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乐器现在出土的已经很多，有磬、钟、鼓、铎、铃、埙（xūn）等，大概都是商代后期的遗物。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是1950年在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大石磬，质地细腻，上面刻着精美的虎形。商代已有“编磬”“编钟”——把音高不同的磬或钟分别编排在一起。河南辉县出土的陶埙能发十一个不同的音。甲骨文中有“龠（yuè）”字，就字形看（指甲骨文字形，下同），像原始的“排箫”；又有“樂”（乐）字，就字形看，像木架上张着丝弦，因此有人认为它原来就是一种乐器。可以推断，商代的音乐已经相当发达，而且还有了一定的乐律知识。

在商代，已经有了职业乐人（其中大部分是奴隶身份）。这种乐人，世世代代从事音乐工作，他们吸收和总结劳动人民在音乐活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于音乐艺术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人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探索到一些规律，因而导致音乐理论的形成；有了音乐理论，便更促进了音乐的发展。

音乐来自民间，是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无穷智慧，孕育出音乐的精英华彩。社会不断地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地发生变化，新的音乐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

第一次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民间音乐开始于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告一段落。当时经过选择整理的一部分歌词，流传到今天，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一部分是贵族的乐歌，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民歌中有砍伐檀树的劳动者在诅咒不劳而获的贵族，逃亡的人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从这里，我们听到了被压迫者反抗的号角声。

西周时期已经有“十二律”和“五声”的知识。“十二律”相当于西洋音乐的音名，代表十二个不同的标准音高。“五声”指宫、商、角、徵（zhǐ）、羽，代表音阶，相当于西洋音乐的唱名。“五声”之外，加上“变徵”“变宫”，称为“七声”。

战国时代，楚国的音乐兴盛起来。诗人屈原搜集民歌进行加工，并以民歌为基础，创作新的诗篇，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热情。

楚国的音乐到西汉初年，仍然流行，当时称为“楚声”。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广泛地搜集各地的民歌，加以整理。乐府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鼓吹曲”和“相和歌”。“鼓吹曲”是军队、仪仗队和隆重的典礼上所用的音乐，“相和歌”是一般的流行歌曲。东汉继续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现在流传下来的汉乐府诗大部分是东汉的作品。

三国曹魏时期，“相和歌”中的三调发展起来，“瑟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宫为主”。三调之中，“清调以商为主”，举“清商”以代表三调，所以称为“清商三调”。魏国设置“清商署”，掌管流行的乐舞。西晋继承了曹魏的音乐，音乐官署中也有“清商署”。魏晋“清商署”虽然由“清商三调”得名，但所演奏的音乐不会只限于“清商三调”，也必然吸收了当时的民歌，这些民歌大都出于北方各地区。

西晋灭亡后，晋元帝南渡，建立东晋政权。以“清商三调”为主的北方音乐，随着东晋政权到了江南，对南方的音乐必然有所影响。东晋之后，南方历宋、齐、梁、陈四朝，统称为南朝，国都都设在建康（今南京）。南朝的“新声”大体上包括“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两大类。前者是今江苏一带的民歌，后者是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民歌（因为这一带在建康的西方，所以称为“西曲”）。

晋室南渡后的北方，“清商三调”等乐曲仍然流行于民间。北魏搜集汉、魏以来的“相和歌”“清商三调”，南朝的“吴歌”和“西曲”，以及杂舞曲等，统称为“清商乐”。“清商乐”或称“清乐”，成为汉代以来中原及南方各地传统音乐的总名称。这个时期，北方的音乐仍然是以汉族音乐为基本，由于时代的进展、民族的迁徙杂居，西域音乐陆续地传进来，正在酝酿一种融合各种因素的新音乐。所谓西域音乐，是指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和中亚等地的音乐而言。

隋朝继承了南朝和北朝的文化。隋文帝时，由于准备整理音乐，曾引起对于音乐问题的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大致分为三派：一、颜之推、苏夔（kuí）、何妥等排斥西域音乐，主张完全采用中原旧乐。二、郑译主张采用龟（qiū）兹（今新疆库车）琵琶七调的乐律，倾向西域音乐。三、万宝常主张以中原音乐为基本而吸收西域音乐。万宝常的老师是祖珽（tǐng），祖珽在北齐，他的父亲祖莹在北魏，都整理过音乐。祖珽说祖莹整理音乐的原则是“华戎兼采”。这次争论继续了好几年。历史证明，音乐的发展走的是“华戎兼采”的道路。

隋文帝设置“七部乐”，隋炀帝改为“九部乐”；“七部乐”或“九部乐”都是宫廷宴会时表演的节目。

唐代沿用隋代“九部乐”。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改为“十部乐”。其后，宫廷宴会又改用“坐部伎（通“技”，技艺）”和“立部伎”。“坐部伎”在堂上坐着演奏，“立部伎”在堂下站着演奏，节目都是融合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因素而创造的大型乐舞。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设立内、外教坊。教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享乐而设置的，但也是搜集乐舞并安置训练乐工的地方，同时也是传播乐舞的地方。当时著名的歌唱家李龟年和舞蹈家公孙大娘都是教坊的成员。

唐代的乐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般的乐曲称为“杂曲子”，具有一定规模的、结构复杂的大型乐曲称为“大曲”。乐人往往选择整齐的五言或七言诗配在乐曲里唱，诗人为乐曲作的歌词也都是五七言诗（个别乐曲也有六言歌词）；但后来也有人逐渐试验着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写歌词，句子或长或短，当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这就是“词”体的开端。词体中虽然还保存着一部分齐言诗的形式，但毕竟占少数。

北宋在音乐史上显示出一个新阶段：唐代以前，搜集整理音乐的工作掌握在官府手里；从北宋起，民间艺人的音乐和戏剧活动日渐加强，而官府管理音乐的力量日渐削弱。汴京（开封）的民间艺人已经有了固定的表演地方，叫作“瓦子”。瓦子里又分各种戏场，叫作“勾栏”。瓦子成了公共娱乐场合，非常热闹。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已有许多民间艺人团体，称为“社”，如“绯云社”“遏云社”等。规模大的社拥有三百多人。两宋时代，填词唱词成了时代的风尚。在南宋偏安江南的时候，金统治下的北方广大地区，一方面继承了一部分北宋音乐，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民间乐曲。

北宋出现了“杂剧”和“诸宫调”。用大曲的曲调演唱故事，逐渐形成杂剧。采用许多宫调不同的乐曲，分为若干组（每组宫调相同），来演唱故事，这种音乐形式称诸宫调。诸宫调运用起来极为灵活，而且听众也不会感觉单调，比用大曲又进了一步。南宋初年，宋杂剧及诸宫调和今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曲相结合，演变成“温州杂剧”，也称“南戏”或“戏文”。金代董解元著的《西厢记》就是诸宫调体的代表作。

元代，北方民族又有迁徙流动，外国人迁入中国的也很多，因此中国音乐又增添了新的成分。宋金以来流传在北方的宋杂剧及诸宫调和北方的民间歌曲相结合，演变成“北剧”，即元杂剧。除了杂剧之外，还涌现了许多新民歌，历史上称为“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即只曲，套数由同一宫调的若干只曲组合而成。当时由于戏剧盛行，许多乐曲和舞蹈都被吸收在戏剧里，音乐和戏剧分不开。此后在城市里，单独演奏乐曲或表演舞蹈的机会就相对地减少了，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代更为显著。

明代，各地区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成的地方戏也都兴盛起来。这时不但剧种多，而且戏剧——特别是南戏的规模也达到成熟阶段。宋元南戏流传到江西弋（yì）阳一带，和当地的民间乐曲结合，产生了“弋阳腔”；南戏流传到江苏昆山一带，和当地的乐曲结合，产生了“昆山腔”（昆曲）。明末清初，弋阳腔和昆曲最为盛行。

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朱载堉（yù）发明了“十二平均律”，比德国人魏克迈斯特的同样发明，约早一百年。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带来了“七十二弦琴”（钢琴），并写成《西琴曲意》八章，但这时欧洲音乐对中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清代乾隆中期（18世纪中叶）以后，昆曲渐衰，而所谓“乱弹”者代之而兴。“乱弹”即指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腔等，这些腔调里集中了不少优秀的民间乐曲。明清两代的乐谱保留下来的很多，而且有许多乐曲依然流传在民间。

清代宫廷宴乐中除了主要的乐舞之外，还先后吸收了边疆地区和邻国的乐舞八种：“瓦尔喀乐”（吉林东部女真族中的一个部落），“朝鲜乐”，“蒙古乐”，“回部乐”（新疆），“番子乐”（西藏），“廓尔喀乐”（尼泊尔），“缅甸乐”，“安南乐”（越南）。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包括音乐在内，受到了严重摧残。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的重视，它才被大规模地发掘整理，重新估价。传统音乐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推陈出新。

（阴法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