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叙述儒家学说在公元前二〇〇～一〇〇年期间的变迁史，并指出由于汉王朝把它奉为国教，因此而产生的后果，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真正性质。

当秦始皇统一了整个中国，并建立起第一个中华帝国时，他和他的大将及政府官员们对盛行在战国时代的无数哲学学派抱非常敌视的态度。耗时空谈的时代过去了。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怎样来统治这新成立的帝国。他们废除了世袭的诸侯分封制度，把帝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县，建立起全国统一规格的道路，统一的文字书写形式和标准的度量衡制度。这些为了控制全国而计划进行的庞大的政策，常常遇到守旧的学者们的非难。政府为了镇压反抗就不得不使用激烈的迫害手段。几乎有五百人被活埋致死。公元前二一三年，政府下令一切属于私人所有的书必须烧掉。著名的焚书令中说：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秦帝国只持续了十五年（公元前221～206）。经过七年剧烈的战争，国家重新统一在汉王朝的统治下。到公元前一九五年内战仍未结束。长时间的革命和战争使国家遭到破坏，新建立起来的帝国到处是一片废墟。米价五千钱一石。由于战争和饥荒，人口减少了一半，帝国政府不得不颁布政令，允许人民为了生存可以出卖他们的孩子和移居西边各地。朝廷穷困到甚至找不出四匹同样颜色的马作为皇帝出门时乘坐的马车。大臣和将军们常常只能用牛车代步。

他们确实是处在困难时期。除了最迫切需要的和平和下令容许人民休养生息以外，其他都是不切实际和多余的。所以汉初的政治家们实施和平和放任政策。学者和思想家们都倾向于崇尚道家教人清静无为、顺乎自然的哲学。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意识地鼓励这种道家哲学的做法。汉初的丞相之一曹参是道家盖公的信徒，有意实施放任自流的政治哲学。在他担任丞相的三年期间，他每天饮酒，他的部下来向他提新的建议时，他就请他们一同饮酒，直到酩酊大醉，无法谈论他们想提出的新建议方案时方休。另一位信奉道家哲学的统治者是窦太后（死于公元前135年），她是汉初四十年间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她严格要求她的所有儿孙们学习老子哲学。

所以，汉初七十年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是道家。道家这一名称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出现的著名的折衷主义哲学，它试图把先前哲学上众说纷纭时代涌现出来的各种思想学派中的基本学说都包括在内。这种不拘于一家之言的中心见解就是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和具体体现了“道”的概念的庄子，因此称为道教或道家。这一折衷主义学派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淮南子》，是由一群哲学家在汉高祖的孙子淮南子的支持下编纂完成的。伟大史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一篇文章里进一步概括地阐明了这种折衷的见解。他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这就是道家哲学，它是顺从自然主义的、唯理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这种主张革命者和改革者是不赞成的；但保守者也反对。它的政治含义是自由放任政策。由它顺从自然趋势，并保持这种状况。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种态度正好与当时的时代趋势相适应，使人民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享受着和平和繁荣昌盛。

太史公司马迁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武帝，公元前140～87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从这些同时代的证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时代的来到——这是一个物产丰富，资财集中并崇尚奢侈豪华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到来，使一项更加独断的政治计划和帝国的向外扩张的时机成熟了，为更具独断精神的权势和儒教政治哲学安排好了活动的舞台。

汉代是第一个由下层社会人民建立起来的王朝。开国皇帝是个酒徒和无赖。他的一些大将曾经是屠夫和流氓。他们对知识阶层毫不尊重。汉高祖是出名的不喜欢儒家学者，用最轻蔑的方法去对待他们。他曾经摘掉儒生的帽子并用污物把它弄脏。他边接待儒生来访边由两名女子侍候为他洗脚；以憎恶的眼光看待学者阶层穿的飘拂的长袍。那些去求见的儒学经师为了避免受到嘲弄，不得不在供职时穿上短衫。

不过儒家学者在王朝初建的时候是有用的人，因为他们通晓历史传统，并精通社会和宗教的典礼仪式。他们还懂得法律和制度，并能用丰富的历史实例来谈治国方案。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刚登上开国皇位的新军阀来说都是有用的。当儒生陆贾在汉高祖面前引用儒家经典时，高祖立即打断他的话并叱责说：“你这个书呆子，老子在马背上得到天下，你的经书对我有什么用？”陆贾反驳说：“是的，陛下，您能在马背上得天下，但是您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吗？”皇上想想可能是那么回事，就让他写一本关于秦朝为什么会灭亡的书。这本书很快地写了出来，皇上一章接一章地读下去，他高兴了，给书取名为《新语》。这书一直保存至今。

另一个小故事在汉初的儒教史上也是很重要的。汉高祖首先宣布：所有旧的朝廷礼节制度对于他的那些原来出身低微、从来不讲礼貌的新任将军和贵族领导层来说统统废除不用。于是这些人在朝廷举行的酒宴上互相打骂，喝醉了酒大声喊叫，甚至拔出佩剑在宫廷的墙壁和柱子上乱砍乱刺，使汉高祖感到大大地受到了伤害，十分恼火。

一位儒家学者叔孙通为此提出建议：要有一套朝廷觐见的礼仪制度以维持秩序。高祖说：“可以试试。但要简单明了，对我来说要容易执行。”于是叔孙通从孔夫子的老家山东请来了三十名儒生，由他们协助，再加上他自己的弟子们。他开始为朝廷设计新的朝觐仪式。设计出来后，又带着这些儒生到远离都城的郊野，模仿朝廷典礼进行演习。这样进行了一个月以后，邀请皇上观看了他们的排练。高祖说：可以。并命他的朝廷的全体成员都要学会这套仪式。

公元前二〇〇年十月初一日，为新建成的长乐宫举行落成典礼，新制定的仪式就从这一天开始实行。整个仪式体现了王朝帝国的壮丽豪华的气魄，在庄严和有条不紊中完成，由专司典礼的官员执掌进行，敬酒九巡以后就停止。没有喧闹的声音，也没有出现失礼的行为。典礼结束之后，汉高祖说：“今天我才尝到了当皇帝的尊荣和乐趣。”

叔孙通由此官拜太常寺卿，并赏赐黄金五百斤。他请求皇帝赐给和他一起进行这项礼仪工作的儒生们一个微小的官职。离开皇宫以后，他当即把五百斤黄金分给他的弟子们，弟子们非常高兴并欢呼：叔孙老师是圣人，他知道当世最需要的是什么。五年以后，汉高祖出巡到山东地区，用太牢，也就是以祭天子的规格用全羊、全猪、全牛作为祭品祭祠孔陵。

叔孙通后来又升为太子太傅。在太子即位时，他再一次主持了新皇登基大典。汉初的许多有关朝廷庆典、公众集会及宗教礼拜的仪式，都是他设计制订出来的。

这些小插曲都发生在汉代建国初期，显示了儒家学派以教育和培养人为主的实际效益。这就阐明了在当时，尽管缺乏教育的皇帝和野性未驯的显贵们轻视学术和学习，尽管有主张放任自流和清静无为的道家哲学的反对，儒教则仍能跻身于政治势力中的原因。

但是对于采取好干预别人和家长式统治的儒家学派来说，时机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出于曾经反抗过秦王朝专制主义的反应，人们开始疑惧这种独断的政治改革。给以更多的安宁和更少法规是时代的愿望。汉高祖在取代了秦以后，废除了一切旧有的详细法规，公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简化法规的巧妙一着，受到人民热烈的拥护，欢呼新统治者是被压迫人民的救星。帝国很快就发觉有必要把它发展为《九章律》，但这在开国后的三代统治中，由于不希望作过分详细的修订，《九章律》仍是一部简单的法典。

帝国在建国初期几十年间的趋势是不惜任何代价获得和平，让人民从他们过去遭受的苦难中恢复元气。在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中（公元前179～157），没有新建一所宫殿，增加一名宫廷侍卫和新盖一处御用马厩。文帝还废除了肉刑，在他统治的末期，全国每处只有数百件判处死刑的案例。他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皇后在宫中养蚕。赋税每年减轻，至公元前167年，全部废除了土地税。

汉武帝十七年时，丞相卫绾为首进行了一次使儒家学派教育宗旨的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学派的活动。朝廷的推崇使儒家学者更显突出。这使年迈的窦太后不高兴，她是道教教义的虔诚的信奉者，而这时她正代替年轻的皇帝摄政。儒家学者试图颠覆她的摄政地位，但是没有成功。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被免职。她把领头的两名儒家学者投入监狱，那两人在狱中自杀身死。

直到公元前一三五年窦太后逝世，儒教活动才得完全恢复。在窦太后逝世的前一年，为了抑止民间的原有的博士私相传授经书，政府设立了专门传授弟子的儒学博士官，以五名为限，每人传授五经中的一门，即《易经》《诗经》《尚书》《仪礼》和《公羊春秋》。公元前一二五年，丞相儒家学者公孙弘提议有限度地从全国各地选拔招收学习每门经书的学生。第一次为官学选来的学生共五十名，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年，帝国官学成立，选入学生三千名；公元二世纪时，已扩大到拥有学生三万名以上了。

不过把儒教作为国教的建立，或者更确切地说定为国教的最重要的一步，则是采用儒家经籍作为政府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当时书面的经书语言早已成为死的语言。所有用经书语言书写的敕令和法规对广大民众来说都无法领悟，甚至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小官们也常常不明白朝廷在公文上写的是什么。公元前125年，丞相公孙弘为此向武帝上奏，提议是否可通过考试取士，对儒学经籍中的一门考试合格者，方能充当京城以及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总之，最有学问的人常居优先地位。这是文官考试制度的开始。以后逐渐修改完善，一直施行了两千年。这是普及儒家经籍知识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后来这种对古典经籍的考试实际上成为对非显贵出身的平民能升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政府只宣布考试的各项标准要求，所有对自己的儿子抱有希望的民众就得自己想各种办法教育孩子，使他们谙熟古代经籍，并具有用这种文字作论文的能力。用这种方法，儒家经籍，有时主要用孔子以前的原著中所提到的；有时用孔子以后的经书（特别是称谓《四书》）中的，成了自从汉武帝以来两千年间一直保持下来的所有中国的学校里的主要课本。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这期间很多儒家学者擢升为政治上的显要人物。著名史家司马迁在武帝在位时的下半叶写出他的伟大著作。说明自从公元前一二五年新的教育法规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作为各部大臣、高级官员和地方长官进入了政府各部门。官学中的儒学博士虽然官阶品位并不高，却常常参加朝廷集会，决策国家大事，特别是在起草和讨论法规以及觐见和祭祀仪式中常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确实地说，儒教至此已作为汉王朝帝国的正式国教或正统的教旨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通过上述对汉代开国以来一百年间儒家思想兴衰的描述，我们现在可以试图观察一下受到政府如此器重的荣誉，并抬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正统地位的儒教是哪一种儒家思想？为了了解这新建立起来的儒教的真正内容，有必要先描述一下当时的宗教和思想背景图，在这种背景下儒教运动才得以形成。当我们明白了这一背景以后，才能够鉴别为什么和怎么这种儒教根本不是孔子或孟子的哲学思想，而是某种与原来的学派教导毫不相干，以致我们必须称它为“汉儒”，以便一方面有别于孔、孟关于道德伦理和社会的教导；另一方面也有别于宋代的新儒家哲学。

这种宗教和思想背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普遍广泛流行的各种信仰和由于移民、军事上的征服，最后由于秦、汉王朝帝国的形成所带来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神秘莫测的迷信。秦民从西北来，随着他们的向东移动，带来了他们的原始崇拜和畤，当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时，这种崇拜就成为帝国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宗教信仰之一是崇拜一块肝形的石头或者是化石，名为“陈宝”，他们认为这块石头是秦民的守护女神神雉转变而成的。她是专门负责一切军事行动和征服其他民族的神。每隔二三年，她的配偶神，也是一只雉，会到她的畤里与她相会。他的到来常会有一种红色和黄色的奇异光彩出现，约有四十～五十英尺[2]长，同时伴随有附近所有的雉和公鸡的叫声。如遇到这种情况出现，帝国的僧侣们，就要用羊、猪、牛各一头作为祭品向畤献祭，并作为重要新闻，派专使、备驿马飞驰京城向当时的秦王、后来的皇帝报告。据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刘向（死于公元前6年）的记载，这种闻名的神雉对已化为石头的配偶的拜访的正式记录，在公元前二〇六～前三十一年间共有一百五十一次。就这样，再加上秦民的另外一些带神秘色彩的崇拜，相继构成为秦、汉两代的国教部分，而以汉武帝在位期间特别盛行。到公元前三十一年才废除；但对这一废止持反对态度的表现得非常强烈，以致在第二年由皇太后下特别敕令重新恢复。

这种原始崇拜，在构成帝国组成部分的其他民族中也有存在。居住在山东东部沿海的齐民崇拜他们的“八神”，这也是武帝在位时盛行的宗教。武帝曾多次出巡山东祭祀八神。八神之首称为“天主”。这一名称后来为十七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所用，译为“上帝”。从此，罗马公教直至今天仍以“天主教”闻名。后来罗马教廷发现这一命名源于一个低级的异教，于是引出一场激烈的争辩，部分地促进了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衰落。这则故事出在勃朗宁的长诗《环与书》中著名的一节中。

居住在齐、燕（现在的山东和河北）沿海居民的丰富的想像力对中国的宗教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相信世上有神仙存在，神仙们在海上的三座神山或称为海岛上居住。他们相信这些岛上所有的鸟兽都是白色的；神仙居住的房子用白银建成并以黄金为大门，在那里可以找到长生不老药。据说曾有人去这些岛屿上寻仙，神仙出现在那些具有彻底献身精神并有所准备的人们面前。在汉以前有许多统治者曾派人到这些圣地去寻找仙踪。秦始皇是一个虔诚的信奉者，并数次派出由童男童女组成的探险队去海上寻求神仙和神秘的长寿秘方。汉武帝决意要完成秦始皇没有办到的这件事。在他长达五十年的统治期间，他不断地赞助这个和那个炼丹术士或方士，希望有朝一日神仙会有幸给予他一次会晤的机会，并赠给他长生不老丹方。

这不过是无数迷信传说中的很少几个和帝国的实施常例。当汉高祖得意洋洋地进入秦国都城时，他颁布一项文告说：“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几年以后（公元前200年），汉王朝完成统一大业，长安城成为新建帝国的都城。所有各民族和地方宗教及祭祀仪式在都城中都能充分体现，各种教派在都城中都有各自的寺庙、僧侣和祭祀仪式。梁巫代表今属四川西部居民的教派；晋巫代表今属山西的部族；秦巫代表今属陕西及其以西的部族；荆巫代表汉水、长江流域的部族。当汉武帝征服了今属广东的部族后，粤巫也加入了都城中无数部族和地方神职的行列，容许礼拜他们自己的神灵，并按照他们自己的奇特方式进行鸡卜，就是用雏鸡的骨头占卜。

帝国由多民族组成，使京城里有这么众多部族和地方的宗教教派及迷信活动，这些都成了国教中的组成部分，全归祠官管辖。迷信的朝廷和百姓杂乱无章地崇拜着其中的任何一个寺院庙宇，幻想着祝祷着神灵能保佑他们。

如上所述，汉代的缔造者们出身十分寒微，一般地说，天然受制于各种形式的迷信，不过仍有显著的例外。如汉文帝和他的皇后窦太后及他们的儿子汉景帝（公元前157～141年）时的状况就不是一样。但总的来说，朝廷和皇族都是十足的愚昧无知和迷信的人，是他们使大量的原始崇拜提高了声望，因为在他们取得显赫地位以前曾经利用过这些东西。在这些普遍流行的迷信崇拜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礼拜长安城的“神君”。

长安附近有一位年轻妇女因难产死去。据说她的鬼魂常常出现并与她的妯娌谈话。这位妯娌开始在他们的屋子里礼拜她。很快这里成了轻信的老百姓们朝圣礼拜的中心。鬼魂通过其中的一名妇女说话，这名妇女就成了所谓代神传谕的巫师。凑巧在众多的神君崇拜者中有一名地位低微的妇女，她的女儿从丈夫家中逃了出来，被带进了皇宫，成了太子最宠爱的嫔妃，并生了一个儿子。太子即位以后，这名逃出来的妇女成了皇后。这是公元前一五一年的事。十年以后，她的儿子当上了皇帝，就是汉武帝。武帝为他出身微贱的母亲赐上平原君的封号。她的哥哥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都得以封侯。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当上了帝国的丞相。像这样一个出身微贱的女子突如其来地使家庭交上了好运的事，自然而然地认为是由于受到了代神传谕的女巫的祝福。这种代神传谕的女巫是由汉武帝祖母、她的虔诚信奉的娘家介绍到宫中来的。就这样，神君成了皇帝虔诚崇拜的偶像，专设两处宫殿作为供奉神君的神殿。公元前一一八年，皇帝出巡寻求新的拜神殿时，又出现了新的显圣方法。皇帝感到不舒服，所有的男女神巫和方士都无法为他祛除病痛。于是，派遣使者去向神君求教。神君答称：“转告皇帝，不必为他的病痛焦虑；转告他，病稍愈，请到甘泉来与我相会。”皇帝的病真的好了，赶紧去甘泉，在那里大摆酒宴，向神君表示敬意，并宣布大赦天下。

上述事例都发生在皇帝提倡以儒教作为帝国的正统国教教旨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