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因为大宋朝之前被金国侵占国土，还留下了靖康之耻的关系。在“端平入洛”成功光复中原之后，整个大宋国国家之内，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爱国氛围。

虽然市井之中，你平时看不出国民的爱国热情，但是因为光复中原的成功，那个时候普通大宋国民心中其实基本有一种出了口恶气的感觉。虽然，平时不会理论，但是一但真要讲起国家大事的新闻故事，大多会越聊越热烈，越聊越激动。

而且，这种情况几乎是越离开经济中心和军事中心这种氛围就越强。

所以，虽然“李杜”无论如何，后世名气和评价都是高于范仲淹，但是郭香用大宋朝来标榜范仲淹，所以间接的算是利于不败之地。

天贵心里气的不行，因为郭香这手其实算是转移对比重点，可是呢，她说出来的，你又不能去反对。更主要的是，郭香用范仲淹来对比也不是真不能比，这里就先要说为什么杜甫会在天贵心中会觉得是无人可来比的情况。

因为，那时的宋朝文坛上下，下到读过书的人，基本把杜甫奉做“第一人”。当然，作为诗人来说，可能还是比不过“李白”的地位，但是，结合上面说过的，大宋朝时期因为金国入侵的国情，还有后续综合来说，杜甫就是第一人。

可以说，当时的杜甫就是大宋文坛的伦理模范，读书人无不是将杜甫看做偶像。那么，为什么大宋文坛会如此推崇杜甫呢？

作为唐朝生人，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只有几首诗，稍微有点传播。所以当时这些诗，无法把他塑造成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而杜甫过世之后，才渐渐被人熟知。这里要提到另一位文学大家白居易，是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的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当时反对李杜的声音，扞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顺带提一嘴，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再后来，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成都的杜甫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乃至后世。当时，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而到了大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而大宋朝当时的国学是理学，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杜甫为什么会在大宋朝地位如此之高，可以说经历过国破家亡的大宋朝，以理学为尊的大宋朝，天时地利的将悲天悯人，心系苍生，胸怀国事的杜甫推上了“神坛”。

杜甫草堂又在成都，所以在当时大宋川蜀之地，杜甫自然是四川人民心中最尊敬的“名人”。

秦青娥和天贵相差10岁左右，可两人讲述刚才杜甫和云片糕的故事时，两人那种骄傲的神情，就可知杜甫在川蜀的声望。

可是，既然已经把杜甫说的如此之神，那么为什么郭香既然用范仲淹来对比，天贵也很难反对呢？这里就要说说范仲淹在后世民间评价中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在民间传闻中，范仲淹的评价基本是“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更不用说，郭香嘴里才提到过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在民间的反响极为热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在民间评价之中也是一位“爱国”文人。所以我们再次结合大宋的当时的情况来说，杜甫，范仲淹，乃至飞将军，都是如此。那就是大宋民间国民心中虽然可能嘴上不说，但是默默的都是对“爱国”名仕有一种天然敬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