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的欢愉
刘伯温受邀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儒学副提举)兼招生办主任(考试官)时已三十八岁。人在四十岁将近的年龄时，精力最充沛，头脑最冷静，行事最稳健，所以这个年纪的人总会小有所成。但这要看遇到什么样的外界条件，格言不是说过嘛，形势比人强。形势不利自己时，是龙你也要盘着，是虎你也要趴着。
刘伯温这次重出江湖，形势看上去不错。邀请他出山的是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副宰相)苏天爵，苏天爵和刘伯温之前没有任何交往，所以，真正把刘伯温从书房里拉出来的人应该是他的同学不答失里。
不答失里是蒙古族人，而且是高级贵族，所以在仕途上混得风生水起，这位蒙古王爷是蒙古人中极少数有见识的人之一，长期以来和刘伯温保持着书信往来。刘伯温那年到大都，这位王爷热情地招待刘伯温，谈到现状，刘伯温就对多年来的失败发出感慨。不答失里看到同学混到这步田地，叹息不已，于是就问刘伯温，可有兴趣到江浙行省工作。
刘伯温当时说，只要能为国效力，哪里都可以。但是，他回想起在高安和南昌官场中的往事，忧心忡忡。不答失里叫他放心，因为江浙行省的副宰相苏天爵是个干事的人，那里的官场空气非常清新，而且，苏天爵这人特别爱才，兄弟你到那里，他必能给你大展拳脚的平台。
刘伯温回老家不久，真就陆续收到了不答失里和苏天爵的信，不答失里告诉他，事情已经搞定。刘伯温还未看完信，苏天爵邀请他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的信就到了。
关于苏天爵，不答失里的评价倒是很中肯。苏天爵是今河北正定人，年轻时在国立大学(国子学)以优等生被保送，直接做官。后来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湖北查案，平反冤案多起。再后来，做京官，一度做到官吏任免部部长(吏部尚书)，因操劳过度，本不该白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除了工作成绩突出外，苏天爵在文学上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诗歌写得好，文章更是干净利落，不废话，成为那个时代人人模仿的对象。
当然，也正如不答失里所说，苏天爵爱才，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人才乃邦家之本。
所以，当他一见到刘伯温，就对刘伯温赞赏有加、刮目相看。
刘伯温也并未辜负苏天爵的赞赏，在教育厅副厅长的职位上，他的成绩可圈可点。他呼吁天下人都要关注教育，把文化事业搞上去。元朝文盲太多，必须要扫盲，不然国家就得不到像他这样的高素质人才。每当地方上出现兴办义学的事时，刘伯温都是第一个鼓掌的人。
但是，刘伯温已敏锐地发现，此时兴办义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天下正在大乱，而学校本应该建立在和平环境下。尤让他苦闷的是，到江浙行省的第二年，苏天爵被中央政府召回。刘伯温的工作所以有成效，全赖苏天爵在全力支持，苏天爵一走，刘伯温的多项计划都胎死腹中。
眼前重新出现黑暗，这种黑暗不是没有光明的黑暗，而是一种遍地狼烟的黑暗，是一种死的黑暗。风起云涌的反政府武装让刘伯温倍感焦虑，他希望自己能有三头六臂，保卫他的祖国。
但他的朋友高则诚却不这样认为，这是位民族主义者，也是《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三年前中进士后，来江浙行省政府里做秘书，由于工作关系，刘伯温和高秘书经常在一起喝酒写诗，谈论时事。高则诚比较偏激，认为元王朝走到今天是踩了狗屎运，汉人必将复兴。刘伯温反驳说：“这么多年了，大元对咱们不薄。你这种思路绝对要不得，这不仅是反政府，还是反社会。革命当然容易，陈胜吴广砍了树枝，拉起大旗，革命就开始了。但革命要死人，最先死的还是普通百姓，但凡不是冷血，谁忍见生灵涂炭？”
高则诚说：“孟子曰过，独夫民贼，就应该革他的命。”
刘伯温说：“你想要革元王朝的命，请先把你进士的学位退了，然后辞了你的秘书工作，再谈革命。”
高则诚无话可说，但有事实为他证明：革命已是势在必行。
所以，刘伯温的一腔抱负也就灰飞烟灭，他必须要重新调整工作重心。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形势使然。
早起的虫子：方国珍
提到元末革命大佬，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绝对威震八方，但那是后来的事。造反风云初起时，方国珍是不折不扣的大哥级人物。
方国珍是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长得人高马大，手臂很有蛮劲，而且是长跑健将，喝点酒后撒风，能把一匹烈马追吐血。这个人的外貌有奇怪之处：浑身上下比煤炭还黑，脸蛋的皮肤却像匏瓜肉一样白。如果让他脱光了站着，就如同一根木炭顶上落了堆燕子屎。
方国珍家从他爷爷那一代开始就做走私盐的生意，是当地一巨富。由于走私必须要和当官的勾结，因此他老爹经常出入政府衙门，低三下四。方国珍年轻气盛怒火中烧，对老爹说：“都是人，凭什么咱们要像对待祖宗一样对他？”他老爹说：“你懂个屁，官商不勾结生意怎么做下去？你不给当官的溜须上供，即使有命赚到钱，也没命花。”
方国珍对这种论调长期嗤之以鼻。不过，黄岩这地方有仇富传统。有次，政府军在海上活捉了一群劫匪，劫匪头子正是黄岩人，多年以来对方国珍家的赢利模式羡慕嫉妒恨。在审讯中，他把方国珍一家子也牵扯进来。由于方国珍一家在黄岩混得开，所以逮捕令还没有到黄岩，当地政府官员就已经通知了方家，让他们赶紧跑路，并且许下承诺，自己会到省里去活动，方家很快就会安然无恙。方家正准备收拾东西，方国珍抽出大刀，剁在家具上，说：“这样活着太窝囊，咱们走私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我有更好发家致富的方法，咱们革命他娘的!”
方国珍哥四个，异口同声：“要赚大钱!”于是，方国珍拿出钱来招兵买马，很快，就领着几千人坐着曾经的走私船到了海上。
方国珍之前，也有人革命过，但都是小打小闹，政府军刚要准备上战场，革命者们先逃之夭夭了。方国珍凭借多年走私的经验和胆量，白天在海上休养生息，月亮升起，他们如同北欧海盗一样，悄无声息地把船靠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岸上烧杀掳掠。更要命的是，方国珍经常切断元王朝南北的漕运通道，很快，方国珍成为元王朝南中国的一面革命旗帜，元王朝必须要做出激烈的反应。
激烈的反应就是，命令江浙参政(江浙行省四把手)朵儿只班率领他的剿匪部队三万人消灭方国珍。朵儿只班浑身肌肉，走起路来泰山移动，在江浙地区曾剿灭过数百起造反武装。看上去，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但其实不是这样，朵儿只班对付不成气候的团伙法力无边，可对付像方国珍这种有组织有纪律又很能打的团伙，就束手无策了。
方国珍得知朵儿只班来后，就带着他的部队乘船入海。方国珍常年混迹海上，大海是他的优势所在。这也是方国珍聪明的地方，他有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决不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去。朵儿只班先是采取守株待兔战略，把大海封锁，希望能把方国珍困死在海上。
但是，方国珍是靠走私起家的，没有人能困得住他。所以围困了许久后，朵儿只班宣告守株待兔的计划失败。在上级的催促下，他硬着头皮，走向大海，捕捉方国珍的主力有三千人。朵儿只班和他的部队都是旱鸭子，才上船就有人出现了晕船症状，没有晕船的人面对海浪颠簸，也如同行走在云雾中。特别是朵儿只班，在战舰上总带着个绳子，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绑到哪里。
正如泥菩萨过江，连自保都成问题，当然也就别提打架了。方国珍抓住这样的机会，派遣一批水性好的汉子，钻到朵儿只班的那些战舰底下，凿出几个大洞。在混乱中，方国珍的人活捉了朵儿只班。朵儿只班被活捉时，肚子里灌满了水，被人挤压了很久才算吐完，然后就被用他经常带在身边的绳子绑了起来。
蒙古人很少被活捉，尤其是朵儿只班这样的副省级官员，所以，当方国珍高高在上一路小跑到他面前为其松绑时，朵儿只班一直看着船外的汹涌波涛，他当时大概想要以身投海喂鱼，落个精忠报国的名声。但他的眼睛闪烁飞快，而且肚子咕咕叫，方国珍马上判定，这蒙古肥佬没有自杀的勇气，所以就跟这位肥佬解释说，其实自己没有想革命的意思，但自己没有文化，考不上公务员。后来听说“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才出此下策，大家都不容易，无非是混口饭吃。
方国珍最后以请求的口气说：“你回去跟你们老板说下我的意思：苍天在上，咱们也是大元的子民，谁吃饱撑的没事，在刀口上过日子!希望他能给我个官做，我马上就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朵儿只班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对方是想做官，这简直易如反掌。他当即拍着肚子就答应下来。方国珍就派了一艘小船把他飞一般的送回了杭州城。
杭州政府两个时辰前听到朵儿只班的部队灰飞烟灭，正在面面相觑、惨无人色时，突然朵儿只班生龙活虎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又听说了可以不用流血就能摆平方国珍，高兴得一跳三丈高。他们派人昼夜兼程，把报告递交大都，然后乐滋滋地等着大都的奖赏。
大都里的蒙古王公大臣们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几个刚从草场套马回来的蒙古将军们拍着桌子大叫：“奇耻大辱啊，打不过人家，就招安人家，这事居然发生在我们蒙古帝国，使我们背负这种耻辱的居然还是我们蒙古人!”
有人立即跟着起哄说：“应该把那个民族败类朵儿只班就地正法!”
军事委员会(枢密院)的一位参谋慢吞吞地站起来，扫了一遍那群套马的汉子，说：“朵儿只班的剿匪部队是陆军，那个叫方国珍的是海军，两人就不在一个食物链上。你现在非让一个动物到另一个动物的食物链上去，那和把老虎送到海里，让它和鲨鱼打架有什么区别？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咆哮。应该在江浙征集能在水里打架的人，让他们和方国珍在一个食物链上，这样才能干掉方国珍。”
套马的汉子们一听说去水里打架，马上就软了下来，说：“大海是我们所畏惧的啊，方国珍既然要个官职，那给他就是了。大元王朝除了草外，就是官职最多。”
那名参谋居然冷笑起来，再一次扫了那群套马的汉子，说：“方国珍干掉了我们三万人，又活捉了我们的大将军，实力如此雄厚，却想被招安，显然不是真降。我们如果给他官职，恰好是让他养精蓄锐，中了他的圈套。况且，我们现在必须干掉方国珍，以警示那些想要革命的人。”
但是，永远别让驴听懂真理，浪费了你的时间不算，驴还特别不高兴。驴们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给方国珍一个官职算了，谁都不容易。
由于方国珍是多年以来南中国闹革命声势最大的一人，因此大都方面极为重视，不过听说方国珍只是要个官做，马上放松下来，并且迅速通知江浙方面，方国珍要什么官职，都给他。看他那智商，估计也要不到什么好官，马上答应他。
刘伯温当时对中央政府这一举措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因为他被辞退了。被辞的原因很可笑，他认为江浙行省的纪律监察部门官员(监察御史)大为失职。失职这种事当时已是官员的家常便饭，很多人把这当成是官员的基本素质之一，如果不是刘伯温提起，这些官员险些忘了，他们还有职责在身。御史们在吃惊之余，认为刘伯温破坏了官场的和谐气氛，暗示有关部门，让刘伯温滚蛋。
1349年，刘伯温被辞退，在杭州待业。而方国珍这位靠杀人放火起家的革命者，正在台州享受他的元政府公务员待遇。
方国珍的革命对后来的职业革命者诸如陈友谅、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的人往往不能取得胜利果实，倒霉的还提前送命。秦末的陈胜、西汉末的黄巾军、隋末的李密、唐末的黄巢，这些人给后来者做榜样的同时也做了炮灰。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早起的鸟儿有时候会被枪打。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正是给革命者最神圣而真诚的忠告。
刘伯温对革命者没有忠告，有的只是痛心疾首和满腔的憎恶。而且他也断定，方国珍投降只是缓兵之计。果然，1350年年末，被元政府养了一年的红光满面的方国珍突然发动二次革命，攻击温州城，攻击未遂后，又跑进了茫茫大海。据后来官方报告指出，方国珍之所以发动二次革命，仅仅是因为当官后总受到元朝正式公务员的敲诈勒索与鄙视。我们从《水浒传》中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方国珍这样半路出家的公务员虽然官职不错，待遇也不错，但在同僚眼中，他们永远都是贼，而且不能转正。因为他们是贼，所以在正式公务员的印象中，他们应该都很有钱。方国珍逼着元政府招安，是想敲诈别人，想不到被别人敲诈，心头一火，就又革命了。
不过据小道消息说，方国珍这种人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他注定只能当贼。无论是哪种说法，总之，方国珍又乘船出海当起了革命家。两年的时间，方国珍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当他对温州发动决定性总攻时，人数已数万。
第二年正月，元王朝中央政府命江浙行省左丞相孛罗帖木儿担任剿匪司令，去征讨方国珍。孛罗帖木儿也是个旱鸭子，所以征集有海上作战经验的能人异士随军。
刘伯温当时想应聘，但被他的好朋友高则诚拦住了。高则诚的理由是：“论参谋，特别是在水里的参谋，我比你强。所以，我去。你准备好酒菜，我凯旋后，咱们喝点。”
刘伯温大吃一惊，因为高则诚只是读过几本兵书，而且，高则诚是去当参谋，刘伯温从来没听说过，参谋还有水陆之分。刘伯温大吃一惊的理由还有，高则诚向来对革命抱以同情态度，现在却要去打击革命，这是知行不一啊。
高则诚的解释是：“任何人谈革命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打扰我的生活。你打扰了我的生活，我就反革命。”
刘伯温对这位好友短时间内的变化感到吃惊，不过他心里还是佩服高则诚的勇气。于是，他写了《从军诗五首》为高则诚壮行，预祝他凯旋，当然更预祝的是，政府军能彻底剿灭方国珍，凯旋。
但刘伯温大失所望。1351年农历六月，孛罗帖木儿和方国珍在松门附近的大闾洋短兵相接，结果，孛罗帖木儿的部队还未展开队形便不战而溃，孛罗帖木儿本人被活捉。高则诚在当时早已不知去向，据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拿出了无数战略，可孛罗帖木儿那个糨糊脑袋就是不听。
孛罗帖木儿被活捉后，方国珍故伎重演，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描述自己生活的艰辛。并且说，政府只要给他个比从前大一点的官职做，他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孛罗帖木儿被方国珍那副疾来的眼泪感动，同意方国珍的要求，回到杭州后，连夜写了方国珍二次重新做人的心愿。大都方面很快就给出指示：同意他重新做人，给他官职，大一点的。
如果说，元政府第一次和方国珍较量，是因为不熟悉海上战争而失败，情有可原，但第二次，却失败在陆地上，而且是不战而溃，这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这正是刘伯温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样，他没有怀疑到这是政治腐败的问题，而是认为问题完全出在军队和地方官身上。他在杭州的寓所中愁肠百结，一股“朽木不可雕”的愤慨从肺部向上走，在喉咙里驻足，刘伯温想破口大骂，但忍住了。所以，这股怒气再向上走，到了鼻子，刘伯温就冷哼，到了眼睛，刘伯温就两眼通红，最后到了脑子里，他提起笔来，写下来妇孺皆知的小品文《卖柑者言》。这是一篇痛批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武将如银样镴枪头一样，只是“金玉其外”而已。
我们有必要欣赏这篇文章，但由于它是杂文，而不是散文，因此，我们只需要欣赏它的白话翻译就可以了：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擅长贮藏柑橘，经过冬夏也不腐烂，拿出它们的时候还是光彩鲜明的样子，玉石一样的质地，金灿灿的颜色。放到市场上(卖)，价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人们争相购买柑橘。
我买了一个，切开它，像有股烟直扑口鼻，看它的里面，干得像破烂的棉絮。我对此感到奇怪，问他说：“你卖给别人的柑橘，是将要用来装满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灵、招待宾客的，还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来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做这种欺骗的事，实在太过分了!”
卖柑橘的人笑着说：“我从事这个行业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这个用来养活自己。我卖它，别人买它，不曾有人说过什么的，却唯独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吗？世上做欺诈之事的人不少，难道只有我一个吗？你没有好好地思考。现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将军座席上的人，威武的样子好像是捍卫国家的将才，他们果真能拥有孙武、吴起的谋略吗？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的人，气宇轩昂的样子像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果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的业绩吗？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谁不是高大的外表，令人敬畏，显赫过人，值得效仿？可是无论到哪里，又有谁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内里破败得像破絮呢？现在你看不到这些现象，却只看到我的柑橘!”
我默默地没有话用来回答。回来思考这卖柑人的话，(觉得他)是像东方朔那样诙谐多讽、机智善辩的人。难道他是对世间邪恶现象激愤痛恨之人，因而借托柑橘用来讽刺吗？
刘伯温说：“这篇文章，我真用了心，动了气，所以写得很好。”但他不知道，后面还有动气的事呢!
《吊泰不华元帅赋》
1352年，在杭州郁郁寡欢了一年后，有人又把他从角落里拎了出来推进官场。江浙行省重新想起刘伯温，是因为他在江浙多年来已声名鹊起。这并不是他创造了盘古一样的功绩，而是他的文章与诗歌为他争得了意想不到的名气。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刘伯温当初在担任儒学副提举时，杭州福严寺经多位住持的不懈努力而修缮扩建完毕，寺院住持想要立碑纪念这件事，第一个想到有资格写这碑文的就是刘伯温。但他和刘伯温素无交往，于是就随便找人假托刘伯温之名写了一篇。文章到了寺院住持眼皮子底下后，寺院住持叫苦不迭，因为文章实在太一般，但我佛向来以慈悲为怀，心里虽然不愿意，却依旧用了。有一天，刘伯温的一位朋友到寺院游览，看到碑文，当即断定这不是刘伯温的手笔。寺院住持就道出实情，同时委托这位游客，能否要刘伯温作一篇碑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此事未成，但足以说明了刘伯温在杭州文坛上的知名度。
当然，他在官场上的屡进屡退也为他在江浙读书人阶层争取到了难以置信的知名度。
一个伟大人物在政治上时进时退，无论是被逼无奈还是有意为之，实是家常便饭。聪明的权术人物把隐退当作是一种智慧，因为常识告诉他们，要想成为群众的偶像，再也没有什么比转入地下更为有效了。因为短暂的消失，会使他的形象更为传奇化，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灿烂的云朵与光荣的光环里。当他从中浮现出来时，根本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就能够形成一种氛围，让民众对其增加千万倍的期望。
在江浙一带的士大夫阶层和官场，刘伯温的光环与佛祖相似。他平淡的外表下隐藏着炙热的智慧火焰，燃烧成诗歌和激而不烈的文章，万人传唱。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浙东战区司令参谋(浙东元帅府都事)，到台州、温州一带防御第三次革命的方国珍。
方国珍为什么又搞第三次革命？事情需从黄河说起。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但却是位歇斯底里的母亲。“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这位母亲大人的性格特征。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蒋介石先生为了阻挡日本而在花园口决堤放水的2540年中，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年份有543年，决堤次数达1590余次，主河道经历了五次大改道和迁徙。洪灾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抵江淮，包括冀、鲁、豫、皖、苏五省的黄淮海平原，纵横25万平方公里。到了元王朝，黄河母亲更是抽风，终元一朝，它冲出固定航道就达200余次，无数百姓死在它那黄黄的泥浆里。
元政府对黄河是手忙脚乱。1351年，元政府宰相脱脱和建设部(工部)官员贾鲁确定了两个方案搞定黄河：第一个方案是加固北面的堤坝，这是堵；第二个方案是一边加固河堤一边疏通河道，以达到将黄河引回故道的目的。脱脱认为要治本，所以采取第二个方案。
不过有人反对。因为当时天下如同喷发前的火山，第二个方案必须要征集百姓为政府做义务劳动，而这没有人愿意。
脱脱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可惜，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毅然决然地下令采用第二种方案修理黄河。
至少有15万民工被鞭子和刀枪驱赶到黄河边上，开始加班加点的工作。
中国帝制时代的政府做事向来不跟人民解释，15万民工大都居住在黄河边，他们多年来可以感受到黄河对他们的残害。倘若政府派出专员对这些人晓以利害，告诉他们治理黄河是对他们有益的，黄河岸边绝不会怨气冲天。
被当时政府称为邪教的白莲教门徒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和颍州(今安徽界首)人刘福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找了民间艺术家凿刻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劳工们的工地上。白莲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并且寿命奇高。它本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被普通百姓信奉后开始在南宋流传，元朝初年，这个邪教就时常跟元政府作对。韩山童和刘福通把白莲教弄得更加神秘化，据他们面不改色地说，现在弥勒佛正转世，而明王也要投胎做人。紧接着，他们又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黄河劳工们很快就挖到了那个制作粗糙的石人，黄河岸边**不安。
刘福通与韩山童趁热打铁，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聚集了三千多人约定良辰吉日直捣元朝的老巢大都。
遗憾的是，白莲教中出现了叛徒。刘福通和韩山童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政府通缉，倒霉的韩山童被杀，天老爷眷顾刘福通，让他顺利逃脱。刘福通几乎是在没有武器和战旗的情况下仓促革命，当方国珍正在南方享受元政府公务员福利时，刘福通顺利地攻克颍州。他的部队把一块红巾扎在头上，所以又称为“红巾军”。红巾军冲锋时，一片火海，煞是美丽。
这片火海所过之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短时间内攻占多个战略要地，直逼江浙。元政府匆忙命令江浙方面做好堵截刘福通的准备。江浙方面立即动员军队，准备北上。
方国珍天性狡狯，以己度人，认为元政府调动部队的真实目的是对他下手。所以他先下手，带着他的人马又跑到海上，三度造反。
我们永远记住一条人生哲理：把别人想得很复杂的人，自己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元政府故伎重施，又向方国珍抛去橄榄枝。被派去的人是台州达鲁花赤泰不华。此人招降方国珍，是一百个不愿意。
泰不华进士出身，才华横溢，极有责任心，曾在中央政府担任礼仪部副部长(礼部侍郎)时，多次对国家政策和时政提出中肯的意见，获得敢于说真话的美名。泰不华身上最可贵的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方国珍第二次革命时，泰不华是一支剿匪部队的指挥官。方国珍在陆地上对温州城发动总攻时，泰不华突袭方国珍的战船，方国珍见后院起火，匆忙撤退。后来，方国珍击败了元政府剿匪总司令孛罗帖木儿，并宣称接受招安。泰不华听说中央政府重新接纳了方国珍这个淘气的孩子后，有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唉声叹气不已。双方达成招安协议后，方国珍就退守民屋中，没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那天恰好是八月十五，月亮又大又圆，泰不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举消灭方国珍的机会。但当他把夜袭方国珍的计划呈送孛罗帖木儿时，这位官场肥佬却怒目圆睁，说：“老子我奉命招降方国珍，你却要宰他，你这是跟我过不去，还是违抗上命？”
泰不华仰天长叹说：“此时不除方国珍，将来还有咱们受的。”
孛罗帖木儿的智商无法理解泰不华的叹息，正如驴听不懂音乐一样。泰不华的担心很快就在1352年农历三月得到证实，方国珍跳跃着欢呼着进行了第三次革命。
泰不华主动请缨，发誓要把方国珍砍成数段，扔到海里喂王八。中央政府同意让他担任剿匪总司令，但不同意他把方国珍砍成数段喂王八的计划，同时给出了对付方国珍的法宝：招安。
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泰不华无法不听从中央政府的意见，所以那次誓师大会，手下的军官看到他神情忧郁，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泰不华收起了自己的情绪，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作战计划。其实所谓作战计划，只是用重兵压住海岸线，给方国珍以威慑，然后派人去招安方国珍。被派去的人叫王大用，是个临时招募来的江湖豪杰，泰不华对军官们说：“方国珍这厮出身江湖，找个江湖人跟他沟通起来容易些。”
出乎泰不华意料的是，王大用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有人认为是方国珍扣住了王大用，其实是方国珍看上了王大用，反客为主，对他进行了招安。王大用是个软耳根，被方国珍一顿恭维，马上就改头换面，认准方国珍是他今生的主人。他掏心掏肺地把泰不华的布防信息透露给了方国珍，方国珍欣喜地跳起来，迅疾派出一支拥有两百艘小战舰的突击队，从泰不华防线最薄弱的海门突然楔入，进入洲港，马鞍诸山一时暴露在方国珍的攻击范围内。
方国珍的攻击异常迅疾，泰不华的反应也迅疾异常，得知方国珍的两百艘小战舰进入洲港后，立即调兵遣将，集中所有战舰，准备在洲港和方国珍一决生死。
方国珍向来不是个肯打硬仗的人，听到泰不华的海军正准备全力以赴歼灭自己的小分队，急忙派人来泰不华处求和。被派来的人叫陈仲达，能言善辩，能把死人说成活的。他对泰不华说：“方国珍所以有此鲁莽举动，全是因为王大用的蛊惑。现在方国珍已知错，而且方国珍有菩萨心肠，不想刀兵相见、生灵涂炭，所以和从前一样，接受招安。”
泰不华冷笑，认为此时自己正处于上风，消灭方国珍正是他这几年来的理想之一。可陈仲达不但能言善辩，还对元政府的政治有着透彻的了解。他提醒泰不华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那就开战。如果还有别的，那希望泰不华能三思而后行。
这个“别的”当然就是中央政府给泰不华的命令：招安。
泰不华想不到对方能一下就找到他的致命弱点，而这一弱点恰好又不是他这种性格的人所能避免的。他只有一个选择：相信方国珍，接受他的投降。
第二天，泰不华乘坐舰船和陈仲达一起乘着潮汐下澄江出海，来见方国珍。在陈仲达的指引下，泰不华的舰船突然触沙不能前进，更倒霉的是，他和方国珍严阵以待的海军迎头相撞。
泰不华此时还有一线希望，认为方国珍没有不投降的理由，就命令陈仲达向方国珍申明来意。陈仲达心里也叫苦，来时，方国珍可是说得好好的，是要投降，但看现在这阵势，根本就不是投降。他稍一分心，泰不华已从其眼神中看出危机，猛地抽出刀来，陈仲达正想辩解，突然看到天空一下子剧烈地晃**起来，天成了大海，大海成了天，他又看到自己脖子上的脑袋不见了，腔子里正喷涌出一道血柱来。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脑袋已经离开身体。最后，他的脸浸入大海，耳边听到了泰不华悲愤的声音，“冲啊!”
事实上，没有人向前冲，因为他们的船已成了摆设，只有方国珍的人能过来，他们却过不去。泰不华站在船头，连砍了十几个想要蹿上船来的海盗，他的刀已砍得卷刃，他的气力已经用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怒目而视蹿上船来的海盗。结局是，泰不华脖上中了一矛，血如泉涌，他捂着伤口，依旧站在船头，用刀拄着地，看向北方，好像正要说点什么，没有来得及，马上就被人推进了海里。
泰不华牺牲的消息传到杭州城时，刘伯温正在读书。他出奇的冷静，因为他和泰不华并不熟，或者说交往不深。所以他合上书，站起来，独自在家晃悠，开始对任何人都不理睬。几个时辰后，没有任何征兆，他突然大叫一声，像着了魔一样，低声嘀咕着一连串惊人的离经叛道的言语，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当时的想法。
三天后，刘伯温终于脱卸了那个折磨他的包袱。他又恢复了精神，坐在书桌前，一篇文章一气呵成，名字叫《吊泰不华元帅赋》。写完后，他把笔扔在桌子上，格外平静格外冷酷地说：“大元没救了!”
招安是最臭的棋
刘伯温说“大元没救了”时，根本没想过要效仿方国珍等一干造反精英和元王朝为敌。他只是恼火元王朝的无能，悲愤元王朝的不幸。他在《吊泰不华元帅赋》中说，在上者闭塞如死人，下面的人愚蠢无能，好不容易出了个人杰泰不华，却是生不逢时。
这是刘伯温第一次把刀枪对准了元朝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元王朝本身。在此之前，刘伯温只是认为元王朝的官场有问题，可泰不华的死却让他在电光石火间看到了元王朝的政治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当他说“大元没救了”后不久，行省就给他送来了任命书，要他去担任浙东元帅府都事一职。他想都不想，收拾东西就上任了。这就是刘伯温，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心中虽然对国家已不抱希望，但如果有机会，他还会挺身而出。什么是豪杰？虽然对现状极度不满，但仍然想改变现状。什么是废物？对现状极度不满后，屁都不做，只在那里唧唧歪歪。
刘伯温无疑是豪杰人物，但众所周知，豪杰人物的人生之路永远是坎坷不平的。
泰不华壮烈后，元政府对方国珍的策略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江浙行省左丞相尊达实理就命令右丞特理帖木儿和参政樊执敬集结重兵剿杀方国珍，刘伯温能重新回归，正是樊执敬一手促成。
刘伯温刚到办公地点庆元，樊执敬和特理帖木儿就跑来问刘伯温如何对付方国珍。刘伯温毫无保留地说：“方国珍现在气候已成，我们暂时只能采守势，坐等机会，然后才能出击。此时如果贸然出击，泰不华元帅就是榜样。”
这话特理帖木儿早就说过：“现在最要紧的是巩固实力，然后出兵。”但问题是，樊执敬却说：“方国珍现在正起着坏榜样，应该早消灭他。”
刘伯温内心冷笑，口无遮拦地说：“方国珍能有今天的成就，还不是拜某些人所赐，该剿时不剿，不该剿时非要剿，这就是逆天。”
樊执敬就问：“依你之见呢？”
刘伯温说：“加固庆元城防。方国珍不可能一辈子都在海上，必然要到陆地来补充给养。而他第一个到的地方要么是他起事的台州，要么就是庆元。只要我们加固庆元城防，闭门不出，坚壁清野，方国珍就会活活被我们耗死。”
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刘伯温说得有道理，因为他们想不出别的方法来。加固庆元城防御工事后，效果立竿见影。方国珍在庆元城下吃了很大的亏，懊恼地逃走，由于心情不顺，又在台州城下吃了大亏。据元政府的情报人员分析说，对方国珍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刘伯温认为此时时机一点都不成熟，但他所有的领导都认为已经成熟。于是，刘伯温被叫到台州，商议如何剿灭方国珍。
就在他们一厢情愿地制定剿灭方国珍的计划时，有人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这个人就是徐寿辉。
徐寿辉是蕲州罗田(今湖北罗田)人，在1351年农历八月前以卖布为生。据知情人透露，徐寿辉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蕲州黑社会中的一名当家人。当他卖布时，是个童叟无欺的小商贩；当他做当家人时，是个忠肝义胆的豪杰。刘福通和韩山童在黄河边装神弄鬼发动革命时，徐寿辉在蕲州开始让他的小弟们四处活动，并以红巾军分部的名义起事。在那个乱糟糟的年头，每个人都想发家致富，所以徐寿辉很快就拥有了一支部队。由于他部队的主体都是黑社会的古惑仔，平时就受过打架斗殴的严格训练，因此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在攻陷了一部分地盘后，徐寿辉信心爆满，宣称他不是红巾军的分部，而是独立自主的。也就是说，他要建立自己的山头，称帝。
他的战友邹普胜是个天才级人物。他对徐寿辉说：“我看历来称王称帝的人，都没啥水平。你看他们的国号太俗了，我们要搞个震动天地的国号。”
徐寿辉就问：“你有什么想法吗？”
邹普胜说：“国号就叫‘天完’吧。”
徐寿辉问：“有什么讲究吗？”
邹普胜说：“我们是注定要灭掉大元的，先在气势上压倒他。他叫‘大元’，我们盖住它，所以叫‘天完’。”
徐寿辉心花怒放，向邹普胜竖起拇指说：“你真是个天才啊。”
这是一种靠贬低对手而抬高自己信心的心理战术，值得很多人效仿。
现在我们应该称徐寿辉所建立的国家为“天完”帝国，如果他运气好，将来统一中国，那就叫大天完王朝。徐寿辉开始时的运气的确很好，1352年，徐寿辉在亲密战友陈友谅的建议下提出“摧富益贫”的口号，这一口号就像是磁石，把湖北的广大贫苦农民全部吸了过来。于是，徐寿辉的天完兵团横扫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大片地区。1352年农历七月，当刘伯温在台州和那群领导们制定剿杀方国珍的计划时，徐寿辉的天完兵团如暴风一样，一举**平了饶州、徽州，然后绕过村庄**，兵临杭州城最后一道屏障的昱岭关。昱岭关在天完兵团的猛烈攻击下，立即陷落。徐寿辉不作片刻停留，兵锋直指杭州城。他的兵团在短短的半个时辰内把杭州城外的防御全部扫**完毕，又在半个时辰内对杭州城完成包围。杭州城中的守军拼死抵抗，但他们不是天完兵团的对手，杭州城陷落。
当时负责守卫杭州城的樊执敬在城池即将陷落时，突然逆用兵法，大开城门，扬刀跃马而出。天完攻城兵团吓了一跳，但随即认定这是老天让城里的守军走火入魔了，于是，一阵冲杀，樊执敬死于乱军之中。据说，樊执敬临死前，跟在他身后的突击队一哄而散，这让他万念俱灰，挺胸迎接死神的降临。
刘伯温得知这个消息后，捶胸顿足，又开始独自在房间晃悠，又像是着了魔一样，絮絮叨叨。最后，写了首《悲杭城》，里面怒斥杭州城守军的无能和懦弱。
当他还没有从悲愤中彻底清醒，方国珍抓住徐寿辉攻陷杭州给江浙行省带来震**的机会，猛攻台州城。但是，方国珍的能力不足以支撑他的理想，所以在台州城下扔了几千具尸体后，狼狈而逃。
这是多年来，老天投给刘伯温唯一一件美好的礼物，刘伯温高兴得发狂，作了一首《筑城词》：
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重门击柝自古来，而况四郊多警急。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难保。独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无城亦无盗。
但是，刘伯温也明白，仅靠城高墙厚，不足以建立奇功。战国初年，魏国国王和政治家吴起乘船游览魏国江山，见到险峻之处，魏王就得意扬扬地说：“瞧啊，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天然之宝。”吴起说：“一个国家的存在，在政治修明，不在山川险要。夏王朝和商王朝，四面都是险山和大河，结果还不是被灭了。如果政治腐败，同舟共济的人都能成为敌人。山川险要、城高墙厚就成了一马平川。”
现在，刘伯温清醒地意识到，元王朝的政治腐败已到根部，所以一切山川险要和高城厚墙，都会变成一马平川。
刘伯温对元政府军队素质的印象极为深刻，在他看来，整个元政府特别是江浙行省已经没有可以打仗的军队。通过各种渠道，刘伯温得知，即使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军队，在战场上亦失去了当年的光辉。他们和敌人还未接触，就自行溃败，用蒙语叫喊着“跑啊，快跑啊”。
刘伯温回望蒙古兵团横扫地球的历史，连一个叹息都发不出。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孙悟空说过，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任何一个人和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
刘伯温希望元政府，特别是元朝的部队能有所改观，他也曾努力过。比如在方国珍攻台州未遂的1352年农历八月，他就特意去了趟永嘉。因为他听说在那里有个和尚，能文能武，而且希望能遵从佛祖的教导，普度众生。
刘伯温见到这位永嘉的和尚时，和尚正在大口吃肉，而且是一面耍着棒子一面吃肉。刘伯温大为惊叹，又和他谈论兵法，永嘉和尚说得头头是道，再和他谈论为将之道，和尚滔滔不绝，刘伯温惊为天人。
不过，刘伯温总感觉哪里不对。把这位和尚带回台州后，虽然上司重用了这位和尚，但刘伯温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和尚发挥他的正能量。
刘伯温正绞尽脑汁思考是和尚徒有虚名还是这个政府已不能被融入新血液时，方国珍又重现舞台。此时，是1353年农历十月。方国珍这两年来没有讨到任何便宜，所以他决定让自己这只迷途的羔羊重新回到元政府母亲的怀抱。
元政府开会，暂时同意浪子方国珍的回头要求。刘伯温听到此消息后，气得死去活来。他说：“方国珍现在还活得很好，就是因为咱们的政策有问题。他是第一个发动武装革命的人，杀我们的官，杀我们的百姓，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宽恕，应该倾全力捕杀。”刘伯温最后提出了一个论点：现在天下如此之乱，就是招安惹的祸，招安是鼓励那些冒险家造反。一个街头混混，不种田不耕地，因为革命而被招安得到政府的奖励，请问将来还有谁会安心从事实业？大家都把革命当成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这个天下还会好吗？
招安还有一个弊端，由于政府用官爵赏赐盗贼，导致很多真正的贤达之士对官爵蔑视，不再愿意亲近政府。鲁迅说，浙江的芦荟到了北京，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美其名曰“龙舌兰”。而北京的大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这就是“物以稀为贵”。
刘伯温在后来的著作《郁离子》中说：“有些东西之所以价格高，就是因为少而难得。如果有一天，明珠比沙子还多，黄金比土还丰盛，人人都能得到，那明珠和黄金还会那么贵吗？官爵是表现政府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件东西，不能随便示人，正是要对官爵‘抠门’，才能让天下才华之士对这种‘奇货’趋之若鹜，而得到后会更加珍惜。”
刘伯温还用一个历史故事来印证自己的见解。
战国时，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美玉，让人雕成酒杯，说：“以后，有大功的人就用它喝庆功酒。”后来，有人立下赫赫战功，赵王就用这个酒杯为功臣倒酒。从此以后，赵国人将谁能用这只酒杯喝上一次酒看得比加官晋爵还重。后来，赵王迁即位，用这只酒杯给一个靠谄媚而得到尊贵位置的人喝酒，许多人再也不把那酒杯看在眼里了。
刘伯温还有个很色情的比喻：用官爵来赏盗贼，官爵就从处女变成了妓女，有谁会把妓女当成老婆那样疼爱呢？
政府招安叛乱者和警察满足劫匪的要求一样，都是一种姑息和放纵，使得人人起而效仿。评点《水浒传》的金圣叹就说，招安是什么？有罪者你把他赦免，而给他高官厚禄，无罪者自然就心生此念，天下还能太平吗？
几年后，刘伯温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慈悲为怀的和尚坐船，遇到风浪，正当大家惊恐之时，突然佛祖显灵，风平浪静。有人看到水中有只毛茸茸的东西飘浮着，和尚就对大家说：“这也是生命，救它上来。”大家把这个生命解救上来后，发现是只老虎，就想把它推到水里去。但和尚阻拦说：“它可是一条生命啊。”坐船的人说不过和尚，就纷纷下水逃走。当老虎恢复体力后，跳上去把和尚当成了一顿大餐。
刘伯温这个故事寓意很明显：老虎天生吃人，这是本性，无法改变。对于这样兽性不改的人，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同情和幻想。
把这个故事摆到现实中来，刘伯温所指的那只老虎当然就是方国珍那类人。这个故事说明了刘伯温性格中的一点：恩怨分明、是非分明，理性得几近于冷酷。
曾有人问过刘伯温：“老虎吃人固然是错的，但它的确是条生命，圣人有恻隐之心，遇到生命受到伤害，当然要拯救它，难道这不对吗？”
刘伯温解释说：“你看它是条生命，其实是你站在它的立场上。你把自己当成禽兽，这种想法才能成立。但天下事都是公道的，你把自己当成禽兽，可禽兽却不把自己当成人。所以，二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我杀禽兽，是因为我是人。”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它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而一旦有人具备后，前途将不可限量。方国珍在听到刘伯温发表的种种言论后，心惊肉跳了好久。他特别担心元政府的高官们也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派人偷偷潜入刘伯温住所，用黄金白银闪耀刘伯温的双眼。刘伯温问来人：“这是什么意思？”
来人说：“您那妓女的比喻传到了我们大王耳朵里，我们大王心惊胆战。希望您看在黄金白银的面子上，向您的领导倡导招安我们大王，摈弃剿杀的政策。”
刘伯温说：“我呸，对待你们方大王这样的人，只有剿灭，没有其他办法。”
来人带着黄金灰头土脸地走了，回到方国珍处，惊慌道：“大王，祸事来了。刘伯温那小子死活看不上咱。”方国珍说：“不要慌，我们走上层路线。”方国珍走上层路线的方式是这样的：派人绕过正在围剿他的刘伯温，直接把黄金送到元大都，每个官员都分点。这些官员拿了人家的钱财，自然就要替人说好话。结局就是，元朝最高当局否定了刘伯温的建议和对方国珍的围剿行为。刘伯温得到这样的命令后，没有独自晃悠，也没有像着了魔似的絮絮叨叨，而是气定神闲地坐在桌子前画起了八卦图。
据说，画八卦图有助于精神放松和睡眠，而且能快速释放外来的压力。所以，当政府判他“羁管绍兴”的刑罚时，他面无表情，现在，他将有新的开始。
但我们想错了。刘伯温此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定力，所以当羁管他于绍兴的命令来到时，他的面无表情并非是超然度外，而是满脑空白、呆若木鸡。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煎熬的三年羁管绍兴生涯。也就是说，现在，绍兴成了刘伯温的监狱。
三年羁管岁月
悲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监狱里，也就是说，地球就是个大监狱，万有引力就是镣铐，我们永远逃不出地球去，即使用高科技离开地球，终归要回来的。据说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只有一个人逃出了这个监狱，这位越狱犯跑到月球上，住在阴冷的宫殿里，每天对着一只兔子以泪洗面。众所周知，这位越狱犯就是嫦娥，她的下场有点凄惨。乐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游乐场中，因为地球是如此的五彩缤纷，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但乐观主义者也承认，我们永远离不开这个游乐场。
其实，人心才是最大的监狱。刘伯温虽然受到的处罚是羁管绍兴，但官方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羁管措施，他可以去绍兴任何地方，可以喝酒，可以写诗，可以和朋友游览山水名胜。也就是说，对于刘伯温而言，绍兴这个监狱其实是个游乐场。但开始时，刘伯温拥有悲观主义论调。
某一天，没有任何征兆，他突然癫狂起来，在房间里大喊大叫，呕吐鲜血，突然昏迷不醒。他的家人认为他中了某种妖术，请来游方的和尚、正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道士、名噪绍兴城的捉鬼大师，甚至通过各种上层关系请来了西域的番僧，这些人对刘伯温进行了眼花缭乱的除妖仪式，刘伯温总算醒转过来。可还不如不醒，因为醒来后，他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自杀行动，比如上吊、割腕、投井、服毒，但他的家人如鬼魅一样时刻盯着他，使他无法得逞。刘伯温在进行了一系列无法成功的自杀行动后，又经过家人的哭泣劝阻，终于醒悟。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他坐到饭桌上，用手指蘸了水，在饭桌上画了个八卦图，说：“这就是监狱。”然后又轻轻地抹掉了八卦图，说，“没有监狱。”
这是一个暗喻，刘伯温告诉我们，人心认为哪里是监狱，哪里就是监狱，反之亦然。
关于刘伯温多次自杀的事情，有一点需要补充：
我们知道，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城时已是四十三岁，四十多年来，他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走得顺畅无比，比如有人在1353年见到刘伯温，随便问他个问题，他马上就能回答，他通晓的学科天下无出其右。如果把刘伯温放到西方，那他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西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善，拥有智慧就是拥有了善，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幸福。西方哲学家认为，一个人追求智慧是无止境的，你在追求智慧的同时也就是在享受幸福。但在东方就不是这样，东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创造成功。一旦成功遥遥无期，那就谈不上有幸福感。
刘伯温有智慧，但他没有理解智慧本身就是幸福的，他认为的幸福是凭借智慧取得的成功。成功没有取得，反而还落到了阶下囚的地步，因此他不开心，想提前离开这个世界。
站在绍兴城里最高的地方俯瞰绍兴城，它是一座被水洗过的绿油油的城池，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它永远都保持着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纯净。刘伯温站在那里，脑海里就如万马奔腾般掠过绍兴的历史。最先跃入脑海的是舜帝在这里接见百官，然后是大禹在这里召集诸侯，宣称不再禅让，而要家天下。时光如梭，刘伯温能清晰地看到，一个鹰钩鼻子、嘴里永远都散发着臭气的人正在这里卧薪尝胆，这个人就是越国国王勾践，他因为品尝了敌人的大便，嘴里永远都保持着一股臭味。光阴似箭，刘伯温又看到一群宽衣大袖的人正在绍兴城里谈天论地，就是不问世事，这是魏晋那群所谓的风流人士。突然一声马嘶，刘伯温看到宋高宗赵构在这里胆战心惊地避难，而且还说出了“绍祚中兴”这四个字，“绍兴”就是这么来的。
刘伯温站在绍兴城中最高处反刍历史，历史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说：“如果绍兴是座监狱，那这座监狱真是风光无限，因为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住过。人绝对不能委屈自己，我要放浪山水。”
这是一种临时的人生信念，就如一张邀请函。刘伯温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到绍兴，和他一起放浪山水，和他一起喝酒写诗，永无虚日。
在这三年看似热闹其实内心百无聊赖的时间里，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的事发生。比如刘伯温和王冕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王冕”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的，他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儒林外史》开篇的楔子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不过他在文中的形象是一位拒不出仕的隐士、高人。我们小时候也学习过关于他刻苦学画的课文，另有他的一首《白梅》也是相当出名的，语文题目中也没少考过：“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是绍兴人，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慷慨有大志，通术数之学，也算得上是位“仙儿”。元末天下还没乱糟糟的时候，他曾去过京师，偷偷与人说“乱且作”，人们都以为他疯了。后来他又仿照《周礼》著书一卷，说道：“我还没死，拿这个去献给明主，可以让天下太平。”但是后来命运却和他预想的不同，未来的皇帝朱元璋让他当秘书(谘议参军)后，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
王冕死是后来的事，这时还活蹦乱跳着呢。刘伯温和王冕神交已久，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听说王冕写诗厉害，早就想结识了，这次到绍兴，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其实，刘伯温和王冕两个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别的，王冕不喜欢吃元朝的官饭，刘伯温则巴不得吃官饭，但在特定时期，刘伯温在公务员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时候，他也跟王冕一样有了当隐士的想法，这下两人距离就拉近了。而且两人还有些其他的相同点，比如都能画点小画、作点小诗。
两人交往起来以后，王冕的诗集出来时，请刘伯温作序，刘伯温欣然允诺，称王冕的诗质量不错，好好地夸了几句。后来刘伯温离开绍兴以后，王冕可能还去处州看望过刘伯温。
除了交朋结友，刘伯温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写写诗、作作文。这两年的文学创作是刘伯温一生的巅峰时期。从刘伯温文集的情况来看，在绍兴的这几年，刘伯温参加过好几次文人雅士发起的聚会，比如“牡丹会”啊、“南镇之游”啊、“竹林宴集”啊、“郊外游”啊，日子表面上也还过得悠闲自在。
或许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后人，于是，刘伯温传记的作者在叙述刘伯温“羁管绍兴”的篇章时，毫无人性地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刘伯温每天都放浪山水，写诗作画，跟朋友喝酒谈天，好像他的心态调整得不错。其实这种铁石心肠的描述对刘伯温一点都不负责任。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刘伯温强颜欢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当他在跟朋友喝酒时，人人都见到他烂醉如泥，实际上他深邃的内心总无比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当他跟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时，其实他在思考国家的前途，最让他懊恼兼痛苦的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思考出结果。“韶华不我与，去若川水流”这种“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明显跃然纸上。
可是，刘伯温也明白，自己无论如何地忧心忡忡，如何地想要为国家出力，但现实却是，没有平台给他。如果没有戏台，自己又不能搭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心里唱戏。但心里唱戏，别人又看不到，所以唱了等于白唱。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刘伯温诗文自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说的就是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由于一切自由被剥夺，于是就背诵一本象棋谱，结果出狱后，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刘伯温后来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绍兴的三年时间里每天都写诗作文有着重要的关系。
孟子说过，对于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阻碍，万物皆备于我，一切看似阻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磨炼我，最后成全我。
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人都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人人都喜欢游乐场，不喜欢监狱。
在绍兴监狱的三年时间里，刘伯温也曾“出狱”过。当然，从心是人最大的监狱这一角度而言，刘伯温的出狱不是身体的出狱，而是心灵的出狱。
张士诚的革命路
刘伯温的“心灵出狱”发生在1354年农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黄河而引起红巾军革命的宰相脱脱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大败革命家张士诚。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在今江苏大丰)。泰州扼着苏北咽喉地带，自古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盐业，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十六处盐场，张士诚的老家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泰州真富，但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张士诚就没有钱。张士诚没有钱和他本人的能力无关，和社会有关。元末天下大乱，元朝政府要镇压、要挥霍，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但是国库里的钱就那么多，撒光了之后还是得回到敛钱最根本的道路上来——税收。平时收三分的，现在收五分，增加税收，就相当于增加了国库收入，国家花起钱来也不至于捉襟见肘。于是，元朝政府开始大规模提高盐价，反正盐是生活必需品，价低有人买，价高也有人买，卖高点儿钱不就出来了嘛。像盐这种国家垄断的东西，价格不会是市场说了算的，关键还是看当官的嘴巴。有数据表明，从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仅仅四十年间，盐价上涨了十六倍。
国家的盐买不起，那私盐贩子就有了想头，他们卖的盐肯定比国家卖的价格低，但是私盐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家要保证财政收入，当然不允许你私自卖盐，那不是跟国家抢生意吗？毕竟中国汉武帝以来，盐铁一直是国家垄断经营产品。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坚持对匈奴长达三十几年的打击，其军资来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经营盐铁生意的收益，可见盐铁行当是一座几乎挖掘不尽的大金矿。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对盐贩子的惩罚都相当严格，还在唐朝时政府就规定，贩盐一石以上为死罪。元朝的惩罚措施也很厉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侥幸不死，再轰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受刑——元王朝领土空前广阔，找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易如反掌。虽然国家盐禁重，但是贩私盐的利益也是大得诱人，只要做好了，在村里建洋房买轿车没问题。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干起了盐贩子这项职业，就像贩毒组织经常怀有的鱼死网破之心一样，要赚就赚多的，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当然脑袋也是不能轻易掉的，在能保住的范围内还是要保住，所以盐贩子们又经常采取拉帮结伙、武装贩盐的手段来对抗官府，这就为他们日后的武装暴动作了军事方面的预演。
张士诚自从加入盐贩子队伍以来，腰包渐鼓，但张士诚不太爱钱，反而喜欢结交朋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因为经常做东道主，所以他身边聚集了很多朋友。张士诚虽然有钱，但由于是走私性质，不是国家允许范围内的钱财来源，因此他常被那些通过刮地皮赚钱的人看不起。有的富户们向张士诚买盐后赖账，表示：“要钱，可以，不过你要等着吃官司。”张士诚当然不愿意贩私盐这事儿曝光，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不单是富户欺负张士诚，那些收受他贿赂的官员也对张士诚这样的盐贩子非打即骂，特别是管理盐业的警察，简直不把这些财神爷当人。如你所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张士诚忍耐的限度终于在1353年春节后被突破。
有一天，他和十七个最要好的同事喝着盐水，吃着馒头，说：“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而我们却在这里像狗一样活着。我们倒不如拼一把，就是死了也比这样窝囊地活着好。”
如你所知，这是冒险主义。因为张士诚不同于方国珍，也不同于刘福通，更不同于徐寿辉。方国珍革命时，仅他的家族就有几百号人；刘福通革命前，就在白莲教有着高贵的地位；徐寿辉更不用说，是黑社会当家的，手下小弟多如驴毛，给他们一把砍刀，那就是一支军队。
张士诚什么都没有，算上他，才十八个人，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运盐的工具——扁担。那玩意根本杀不了人，只能肩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