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黄菜叶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回南京大肆庆贺的1363年农历九月，张士诚也在他的苏州城大摆筵席，庆贺他的自我晋升。刘伯温曾说过，如果一件事自己能解决，那就不要求别人。张士诚对这句话很有感触，所以当他向元中央政府请求王爵多次遭到委婉拒绝后，他索性抛开元政府，在苏州城中自称吴王。始终和他合作的元政府官员达识帖睦迩只能干瞪眼。
达识帖睦迩接受张士诚投降时就说过，一只老鼠接受一只大猫的投降，这是人间最大的闹剧和悲剧。张士诚投元后，达识帖睦迩处心积虑地希望能从他身上得到些有益国家的东西，可惜，张士诚除了向中央政府送了几石粮食外，什么价值都不创造。
他虽然投靠了老鼠，但他还是只大猫。达识帖睦迩曾对亲信说：“对张士诚，我们没有幻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触怒他。我懂得处世之道，其中有一条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触怒恶人，恶人一旦发怒，就不是人了。”
张士诚对达识帖睦迩的担忧表示很严重的关切，他向达识帖睦迩保证：“我不会发怒，即使发怒，也不会对你怎样。不过呢，”张士诚严肃申明，“现在我是吴王，你只是个江浙行省的丞相，所以你要按我的方式来。也就是说，你要听我的。”
达识帖睦迩连连点头，开始明哲保身。他眼睁睁看着张士诚在苏州城中大摆筵席庆祝吴王诞生，他眼睁睁看着张士诚组建的吴王政府表面上受元政府领导，实际上已是独立政权。他最后看不下去了，只好闭上眼睛。但张士诚又让他睁开眼，而且对他说：“我弟弟张士信有经天纬地之才，很适合做中央政府江浙行省的丞相。你意下如何？”
达识帖睦迩说：“好啊。”
张士诚对达识帖睦迩的回答很满意，他热情地提醒达识帖睦迩说：“你要不要向中央报告一下？”
达识帖睦迩说：“按程序，是应该报告。”
张士诚说：“你就这样说：你自己太无能，根本做不了丞相，不过你有那么一点点识人之能，在人山人海中一眼就看中了我弟弟的才华，所以，你主动让贤。”
达识帖睦迩说：“好啊。”
张士诚又说：“还有件事，你去嘉兴吧，那里气候宜人，并不比苏州城差。”
达识帖睦迩说：“好啊。”
达识帖睦迩到嘉兴后，张士信派人把他的住所包围起来，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达识帖睦迩就在这座“监狱”中听歌赏舞，喝酒吃肉。
达识帖睦迩本以为可以这样到世界末日的，可张士信做了丞相后没有相印。相印在江浙行省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手上，普化帖木儿几年前在福建行省做丞相，可福建是陈友定的地盘，他没有机会有所作为。调到江浙行省后，他发现此地还不如福建，在忧郁中，他衰老得可怕。当张士信去向他要相印时，他多年来的愤懑爆发出来，把张士信骂了个狗血淋头。张士信采用最原始的手段回应他的破口大骂：逼他喝下毒酒，拿走相印。
普化帖木儿壮烈的消息传到达识帖睦迩耳中时，这位明哲保身的蒙古人推开怀抱中的美人，穿起官服，对张士信的看门狗说：“普化帖木儿已死，我不死还等什么？”
话音刚落，有人就端来一杯美酒，酒中不但有酒精，还有毒药。达识帖睦迩一仰而尽，紧随他的同事而去。这一年是1364年，朱元璋和刘伯温正在制定进攻张士诚的作战计划，张士诚则和他的丞相张士信在苏州城里庆祝吴王国展现出的勃勃生机。
张士诚有庆祝的资本，1362年到1364年两年时间里，在未受朱元璋攻击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疆域扩张到了空前的规模。一个北方人要游遍整个吴王国，还是颇费工夫的。他要从济宁进入，这是吴王国的北界然后南下到徐州，继续南下到绍兴，但不能再南下，因为这是吴王国的南界；从绍兴一直向北，再向西，到达汝、颍、濠、泗四州，这就是吴王国的西界；从西直向东走，当无路可走时，你会看到波澜壮阔的大海，这就是吴王国的东界。吴王国的周长达两千余里，吴王国的野战部队有数十万，如果他们站在海边齐声呐喊，大海会翻腾起巨浪，如果他们站在济宁狂笑，泰山会被震得摇摇欲坠。如果把吴王国的金银财宝倒进大海，海平面会上升，如果把吴王国的粮食在平地堆起，泰山就成了个小山包。
但地盘大、经济强、军队多，并不等同于是强国。一个国家的强盛必然要以清明的政治为基石，张士诚吴王国的政治，至少在朱元璋和刘伯温看来，并不清明。
朱元璋认为张士诚的政治不清明，是把张士诚兄弟的奢侈生活作为着眼点的。张士信自封为元政府的丞相后，就在杭州城里大建办公居住楼，这座楼几乎占据了杭州城最繁华地段，险些超越了张士诚在苏州的吴王宫。这座最璀璨的建筑里有最体现中国园林水准的楼台亭榭，以及世界上最古怪的石头，还有当时西方君主们见一眼就要流口水的天下名画。张士信房间里挂满了名画，就像是贴墙纸。他专门有一间房间摆满古玩，数目之多，几乎就是个古玩批发市场。他的歌女比丞相府的卫队还要多，他的厨子比歌女还多。他吃的可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精细到极致的食物，做一只麻雀，就需要十几个厨师，耗费两个时辰。张士诚兄弟过的生活，连最奢侈的神仙看了都要瞠目结舌。朱元璋说：“如此穷奢极欲，不亡何待？”
但刘伯温对张士诚兄弟政治浑浊的着眼点却另有不同。刘伯温和朱元璋的生活环境不同，自然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刘伯温年轻时不愁吃穿，肉体上体验着小资的生活，而朱元璋始终挣扎在饥饿的贫困线上，看到别人稍微吃得好一点的情景就怒目圆睁、痛不欲生。
刘伯温说，在能力范围内，奢侈点也不是大缺点。明明有钱，却过得和苦行僧一样，那是守财奴，是在标新立异。这种人不懂得享受生活，拿苦难惩罚自己，有点变态。张士诚富得流油，就是每天吃三斤重的龙虾，也是吃得起的。
刘伯温说，张士诚的政治浑浊不在于他的生活穷奢极欲，而是他对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好感。如你所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眼高手低，理论和实践不能同步，倒霉的是，张士诚积极拉拢的那群知识分子几乎全有这样的问题。张士诚和徐寿辉有共同点，那就是知足常乐，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就是：人生是个过程，在有限的时间里，千万不要委屈自己。身心的幸福才是人生第一要义，其他所谓开天辟地之功、震**宇宙之能，倒在其次。正因为他有这种对人生深切感悟，所以稍有点远大理想的知识分子都会离他而去，而剩下来的，自然就是享受人生之徒。
其实，人生到底该怎么过，中国人历来就没有高明的看法。中国人从古到今，所追求的完美人生就是成功。对于“成功”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功利，也很窄。成功就是，发家致富，要钱有钱，要美女有美女，要大房子有大房子，要地盘有地盘。很少有中国人想过，所谓完美的人生，其实是身心的幸福。人生一世，短短几十年，无论你身心疲惫地活着，还是身心畅快地活着，你都会死去。如果身心疲惫地活着能使你感到幸福，你就去活。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见过身心疲惫的人会幸福？
当然，张士诚的人生观没有错，可放到现实中来，就错得离谱了。他在享受人生的同时，应该注意一下周边的环境，物质和精神的享受都是外来货，稍不小心就会被那些无法幸福的人夺走、砸碎。这个人当然就是朱元璋。朱元璋是个变态人物，因为自己遭受过苦难，所以对没有遭遇困难、特别是在他眼皮子底下享受幸福的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几年后，朱元璋用他一系列的残杀功勋的手段证明，他就是个下三滥的暗黑人物，蛇蝎一样的心肠，看不得别人好，他最喜欢看的就是让别人匍匐在他脚下痛哭流涕请求他饶恕，他偏不饶恕。
张士诚和朱元璋截然不同，张士诚喜欢看到别人开心快乐。他虽然不是纯正的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在元王朝几十年来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于是他对知识分子好，他对知识分子们说，你们若安好，便是晴天。
刘伯温说，张士诚正是出于这种高尚情怀，用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全是半瓶子醋。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张士信也特别喜欢知识分子，所以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极尽柔和，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元末著名画家倪瓒在杭州隐居，张士信喜欢名人字画，就派人带着顶级的绢布和钱财请倪瓒作画。倪瓒那种清高的腻歪劲儿一上来，就让人难以忍受。他生气地说：“我又不是你们王府的画师，你让我画我就画啊。”说完，就把绢布撕了，叫人把金钱带回给张士信。
如果倪瓒面对的是朱元璋，他就是九头鸟也死了九回了，可他太幸运，遇到的是张士信。张士信对倪瓒很不礼貌的回复超然度外，还夸奖倪瓒有上古知识分子的风度。
这件事不久，张士信带着一群知识分子到湖上游玩，忽然闻到一艘迎面而来的小船上飘来他从未闻过的香味。他对身边的人说：“这艘船上的人肯定是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我要拜访他。”可当他登上那艘小船时，发现居然是倪瓒。他突然想到了前些日子的事，不禁恼了，说：“我还以为你清高，穿粗麻衣服，吃残羹冷炙，想不到你是个花花大少。他妈的!”
接着就是一顿臭骂，倪瓒一语未还。张士信骂完了，就跑回自己船上，想了想刚才的举动太失礼，于是主动邀请倪瓒到他船上来。倪瓒又摆起了架子，摇着船走了。张士信只是一笑，任他耍清高。
后来有人问倪瓒：“张士信那样侮辱你，你为何不还口？”
倪瓒大言不惭地回答：“我那时要是出声，我就也是一个俗人了。”
其实，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如果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他根本说不出这句话来，他不说话就是最大的罪恶。依朱元璋的性格，会将他肚子剖开，放进铅块，然后缝合，再把他推进湖里喂鱼。
张士信对任何知识分子都有种“放纵”的心态，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溺爱，所以难免会出差错。他最喜欢的三位知识分子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虽然读的是孔孟之书，行的却不是孔孟之道。知识分子身上最卑劣的诸如无独立精神、谄媚主子的特点全被他们照单全收了。
如果说这三位知识分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还真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只有一首歌谣可以证明这三位的确不是好鸟：“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丞相”说的是张士信，“黄菜叶”自然指的是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而“西风”指的是朱元璋，“干瘪”说的就是玩儿完了。
刘伯温说，张士诚的政治不清明，就是因为他重用了一大批伪知识分子，这才是他无法成就大事的根本所在。
据说，那首歌谣是苏州城百姓传播开来的，而且还被煞有介事地写进了《明史·五行志》中，这实在很可疑。张氏兄弟在苏州城的人缘特别好，而且当时没有人有那样的眼光预料到张士诚后来的失败，普通百姓怎么会编造这样的歌谣放到他们伟大仁慈的领导人身上？这首歌谣很可能是朱元璋本人或者是他的走狗们“事后诸葛”编出来的，因为我们找不到“黄菜叶”为非作歹的证据，他们可能只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导引张氏兄弟享受人生上了。即使这是真的，也不是他们的错，上有所好，下必从焉。
“专用黄菜叶”，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泼脏水，胜利者对失败者总有这样的优势。前提是，你必须要是胜利者，否则，你连喝脏水的资格都没有。
注意明玉珍
朱元璋对张士诚发动全面战争的计划，其实在鄱阳湖之战后不久就已开始。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忽然就大发雷霆，说：“张士诚这人也敢称吴王。现在有两个吴王，正如一山有两只老虎一样，谁是活的吴王，很快就见分晓。”
他发了一通火后，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他问刘伯温说：“我全军出动去打陈友谅时，你说张士诚绝不会动，事后证明果然如此。这是为什么？”
刘伯温说：“简单得很，因为张士诚的理想不是这些，他喜欢满足。况且，他的兵团跟我们交战多次，屡战屡败，他有点怕了。”
朱元璋问：“现在他就不怕吗？”
刘伯温说：“我说张士诚怕，是他的满足感导致他怕。他不想主动出击，但如果我们进攻他，他就不会怕了。几年前，我们对他发动进攻后，他很快反攻就是证明。所以，打他并不比打陈友谅容易。”
朱元璋把刘伯温请进密室，说：“几年来，每次军事行动，您都白天掐指，夜观天象，闻风嗅雨，使我兵团势如破竹，我对您那出神入化的超自然能力相当佩服，也能审而用之。现在，您能拿出消灭张士诚的计划来吗？”
刘伯温沉思了一会儿，说：“有四步。张士诚的疆域南北狭长，中隔长江，南北兵力支援不便，所以，第二步，先扫清他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盘，泰州、徐州、淮安、宿州等地是我们的第一波攻击区，接着再扫**淮河下游。第三步，攻湖州、杭州。第四步，围困苏州。”
朱元璋问：“为何不直捣黄龙，直取苏州？”
刘伯温说：“湖州和杭州是张士诚延伸出来的手臂，如果我们打苏州，湖州和杭州必定倾力援救苏州，我们取胜的把握不大。如果先把湖州、杭州拿下，对苏州形成钳形包围，张士诚必败无疑。”
朱元璋说：“您这个分析还是有点道理的，我思考一下。”
朱元璋正要进入思考状态，忽然发现刘伯温漏了什么，他问：“您的第一步呢？”
刘伯温说：“第一步很关键，如果第一步走不好，下面三步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朱元璋等着，刘伯温望向西方，那间密室里暗无天日，只有蜡烛，西方到底在哪里，朱元璋可不知道，只有等着刘伯温说出答案。
刘伯温说：“注意明玉珍。我们要和他拉好关系，明玉珍不是张士诚，一旦他在我们倾力打张士诚时从西面来，我们可能要吃不了兜着走。”
朱元璋笑了笑，说：“您这话有点太抬举他了，他有这样的本事吗？”
刘伯温说：“当然有。”
明玉珍在遥远的成都说：“刘半仙，你讲话要负责任啊!”
明玉珍在1366年离开人间，年仅三十八岁。如果能给他多一点时间，朱元璋的明帝国将会多一个劲敌。
明玉珍是随州(今湖北随州)人，有人说他本姓旻，因当时白莲教鼓吹“明王出世”，所以明玉珍参加革命后就改了姓。这可能是恶意的诋毁，因为明玉珍参加徐寿辉的革命队伍后，始终把自己看成是徐寿辉的下属，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什么王。
明玉珍二十二岁那年被乡亲们推举，开始革命，他参加了徐寿辉的天完兵团后，因敢打敢拼又特别重义气而被徐寿辉刮目相看，在天完帝国平步青云。
1353年，天完帝国遭到元政府军的围剿，危在旦夕，在一次保卫战中，明玉珍的右眼被飞矢击中，从此失明。这年年末，徐寿辉被元政府军驱赶进沔阳湖，在沔阳湖中，天完帝国一夜数惊，形势极为复杂。明玉珍和他的卫队就站在徐寿辉门前，充当起了徐寿辉的门神。徐寿辉感激得热泪盈眶，心里暗暗发誓，把明玉珍当成是他此生最好的兄弟。
1355年，天完帝国光芒四射的大将倪文俊突袭沔阳城，重创元政府军。天完帝国恢复元气，为了扩大战果，徐寿辉让明玉珍到夔州(今重庆奉节)筹备军粮。明玉珍在未骚扰四川百姓的同时奇迹般的圆满完成任务，他的军粮使天完帝国重新在南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寿辉又是感激得一塌糊涂，泪水横流。
1357年农历三月，明玉珍兵团突然出现在四川行省重庆城下，元政府的重庆守军大惊失色，还未等布置防御，明玉珍已攻陷重庆。进入重庆后，明玉珍三令五申军队纪律，他的好心肠感染了重庆百姓，重庆人说，他是重庆有史以来最仁慈的统治者。明玉珍以重庆为中心，在三年时间里东征西讨，把四川行省渐渐地变成了天完帝国的后花园。他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再为天完帝国建立赫赫功勋时，1360年，陈友谅把天完帝国的瓢把子徐寿辉杀了。
明玉珍悲痛得不能自已，陈友谅欢天喜地地把讣告派人送来，希望明玉珍能效忠于他，就像当初效忠徐寿辉一样。明玉珍擦干左眼的眼泪，让人把使者带到城外斩首，然后三军穿孝，为徐寿辉发丧。在徐寿辉的尸体缺席的葬礼上，明玉珍号啕大哭，如丧考妣。他在徐寿辉的空坟墓前发誓，将永远把他当成自己今生的主人，并和陈友谅不共戴天。
陈友谅在龙湾之战惨败后，明玉珍集重兵于三峡。可很快就有消息传来，陈友谅退守武昌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明玉珍思量许久，让军队解散了。
从明玉珍那只左眼看出去，陈友谅是这样的一个人：有着无懈可击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在所有能力上，陈友谅甩了徐寿辉几条街。但是，从他那只丧失了功能的眼睛，用心看出去时，陈友谅就是这样一个人：贪欲十足、不仁不义、凶残跋扈、不可一世。
每当他走在重庆的山路上，他就会用那只丧失功能的眼睛来看陈友谅，越看就越恨。他对身边的谋士刘桢说：“陈友谅这孽畜居然拿着天完帝国的资本擅改国号，大逆不道!”
他的谋士刘桢趁势说道：“您可以称王。”
明玉珍说：“那我如何对得起九泉下的皇帝(徐寿辉)？”
刘桢说：“称王，不改国号，不改元，谥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
明玉珍动心了，他用那只健全的眼睛看重庆，重庆在白茫茫的雾气中，山水仿佛涂抹上了一层牛奶，煞是好看。他在起伏不平的重庆山路上走着，向东方看去，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山高水远，就是用心来看，他也必须翻过无数奔腾的河流，越过千姿百态的高山，穿过密林，在羊肠小道上崎岖行走多年，才能走出四川，看到陈友谅、朱元璋和张士诚。
他说：“我已有了全蜀，纵是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在，也有理由封我为王，那我就称陇蜀王吧。我要在这里建立新中国，把蒙元的陋习涤**干净，我要恢复汉人的荣耀和光芒，我要在高山之巅、大河之畔，宣讲新中国的光辉。”
他那只左眼闪烁着刺眼的光芒，把他的谋士刘桢晃得心摇神迷，于是说：“大王你占据全蜀，这是个聚宝盆，沃野千里，这又是个鬼门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倒不如建立政权，积聚人心，找准机会，与群雄逐鹿。如果胜利，那就是在整个中国建立新中国。”
明玉珍那只丧失功能的眼睛都要射出光芒来，他说：“这事要从长计议。”
只计议了一年，1363正月，明玉珍即帝位，以重庆为都城，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大夏帝国在四川行省冉冉升起，谁都不敢视而不见，因为明玉珍本人就是个做开国皇帝的料。
他开国第一步就是构建帝国的行政区划，他把他的地盘分为八道，设置府、州、县三级。府的最高军政长官为刺史，州为太守，县为县令。
第二步，轻徭薄赋，“十取一”。这在那个时代的众多政权中，是最轻的赋税。他让军队的士兵在没有战事时屯田，保证了士兵的体力和源源不断的军粮。
第三步，信仰始终如一。在称帝后，明玉珍从没忘记自己发迹的思想源泉，他始终说，自己信奉的是弥勒教，他的大夏实际上是已成白骨的徐寿辉天完政权的延续。
第四步，扩张地盘。在这一步上，明玉珍走得很谨慎，他曾多次把主力投入汉中战场，和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争夺陕西，成效显著。他又曾对云南发动总攻，却无功而返。
有一天，他闲极无聊，就摊开他的疆域图，他的左眼睁得好大好圆，因为这份疆域图，已足够他生活了：东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西界在中庆(今云南昆明)，南界在播州(今贵州遵义)，北界到兴元(今陕西汉中)。
明玉珍在四川不辞辛苦，终于把大夏帝国建设成一个百姓安乐、士气高昂的山林里的大帝国。由于昼夜不眠的工作，他的左眼变得越来越大，这正好弥补了数量上的不足。
所以，他虽然只有一只眼，却比有两只眼的人看得更远、看得更透。
对于这只奇异的大眼，朱元璋根本未放在眼里。刘伯温提醒他要注意大眼明玉珍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了句：“注意他什么？他只是个龟缩在山林里的独眼猫头鹰。”
从朱元璋那两只凌厉的眼中看去，明玉珍虽然头脑清醒、勤政爱民，但气场不大，难成气候，而且离他太远，他没有担心的理由。
可刘伯温却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我们命运不济被张士诚拖住，他神经错乱地攻我们的西线，我们可能要腹背受敌。”
朱元璋“哦”了一声，说：“这好办，我去和他建立深厚的友谊。”
1365年秋，朱元璋派人带着一封信来到重庆，重庆人民载歌载舞地欢迎了这位使者。使者后来说，明玉珍很给他们吴王的面子，在重庆，他吃的瓜果是新摘下来的，他吃的烤鱼端上来时还在鼓动着嘴巴，他吃的烧鸡公是一只活鸡直接扔进锅里的。总之，他在重庆过得非常滋润，过了许多天嘴瘾。
明玉珍对这位使者说：“我早就听说吴王朱元璋是天下第一等豪杰，一直想和他见面却没有机会。如今你们吴王居然主动来要和我建立深厚的友谊，我真是喜出望外，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朱元璋的信写得很卑微，开头就是“吴王奉书夏国皇帝”，但之后就吹嘘起来了：“我击败陈友谅这个超级巨无霸只用了三年。元王朝这个巨无霸已行将就木，你我应通力合作，一起搞定他。到时候，你在四川称你的皇帝，我在应天称我的皇帝，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
明玉珍睁圆了他那只大眼，想从字里行间看出朱元璋的真实想法，最终，还是让他看出来了。朱元璋是想对张士诚开战，担心我攻击他的西线，这明显是缓兵之计啊。
他的谋士刘桢提醒他：“朱元璋是个奸猾之徒，他说将来灭元后和你相安无事，各过各的，这简直是糊弄小孩子的话。”刘桢当时站在他右边，他只好把头转到右边，用那只大眼睛看了一眼刘桢，问：“依你之见，该怎么办？”
刘桢冥思苦想了许久，才摇头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如果真的和张士诚联手攻击朱元璋，也未必能取胜。所以，只好见机行事了。”
明玉珍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和他成为敌人的意思，他现在来信要和我建立深厚友谊，这正合我意。我给他回信，答应和他建立友谊。”
刘桢说：“信中要把咱们的实力亮一下，别让他小瞧了咱们。”
明玉珍说：“这是必然的，我虽然不打他，但也不是纸糊的。”
于是，明玉珍在给朱元璋的回信中说：“蒙古人已奄奄一息，汉人的复兴指日可待。我这个人没多大本事，我的帝国也没有多大能量，只是有二十万在血腥中成长起来的兵团。北面，我可以开辟汉中战场；东面，我们可以开辟荆楚战场；西面……那是您，我们是同盟，没有开辟的必要。吴王你尽管放心地干你的事，我不敢说我是你坚实的后盾，但不会给你制造麻烦，是肯定的。”
朱元璋接到明玉珍的信后，对刘伯温说：“你瞧，我就说他没什么气候。”刘伯温说：“实践出真知，没有这封信，咱们也不敢确定他真的就没有什么气候啊。”
明玉珍不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和徐寿辉、张士诚都有共同点，他们的人生是减法，减掉一份人欲，就多了一份天理。朱元璋则是加法，在雄才大略的幌子下，竭尽全力地追求永不满足的欲望，为此不惜把千万人送上战场，再让他们走上死亡之路。
明玉珍没有雄才大略，却有忧患意识。他在重庆那简陋的宫中睡觉时，唯一的那只眼只闭一半；他每天都要处理无数政务，太阳未升起，他就坐在办公桌前，月上柳梢头，他还在那里坐着；他每天接待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听他们大谈治国之道。在听的时候，他聚精会神，很多次都忘记眨眼。于是，他眨眼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他就不眨眼了。
1366农历二月六日，明玉珍忧劳成疾，在病榻缠绵了一个月后驾崩。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分钟里，他把儿子和几名忠臣叫到床边，对他们说：“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驱逐蒙古人回他们老家。我死后，你们千万不要暴躁，四川是天堑，守着这份家业就好，不要出去争霸，友谊第一!”
朱元璋当时正在和张士诚决战，对于明玉珍的死，他激动得跳了起来，说：“太好了，他儿子才十岁，灭他儿子，不用我费多少气力。”
张士诚的八宗罪
1365年农历十月，朱元璋正式对张士诚宣战。张士诚应战。
刘伯温制定的灭张战略第一阶段开始。本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徐达兵团渡过长江，对张士诚的淮东控制区发动推进式扫**。四天后，徐达兵团顺利推进到海安(今江苏海安)城下发动猛攻，几个时辰后，大功告成。闰十月初，徐达兵团完成对泰州新城的包围。张士诚泰州兵团虽然有着顽强的战斗精神，但徐达兵团持续不断、越来越猛烈的攻击使他们渐渐不支。
张士诚命令救援泰州，救援兵团由他最信赖的将军王成率领，马不停蹄地奔赴泰州战场。徐达对围城打援驾轻就熟，在王成赶来的路上伏下重兵。王成救援军受到灭顶之灾，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
直接救泰州未成，张士诚“围魏救赵”。他派重型战舰四百艘，大张旗鼓地驻泊在长江北岸范蔡港，然后又派出轻型战舰，在孤山附近水域敲锣打鼓地巡弋。目的是让朱元璋误以为他要进攻长江水寨，到那时朱元璋肯定会让徐达回防，泰州之围就可不战自解。但刘伯温提醒朱元璋，张士诚这是老掉牙的小聪明，不必理他。
张士诚除了祷告上天保佑泰州不失守外，别无他法。1365年农历闰十月二十六日，泰州失守。徐达兵团乘战胜余威，直逼兴化、高邮。张士诚大为恼火，发动反攻。他把一支主力兵团投到朱元璋控制区内，进攻目标是宜兴(今江苏宜兴)、安吉(今浙江安吉)、江阴(今江苏江阴)。
朱元璋想不到张士诚还有进取精神，慌忙命正在高邮城下攻击的徐达兵团后撤长江，支援宜兴。徐达兵团赶到宜兴城下时，张士诚兵团还未发动攻击，两支兵团就在宜兴城下展开野战。无数次朱张兵团的战役都证明，张士诚兵团不是朱元璋兵团的对手，所以，这支攻城部队连宜兴城城门都未摸到，就被徐达兵团全歼。宜兴之围一解，徐达兵团迅速掉头再北渡长江，挺进高邮城下，全面攻击开始。
张士诚两次“围魏救赵”的失败，不能证明他智慧的枯竭，只能证明他兵团的朽木不可雕。他只好再派一支救援部队去解救高邮城，可这支部队在太仓(今江苏太仓)停了下来，战战兢兢，不敢前进。张士诚多次催促，这支部队多次不动，最后，由于恐怖气氛的不断降压，这支部队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张士诚在垂头丧气中过了一个毫无生气的春节。1366年正月，他提起精神，第三次使用“围魏救赵”之计，水陆并进，海军进驻君山，步兵团和骑兵团出驮沙，攻击目标：江阴。
朱元璋难以置信，张士诚这时候还有心情攻江阴。刘伯温却说，他现在只有这一招，希望东方不亮西方亮。朱元璋对张士诚这次进攻很是谨慎，决定亲自率军驰援江阴。张士诚闻听朱元璋亲自来了，魂不附体，水陆两军掉头就跑。朱元璋下令舰队追击，张士诚的海军逃跑起来的速度都相当慢，很快被朱元璋舰队追上。张士诚再不战就太说不过去了。他后队变前队，仓促展开队形，迎战如泰山压顶般的朱元璋舰队。
事实又重新证明了一点，张士诚的陆军不如朱元璋，海军更是如此。一个时辰后，这场海战无悬念地结束，张士诚扔下几百艘战舰的躯壳狼狈而逃。
1366年农历二月，明玉珍在重庆睁着大眼去世时，徐达兵团攻陷高邮城。多年以前，高邮城是张士诚的一块招牌，他在这座城下创造了击溃元政府军最后一支主力的传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张士诚缔造的那个传奇销声匿迹，再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惊喜的消息。现在，张士诚内心深处最得意的高邮城永远地离他而去了。据说，当得知高邮城失守后，他呆若木鸡，许久才叹道：“想不到它也丢了。”
使他想不到的事还有很多。高邮城一下，徐达兵团于1366年农历四月进抵淮安(今江苏淮安)城下，张士诚政府在淮安的守将立即投降。淮安的丧失使张士诚在淮东的大门敞开。徐达兵团如暴风一样，一连串攻陷兴化、通州(今江苏南通)、濠州、徐州等地。张士诚的北境被击破，只能局促于长江以南。
自此，刘伯温制定的灭张战略第一阶段胜利完成，历时半年。张士诚在苏州城的宫殿里不停地踱步，他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需要很久恢复。
朱元璋可不想让他复原，哪怕是心灵上的创伤都不许。就在灭张战争的第一阶段圆满结束后，朱元璋回老家看了老爹老妈的坟墓，之后只一个月时间，他就匆匆地回到应天，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传檄声讨张士诚。
传檄，其实是公布檄文。檄文是合法政府用于征召、晓谕的公告或不合法政府声讨、揭发敌人罪行的文书。
中国人在传檄上有着精深的造诣。不过，中国人里写出优秀檄文的都是不合法政府人员。
比如商汤声讨夏桀的《汤誓》、周武王声讨商纣的《牧誓》，都是不合法政府声讨合法政府的檄文。唐朝武则天时期，徐敬业造反，骆宾王写了篇《讨武曌檄》，把武则天看得直愣。可徐敬业是造反派，武则天才是合法政府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檄文，都是不合法政府摆出一种不要脸的高昂姿态来声讨合法政府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檄文就是为了师出有名，书写檄文的人不管是否能打败敌人，都想先过过嘴瘾再说。
檄文是声讨性质的文章，因此，里面只有两种话：一种是好话，这是要扣在自己头上的；一种是坏话，这是要扣到对手头上去的。檄文的行文方式是典型的两分法：我什么都好，对手就没有一点好的；我高尚如圣人，对手则是彻头彻尾的小人。
这叫不厚道的造势，朱元璋肯定有这种造势，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极不厚道的暗黑人物。
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朱元璋断定张士诚有八宗罪。
第一宗：张士诚你当初贩卖私盐，后来最先造反，四处杀人，还有根据地，大罪第一(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
第二宗：后来发现根据地危如累卵，就假装投降元政府，可不久就杀了元政府官员，大罪第二(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撝，其罪二也)。
第三宗：再后来又占了浙西，擅自称王，大罪第三(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
第四宗：冒犯我的疆域，被我打败，又投降元政府，大罪第四(初寇我边，一战而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于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其罪四也)。
第五宗：占了那么富裕的江浙地区，却不向政府交税，大罪第五(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五也)。
第六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谋害元政府官员，大罪第六(阳受元朝之诏，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相，其罪六也)。
第七宗：知道元王朝已没落，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员一窝端，大罪第七(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江浙丞相达识帖睦迩、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
第八宗：诱我的大将投靠你，又掠夺我的百姓，大罪第八(诱我叛将，劫我边民，其罪八也)。
张士诚听闻这八条罪状，跳了起来，失声叫道：“朱秃子神经错乱啦。”
朱秃子没有神经错乱，这八条罪状看上去是无稽之谈，其实，它们有很深的渊源。而这渊源，如果张士诚能绕过现象的漩涡，就会发现这篇檄文的本质所在。这一本质正是刘伯温几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才使他迷途知返、恍然大悟的。
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
朱元璋对旧社会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多年以后，他泪水在眼里打转地回忆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州县官吏对百姓如对待牲畜，贪财好色，饮酒废事，从不认为民间有疾苦。我当时愤怒得发狂。”
刘伯温在1360年初见朱元璋时，无法理解朱元璋浑身散发出来的对元王朝的刻骨仇恨，这是因为他对年轻时的朱元璋不了解。朱元璋没有知识、没有背景，处在社会最底层，受了太多的苦。就是后来拿着饭碗以和尚的身份要饭，也是过了今日没明天。用民间的说法，朱元璋的人生就是“强活”——奋力勉强地活着。
刘伯温即使知道朱元璋那段凄惨岁月，由于二人的经历不同，他也无法理解朱元璋的仇恨。刘伯温不想改变朱元璋对元王朝的看法，因为他本身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元王朝，他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很有心得。他只是希望朱元璋在反元的时候，抛掉朱元璋头上顶着的红巾军的帽子。其实抛掉的不是红巾军这顶帽子，而是这顶帽子的白莲教的质料。
他在给朱元璋的《时务十八策》中就特意用文字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朱元璋赤手空拳创建了应天政府，而丝毫未提朱元璋是红巾军的一员将领。
1362年农历六月，察罕帖木儿在他最后的宝贵时光里向朱元璋投去温柔的一笑，这位元王朝的“齐桓公”对朱元璋说：“我已经奏报朝廷，给你个丞相的职务。”朱元璋对这察罕帖木儿的温柔一笑，心神不宁。当时刘伯温正在老家守丧，他给刘伯温写信征求意见。刘伯温对他说：“察罕帖木儿现在是元王朝的顶梁柱，我们不能得罪他，但我们也不能像张士诚那样投降元政府，这和我们的初衷相违背。只有一个计策，那就是不理他，既不说投降也不说不降。”
刘伯温的这一想法，是他把朱元璋和张士诚作比较得出来的。当时张士诚投降元政府，在法理上名正言顺。很多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到张士诚那里，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跟着张士诚，风险成本小，而跟着不合法的朱元璋，风险大。
朱元璋是否想过被元王朝招安，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但就在本月，察罕帖木儿被田丰谋杀，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后，茫然了很久，最后叹息说：“天下无人也。”
后来吹捧朱元璋的人说，朱元璋当时不理察罕帖木儿，是因为对将来的成功已成竹在胸。这简直是胡扯，朱元璋当时西边有巨无霸陈友谅，东边有张士诚，还有他至少在七年时间里都难以企及的元大都，他怎么就会对成功成竹在胸？
他所以没有接受元政府的招安，是因为察罕帖木儿死得早，如果再给察罕帖木儿几年时间，朱元璋后来的路肯定会不同。
1362年年末，元政府派了一批使者先到方国珍处，然后送信给朱元璋，要招安他。朱元璋和刘伯温商议许久，刘伯温认为，继续不理。因为在刘伯温看来，失去了察罕帖木儿的元政府，已经没有了招安的资格。朱元璋比刘伯温走得更远，他不但这样认为，而且还把元政府的使者叫到应天，杀掉了其中几名。
但几天后，朱元璋马上对自己的鲁莽反悔了，他派人送还了活下来的使者，还送了许多战马给元政府。元政府无法做深一层次的追究，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363年农历二月，张士诚攻安丰城，朱元璋深思熟虑了一个月后，亲自出兵解救安丰。刘伯温当时让他放弃这次机会，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要把朱元璋从小明王的红巾军旗下解放出来。
刘伯温多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使朱元璋逐渐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和白莲教有瓜葛，自己就是将来的天下之主。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就能明白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除了张士诚罪状之外的那些话。他说：“我参军之前，是有很深考虑的。首先考虑的是红巾军，但他们全是些妖言惑众、装神弄鬼之徒，后来又考虑参加政府军，可他们以杀害百姓为己任。所以我艰苦奋斗，今天，我拥有了南中国广大地盘，这是祖宗的显灵和上天的指令。”他又说，红巾军革命以来，做过的事主要有三件：杀人、放火、凶谋，杀戮天下的知识分子。所以呢，红巾军就是个贼窝，就是十恶不赦的团伙。而他自己则是商汤和周武，可以吊民伐罪。他讨伐的人全是坏人，比如张士诚。张士诚这人虽然和红巾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朱元璋要讨伐他，所以他就成了下流胚。
接着，朱元璋又说，自己可以替蒙元政府“立功”，大家联合起来平定那群乱臣贼子。这群乱臣贼子很多，张士诚是，王保保是，李思齐是，张良弼是，甚至躺在坟墓里的明玉珍也是，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小明王也逃不掉乱臣贼子的名号。
朱元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清清白白，既不是邪教，也不是乱臣贼子，他是尧舜级别的人物，要比汤武还要崇高。
他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那张丑陋的嘴脸迎风招展，嘴里吐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词句，使人听一句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看他一眼，骨头就咯咯作响。
他说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崇高的人物，还可以理解，但讨张士诚的“八宗罪”实在让人莫名其妙，就连张士诚在反复看了几遍后，也看出问题来了。张士诚对他的将军们说：“把第一条、第四条、第八条去掉就是我讨朱元璋檄文啊。”
其实，这八条罪状，是朱元璋政府搜索枯肠、抓耳挠腮凑出来的。
从张士诚的角度来反驳这八条罪状，就很是好看。
第一条罪状：当初贩卖私盐，后来最先造反，四处杀人，还有根据地。
张士诚反驳说：“我是贩卖私盐，可我贩卖私盐的钱都救济贫苦百姓了。你朱秃子倒想贩卖私盐，可没有这头脑啊。你说我最先造反，你脑子进水了吗？最先造反的是主子刘福通和小明王。我有根据地，你就没有吗，你的应天城是茅坑吗？”
第二条罪状：后来你张士诚发现根据地危如累卵，就假装投降元政府，可不久就杀了元政府官员。
张士诚反驳说：“我假装投降元政府，你就没有想过投降元政府？我杀了元政府的官员，你他妈的还杀过人家元政府的使者呢。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相比之下，哪个罪孽更重、道德更败坏？”
张士诚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让他怒火升腾。这件事是这样的：当初元政府主力军围攻高邮城，朱元璋这孙子居然送给围城的元军牛肉和美酒，说是犒军。幸好，张士诚气量大，他收拾了愤怒的情绪，继续反驳第三条。
第三条：再后来，你张士诚又占了浙西，擅自称王。
张士诚反驳道：“我攻浙西，可没像你那么不要脸。你朱秃子当时每攻一城时，都给你的士兵打鸡血，说什么‘前有某某城，子女玉帛，无所不有。若破此地，从其所取’。我擅自改元称王，那还是我的独创，你一直使用不合法政府韩宋帝国的龙凤年号，你说到底谁罪大？”
第四条：冒犯我的疆域，被我打败，又投降元政府。
张士诚反驳道：“是我冒犯你的疆域，还是你来拱我啊。这是狗咬狗的事，你居然把这当成是我的罪过，真是岂有此理。”
第五条：占了那么富裕的江浙地区，却不向政府交税。
张士诚愤怒地反驳道：“你朱秃子狗戴帽子装人啊，你拥有‘江左及淮右数郡’，你给过元政府一粒粮食没有？我这几年每年都给元政府运送十万石粮食，收据还在我手里，你居然说我十年不纳贡？噢，我想起来了，你纳贡过，就是当初我在高邮城里被元军围得生不如死时，你给人家送过牛肉和美酒。”
第六条：对元政府阳奉阴违，谋害元政府官员。
张士诚冷笑着反驳道：“我对元政府阳奉阴违，人家元政府还没有说什么，你朱秃子算老几啊，轮得到你张嘴咬我？”
第七条：知道元王朝已没落，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员一窝端，杀了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
张士诚反驳道：“达识帖睦迩和普化帖木儿是自杀，怎么就成了我杀的？你也杀了不少元政府的高级官员，又怎么说？”
第八条：诱我的大将投靠你，又掠夺我的百姓。
张士诚呸地吐了一口，反驳道：“好意思说我诱你的大将，我是曾诱过你的侄子朱文正，可你怎么不想想，你的侄子都想背叛你，你做人太失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派到我王国里的间谍比我的百姓还多，这到底是谁诱谁？”
张士诚反驳完“朱八条”后，心情大为舒畅。可他转念一想，朱元璋智商怎么低到如此程度，把声讨我的檄文几乎写成了声讨他自己的？他手下的刘伯温是顶级秘书，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檄文从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发出？
这也是我们疑惑的问题，如果是刘伯温写这篇檄文，即使不经大脑也不会写成这样。这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出在一个叫张昶的人身上。张昶在1366年农历五月的身份是朱元璋政府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三年前，张昶的身份是元政府的民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在那次招降朱元璋的计划中，张昶作为使节团团长被朱元璋扣留。朱元璋一边当着他的面杀掉他的同事，一边露出挤出来的微笑，劝他为自己效力。朱元璋说自己是天底下第一菩萨心肠的革命家，还说自己对张昶强大的执行力早有耳闻。
面对屠刀，张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委曲求全。在他投降朱元璋的三年时间里，他的确把朱元璋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政府的建置、制度大多都是出自其手。张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执行力，没有一件事在他手里停过一天以上。朱元璋对张昶这几年来的表现很满意，渐渐地把他当成自己人，但张昶不是朱元璋的人，他始终心系元政府和他在北方的家人。
他在朱元璋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他的职业习惯，那张丑恶的嘴脸，不是他心目中的圣君，更不是他心目中的菩萨。他对朱元璋有刻骨铭心的憎恶，他对一切造反者都有憎恶。依他的看法，这些人毫无高尚的道德情操，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家致富，无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证明，造反者后来能得天下，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和时势造就的。假设没有刘福通的红巾军革命，宰相脱脱的治世能力会把元王朝从堕落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就是因为各地不断有人造反，宰相脱脱那些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治世措施无法施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张昶经常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遥望北方，忽然就眼含热泪。当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战争开始后，张昶殚精竭虑地为朱元璋贡献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忠于朱元璋，而是他特别喜欢看狗咬狗，他希望两只造反狗两败俱伤。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元璋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可能就是出自张昶之手。按张士诚的话说，这篇檄文去掉第一、第四、第八条外，完全就是一篇声讨朱元璋的檄文。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张昶站在书桌前，摊开纸，不怀好意地奸笑着、快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朱元璋的罪行写到纸上，看上去，那就像是张士诚的罪行。他几乎每写成一条朱元璋的罪状，都像酷暑时吃了一块冰冻西瓜一样的身心舒畅。
按刘伯温那超人的聪慧，不可能发现不了檄文里的“指桑骂槐”，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张士诚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张昶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他的心思绝对逃不过阴谋高手朱元璋的眼睛。1367年农历六月，张昶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天下几乎已定，作为君主，您应该是个神秘主义者，最好待在深宫里不要出来，及时行乐，使天下人摸不到您的心思，您才能被人惧怕。”
朱元璋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想做赵高，把您想成了秦二世。”朱元璋就把张昶叫到面前，痛斥他。张昶见朱元璋不吃这套，就想出了另一套，他又写信给朱元璋，说：“元政府失于宽纵，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想要国家稳定，必须要用严刑峻法。”朱元璋又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说得有道理，但这个时候不适合严刑峻法。此时大业未成，严刑峻法会失民心。”
朱元璋动了杀机，说：“张昶这厮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他的智慧仅限于此，我要他何用；如果他是故意的，我怎么敢用他!”
几天后，有人从张昶的枕下搜到了一封他写给元朝皇帝的信，信中回忆了他为元政府服务的那些年，又回忆了给朱元璋政府工作的这几年。信的最后说：“在元政府的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朱元璋政府的这几年，简直如在地狱，度日如年。”
朱元璋得知这封不是写给自己的信后，暴跳如雷，下令逮捕张昶，张昶在狱中写了八个字：身在江南，心怀塞北。朱元璋说：“这小子心意已决，得到他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留也无用。”
张昶于是殉国。张昶的殉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件事，就如没有任何人关注小明王的死一样。
小明王之死
小明王韩林儿死于1366年农历十二月，正是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正准备第三阶段时。
朱元璋发出那篇朦胧恍惚的讨张士诚檄文后，就开始进行灭张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攻击张士诚的湖州和杭州，剪除张士诚的羽翼。
1366年农历八月，当刘伯温在寻找应天城新城基时，徐达兵团二十万人从应天出发奔赴太湖。为了迷惑张士诚，朱元璋宣称要进攻苏州，张士诚还未来得及分析朱元璋这句话的真假，徐达兵团已进入太湖，疯狂扫**张士诚的据点和阻击军。当徐达兵团来到湖州城最后一个外围据点三里桥时，张士诚才发现朱元璋撒谎，急忙向湖州派出援军。
湖州守将张天骐是张士诚兵团中一员出色的战将，他始终相信一个观点：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所以当徐达在拔除了湖州城外最后一个据点三里桥时，张天骐大开城门，分三路迎击徐达兵团。徐达针锋相对，也分三路进攻。不过徐达动了点脑子，他在张天骐的三路军中发现南路军的阵形不稳，士气不高，于是他把主力放到了南线，攻击张天骐的南路军。
徐达蒙对了。那路军是湖州城里最差劲的部队，和徐达兵团一接触，即行溃败。张天骐兵团的另外两路一见友军这副德行，也就不准备打了，掉头就往城里跑。
张天骐是个不受观念和规则束缚的人，当他发现进攻不是最好的防御后，就马上认为，防御才是最好的防御，于是紧闭城门，严防死守。
张士诚派到湖州的援军是李伯升兵团，李伯升是张士诚的亲密战友，张士诚的“十八条扁担起义”中就有他的一条扁担。不过，李伯升并非是出色的军人，他的战绩乏善可陈，特别是张士诚与朱元璋交战以来，他在各种战役中都被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虽然如此，张士诚依然很信任李伯升，因为他是元老，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
李伯升兵团进抵湖州后，发现徐达兵团并未把湖州围得水泄不通，于是，他的兵团就趁着夜色由城东的获港偷偷地进了城。他来是解围的，可进入城后，他和张天骐一样一筹莫展，两人只能互相拍着肩膀困守湖州。
在张天骐眼中，李伯升是个扫把星，因为李伯升一来，徐达兵团就丧心病狂地对湖州四座城门发动猛攻。张士诚得知李伯升那支解救兵团成了守卫兵团后，又派出吕珍率领六万精锐披星戴月援救湖州。
吕珍一直很有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但使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从前围攻顶级大佬刘福通的安丰城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在此时销声匿迹。他的兵团到达离湖州城东四十里的旧馆时，突然停下，还筑起了五个寨堡。
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看到徐达兵团的二十万人而吓破胆了，但这不是真实的吕珍，吕珍不可能被吓破胆。他可能是想把徐达围困在湖州和他的寨堡之间，步步紧逼，最后要湖州城的守军出城，和他一起把徐达包成饺子。
吕珍的想法没有错，只要湖州城能一直坚持下去，当徐达兵团的锐气被消磨得差不多时，这个计划就能实现。问题是，朱元璋不可能给他这份战场上最宝贵的财富——时间。
吕珍兵团寨堡的湿泥味道还未消散，朱元璋增援徐达兵团的另一支兵团已赶到湖州城。徐达有了援军，喜出望外，于是将计就计，在湖州城东迁镇南的姑嫂桥连筑十座堡垒，把旧馆与湖州的通道阻截了。等于说，吕珍的增援部队和湖州城里的守军现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张士诚在苏州急得抓耳挠腮，气得暴跳如雷。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没有破解朱元璋“围城打援”这一低级计谋。朱元璋三番五次地使用，张士诚三番五次地认栽。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朱元璋与张士诚十多年的战争风云，那就是：围城打援。
每次朱元璋“围城打援”时，张士诚都会冒出这样一种想法：老天爷不会总让我倒霉的，这次运气应该轮到我了。可现实每次都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
1366年农历八月末，湖州被围时，张士诚那种想法再度袭来。他攥紧拳头，嘀咕道：“这次，运气该轮到我了吧。”
九月初，张士诚亲率精锐驰援湖州。老天爷又让他空想一场，当他的兵团行进到皂林时，他遇到了等他多时的徐达阻击部队。双方一接触，他的精锐就像是童子军，被徐达阻击部队打得七零八落，死亡人数不详，仅被活捉的就达三千人。
张士诚连发火的情绪都没有了，当天夜里，他派一支夜袭部队，试图偷袭姑嫂桥，结果这支夜袭部队意料之中地撞上了徐达兵团的埋伏，全军覆没。
张士诚琢磨了许久，想破解朱元璋的“围城打援”，可琢磨得头皮发胀，眼冒金星，也只有一个办法：继续派援军，被朱元璋打。
从徐达兵团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作战目标已不是湖州，而是吕珍兵团的旧馆。张士诚也发现了徐达兵团的作战用意，于是赶紧派人冒死进入旧馆，希望能带回点有价值的情报来。可这支军队一进入旧馆，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因为徐达兵团把他回来的路封死了。
张士诚又是一番抓耳挠腮地琢磨计策，可他的计策如沙漠中的水源，毫无踪影。他只好凭感觉行事，把他的海军全部投入战场，设想能冲开一条通往旧馆的活路。可朱元璋的海军在消化了陈友谅海军后，已天下无敌。张士诚的海军毫无悬念地被击败逃跑，徐达兵团围追不舍，最终全部被徐达海军歼灭。
张士诚倒霉到极点，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愤愤不平。他的愤愤不平没有任何改变现实的能力，此时，吕珍旧馆兵团的外援已全被扫除，吕珍的士兵因为缺少粮食而面黄肌瘦，六万人成批成批地出门投降。在这些投降的人中，自然有吕珍。他投降时，心情极为沉重。面对苏州方向，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臣子对君王的仪式后，吕珍草草包扎了下因磕头而出血的额头，出门投降了徐达。
徐达对吕珍说：“还要辛苦您一下。”说完，就把他绑到湖州城下。张天骐和李伯升在城上向下望去，望到的是一个哭丧着脸的吕丞相，那可是他们吴王国的顶梁柱啊!
就在张天骐仰天痛哭时，李伯升悄悄地打开城门，第一个跑出来，要为徐达献出湖州城。张天骐发现自己这个时候哭得太不是时候，也急忙跑出城，要为徐达献出湖州城。
湖州城陷落。1366年农历十一月，朱元璋的另一支兵团攻陷了杭州，杭州守将潘元明投降，绍兴、嘉兴也不战而降。
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两支兵团进围苏州。
小明王在滁州自己的庭院里，隐约感觉到大地的震颤，那是朱元璋两支兵团进军苏州的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小明王如果当时趴在地上，就能闻到一股血腥味——那是他的血，他似乎没有感觉到，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1366年农历十二月，朱元璋主力军对苏州城完成包围。在未下达总攻令前，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应天城中有一首不知是从何处起源的歌谣。歌谣说：“眼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1367年就是羊年。
朱元璋对刘伯温说：“这歌谣说得如此清晰，应是上天要我称帝吧。”
刘伯温看了一眼朱元璋，意味深长，把朱元璋看得莫名其妙。那天刘伯温什么都没有说，但晚上，朱元璋在**辗转难眠，像是躺在了火盆上。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恰好是歌谣成真的一个障碍。
如你所知，这个人就是小明王。小明王是韩宋帝国的皇帝，是朱元璋名义上的领导。朱元璋想要称帝，就必须脱离这个皇帝!
按一般人的思路，当时的形势下，朱元璋废掉或是杀掉小明王易如反掌。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他，只要派个人到滁州城，一把刀或是一杯毒酒就完全可以解决了。可朱元璋不是一般人，或者说，他是个敢做不敢认的人，再或者说，他是个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
他必须要在暗中干掉小明王，哪怕明杀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的损害。这就是一个政治恶棍所具备的特征：在道义的圣坛上做圣人，在圣坛下当卑鄙无耻的小人。
朱元璋派去执行谋杀小明王这一任务的叫廖永忠。廖永忠是朱元璋的老乡，在鄱阳湖之战中功勋不小，朱元璋曾赐他八个大字“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廖永忠后来就靠这八个字光荣地活着，而且运气极好，在日后讨伐方国珍、陈友定，平定广东、广西的战役中超常发挥，是朱元璋明王朝开国将领中极闪耀的一位。
朱元璋为什么要派廖永忠去做这件丧尽天良的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廖永忠当时闲着，徐达等一干将领都在苏州城外准备灭张士诚，只有廖永忠在应天城；二、廖永忠是朱元璋的忠实奴才，朱元璋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当初，他投靠朱元璋时，朱元璋问他：“你想拥有富贵吗？”廖永忠回答：“在您身边，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朱元璋喜欢奴才，尤其是廖永忠，他在一群奴才里出类拔萃，每当朱元璋看到廖永忠时，心里就特别安宁。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廖永忠时，根本没有具体说什么，廖永忠马上就表现出了“智迈雄师”的高尚智慧。于是，廖永忠向滁州进发。一路上，他都在思考把小明王送进地狱的方式，最后，他决定用“被落水”这一简单而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的谋杀方式。
廖永忠到滁州见到小明王时，小明王马上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和他幼时听说老爹韩山童参加革命后的感觉一样：恐惧。实际上，小明王多年以来一直就生活在恐惧中。他老爹死时，刘福通派人来接他，他当时魂不附体，认为刘福通要杀他。即使后来刘福通把他尊奉为韩宋帝国的皇帝，他每天也总处在恐惧中，因为他无权无势，就是刘福通手上的一枚棋子。幸运的是，刘福通是个具有高尚灵魂的人，把他放到最尊贵的位置上，让他享受生活。几年前，他在安丰城中听到张士诚兵团的呐喊，惶惶不可终日。朱元璋兵团来解救他并把他带到朱元璋面前时，这种恐惧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加重了。
近三年的滁州软禁生活，使他如身处恐惧的泥潭中，每天都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廖永忠来请他到应天城，他已经看到了廖永忠脸上的杀机，可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多年来折磨他的恐惧感突然消失了。当他正为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吃惊时，廖永忠已经把他驱赶上了船。随着船的缓慢移动，韩林儿那张娃娃脸露出了笑容。他如释重负地对他所有的家人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这回终于解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