿富汗，但英国保留对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的控制权，并拥有阿富汗的外交权，同时又答应向阿富汗提供保护并支付一笔资助金。

1884年1月俄国吞并梅尔夫，将英、俄关系推向公开冲突的边缘。梅尔夫是中亚大绿洲和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之一，自古就有“世界王后”之称，战略和经济地位极为重要。英国驻印度高级官员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爵士认为，梅尔夫的战略位置比奥克苏斯河还要重要，是征服印度的必经之路，从梅尔夫到赫拉特（Herat），可以绕过难以翻越的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脉。俄国占领梅尔夫时，有梅尔夫人向英国求援，但被格拉斯顿政府所拒绝。1885年3月俄国再向阿富汗北部逼近，在旁支墩（Panjdeh）与阿富汗军队发生冲突。旁支墩已经非常接近赫拉特，在1856-1857年的波斯（现在的伊朗）战争中，英国曾因波斯占领赫拉特而对其宣战，迫使波斯撤出该地。这时格拉斯顿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便打算与俄国打一场战争；后来在新任印度总督里彭勋爵（Lord Ripon）的坚持下，俄国承诺不再在梅尔夫以外提出领土要求，并且尊重阿富汗的领土完整。这件事结束后，英俄边界委员会最终划定阿富汗的北部边界，库什卡（Kushka）成为它征服领土的边境。到了19世纪末，波斯、阿富汗成为英帝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英俄为了避免因在波斯的竞争而开战，同时为了对付德意志帝国，两国在1907年8月31日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波斯北部被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波斯东南部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其余的波斯领土为“中立地带”。至此，19世纪的英俄大棋局才告结束。

格拉斯顿把自己的外交政策构建在国际法和道德的基础上，他主张欧洲大国协商，避免进攻性的扩张行动，对于正在衰落的英国而言，这种做法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但在欧洲均势被打破的时代，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更能在短时期内为英国获取更多利益。这两人的外交虽有区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两人都执行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都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两人执政期间，英帝国扩张到极限，英国与欧洲列强的矛盾或合作，基本上围绕帝国扩张和帝国安全展开，因此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外交的时代。这种帝国主义外交最终不能解决大国之间的冲突，反而使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英国与欧洲最终全都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