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曹叡在位时间共计十三年,他登基时二十三岁(公元226年),死时三十六岁(公元239年)。
自登基以来,曹叡的表现非同凡响。特别在军事谋略上,堪称天才,即便是像诸葛亮、孙权这样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许多年的领袖人物,也未必能胜过他。刘晔把他比作秦皇、汉武,实非过誉之辞。《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不论是司马懿、曹休、曹真、满宠等久经沙场的将领,还是刘晔、蒋济这样的谋臣,都从心底佩服曹叡的英明。
曹丕去世前,担心曹叡没有政治经验,便指定司马懿、曹真、陈群几人为辅政大臣,协助他治理国家。没想到曹叡上台后,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教导他。父皇留下的重臣,几乎都被他派去担任军区司令员:曹真坐镇关中,司马懿坐镇荆豫,曹休坐镇淮南。只有陈群留在中央,不过对皇帝没有什么影响力,“辅政”成为一句空话。
他打心眼里不相信任何人,这与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谁可相信?父亲是杀害母亲的元凶,继母是杀害母亲的帮凶。一个人若是连父母都不相信,还会去相信自己见都不曾见过的人吗?登基伊始,他就下定决心,把权力牢牢握在手心,其他人只能是工具,绝不能凌驾于他之上。
他的政治才能来源于亲身经历人世沉浮后的顿悟。曹叡出身帝王之家,在他人看来贵不可言,是羡慕嫉妒恨的对象。然而其中的辛酸苦辣,外人又岂能知。母亲甄氏失去恩宠,乃至被逼身死,曹叡从齐公被贬为平原侯,已跌落至失势的边缘,他不得不从残酷的人生中学会生存之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坚忍不拔之品质,差不多就培养于这一时期。沉潜的另一个好处是让他博学多识,他行事谨慎,从不结交任何官员,只埋头读书,同时学会冷静地观察他人,他几乎记得住每个接触过的人的姓名、官职、性格、经历乃至父母兄弟等。史书上是这样写的:“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对他随心所欲地统御群臣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长期沉默寡言,曹叡说起话来有些口吃的毛病,当了皇帝后,他的话也不多。他看上去有些柔弱,相貌得到母亲的些许遗传,长得十分俊美,特别是一头长发直垂到地面,颇引人注目。不过,柔弱的外表下是一颗刚毅的心,结结巴巴的话语背后是一言九鼎。他的智慧得到祖父的隔代遗传,具备了领袖最重要的能力:从纷繁芜杂的表象中抓住本质问题的能力;化复杂为简单的能力;在事件刚刚萌发时就看清未来趋势的判断能力。
在治理国家上,他抓住三个根本问题:其一,巩固权力在于驾驭群臣;其二,安定国家在于挫败吴、蜀的进犯;其三,安抚民众在于法制治国。
曹叡虽被比于秦皇、汉武,实无秦皇汉武的武功,问题不在于他缺乏武略,而在于他英年早逝。倘若多活几年,其武功想必大有可观。其实把眼光放长远点看,他的胜利意义重大。他耗尽了蜀国的民力财力,断了东吴的扩张之路,瓦解了鲜卑的崛起。
作为一国之君,曹叡对法律制度及诉讼事件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经常说一句话:“狱者,天下之情命也。”就是说,刑狱之事,关乎天下人的性命。当时在首都洛阳城北有个“平望观”,曹叡将其改名为“听讼观”,后来很多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这里审理,曹叡经常前往旁观判案过程。
在法律上,曹叡是专家。史书中这样说:“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魏国延续了汉代的律法,汉代的律法是在秦法的基础上扩充的,而秦法的源头则是战国时代魏国李悝所著的《法经》。从战国到三国,数百年时间,法律条文变得冗杂庞大。最初李悝的《法经》只有六篇,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随着社会发展,法网愈加严密,法律条文愈加烦琐,《汉律》从九篇增加到六十篇,后又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多卷。简要地说,律就是国家基本法律;令是皇帝的诏令;比是判例。除此之外,还有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包括著名经学家马融、郑玄等人的注释。到了魏明帝曹叡时,这些法律条文总计有两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字数达到惊人的七百七十三万字。如此庞大的法典,不要说古代,就是放在当代也是大部头——这些典籍估计要盖一座大楼才能放满。
重新整理法律,精减条文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曹叡诏令陈群、刘邵等人修改法律,制定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多篇。尽管比萧何的法律要多得多,但比起之前的七百多万言,已是大大瘦身了。在解释法律条文上,只采用郑玄一人的解释,有效遏制了法令的碎片化倾向,提高了诉讼效率。
可以说,这是曹叡主持的一项伟大工程,也体现出他对法律的重视。
刑法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但自汉代以来往往受到轻视,学习商鞅、韩非子的刑名之学,那是被瞧不起、被排斥的。同样,狱吏直接掌握老百姓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职位,往往是由不入流的人担任,你看过哪个正人君子、读书人去当狱吏呢?
尚书卫觊是有眼光的,他认为国家败坏的原因,就在于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素质不高的原因在于大家觉得这个职位名声很烂,好人都不想去,去的都是坏人。为了改变社会偏见,卫觊建议,设置法律博士。汉代时设立的五经博士地位很高,卫觊提出设法律博士,是把刑名法学提高到与儒家五经并列的地位,这的确是高瞻远瞩。这个提议得到曹叡的认同并付诸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法家的恶名总算得到了清洗。
与秦皇、汉武相类似的是,曹叡在个人生活上穷奢极欲,对大兴土木情有独钟。
上台伊始,曹叡便开始大造宫殿以及母亲甄氏的陵园,司徒王朗见百姓劳苦,上书劝谏,以古代明君大禹、越王勾践、汉文帝、汉景帝等为例,劝说曹叡节省民力财力。不过,曹叡非但没听,还在洛阳兴建皇室祭庙,这座祭庙花了三年多时间才修好,供奉曹腾、曹嵩、曹操、曹丕四位先祖的神位——有趣的是,魏国尊曹腾为高帝,这个大太监恐怕做梦都想不到,隔了几代后,自己居然成了魏国朝廷追认的皇帝,历史真是开了个大玩笑。
公元232年(魏太和六年),曹叡最疼爱的女儿曹淑夭亡。他贵为皇帝,少年时丧母,成年后丧女,悲恸欲绝,不顾朝臣们的反对,亲自送女儿的灵柩下葬。这段时间曹叡心情低落,遂从洛阳移驾许昌,重修许昌皇宫(当年汉献帝的皇宫),建景福殿、承光殿。
皇帝一旦欣赏起宫殿艺术,对百姓来说绝不是福音。在许昌宫之后,曹叡又兴修规模更大的洛阳宫,这座宫殿的主体是昭阳殿、太极殿,并筑一座高达十余丈的总章观。为了这个庞大的建筑,四周民夫都被征调,导致农田抛荒,无人耕种。
对此,司空陈群上书进谏,指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将令吴、蜀两国有机可乘,会动摇国家根本。曹叡不以为然地答道:“帝王之业与帝王宫殿是并行不悖的,等到把敌人消灭之后,就不会大兴土木了。”接着他又盯着陈群说:“造宫殿应该是你的职责啊,当年萧何不是主持兴建了未央宫吗?”
言下之意,你陈群不仅不能责备我,而且不积极修宫殿还是你的失职。
陈群一听,这哪跟哪呀,这不是强词夺理吗?他耐心地规劝道:“现在跟从前的情况不一样。当时,汉高祖已经将与其争天下的项羽消灭,加上秦国的宫殿已被烧光,萧何才修建了一些必要的设施,可如今吴、蜀两国都还未平定,怎么能跟古代一样呢?人为了满足私欲,借口多的是,何况帝王是没有人敢违抗的。如果陛下一定要兴建,臣下说再多也没用。以前汉明帝要修建德阳殿,钟离意劝阻,明帝便停止修殿。作为帝王,岂会害怕一个臣子,只是为天下百姓考虑罢了。如今我无法使陛下回心转意,比起钟离意来真是自愧不如。”
曹叡毕竟是聪明人,道理他能不晓得吗?只是欲望战胜了理智,他无法克制。陈群是先帝指定的辅政大臣之一,说话的分量比他人要重,曹叡虽不能全盘接受,也不得不给他点面子,稍稍压缩了建筑的规模。
不过,对于建宫殿,曹叡确实像着魔一般,过了段时间,他又突发奇想,打算把北芒山的山顶铲平,在上面建造台观,这样可以坐在台上遥望远处的孟津。卫尉辛毗告诫说,削平高山,既违背天理,又损耗人力,民不堪役。曹叡这才作罢,不过,这只是皇帝的一丁点让步而已。
宫殿建筑始终是曹叡与臣僚之间最大的问题。
在所有大臣中,反对最力者当属少府杨阜。最初杨阜的批评比较温和,只是委婉地说吴、蜀未灭,应该减少建筑工程,厉行节约。曹叡倒是挺客气的,下诏对杨阜的建议表示赞许。然而,说归说,做归做,修宫殿根本停不下来。
杨阜豁出去了,写了一道言辞激烈的奏折,大意是说:以前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这些明君,所居的宫殿都很简单。夏桀、商纣、楚灵王、秦始皇这些暴君大造宫台,结果国家很快就完蛋了。陛下只关心自己的宫殿台阁,势必会颠覆社稷、祸害国家。最后,杨阜说,倘若我的死能补救万分之一的过失,也算死而不朽了,我已经准备好棺木,沐浴更衣,随时等待陛下的诛杀了。
这叫死谏,豁出命去了。
不过,曹叡没杀他,反而被他感动了,亲手写了诏书安慰他。
批评大造宫殿后,杨阜又批评后宫女人太多。曹叡与其他皇帝一样好色,后宫女人,包括妃嫔与宫女,有好几千人。杨阜上书皇帝,请求把没被皇帝宠幸过的女人遣散出宫。他召来御府官吏,询问皇帝后宫有多少女人。官吏回答说:“这乃是宫中秘密,不能泄露。”这倒不是御府官吏摆架子,宫中还真有这条规定。杨阜闻言大怒,骂道:“老子是九卿,国家对我没秘密,对你这种小吏倒有秘密。”不容分说,将御府官吏责打了一百棍。曹叡知道杨阜这个人厉害,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
有像杨阜这样刚直不阿的大臣做榜样,其他大臣也纷纷进谏,包括散骑常侍蒋济、中书侍郎王基、尚书孙礼、太史令高堂隆等,主要都是针对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问题。这些进谏作用都不大,曹叡对建筑的热情已是走火入魔,对品质更是精益求精。在一片反对声中,他又开工兴建九龙殿。
关于九龙殿,史书有这么一段记录:“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开一条渠把水引到九龙殿前,以玉石砌成井,以彩缎装饰栏杆,水从玉蟾蜍口中流入,从神龙口中吐出。不仅如此,他还命博士马钧设计了一辆司南车,还有一种百戏车,百戏车以流水为动力,水一流,车子就会转起来,车上的各种木人、木禽、木兽便都动了起来。现在看这个当然觉得小儿科,但一千八百年前,绝对是高科技产品。
玩艺术本身不是缺点,但耗费国家民力财力让皇帝一人玩艺术,这就很糟了。
抛开这点来看,曹叡治政总体上还行。陆逊曾这样评价他:“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很多大臣犯颜直谏,甚至言辞激烈,曹叡虽然不一定改正错误,但不会恼羞成怒杀害忠良。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要知道能纳谏的皇帝真的非常少,连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有时都恨不得宰了魏征。
真正让社稷动摇的,是曹叡对帝国未来的安排。
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八日,正是寒冬季节极寒的一天,这天曹叡感到身体不舒服,或许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吧,他病倒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一病不起。更糟糕的是,帝国竟然没有继承者。
曹叡曾有过三个儿子,但全部早夭,不得已之下,他收了两个养子,分别是曹芳与曹询,其中曹芳被封为齐王,曹询被封为秦王。尽管此时曹叡只有三十六岁,但他生命的烛火已烧到了尽头。在床榻上,他为身后事忧心忡忡。曹芳和曹询年龄都很小,无论是谁继位,都必须要有辅政大臣。太子还没立,辅政大臣的名单先确定了下来。名单上共有五个人,分别是: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屯骑校尉曹肇(曹休之子),骁骑将军秦朗。
其中燕王曹宇是曹操的小儿子、曹叡的叔叔,曹叡小的时候便跟这个叔叔十分要好。曹叡称帝后,把曹宇封为燕王,两人关系仍很融洽。如今曹叡病重,在思考国家大事可以托付给谁时,他的脑海里一下子就出现了曹宇的影子。
辅政大臣名单上有三人是曹氏家族成员,一人是夏侯氏家族成员,夏侯氏与曹氏向来关系非常紧密。这份名单,至少可以保证曹氏的江山不至于落入外姓之手。然而,几天后,情况却急转直下。
事情要从曹叡身边的两个宠臣说起。
这两人,一人名唤刘放,一人名唤孙资,官职均为侍中、光禄大夫。他们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史书这样写道:“帝亲览万机,数兴军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会议,常令决其是非,择而行之。”曹叡虽是一代明君,但一个人要管国家那么多事,肯定是管不过来的,何况他还要花很多时间在建筑艺术上。那些帮皇帝处理政事的人,无形之中就成为人人畏惧的权臣。
刘放、孙资两人凭借他们特殊的地位,长期把持中枢权力,呼风唤雨。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服,特别是曹氏、夏侯氏这样的望族。辅政大臣名单敲定后,曹肇、夏侯献均入选,他们十分看不起刘放、孙资。有一天,曹肇、夏侯献两人看到皇宫里有棵树成了鸡窝,鸡老是跳到树上栖息,便笑道:“这公鸡在树上也够久了,看还能活几天。”
隔墙有耳。曹肇、夏侯献的话很快传到了刘放、孙资耳中,他们吓了一大跳:这不是明摆着只要曹肇、夏侯献当权就会要我等的小命吗?刘放与孙资这些年在官场上驰骋纵横,没点本事能行吗?两人当下计议,想方设法让皇帝更改辅政大臣的名单,削去曹氏权力。那么,还有谁能辅政呢?放眼望去,只有一个人最合适——司马懿。
不过,这件事真不好办。曹叡是个英明的皇帝,意志不为他人左右,要如何说服他呢?
机会总是不期而至。
当魏明帝曹叡提拔燕王曹宇为大将军并让他担任首席辅政大臣时,曹宇却推辞了。这种推让其实只是一种作秀,向天下人表明我并不贪恋权力,就好比汉献帝要把帝位禅让给曹丕,曹丕非得推让几次不可。可是曹宇的失误在于曹叡已经病得很重了,让一个重病病人去揣测你的内心,他可没这个耐心。这是临危受命的时候,是表达责任感、担当力的时候,不是推来推去的时候。皇帝此时把大权交给你,是信任你,你要对这种信任表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而不是假意推辞。你看孙策托孤给张昭,刘备托孤给诸葛亮,要是张昭、诸葛亮说不干,那不是要把两位主公气吐血吗?
没错,曹叡被曹宇气吐血了——你什么意思,我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你,你不接受,这算怎么回事?曹叡问刘放、孙资:“燕王什么意思?”
对刘放、孙资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扳倒那几个曹氏辅政大臣的机会不就在眼前吗?两人答道:“燕王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担此重任。”
“谁有能力呢?”曹叡问。
刘放、孙资本来只想推荐司马懿一人,但此时曹爽正好在皇帝身边。曹爽也在辅政大臣的名单上,总不能当着他的面说他没能力吧。两人略微迟疑一下,指着曹爽说:“武卫将军(指曹爽)就有这个能力。”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还有司马懿,应该把他召回来参与此事。”
说到司马懿,曹叡毫不怀疑他的能力。不过,司马懿出征辽东,至今未归,如果不指定大将军人选,自己一死,国家必定会乱掉。眼前只有曹爽,他有这能力吗?曹叡沉思良久,忽然挤出一句话:“曹爽能堪大任吗?”曹爽一听,大汗淋漓,竟不知怎么答话——他能入选那份名单,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非凡的才干,而是因为他是曹真的儿子。
这时刘放暗地里踢了曹爽一脚,附耳对他说:“赶紧回答‘臣以死奉社稷’。”曹爽这才从迷糊状态清醒过来,扯着嗓门说:“臣以死奉社稷!”这个回答虽然内容空洞,听起来却义薄云天,让重病缠身的皇帝感动了一把。曹叡决定修改辅政大臣名单,由曹爽、司马懿两人辅佐下一任皇帝。
按理说,曹叡是个很有主见的皇帝,只是此时,疾病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智力与判断力。刘放担心皇帝会改主意,便说道:“陛下最好亲自写下诏书。”曹叡欠起身,手足无力,说道:“我浑身无力,写不了字。”刘放干脆爬上龙床,握着皇帝的手,勉强写下诏书。写完后,皇帝已累得不行,躺着休息了。
刘放满心欣喜地把诏书攥在手中,大步流星地走出宫殿,大声宣布:“皇帝有诏,燕王曹宇免去官职,不得在宫中逗留。”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四人都出乎意料地被除名了,他们面面相觑,一脸惊愕,只是诏令已下,无可挽回,只得洒泪而去。
很快,曹爽被提拔为大将军。
然而,明帝曹叡毕竟没有糊涂,他很快就发现,曹爽的才能根本不行,很是懊悔。但是皇帝诏书一言九鼎,总不能老出尔反尔吧,曹叡想了个办法补救,他把尚书孙礼提拔为大将军长史,协助曹爽。
曹叡的病越来越重,他急切地盼着司马懿赶紧回来。他左看右看,只有司马懿最有能力,不把后事托付给他,还能托付给谁呢?司马懿在曹操在位时出道,在曹丕继任时飞黄腾达,在曹叡执政时独当一面,成为国家柱石。司马懿的成就,就是曹叡的成就,甚至可以说,曹叡是最了解司马懿才华的人。
在曹叡登基前,司马懿虽曾参与军事,出谋划策,但其实并没有独立指挥作战的经验。曹叡让他统领一个战区,主要是怕他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干预政治。司马懿没能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却在军事上如鱼得水,很快崛起为魏国最出色的统帅。他奔袭孟达,一战成名;而后两却诸葛亮,威震关中;接着东征公孙渊,一举平定辽东。特别是在曹真、曹休等人死后,司马懿更是一枝独秀,先后出任大将军、太尉,国家之兵权尽操之于手。
当司马懿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时,洛阳城内一片愁云惨雾。奄奄一息的曹叡看到司马懿苍老的身影,眼中不禁闪出光芒,他握着司马懿的手,用尽全身之力艰难地说:“我把后事托付给你,你与曹爽共同辅佐少子。死,是可以忍的,我忍住不死就是为了等你。现在看到你了,我死而无恨了。”
这时他还未指定皇位继承人,因为司马懿不在,别人镇不住大局,万一提前宣布,恐怕会惹来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新旧权力交接之际,总是最容易动**之时,别人都不行,只有司马懿能控制住局面。在十几年前,司马懿就是先帝曹丕指定的辅政大臣,这些年来又为国家南征北战,功劳无人可及,只有他能让魏国政权平稳交接。
当着司马懿的面,曹叡把养子齐王曹芳、秦王曹询叫到床边。他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你看仔细了,不要弄错了。”接着,他又叫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看着皇帝将死,想想他对自己的无限信任,司马懿既悲戚又感动,眼泪不禁哗哗直流。
曹叡心愿了结,当天便去世了。
只是曹叡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曹氏皇族覆灭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