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克里萨斯及卡珊德拉(1 / 1)

亿亿万万 卡尔·萨根 2185 字 4个月前

要有勇气才能恐惧。

蒙田(Montaigne)

《蒙田随笔全集III, 6》(Essays, III, 6, 1588年)

住在希腊的奥林匹斯山(Olympus)的阿波罗(Apollo)是光明之神。他也掌管其他事务,其中一项是预言的能力,这是他的专长。住在奥林匹斯山的其他神祇也能做些预言,可阿波罗是唯一能把预言传授给人的神祇。他创立了神谕,最有名的在德尔斐城(Delphi,希腊中部的古城)。在那儿他将凡人神化,授予一位女祭师皮提亚(Pythia)预言的能力。“Pythia”的字源是“Python”,即一种无毒的大蟒蛇,而大蟒蛇正是她的化身之一。国王及贵族——也有平民——都来到德尔斐城求神谕,求神告诉他们,他们的未来。

厘清神谕,问对问题

在这些恳求神谕的人中有一位叫克里萨斯(Croesus)的人,他是吕底亚国(Lydia,小亚细亚的旧名,在今日的土耳其境内)之王。他的名字得以传诵至今是因为我们到现在还常用一个比喻:“富得像克里萨斯。”他的名字变成富有的同义词,是因为钱币是在他那个时代,在他的国家中发明的——克里萨斯在公元前7世纪铸造了钱币,在那之前苏美尔人(Sumerian)用的是土烧出来的钱币。克里萨斯野心勃勃,不满足于吕底亚疆土的狭小,有意向外扩张。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History)一书中的描述,克里萨斯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侵略波斯,将其变成吕底亚的属国。当时波斯是西亚的超级强国。塞勒斯(Cyrus)当时统一了波斯和米提亚国(Medes),建立起强大的波斯帝国。要攻打这样的强国,克里萨斯自然有点惶恐。

为了试探侵略波斯的意图是否可行,他派遣使者团去德尔斐城请求神谕。你可以想象这个使者团所携带的贡物有多丰盛——1个世纪后,即希罗多德撰写《历史》的时候,这些礼物仍被供奉在传达神谕的大殿中。这些使者替克里萨斯问的问题是:“如果克里萨斯向波斯国开战,结果如何?”

毫不犹豫,皮提亚立刻回答:“他会毁灭一个强盛的王国。”

“众神和我同在,”克里萨斯想,“是时候出兵了。”

他立刻招募佣兵展开攻击行动。他入侵波斯,但被击败了,颜面尽失。不仅吕底亚国灭亡了,他也变成波斯王朝中一个可怜的小官吏,专门为一些不重要的小官吏提供一些无足轻重的建议,这是一个亡国之君的下场。其处境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天皇裕仁在华盛顿的环城大道[5]边上开设了一间小型顾问公司一样。

克里萨斯深感不平,因为他完全依规行事。他派了使者团去神殿求问皮提亚,也进献了相当多的贡品,而她竟然给他不实的信息令他受苦。他再度派人去神殿求问(他这次上供的物品与其战败后的地位不甚相称):“你怎能对我这样不公平?”答案如下,摘自希罗多德的《历史》:

阿波罗的预言是说,如果克里萨斯去攻打波斯国,他会毁灭一个强盛的王国。如果他的顾问够优秀,就应该提醒他询问,神谕说的到底是他自己的王国还是塞勒斯的王国。可是克里萨斯不了解神谕到底说的是什么,而他也没有追问。因此他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别人。

如果德尔斐城的神殿是以骗钱为目的,它当然要找些借口来解释这个必然的错误,况且给出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本来就是预言家的专长。但我们要从皮提亚这里得到的教训是,即使是神谕,我们也要问问题,而且要问有智慧的问题——即使我们得到了自己喜欢听的答案。决策者一定不能盲目地接受建议,一定要充分了解它们才行,也不能让自己的野心蒙蔽认识事物的双眼。依照预言做决策,一定要谨慎而为。

这种忠告也可以应用在现代传达“神谕”的预言家上,这些预言家就是科学家、智囊团(think tank)和大学、企业支持的学院,以及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的咨询委员会等。决策者经常去求些神谕,虽然有时不情不愿,但都得到了答案。现在即使没有人去问,很多预言家也会自动把答案送上门。给出的答案往往比问题更详细,这些问题的范畴很广,例如,溴化甲烷(methyl bromide)、南北极上空的涡流、氢氟氯碳化合物、南极洲西部的冰片层等。他们的这些看法,有时以数字化的概率呈现。一位诚实的政治家几乎不可能从这些答案中得到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回答。决策者一定要制定一套应对措施,而首要任务就是了解问题。因为现代的预言内容引用了科学知识,所以现代的决策者比以往更需要了解科学和科技(然而共和党应对这种需要的反应是,取消党中的科技评估机构。美国国会中几乎没有科学家。其他国家的情形也差不多)。

卡珊德拉的诅咒

还有另一个阿波罗和神谕的故事,差不多和上一个故事同样有名,也还有些关联。这就是特洛伊卡珊德拉(Cassandra)公主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特洛伊之战前)。她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King Priams)最聪慧、最美丽的女儿。经常寻觅美女的阿波罗(希腊的其他男女神祇也是一样好色)对她一见钟情。奇怪的是——在希腊神话中几乎从未发生过——她居然拒绝了他的求爱。阿波罗开始想法引诱她。他可以给她些什么呢?她已经是一位公主了。她有钱,又美丽,也很快乐。但阿波罗还是有一两件东西可以给她。他答应授予她预言的能力。这是个让人无法抗拒的礼物,公主同意以自己的爱情换取预言能力。阿波罗于是给了她——一位凡人——只有神祇才有的预言能力。可是,一旦得到了这个神赐的能力后,卡珊德拉居然可耻地毁约了,拒绝和阿波罗,一位神,**。

阿波罗大怒。但他不能收回他送出的礼物,因为他是神(不论你对这些神祇有何看法,他们至少是守信的)。他换了一种残忍又聪明的方法来惩罚她。他下了一个诅咒:没有人会相信她的预言〔我现在写的故事大部分都来自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所写的《阿伽门农》(Agamemnon)一剧〕。卡珊德拉预见了特洛伊城被攻陷的命运,她将其告诉她的人民,但没有人相信或加以注意。她也预言了率领希腊军队前来入侵的阿伽门农王会早逝,也没人相信。她甚至预言了自己的早夭,还是没有人相信。这些人不愿意听,他们把她当作取笑的对象。他们——特洛伊人和希腊人——都称呼她为“多愁的女士”。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在不理会她的预言之外,恐怕还会替她取一个“预言灾祸的忧郁专家”的绰号。

卡珊德拉不懂为什么这些人一点都不相信她所做的大难降临的预言,如果相信她的预言,是可以避免有些灾祸的。她向希腊人说:“为什么你们听不懂我的话?我对你们的语言再熟悉不过了。”可是,问题不在于她说的希腊语口音不对,而是(我把答案稍微改了一点):“你看,原因是这样的。即使是德尔斐城神谕殿中所做的预言也有出错的时候。有时这些神谕的意义暧昧难明,我们不能确定。如果我们连德尔斐城的神谕都不能确信,我们当然也不能确信你的预言。”这是她得到的最实在的回应。

她向特洛伊人做出预言时,得到的反应一样冷淡。“我向我的同胞们预言,”她说,“他们不久就要面临一场大灾。”可是她的国人完全不理会她看到未来的超能力,因而被毁灭了。她也被毁灭了。

漠视招致灾祸

我们今天能设身处地地明白卡珊德拉经历的阻力——接受可怕预言的阻力。如果我们面对一项不吉利的预言,而它又牵涉一个不易被外力影响的权贵或组织时,我们会很自然地不去理会或相信此预言。要缓和或避免这种危险,可能不仅耗时、耗力、耗钱,在付出改变的勇气后,可能还会面临生活秩序的大乱。不是每一个对灾祸的预言都会成真,科学家的预言也不见得都会成为事实。大部分的海洋动物并未因为我们使用了杀虫药而灭绝;除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及萨赫勒(Sahel)地区外,全球性大饥荒并未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标志;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大规模焚烧科威特的油田,也未造成亚洲的粮食大规模减产;超声速飞机也没有威胁到臭氧层——虽然这些都是那些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曾提出的预测。因此,当我们面临一个让我们很不舒服的新预言时,我们不禁会说:“不可能的”“我们从未碰到这样的事情”“想要吓唬人”和“扰乱大众民心稳定”。

更进一步,如果这些预料中的灾祸是某些因素长期累积导致的,则这个预言本身就是一种间接或不言而喻的“指责”。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大众要让这种灾祸继续发展下去?难道不应该更早一点让我们知道这场大灾难?难道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让政府的领导官员保证消除这种威胁,而背上共谋的罪名?思考这些问题,不是件愉快的事——我们对问题的忽视和袖手旁观,会把我们自己及心爱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话,自然会倾向对整个问题置之不理。我们心想,一定要有更好的证据,才能认真严肃地看待这些问题。此时就会出现一股力量,**我们把大事看成小事,或忘却问题。心理学家很清楚这种**。他们称之为“否认”(denial)。就像一首摇滚老歌唱的一样:“否认不只是埃及的一条河流。”[6]

科学方法有助决策

克里萨斯和卡珊德拉这两则故事,代表了对致命危险预言的两个极端对策——克里萨斯代表的是轻信预言,不分好坏一概接受(通常愿意轻信报喜的预言),再加上他的贪婪及其他性格上的缺陷,促使他铸下大错;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对卡珊德拉的警言所表现出的态度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为所动地忽视可能面临的危险。决策者的工作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驶出一条谨慎的航道来。

假设有一群科学家宣称一个环境大灾难正在酝酿中,若要阻止或缓和这场灾祸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无论是在经济预算、人才培养,还是对我们思想的挑战上,或许在政治上也是很昂贵的(会得罪许多权势人物或机构)。决策者在什么时候才要认真看待这些科学预言家的话呢?现在,我们有办法评估现代预言的正确性——因为在科学领域中,有一套矫正错误的步骤。科学中有一套运作良好的规则,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我们有时称这一套规则为科学方法。这套规则有好几条原则〔我在另一本书《魔鬼出没的世界》(The Demon-Haunted Word)中也做了略述〕,表述如下:权威人士的论调没有什么分量(“因为是我说的”这类说法不符科学的标准);基于数字的预测是区分胡说八道的理论和有用构想最好的筛子;通过推演一定要能导出和我们认知的宇宙不相矛盾的其他结果;激烈的辩论是一个健康的征兆;一个构想能成立,一定要有不同的科学研究团体经过独立研究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等等。因此,有了这些科学方法,决策者就可以在轻率选择和漠不关心之间,找出一条安全的折中之道。决策者必须在情感上有充分的自制力,不感情用事。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群明智且精于科学的人民——让他们自己也能评估,问题的危险性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