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平民在某种程度以内，隶属于他人，亦由来甚久。《商君书·境内篇》说：“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有爵者不当差徭，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有爵者替公家当差徭时，庶子亦跟着他出去。）这即是《荀子·议兵篇》所说秦人五甲首而隶五家之制。秦爵二十级（见《汉书·百官公卿表》），级级都可乞人为役，则人民之互相隶属者甚多，所以鲁仲连要说秦人“虏使其民”了。晋武帝平吴以后，王公以下，都得荫人为衣食客及佃客。其租调及力役等，均入私家。此即汉世封君食邑户的遗法，其身份仍为良民。辽时有所谓二税户，把良民赐给僧寺，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金世宗时免之），亦是为此。此等使人对人直接征收，法律上虽限于某程度以下的物质或劳力，然久之，总易发生广泛的隶属关系，不如由国家征收，再行给予之为得。

封建时代的阶级，亦是相沿很久的，岂有一废除即铲灭净尽之理？所以魏晋以后，又有所谓门阀的阶级。魏晋以后的门阀，旧时的议论，都把九品中正制度，看作它很重要的原因，这是错误的。世界上哪有这种短时间的政治制度，能造成如此深根固柢的社会风尚之理？又有说：这是由于五胡乱华，衣冠之族，以血统与异族混淆为耻，所以有这风尚的。这也不对。当时的区别，明明注重于本族士庶之间。况且五胡乱华，至少在西晋的末年，声势才浩大的，而刘毅在晋初，已经说当时中正的品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可见门阀之制，并非起源于魏晋之世。

然则其缘起安在呢？论门阀制度的话，要算唐朝的柳芳，说得最为明白（见《唐书·柳冲传》）。据他的说法：则七国以前，封建时代的贵族，在秦汉之世，仍为强家。因为汉高祖起于徒步，用人不论家世，所以终两汉之世，他们在政治上，不占特别的势力。然其在社会上，势力仍在。到魏晋以后，政治上的势力和社会上的势力合流，门阀制度，就渐渐固定了。这话是对的。当时政治上扶植门阀制度的，就是所谓“九品中正”。

至于在社会上，则因汉末大乱，中原衣冠之族，开始播迁。一个世家大族，在本地方，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的，用不着自行表暴。迁徙到别的地方，就不然了。琅琊王氏是世族，别的地方的王氏则不然。博陵崔氏是世族，别的地方的崔氏则不然。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的、姓崔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哪里的崔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琊王而非别的王氏；是博陵崔而非别的崔氏了。这是讲门阀所以要重视郡望的原因。

到现在，我们旧式婚姻的柬帖上，还残留着这个老废物。这时候，所谓“门第的高下”，大概是根据于：（一）本来门第的高下。这是相沿的事实，为本地方人所共认，未必有谱牒等物为据。因为古代谱牒，都是史官所记。随着封建的崩坏，久已散佚无存了。（二）秦、汉以来，世家大族，似乎渐渐地都有谱牒（《隋书》著录，有家谱、家传两门。《世说新语》注，亦多引人家的家谱）。而其事较近，各家族中，有何等人物、事迹，亦多为众人所能知、所能记，在这时期以内，一个家族中，要多有名位显著的人，而切忌有叛逆等大恶的事。如此，历时稍久，即能受人承认，为其地之世家（历时不久的，虽有名位显著的人，人家还只认为暴发户，不大看得起他。至于历时究要多久，那自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三）谱牒切忌佚亡，事迹切忌湮没。倘使谱牒已亡，可以做世家的条件的事迹，又无人能记忆，或虽能记忆，而不能证明其出于我之家族中。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我为某世家大族或有名位之人之后，我的世族的资格，就要发生动摇了。要之，不要证据的事，要没人怀疑；要有证据的事，则人证、物证，至少要有一件存在，这是当时判定世族资格的条件。谱牒等物，全由私家掌管，自然不免有散佚、伪造等事。政治总是跟着社会走的。为要维持此等门阀制度，官家就亦设立谱局，与私家的谱牒互相钩考，“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了（亦柳芳语）。

当这时代，寒门世族，在仕途上优劣悬殊；甚至婚姻不通，在社交上的礼节，亦不容相并（可参看《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条）。此等界限，直至唐代犹存。

《唐书·高士廉传》及《李义府传》说，太宗命士廉等修《氏族志》，分为九等，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又说：魏大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仍与为婚，故其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

《新唐书·杜羔传》说：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邪？”可见唐朝中叶以后，此风尚未铲除。然此时的门阀，已只剩得一个空壳，经不起雨打风吹，所以一到五代时，就成“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之局了（《通志·氏族略》）。

这时候的门阀，为什么只剩一个空壳呢？（一）因自六朝以来，所谓世族，做事太无实力。这只要看《廿二史札记·江左诸帝皆出庶族》《江左世族无功臣》《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各条可见。（二）则世族多贪庶族之富，与之通婚；又有和他通谱，及把自己的家谱出卖的。看《廿二史札记·财昏》《日知录·通谱》两条可见。（三）加以隋废九品中正，唐以后科举制度盛行，世族在选举上，亦复不占便宜。此时的门阀，就只靠相沿已久，有一种惰力性维持，一受到（四）唐末大乱、谱牒沦亡的打击，自然无以自存了。门阀制度，虽盛于魏晋以后，然其根源，实尚远在周秦以前，到门阀制度废除，自古相传的阶级，就**然以尽了（指由封建势力所造成的阶级）。

然本族的阶级虽平，而本族和异族之间，阶级复起。这就不能不叹息于我族自晋以后武力的衰微了。中国自汉武帝以后，民兵渐废。此时的兵役多以罪人和奴隶充之，亦颇用异族人为兵。东汉以后，杂用异族之风更盛。至五胡乱华之世，遂习为故常。此时的汉人和异族之间，自然不能不发生阶级。史称北齐神武帝，善于调和汉人和鲜卑。他对汉人则说：“鲜卑人是汝作客（犹今言雇工），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陵之？”对鲜卑人则说：“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疾之？”就俨然一为农奴，一为战士了。

但此时期的异族，和自女真以后的异族，有一个大异点。自辽以前（契丹为鲜卑宇文氏别部，实仍系五胡的分支），外夷率以汉族为高贵而攀援之，并极仰慕其文化，不恤牺牲其民族性，而自愿同化于汉族。至金以后则不然。这只要看五胡除羯以外，无不冒托神明之胄（如拓跋氏自称黄帝之后，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金以后则无此事；北魏孝文帝，自愿消灭鲜卑语，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除此以外，亦未有拒绝汉族文化的。金世宗却极力保存女真旧风及其语言文字。这大约由于自辽以前的异族，附塞较久，濡染汉人文化较深，金、元、清则正相反之故。渤海与金、清同族，而极仰慕汉人的文化，似由其先本与契丹杂居营州，有以致之，即其一证。

对于汉族的压制剥削，亦是从金朝以后，才深刻起来的。五胡虽占据中原，只是一部分政权入于其手。其人民久与汉族杂居，并未闻至此时，在社会上，享有何等特别的权利（至少在法律上大致如此）。契丹是和汉人不杂居的。其国家的组织，分为部族和州县两部分，彼此各不相干（设官分南北面，北面以治部族，南面以治州县）。财赋之官，虽然多在南面，这是因汉族的经济，较其部族为发达之故，还不能算有意剥削汉人。到金朝，则把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用集团之制，与汉族杂居，以便镇压。因此故，其所耕之地，不得不连成片段。于是或借口官地，强夺汉人的土地（如据梁王庄、太子务等名目，硬说其地是官地之类），或口称与汉人互换，而实系强夺，使多数人民流离失所。初迁入时，业已如此。元兵占据河北后，尽将军户（即猛安谋克户）迁于河南，又是这么一次。遂至和汉人结成骨仇血怨，酿成灭亡以后大屠戮的惨祸了（见《廿二史札记·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条）。

元朝则更为野蛮。太宗时，其将别迭，要把汉人杀尽，空其地为牧场，赖耶律楚材力争始止（见《元史·耶律楚材传》）。元朝分人为蒙古、色目（犹言诸色人等，包括蒙古及汉族以外的人。其种姓详见《辍耕录》）、汉人（灭金所得的中国人）、南人（灭宋所得的中国人）四种，一切权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的长官，必用蒙古人。又如学校及科举，汉人、南人的考试较难，而出身反劣）。汉人入奴籍的甚多（见《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明代奴仆之数骤增（见《日知录·奴仆》条），怕与此很有关系。清朝初入关时，亦圈地以给旗民。其官缺，则满、汉平分。又有蒙古、汉军、包衣（满洲人的奴仆）的专缺。刑法，则宗室、觉罗（显祖之后称“宗室”，自此以外称“觉罗”。宗室俗称“黄带子”，觉罗俗称“红带子”，因其常系红黄色的带子为饰。凡汉人杀伤红黄带子者，罪加一等。唯在茶坊酒肆中则否，以其自亵身份也）及旗人，审讯的机关都不同（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户、刑部。包衣由内务府慎刑司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地方官。旗人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审讯），且都有换刑（宗室以罚养赡银代笞、杖，以板责、圈禁代徒、流、充军。雍正十二年，并推及觉罗。其死罪则多赐自尽。旗人以鞭责代笞、杖，枷号代徒、流、充军。死刑以斩立决为新监候，斩监候为绞），都是显然的阶级制度。民族愈开化，则其自觉心愈显著，其斗争即愈尖锐。处于现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诚不可以不凛然了（近来有一派议论，以为满、蒙等族，现在既已与汉族合为一个国族了，从前互相争斗的事，就不该再提及，怕的是挑起恶感。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殊不知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不论何国、何族，在已往，谁没有经过斗争来？现在谁还在这里算陈账？若虑挑起恶感，而于已往之事，多所顾忌而不敢谈，则全部历史，都只好拉杂摧烧之了。“汉族”两字不宜用，试问在清朝时代的“满汉”两字，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语，当改作何字？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它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现在当和亲的道理，正可从从前的斗争里看出来，正不必私智穿凿，多所顾虑）。

总而言之，凡阶级的所以形成，其根源只有两种：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经济的。至于种族之间，则其矛盾，倒是较浅的。近代的人，还有一种谬见，以为种族是一个很大的界限，同种间的斗争，只是一时的现象，事过之后，关系总要比较亲切些。殊不知为人类和亲的障碍的，乃是民族而非种族。种族的同异在体质上，民族的同异在文化上。体质上的同异，有形状可见，文化上的同异，无迹象可求。在寻常人想起来，总以为种族的同异，更难泯灭，这就是流俗之见，需要学术矫正之处。从古以来，和我们体质相异的人，如西域深目高鼻之民，南方卷发黑身之族，为什么彼我之间，没有造成严重的阶级呢？总而言之，社会的组织，未能尽善，则集团与集团之间，利害不能无冲突。“利唯近者为可争，害唯近者为尤切”，这是事实。至于体质异而利害无冲突，倒不会有什么剧烈的斗争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很明白的证据的。所以把种族看作严重的问题，只是一个俗见。

近代有一种贱民。其起源，或因民族的异同，或因政治上的措置，或则社会上积习相沿，骤难改易，遂至造成一种特别阶级。这在清朝时，法律上都曾予以解放。如雍正元年，于山、陕的乐户，绍兴的惰民；雍正五年于徽州的伴档，宁国的世仆；八年于常熟、昭文的丐户，都令其解放同于平民。乾隆三十六年，又命广东的疍户，浙江的九姓渔户，及各省有似此者，均查照雍正元年成案办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社会上的歧视，往往非政治之力所能转移。所以此等阶层，现在仍未能完全消灭。这是有待于视压迫为耻辱的人，继续努力的了。

阶级制度，在古昔是多少为法律所维持的。及文化进步乃觉得人为的不平等不合于理，此等法律，遂逐渐取消。然社会上的区别，则不能骤泯。社会地位的区别，显而易见的是生活的不同。有形的如宫室、衣服等，无形的如语言、举动等。其间的界限，为社会所公认。彼此交际之间，上层阶级，会自视为优越，而对方亦承认其优越；下层阶级，会被认为低微，而其人亦自视为低微。此等阶级的区别，全由习惯相沿。而人之养成其某阶级的气质，则由于教育（广义的）；维持其某阶级的地位，则由于职业。旧时社会所视为最高阶级的，乃读书做官的人，即所谓士。此种人，其物质的享受，亦无以逾于农工商，但所得的荣誉要多些。所以农工商还多希望改而为士，而士亦不肯轻弃其地位（旧时所谓书香之家，虽甚贫穷，不肯轻易改业，即由于此）。这还是封建残余的势力。

此外则唯视其财力的厚薄，以判其地位的高低。所谓贫富，应以维持其所处的阶级的生活为标准。有余的谓之富，仅足的谓之中人，不足的谓之贫。此自非指一时的状况言，而当看其地位是否稳固。所谓稳固，包含三条件：即（一）财产收入，较劳力收入为稳固；（二）有保障的职业，较无保障的为稳固；（三）独立经营的职业，较待人雇用的为稳固。阶级的升降，全然视其财力。财力足以上升，即可升入上层阶级。财力不能维持，即将落入下层阶级。宫室、衣服等，固然如此，即教育、职业亦然。如农工商要改做士，则必须有力量能从师读书，又必须有力量能与士大夫交际，久之，其士大夫的气质，乃得养成。此系举其一端，其他可以类推。

总之，除特别幸运的降临，凡社会上平流而进的，均必以经济上的地位为其基础。下层社会中人，总想升入上层的；上层社会中人，则想保持其地位。旧时的教育，如所谓奋勉以求上进，如所谓努力勿坠其家声等，无论其用意如何，其内容总不外乎此。

至于（一）铲除阶级；（二）组织同阶级中人，以与异阶级相斗争，则昔时无此思想。此因（一）阶级间之相去，并不甚远；（二）而升降也还容易之故。新式产业兴起以后，情形就与从前不同。

从前所谓富、中人、贫，相去实不甚远的，今则相去甚远（所谓中产阶级，当分新旧两种：旧的，如旧式的小企业等，势将逐渐为大企业所吞并。新的，如技术、管理人员等，则皆依附大资本家以自存。其生活形式，虽与上层阶级为侪，其经济地位的危险，实与劳工无异。既无上升之望，则终不免于坠落。所以所谓中间者，实不能成为阶级）。从下级升至上级，亦非徒恃才能，所能有济（昔时的小富，个人的能力及际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豪则不然。现在文明之国，所谓实业领袖，多系富豪阶级中人，由别阶级升入的很少）。于是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上级的地位，既不易变动，下级的恶劣境遇，自然不易脱离。环境逼迫着人改变思想，阶级斗争之说，就要风靡一时了。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所以举措不可不极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