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的平面及其建造年代(1 / 1)

中国建筑常识 林徽因 1572 字 4个月前

云冈诸窟中,只是西部第一到第五洞,平面作椭圆形,或杏仁形,与其他各洞不同。关野、常盘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评解,引魏书兴光元年,于五缎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铜像之例,疑此五洞亦为纪念太祖以下五帝而设,并疑《魏书·释老志》所言昙矅开窟五所,即此五洞,其时代在云冈诸洞中为最早。

考《魏书·释老志》卷百十四原文:“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致佛钵,并画像迹。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足。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所谓“复法之明年”,自是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魏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太武帝崩后第二年。关于此书,有《续高僧传·昙曜传》中的一段记载,年月非常清楚:“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珍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平真君十一年),太武感疠疚,方始开悟。帝心既悔,诛夷崔氏。至壬辰年(太平真君十三年亦即安兴元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由太平真君七年毁法,到兴安元年“起塔寺”“访经典”的时候,正是前后七年,故有所谓“毁法七载,三宝还兴”的话。那么无疑的“复法之明年”,即是兴安二年了。

所可疑的只是:(一)到底昙曜是否在“复法之明年”见了文成帝便去开窟;还是到了“和平初,师贤卒”他做了沙门统之后,才“白帝于京城西……开窟五所”?这里前后就有八年的差别,因魏文成帝于兴安二年后改号兴光,一年后又改太安,太安共五年,才改号和平的。(二)《释老志》文中“后帝奉以师礼,曜白帝于京城西……”这里“后”字,亦颇蹊跷。到底这时候,距昙曜初见文成帝时候有多久?见文成帝之年固为兴安二年,他禀明要开窟之年(即使不待他做了沙门统),也可在此后两三年、三四年之中,帝奉以师礼之后!

总而言之,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昙曜于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入京见文成帝,到和平初年(公元四六○年)做了沙门统。至于武州塞五窟,到底是在这八年中的哪一年兴造的,则不能断定了。

《释老志》关于开窟事,和兴光元年铸像事的中间,又记载那一节太安初师子国(锡兰)胡沙门难提等奉像到京都事。并且有很恭维难提摹写佛容技术的话。这个令人颇疑心与石窟镌像有相当瓜葛。即不武断地说,难提与石窟巨像,有直接关系,因难提造像之佳,“视之炳然”,而猜测他所摹写的一派佛容,必然大大地影响当时佛像的容貌,或是极合理的。云冈诸刻虽多犍陀罗影响,而西部五洞巨像的容貌衣褶,却带极浓厚的中印度气味的。

至于《释老志》,“昙曜开窟五所”的窟,或即是云冈西部的五洞,此说由云冈石窟的平面方面看起来,我们觉得更可以置信。(一)因为它们的平面配置,自成一统系,又自左至右五洞,适相连贯。(二)此五洞皆有本尊像及胁侍,面貌最富异国情调,与他洞佛像大异。(三)洞内壁面列无数小龛小佛,雕刻甚浅,没有释迦事迹图。塔与装饰花纹亦甚少,和中部诸洞不同。(四)洞的平面由不规则的形体,进为有规则之方形或长方形,乃工作自然之进展与要求。因这五洞平面的不规则,故断定其开凿年代必最早。

《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评解中,又谓中部第一洞为孝文帝纪念其父献文帝所造,其时代仅次干西部五大洞。因为此洞平面前部,虽有长方形之外室,后部仍为不规则之形体,乃过渡时代最佳之例。这种说法,固甚动听,但文献上无佐证,实不能定谳。

中部第三洞,有太和十三年铭刻;第七洞窗东侧,有太和十九年铭刻,及洞内东壁曾由叶恭绰先生发现之太和七年铭刻。文中有“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愿以此福……”等等。其他中部各洞全无考。但就佛容及零星雕刻作风而论,中部偏东诸洞,仍富于异国情调。偏西诸洞,虽洞内因石质风化过甚,形象多经后世修葺,原有精神完全失掉,而洞外崖壁上的刻像,石质较坚硬,刀法伶俐可观,佛貌又每每微长,口角含笑,衣褶流畅精美,渐类龙门诸像。已是较晚期的作风无疑。和平初年到太和七年,已是二十三年,实在不能不算是一个相当的距离。且由第七洞更偏西去的诸洞,由形势论,当是更晚的增辟,年代当又在太和七年后若干年了。

西部五大洞之外,西边无数龛洞(多已在崖面成浅龛),以作风论,大体较后于中部偏东四洞,而又较古于中部偏西诸洞。但亦偶有例外,如西部第六洞的洞口东侧,有太和十九年铭刻,与其东侧小洞,有延昌年间的铭刻。

我们认为最稀奇的是东部未竣工的第三洞。此洞又名灵岩,传为昙曜的译经楼,规模之大,为云冈各洞之最。虽未竣工,但可看出内部佛像之后,原计划似预备凿通,俾可绕行佛后的。外部更在洞顶崖上,凿出独立的塔一对,塔后石壁上,又有小洞一排,为他洞所无。以事实论,颇疑此洞因孝文帝南迁洛阳,在龙门另营石窟,平城(即大同)日就衰落,故此洞工作,半途中辍,但确否尚需考证。以作风论,关野、常盘谓第三洞佛像在北魏与唐之间,疑为隋炀帝纪念其父文帝所建。新海中川合著之《云冈石窟》竟直称为初唐遗物。这两说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隋唐皆都长安、洛阳,绝无于云冈造大窟之理,史上亦无此先例。且即根据作风来察这东部大洞的三尊巨像的时代,也颇有疑难之处。

我们前边所称,早期异国情调的佛像,面容为肥圆的;其衣纹细薄,贴附于像身(所谓湿褶纹者);佛体呆板,僵硬,且权衡短促;与他像修长微笑的容貌,斜肩而长身,质实垂重的衣裾褶纹,相较起来,显然有大区别。现在这里的三像,事实上虽可信其为云冈最晚的工程,但像貌、衣褶、权衡,反与前者,所谓异国神情者,同出一辙,骤反后期风格。

不过在刀法方面观察起来,这三像的各样刻工,又与前面两派不同,独成一格。这点在背光和头饰的上面,尤其显著。

这三像的背光上火焰,极其回绕柔和之能事,与西部古劲挺强者大有差别;胁侍菩萨的头饰则繁富精致,花纹更柔圆近于唐代气味(论者定其为初唐遗物,或即为此)。佛容上,耳、鼻、手的外廓刻法,亦肥圆避免锐角,项颈上三纹堆叠,更类他处隋代雕像特征。

这样看来,这三像岂为早期所具规模,至后(迁洛前)才去雕饰的,一种特殊情况下遗留的作品?不然,岂太和以后某时期中云冈造像之风暂敛,至孝文帝迁都以前,镌建东部这大洞时,刻像的手法乃大变,一反中部风格,倒去模仿西部五大洞巨像的神气?再不然,即是兴造此洞时,在佛像方面,有指定的印度佛像作模型镌刻。关于这点,文献上既苦无材料帮同消解这种种哑谜。东部未竣工的大洞兴造年代,与佛像雕刻时期,到底若何,怕仍成为疑问,不是从前论断者所见得的那么简单“洞未完竣而辍工”。近年偏西次洞又遭凿毁一角,东部这三洞,灾故又何多?

现在就平面及雕刻诸点论,我们可约略地说:西部五大洞建筑年代最早,中部偏东诸大洞次之,西部偏西诸洞又次之。中部偏西各洞及崖壁外大龛再次之。东部在雕刻细工上,则无疑地在最后。

离云冈全部稍远,有最偏东的两塔洞,塔居洞中心,注重于建筑形式方面,瓦檐、斗拱及支柱,均极清晰显明,佛像反模糊无甚特长,年代当与中部诸大洞前后相若;尤其是释迦事迹图,宛似中部第二洞中所有。

就塔洞论,洞中央之塔柱雕大尊像者较早,雕楼阁者次之。详下文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