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904年，宋教仁和黄兴等一起在长沙创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这个革命团体成立以后，就决定在这一年阴历十月清朝执政者慈禧太后的生日那天，在湖南发动起义。但是，由于计划被泄露，起义没有成功。参加起义的革命者被清政府到处追捕，宋教仁在国内无法存身，只好逃亡日本。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织“同盟会”，宋教仁是其中一个积极的参加者。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宋教仁和当时许多同盟会会员一样，并不认为把革命的政权交给袁世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反而认为民国已经建立，革命就算成功了，于是就沉浸在建设这个空有其名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幻之中。

袁世凯所要的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代表旧势力的反动独裁统治。他上台以后，就开始集中权力，排挤革命势力，逐渐暴露出他的狰狞面目。当时迫切的问题是通过革命手段与这个反动派进行斗争，把革命果实夺回来。但是，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放弃了革命的主张，仍然力谋和袁世凯妥协。他提出了“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幻想通过所谓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来限制和约束袁世凯。他特别热衷于选举活动，亲自游说各地，宣传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要致力于选举运动……”当时的宋教仁，十分迷恋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以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

为了争取在国会中占到绝对的优势，实现所谓“政党政治”，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加区别地滥肆吸收党员，把许许多多投机政客、封建旧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了一个七拼八凑的烂摊子，很难发挥什么战斗力了。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人多势大，果然表面上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于是，国民党人大为欢欣，并且宣称要以多数党的资格，成立一党内阁，而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在这一片选举的胜利声中越来越高。这时的宋教仁，满以为经过议会斗争完全可以取得胜利，对资产阶级议会的幻想达到了顶点。

宋教仁的这些活动，对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的野心是很大的妨碍，早就引起袁世凯的注意。袁世凯在他以金钱**宋教仁，遭到了拒绝以后，就决心用毒辣的手段拔掉这颗眼中钉。当宋教仁游说各地的时候，袁世凯派遣暗探，随时密报宋教仁的行动。当他看到宋教仁的活动已经日益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通过他的爪牙——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国务秘书洪述祖，秘密安排了刺杀宋教仁的阴谋。这时，宋教仁正风云一时，沿着京汉路南下，到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抒发抱负，满以为胜利在望。1913年3月20日，他正准备结束南下的宣传活动返回北京，就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出的特务暗杀了。他临死以前，还留下一个遗电给袁世凯，对袁抱着殷切的希望说：“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他哪里知道，杀死他的正是他所殷切期望的“袁大总统”呢！在暗杀宋教仁以后，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打败了南方革命势力的反抗，最后干脆把国会也解散了。至此，宋教仁一心为之劳碌奔波、极力宣传的议会内阁制也就结束了。

（汝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