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的第四年，即咸丰四年（1854），两广（广东、广西）地区的人民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清革命运动，建立了“大成国”。

“大成国”反清起义的火把最先从广东佛山镇燃起，不久便蔓延到两广各地，主要领袖是陈开和李文茂。陈开是广东佛山镇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曾替人打工度日，又曾当过船工，是天地会的一名领袖。1854年7月，陈开和其他一些天地会领袖在佛山镇率众起义。起义群众以“红巾为识”，因此被反革命辱骂为“红巾贼”或“红头贼”。起义发动后，很快就占据了佛山镇，并得到了李文茂领导的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的响应。

李文茂，广东鹤山人，是当时粤剧的著名艺人，天地会中有名的拳师。陈开在佛山率众起义后，李文茂便领导群众在广州的北郊佛领举起了义旗，响应陈开起义军。

起义的形势发展得异常迅速，不到十天的时间，起义军就打下了“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的十几个州县。陈、李两支起义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打击了广州的反动势力。但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外国侵略者和当地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团练”的资助下，集中了反革命力量，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因而使起义军一时遭到挫败，不得不由广东转入当时革命高涨的广西地区。

陈开、李文茂率军转入广西后，在肇庆会合了广西天地会梁培友、伍百吉、吴超等部的起义军，乘船沿西江西进，一路攻梧州，过藤县，并进攻浔州府。经过三个月的“环攻”，起义军终于攻克了浔州城，革命的力量又恢复壮大起来。

起义军攻占浔州府城后，便建立起革命的政权，国号“大成”，并改浔州为“秀京”。起义领袖陈开自称镇南王，李文茂称平靖王。又设官分职，蓄发易服，颁布了一些保护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初步地组成了“大成国”的革命政权。从1856年至1857年间，“大成国”起义军以浔州为中心，分路出征，向四周扩展：李文茂亲率大军北伐，攻占了柳州、罗城、融县与庆远等地，接着，又“掠清流，袭思管，屯太坪，柳、庆二府，蔓延殆遍”，使起义势力得到迅速的发展；陈开也亲率大军东征，攻占了梧州；另有一军西征，先后攻占了横州、永淳、南宁等地；与此同时，早在1853年起义的壮族领袖黄鼎凤，率领壮汉人民已攻占了上林、宾州等地，并接受了“大成国”隆国公的封号，率领部众加入“大成国”，因而使起义势力更加壮大。这时“大成国”的势力范围，已控制了东到梧州、西至南宁、南至容岑、北抵柳州的广大地区，一时形成了广西人民革命的**。

“大成国”起义的胜利发展，是同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分不开的。太平军在金田起义后，于广西各地转战，曾消灭了不少的清军，太平军离开广西后，又吸住了大批的清军。这就给起义军的顺利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在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推动下，广西壮汉人民又不断掀起革命的浪潮。当时在广西，除了“大成国”起义势力以外，在广西东北部有朱洪英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军，以灌阳为根据地，建立了“升平天国”；在广西的南部有陈金刚率领的广东起义军；在广西的西部有壮族领袖吴凌云、吴亚终父子领导的壮汉人民起义军，以新宁、太平为根据地，建立起“延陵国”的起义政权。这些起义势力无一不有力地打击着反动势力。特别是1859年石达开部太平军返回广西后，使广西各地的起义军更加活跃起来。这种高涨的革命形势，也给“大成国”起义的胜利发展带来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大成国”和其他各支起义军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十分有利的革命形势，协同作战，共同对敌，而是“各自为部，不相援应”。太平军石达开部返回广西后，“大成国”也未能同太平军很好地合作。就连“大成国”内部，也不够团结，一些领袖，往往因个人利益的冲突而产生分裂。如和陈开在广东共同起义的陈显良，因“未得封王”“有不服之心”，后来竟脱离“大成国”返回广东；再如，1858年定北王梁昌与平西王区润不和，梁昌被逐，逃回广东合浦，结果被当地团练逮捕杀害，区润后来也因内部不和被其部下所杀。起义军内部的这种不团结严重地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量。

1858年后，起义军在清军与团练的猛攻下，柳州等重要根据地相继失守，李文茂率军一度转入贵州黎平府地区，但由于当地反革命势力猖獗，又退返广西。不久李文茂便败死于怀远山中。1861年，“大成国”多年经营的根据地浔州，被清军攻陷，陈开逃出浔州不久，也被地主团练所杀害。至此“大成国”的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终于失败了。

（马汝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