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那天，费四和小纪先到赵红兵家拜年。赵爷爷由于是领导干部，大清早就去市宾馆参加团拜去了，家里就剩赵红兵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能玩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不像今天这样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春节时的烟花炮仗是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东西。二狗所在的城市大年初一讲究“迎财神”，就是一早上放鞭炮和双响。费四、小纪和李四的到来，让二狗所在的家属院里的所有人都大开眼界。

说到这里，必须说说费四是怎么放“双响”的。平时大家放双响，是把双响立在地上，点燃引线，转头就跑。但二狗所在的这座城市，民风自古以来都比较彪悍，大人小孩都把双响拿在手里，轻轻捏住双响的上方，点燃引线，在手里炸响一次后，双响自动弹上天，在天上炸响第二次——这也是火箭的原理。这样干虽然安全系数不高，但是一般情况没什么大问题，除非双响炸底。

可姓费的这位爷怎么放双响呢？他右手牢牢攥住双响，左手点燃引线，双响第一响在手里爆炸，他依然不让双响飞出去，还是用力牢牢地攥住，直到第二响的前两秒左右，才像扔手榴弹一样把剩下的半截双响扔出去，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他5米之内爆炸，响声极大。别人吓得看都不敢看，费四却哈哈大笑，仿佛只有这样玩才算过瘾。可能在费四这样的炮兵眼里，那根细细短短的双响实在不足为惧。

二狗爸爸给了他一句简短的评语：牲口。

费四这样干顶多就是胆子大、不遵循规律，而小纪的做法则异常血腥。那时赵红兵家新养了一只黑背狼狗，小纪一进门就对这只狼狗产生了兴趣，只等赵红兵说了句“放鞭炮去”，小纪便一个箭步蹿过去，把一挂500响的大地红钢鞭，牢牢地系在狼狗的尾巴上。还没等狼狗明白是怎么回事，小纪已经把这挂鞭给点燃了。那挂钢鞭特别响，狼狗受了惊，开始狂吠乱窜，先在院子里跑了大概十几秒，然后慌不择路地上了墙，接着从墙上又跳上了二楼的楼顶，继续在二楼的楼顶上惊吠着狂奔。这只可怜的狼狗无论怎么跑，也脱离不了绑在尾巴后的那挂500响的钢鞭。狼狗足足在二楼的楼顶上来回逃窜了两三圈，鞭炮总算炸完了。鞭炮虽然停了，狼狗却依然吓得两腿哆嗦。

鞭炮的巨响、狼狗在房顶上狂奔的凄惨号叫、小纪的狂笑，这组镜头给二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正在这时，参加完团拜的赵爷爷回来了。推开门时，他正好看见自己的爱犬尾巴上绑着一挂鞭炮在楼顶狂奔的那一幕，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朝小纪走了过去，上去就是一脚。二狗不得不佩服赵爷爷，因为他根本没看见是谁系的鞭炮，但他准确无误地踢了小纪一脚。看来赵爷爷对赵红兵这几个朋友是了如指掌。

在那天来拜年的赵红兵的三个战友中，只有李四一人没在鞭炮上玩什么花活儿。二狗当时认为这个叔叔比较老实，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但是没过五天，二狗就彻底改变了印象。

那天是初六，赵红兵带二狗和晓波去李四的单位玩。按当地的风俗，秧歌队该出来了，先是在大街上吹吹打打，然后挨个单位去拜年，说是拜年，其实就是变相地要钱。那年好像有五六支秧歌队，他们挨个要钱，的确能烦死人。而当时，李四则负责给这些秧歌队发钱。

李四也特烦这些简直是逼着人家给钱的秧歌队，虽然领导给了李四钱让他打发这些秧歌队，但李四就是不想给。不给怎么办呢？人家当然有高招。他先拿出一个装复写纸的圆桶，这个圆桶大概有七八十厘米长，直径30厘米左右。他用这个做芯，外面用牛皮纸糊了一层又一层，糊成直径、长度的比例大概和普通双响差不多的样子；外面用春节写对联剩下的红纸包着，又在这个东西下面钻了个孔，塞上了用废牛皮纸做的假引线。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号的双响诞生了，但这是伪造的，怎么点都不会响。

就是这个假双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年初六上午十一点半左右，也就是李四刚把这个特大号的假双响做完的时候，一支秧歌队进了市政府大院，进来就敲锣打鼓地开始扭秧歌，扭个没完，看样子是要一直扭到这个单位出来给钱为止。可是这次，他们等来的根本不是钱，而是一个特大号的伪造双响。

只见李四搂着这个半人高的大双响，从单位的楼门里冲出来后直接撞向了秧歌队，冲的姿势极其像是尖刀班在突击，而抱着那个特大号假双响的姿势则像是英雄王成抱着爆破筒。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几乎每天都有新生的事物，秧歌队里的人看见这个特大号双响都很好奇，边扭秧歌边盯着这个双响看。

哪知李四一直冲进了他们的秧歌队里，把这个假双响戳在队伍当中，扯出引线，然后点燃自己嘴里的那根香烟，作势要拿香烟点这个双响。

试问：谁见到一个半人高、比人的大腿还粗的双响会不害怕？

李四作势要点的一刹那，秧歌队的队员们发出齐声的惊呼和哀号，队伍马上乱了。由于秧歌队里人人都踩着“高跷”，走路十分不便，于是有的摔倒，有的往院外冲，一时间人仰马翻。而李四则始终扶着那个特大号的假双响，一次又一次地作势要点，而且每次都做出点了但是没点着的架势。李四眯着他那特有的睡眼，咧着嘴猫着腰点双响的架势，的确够逼真的，也够吓人的。

等他第七次作势要点这个双响的时候，秧歌队全体队员已经冲出院外，而且看起来还是心悸不已，个个捂着耳朵，惊恐地看着院内，再没一个人敢进去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院里有个大号炸药包。

这招屡试不爽，初六那天，市政府一分钱都没付给任何一支秧歌队。

二狗现在分析：赵红兵、费四、李四和小纪这群衣食无忧、游手好闲、一个比一个鬼点子多的退伍兵成天聚在一起，不惹事那才是怪事儿呢。但二狗没想到的是，他们会犯下如此之多震惊全市的罪行，这之中活下来的人，都成了拥有独立“码头”的黑道大佬。

二、你别侮辱军人

春节过后不久，赵红兵就被安排转业了。赵爷爷全家和二狗家都为这件事高兴，唯独二狗和侄子赵晓波高兴不起来，因为成天带着他俩到处拿弹弓打麻雀和堆雪人的叔叔要去上班了，只能周末陪二狗和晓波玩了。赵红兵的弹弓准极了，用土制的弹弓打麻雀，三发必有一只麻雀落地。小时候玩过弹弓的应该知道，这个成功率相当高了，因为有很多麻雀被弹弓打中以后不一定落地，落地以后再飞走也极有可能，只有打麻雀的头才可以一击落地。二狗玩了9年弹弓，玻璃不知道打碎了多少，但是一只麻雀都没打下来过。

赵红兵被分配到某银行的办公室工作。所谓办公室就是负责招待客人，帮领导安排安排活动的地方，是个肥差。赵红兵长得精神，穿得利索，虽然当了几年的大头兵，但看起来还是温文尔雅，身上没有经历过战火之后特有的匪气。银行的行长一眼就看中了他，心想：把这小伙子放在办公室，肯定提高银行的形象啊！

可接下来的事情可能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

发生在赵红兵身上的这件事，放在现在肯定不算什么，如果有人现在去纪检委或反贪局去说谁谁谁因为这事儿腐败，那大家肯定会说这告状的人有病。

赵红兵就是这么个“有病”的人。

赵红兵所在的办公室，经常需要招待一下其他银行来的客人。几天下来，赵红兵已经十分看不过眼了。这些人号称视察工作，其实来这里就是吃吃喝喝，烧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愿意动，只爱吃当时流行的“焦熘里脊”、“糖醋鱼”之类的，喝酒只喝茅台和五粮液。上午来视察工作，中午就喝得烂醉，下午连班都不上，直接睡在银行的招待所里。但是到了晚上，又生龙活虎地大吃大喝，一桌子十几个菜基本没人动，90%都是废品。

这个叫赵红兵的“病人”有点受不了，他心疼了，心疼国家的粮食和肉。

这个“病人”开始琢磨：我才当兵出去几年？走的时候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才这几年，咱们国家啥时候富到这地步了——整盘子整盘子的肉都倒掉？一个领导下来就要十几个人陪？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病人”可能没想到，他去当兵这几年，国家是比以前富裕了，但是也没富裕多少。他所看到的现象，不是富裕所致，而是因为腐败了。

赵红兵上班第12天的中午，又一个省里的领导下来开会。半小时后便开始山吃海喝，他们喝了3个小时，一直折腾到下午3点赵红兵才回到办公室。主要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姓李，他是赵红兵的直接上司，回到办公室时醉意正浓；而赵红兵作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去陪着喝了点，没喝多。当然，据赵红兵自己说没喝多，但根据二狗对他的了解，二狗认为他那天肯定喝多了，因为他这人不喝酒还好，一喝就多，二十几年来无一例外。没人知道他的酒量究竟有多少，有人说是8两，有人说是一斤，还有人说是两斤。因为他很少和外人喝酒，但只要喝酒就只喝白的，少则一斤，多则三斤，唯一不变的是他每次都喝多。

赵红兵这个自称没喝多的“病人”踉跄地走进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就看见办公室的李主任正在拿着“绕把子”打电话。当时咱们国家还没有普及程控电话，所有电话都是“绕把子”，先接邮电局话房，告诉它转哪里，然后人家再给转。赵红兵一听，李主任正在跟话务员说转市宾馆，赵红兵心想：这才刚吃完回来又要订桌了？晚上又要腐败了？又要浪费国家的钱和粮食了？

他借着点酒劲抓住李主任的手，挂掉了电话。

李主任笑嘻嘻地喷着酒气说：“小赵，别闹，李叔办事呢，给领导晚上订桌呢。”

赵红兵说：“没跟你闹。怎么，中午刚吃完，菜都剩下了，这晚上又要吃？”

李主任说：“是啊，怎么？不吃怎么办？”

赵红兵说：“你们就这么糟践国家的钱？”

李主任终于从赵红兵的语气中听出来这不是在跟他开玩笑了，说：“小赵，你今天中午就没去喝酒吗？难道你就没糟践国家的钱吗？”赵红兵一时有点语塞，说：“中午我是去了，但我下次不会去。”“你爱去不去，别挡着我打电话。”李主任拨开赵红兵的手，终于不耐烦了。被拨开手的赵红兵火气上来了，操着他们赵家独有的大嗓门吼了一嗓子：“你们这帮蛀虫，你们这帮蛆！”请注意，他喊的是“你们这帮蛆”，而不是“你这个蛆”，他这是连行长一起骂了。

“去你妈的，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说谁呢！”李主任也不是善茬。

“我们在老山前线流血，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这帮蛆吗？”

“你个臭当兵的，别以为当了几天兵就可以来教训我了，谁他妈的用你保护！”

“你别侮辱军人！”

“你这个残废不就是靠你爹才……”

这句话李主任没能说完，这也是李主任在之后的半个月里最后的半句话。这半句话之后，整层楼都听到了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然后又听见“哗啦”一声。

在医院里，医生问李主任的银行同事：“他这是被什么重物砸的胸部，肋骨折了这么多根？”

“被人打的。”

“被多少人打的打成这样？”

“一个人打的。”

“用什么打的？”

“用脚踹的。”

“踹了多少脚？”

“一脚。”

“被什么人踹的？”

“……”

据说，医生听完以后愣了半天。这可能是他所接诊过的病人中被踢得最惨的一脚，以至他在警察来问话的时候，坚信这不是一个人打的，更不相信只踹了一脚。医生可能不知道，在这一脚里，有着赵红兵对社会现状的惊诧与愤怒，有着赵红兵对断指造成的自卑的发泄，有着赵红兵对那些无耻嘴脸的愤懑，更有着他对现实巨大落差的恐慌。

12年后，赵红兵口中的这只蛆终于被“公正”了。那年二狗上高三，放学时赶上公审大会，看见旁边有一张告示，第5行写着：原工商银行副行长李xx在担任市工商银行副行长期间，挪用公款xxxx万元用于赌博，现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1年。

二狗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了赵红兵，没想到，当时已经是黑道大哥的赵红兵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二狗，他只是一只蛆。你记住，那天我说的是‘你们这帮蛆’。”是啊，一只蛆可以被正法，可全中国那么多只蛆能正法得完吗？二狗直到那天才明白，赵红兵那一脚踹的不止是一个人。

在这之后的14年里，不知道为什么，赵红兵再也没在任何场合中主动提到自己曾经是个当兵的，起码二狗再也没听说过。即使战友聚会，在一起回忆当年一起当兵的事，赵红兵也避而不言，从不参与讨论。

直到1999年夏天，已经在外面读大学的二狗回家后，听到一个高中同学讲了一个自认为好笑的笑话。虽然已经过去了8年多，但当时的对话二狗一句都没敢忘，以下是原文实录：

“二狗啊，炸大使馆的时候你们去游行了吗？”

“游了，我嗓子都喊哑了。”

“我们也游了，不过特搞笑。”

“被炸大使馆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搞笑的？”

“游行那天基本上全是市里几个高校和中专的学生，可是你知道不，那天游行在最前面、口号喊得最响、别人只游半天他却游行了一整天的是谁？”

“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