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熬了一宿，周澈没打算睡觉，只是小眯了会。

大白天的睡觉，不太合适。“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如果传出去，定然会被人嗤笑。他回到南屋，从行李中找出件袍子穿上，踱步到前院。

时辰尚早，前院诸人多还在安睡，只有庆锋起来了，正拿着扫帚在院中扫地。

“澈君，这么早就起来了？”

周澈笑道：“阿庆起的不是更早？来，我帮你。”拿了个陶盆折回后院，从井中打了水，端过来，用手撩着，洒到地上。两个人一个扫地，一个洒水，很快把前院打扫干净。盆中还剩了点水，周澈见院门已开，便走到门口，泼到了外边。

此时天未大亮，晨曦在东方展开，映衬出远处山林如黛，衬托出近处田野青翠。诸个里落如星罗棋布，散布田野间，偶有鸡鸣犬吠的声音从其中遥遥传出，没有喧闹，给人静怡的感觉。院舍前的管道上没有人，向南北延伸，望不到尽头，仿似一条黄带，将大地分成两半。

又一个汉帝国的早晨，和往常一样，悄悄地来到了。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这天气，就要冷起来了。”凉凉的晨风吹动周澈的衣袍，他没觉得凉，反而精神一振。

庆锋说道：“可不是么？秋分都过了，没两天就是寒露。莫看中午的日头还毒，说要变天也是快得很。”

晨光渐渐亮了起来，贴在天边的月弦，先是变成淡淡的一抹，继而消失不见。东方云霞灿烂，光芒四射，一轮朝阳跃出了地面，给山林、给田野都染上了红彤彤的色彩。

庆锋拄着扫帚，站在周澈的身边儿。两人一时都默不作声，静静地观赏这大自然瑰丽的景象。

周澈捏了捏手中的杂草，听着庆锋白话春去秋来，想到姜枫因老父受辱，就愤而杀之，心中感慨--两汉以孝治天下，孝武皇帝又独尊儒术，《春秋》大义以及诸经讲义非宋明之解。

姜枫之所以会这么做，与当时的风尚有关：“《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

《春秋》讲了很多复仇的故事。董仲舒说：“《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子不复仇非子也。”

周澈忽然回忆起在洛阳的时候，听到过洛阳太学生谈论过时任九江太守的阳球，也是因为年少时父母受到侮辱而杀人。

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

因这种风气，社会上广泛存在对复仇者的同情和支持，当时的官吏如果给复仇者减刑或者放走他们，会得到民间的称赞。

如和周澈同郡的郅恽---为友人董子张复仇。

董子张的父亲被乡人所害，后来董子张生病，快死了，郅恽去看他，董子张歔欷不能言，郅恽对他说：“我知道你这不是在哀伤你要死了，而是因为你的父亲仇还没报，你活的时候我不能帮你，你快死了，我帮你复仇。”说完就带宾客去杀了董子张的仇人，取其头来见董子张，董子张见而气绝。

郅恽时为县门下掾，是个县吏，去县中自首。县令有点迟疑，恽曰：“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县令跣足追恽，没追上，遂也去到狱中，拔出剑横在脖上要挟郅恽说：“你不跟我出来，我就自杀。”恽得此乃出，因病去。

郅恽是光武帝年间的长沙太守，是东汉初年的名臣，曾因按照规定挡过因为出去射猎而晚归的光武皇帝入城门，给皇太子教过书。

光武、明帝时的名臣钟离意也对复仇的人开过恩，他在任瑕丘县令时，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钟离意怜伤他，就叫他归家，使得殡敛。丞掾皆争，钟离意曰：“罪自我归，义不累下。”遂遣之。防广敛母讫，果还入狱。钟离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

还有开篇几章曹操四叔嘴里的胡广也放过复仇之人。

汝南郡兵曹掾王子祐杀了陈公思的叔父，陈公思就杀了他，为叔父报仇，然后“还府归死”，“时太守胡广以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奋发，手刃仇敌，自归司败，便原遣之”。

当过平皋县长的张歆也放过为父母复仇的人。“有报父仇贼自出，歆召，因诣阁曰：‘欲自受其辞。’既入，解械，饮食，使发遣，遂弃官亡命”，后来“逢赦出”，“由是乡里服其高义”。

陈留郡名士申屠蟠少年家贫，当过漆工，他郡中有一“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

“杀夫氏之党”，是说不止杀了一个人。外黄县令梁配打算杀了她。申屠蟠时年十五，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没碰上好官儿还该给她“表旌庐墓”，何况碰上您这个好官儿呢？梁配觉得他说得对，就没杀缑玉，“减死”。“乡人称美之”。

放走复仇者的不止有官吏，还有皇帝。“宁叔，字茂泰，广汉人，与友人张昌共受业太学。昌为河南大豪吕条所杀，叔杀条，自拘河南狱。顺帝义而赦之”。

最年轻的复仇者大概是绵竹少年左乔云，年十三杀了打伤他养父腿部的县吏，“以锐刀杀吏”，接着大概是夏侯惇，年十四杀了侮辱他老师的人，“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人，由是以烈气闻”。

周澈想到此处，周仓昨天聊姜枫之事时说到一个光武皇帝时期名叫周党的远房族人，此人曾受乡佐侮辱，后去京师求学，读《春秋》，读到齐襄公九世不忘复仇，知道了复仇之义，“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回乡去找那个乡佐，约期决斗。

兵刃相交，他却打不过对方，反又被打伤。这个乡佐被他的“义”感动，“服其义”，就用车拉着他，拉到自己家里给他养伤。周党伤好后，“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这就是“九世复仇，《春秋》之义”。

周仓又说了一下复仇风气最烈的地方：前汉时是一在关中，二在颍川、南阳、河内、洛阳，三在太原、上党等地。

颍川等地在先秦时是韩、魏故地，战国时这里的复仇风习就十分盛行，孟子还专门讲过。西汉时不少为人复仇的侠者都是这里的人，如郭解、韩孺、剧孟、薛况。

时人对这个地区重报仇的民风是感受一致的，西汉中期的邹阳说：“韩魏时奇节”，奇节就是指为人报仇之风。两汉之际，寇恂也对刘秀说：“颍川剽轻”，复仇风盛，建议以精兵驻守。

东汉时，复仇风气的地域有所变化，太原、上党地区的复仇风习有所减弱，关中依旧保留了浓郁的复仇习俗，时内地复仇最烈的是颍川、南阳及邻近一带，见之於史的东汉复仇事例大都发生在这里。

周澈前世大学混学分的时候，补过历史课，想起越是战乱，复仇越烈。曹植《精徵篇》：“壮年报父仇，身末垂功名”，《结客篇》：“结客少年扬，抱怨洛北芒”。结客，就是结交宾客。

姜枫之事发生后，周澈在陪同陈松去办案的路上，询问了解了当前法律对复仇的定义和惩罚。

秦汉之际，复仇是被视为正义的。

西汉建立后，复仇是非法的。

新莽末至东汉建立，复仇是失控的。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约七十年间，对复仇的控制是松弛的。桓谭曾上书朝廷，力主严惩复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想之影响。章帝建初五年制订了《轻侮法》，明确规定从宽处置为父母报仇之人。这条法律一直延续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和帝永元九年到现在，处于对复仇的严格控制期，废除了《轻侮法》，为父母报仇也要受到严惩了。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受到惩罚，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亡命了。在这个时期，虽对复仇的行为严格控制，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避免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阳球。

对两汉的复仇之风，颍川大儒荀悦曾经做过一番论述：“或问复仇古义也。曰：‘仇，复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

荀悦认为既要靠法律来约束，也要通过避仇来防止复仇行为的滋长。

荀悦的这个论断，对后世中国古代法学，有关复仇的法与伦理的关系有着深重的影响。如唐代韩愈和柳宗元进行探讨，上疏朝廷的奏章，都是受到荀悦的启发。

周澈望着天空想着案子感慨万千，心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放在太平年间，周仓所说的那些人，岂能建功立业？恐怕顶多也就是游侠之流，运气不好的，说不得，难逃法网。……，若在前汉武帝年间，落在酷吏手中，不是‘说不得’了，必死无疑。”

姜枫为父报仇、郅恽为友人报仇、阳球为父母兄友报仇、夏侯惇为师杀人，这些人或为乡中轻侠、或为城中豪杰、或为儒生文士、或为强宗地主、或为官宦子弟、或为天下名士，而行径却大同小异，并都能得到不同阶层人的仰慕和称赞。

周澈喟然叹道：“我知道为什么高祖能以亭长之职，结交豪杰了！”秦末、前汉的游侠风气比现在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