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近日翻阅古人关于农事之典籍，感触颇深，农人之苦，农事之艰，在我华夏自古而来似乎皆是如此。可是朕久历西洋，却知西洋之农未必贫苦，西洋之人不乏自农业中发家致富者。恰巧有兰芳大公国总督府奏报送到，说兰芳近年以来因农致富者车载斗量，有人种植橡胶树，有人种植棕榈树，有人开国园栽果树，有人种植咖啡，有人种植香料，还有人种植稻米……家产积累至十万数十万者不知凡几，身家百万千万者也有数人，可见这农业之事是可以致富的。然而在我泱泱大明，可曾有人因为种地积累万贯家财者呢？朕不敢说没有，但是这样的人却是凤毛麟角，难道一见啊！”

上海远东饭店徐汇店是一栋高达五层的“摩天大楼”，饭店的顶层的大餐厅现在被布置成了会场的模样，摆出了十几排长桌椅，坐了五百多个身穿红袍的官员，每个人都屏气凝神在倾听着。朱济世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着，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大明工商促进会的第一次大会，与会的都是东南八省的县官，东南八省一共有近千个县，这次被招来上海开会的有506名县官，主要是南直隶、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六省的县官。广东、福建两省的县官没有来几个，因为这两个省的工商一直很发达，下南洋、跑美洲早就成了风，地方士绅忙着做生意，根本不管下面的农民出国——其实也管不了。闽粤两省人多地少的情况尤为严重。而且两省的山地多平地少。根本没有地可以给那么多人种，民风又素来开化，工商素来发达，根本用不着朱皇帝来促进的。

不过朱皇帝在这次会议开始时的讲话，却让几百个县官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工商之事怎么又扯到农业上去了呢？而且种地这个事情真的能致富？能种出几十万上百万的身家？南洋那里的土地也忒神奇了吧？莫不是在种摇钱树？

除了朱皇帝的讲话，会场的布置也让这些县太爷有些不大习惯。现在是见皇上啊！怎么有他们这些从六品、正七品的芝麻官坐的地方呢？而且不仅稳稳坐着，还有笔墨纸砚伺候。是给他们坐记录。另外一个让部分官员们苦恼的，就是大明日益加大贫富差距了。

“真是官比官，气死官啊……”

那些穷地方出来的县官们无不在心里面这么念叨着。看看那几个东南富庶之地的县官，一个个都是华服豪车，再一打听人家的俸禄，不是6000就是4000，而且衙门里面的经费也充足，能报的公账也多，哪像穷县的官员除了俸禄几乎就没有额外收入，出趟差都得自掏腰包！而且很多富县官员里还有自己的买卖。家财不下数十万者就有好多。再看看自己，堂堂的一县之主。年入不过千，大概还比不过富县的一个品小官，就算家中有些薄田也收不了几个租子……更让这些穷官们沮丧的是，朱大皇帝现在实行的是“县官本土化”，他们这些县官根本没有机会去富县捞钱的，除非升官去当知府——可是现在升官要看一地的经济和税赋，不是装个两袖清风就能上去的。而且现在大明的官员数量很多，光是文官就有不下二十万！因而升官的难度就大了许多，难道真要一辈子当个穷官？

扫了一眼下面做得满满当当的大明县官，朱皇帝心里面不免有些感慨了。似乎后世gdp论英雄的官员提拔标准还是有些道理的。至少比什么“官声”要靠得住，互相吹捧的事情谁不会啊？当然了，唯gdp主义搞到后面肯定会出问题，不过现在应该还是管用的。

一边想象着在gdp指挥棒的指挥下，大明帝国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康庄大道的场景，一边朱济世还在滔滔不绝说着“三农问题”。现在离开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有段时间呢，想要丢开农业发展gdp是不可能的。而且地主士绅们所控制的可不仅是土地，还有部分农村劳动力——当然这种控制并不是绝对的，大明的农民在法律上可都是自由人。

“诸位知道南洋为什么有人因为农业而富，我大明本土却没有人因为种田而发家吗？”

问题一出来，下面的县官们都同时想到，南洋地多人少，当然容易发展了，中原人多地少，守着几亩薄田能发才有鬼了！

朱济世却道：“因为在南洋，农业是一门生意！诸位有懂生意经的吗？”

下面的人都摇摇头，就是有人会做生意也不敢在朱首富跟前显摆啊。

朱首富道：“生意讲究的是将本就利，有投入才能有收益，无本的买卖只有山大王才能做。”

笑话一出，下面的人都应景的笑了起来。朱济世轻轻嗯咳一声，下面顿时就鸦雀无声了。

“南洋的农业就是一门生意，是由商人投资经营的。比如朕的兰芳行就耗资好几百万银元在兰芳开了几十万亩的橡胶园、棕榈园，如果从购买橡胶树种开始算起，前前后后折腾了总有八年多才有了收益。现在南洋那些豪商在农业上的买卖大多如此，要砍伐树木、开垦土地、兴修水利、购买牲畜……是要投入大量资本和精力，而后才能日进斗金的。朕知道你们这些人家里大多有土地，可是你们除了收租之外，有人经营过土地么？有人往土地里面投过银子吗？”

在场所有的官员都同时摇头，谁吃饱了撑的往地里砸银子？这地反正是租给佃户，到时候只管收租就行了。

朱济世也摇起了脑袋：“你们这些地主把地租给佃户就万事大吉了，可是佃户呢？他们有银子往地里砸吗？恐怕也是没有的，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当佃户了。所以我们大明本土的田地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好好投入，没有得到妥善经营了……在南洋是什么赚钱就种什么，而在我们大明则是什么容易把肚皮填饱就种什么，农业不是一门生意，而是一种维护稳定的手段。可是对如今的大明而言，这样的手段实在没有太多必要了。”

说到这里，朱皇帝忽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地主养活佃户，还是佃户养活地主？

答案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身兼农业资本家身份的朱皇帝看来，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从牟利的角度来说，现在南洋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模式肯定是最好的，单位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土地生产率在这些农场当中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为农场主谋取了最大的利益。

可是在大明内地的租佃制下，农业生产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单位产量而不是最大的经济效益。换句话说，这样的农业生产模式就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中国的人口之所以会繁衍到数万万，恐怕同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是密不可分的。而历史上，中国的土地革命则是将这种一切为了糊口的农业生产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现在，朱济世却打算将中国的农业模式引上另一条道路，一条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农业的路子上去。因为在不远的未来，大明帝国会有足够多的土地来保证四万万甚至是六万万、十万万人口的口粮供应，根本用不着将大量的劳动力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面进行单位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劳动。因为这样的低效益劳动是永远不会为中国农民带来富裕的，同时还会成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对外扩张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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