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冬天的夜晚，我与老朋友村上一起漫步在银座大街上。
“前不久收到了千枝子的来信，她还要我向你问好呢。”
村上突然想起似的将话题转到了如今住在佐世保的妹妹身上。
“千枝子的身体还好吧？”
“是啊，最近一直很好。以前在东京那会儿，她神经衰弱得很严重——那会儿你跟她就认识的，是吧？”
“认识啊。不过，至于神经衰弱嘛……”
“哦，你还不知道吧。要说起当时的千枝子，简直跟疯子没什么两样，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哈哈大笑的。她还干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呢。”
“莫名其妙的事情？”
村上在回答我之前，首先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玻璃门。于是，我们便在一张看得见街景的桌子旁，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这莫名其妙的事情，我还没讲给你听过吧。不过我也是在她去佐世保之前，才听她说起的。”
正如你也知道的那样，欧战时期[1]千枝子的丈夫作为“A”舰上的海军军官，被派去了地中海。丈夫不在家期间，她是一直住在我家的，可就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却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之前每星期都能收到的丈夫的来信，后来突然就没有了。也难怪啊，她是新婚才半年就与丈夫分开的嘛。翘首盼望丈夫的来信也是人之常情。我当时口无遮拦，还拿这事取笑她呢，现在想来，实在是有些过头了。
事情就发生在那段时间里。有一天——哦，对了，那天好像还是纪元节[2]。那天从一大早就下起了雨，到了午后更是十分寒冷。可千枝子却说好久没去镰仓了，要去那儿玩玩。因为她有个现在做了某实业家太太的同学，就住在镰仓。她要去镰仓，其实就是想找她去玩儿的。当然这也未尝不可。但没必要非挑这么个下雨天，大老远地跑那儿去吧。于是我还有我内人都劝她别去了，还说即便要去，也还是等到明天去为好。可她固执己见，说是非得今天去。到最后，她气鼓鼓地稍稍收拾了一下行装就出门去了。
临出门时她还说，说不定今晚就住那儿了，要到明天早晨才回来。可事实上没过多久，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脸色苍白，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她没打伞，从中央火车站一直走到了护城河边的电车站。至于她为什么会这样，那就要说到那个莫名其妙的事情了。
千枝子一走进中央火车站——不，在此之前也还有这么回事呢。她坐电车时，一上车就发现座位全都坐满了，于是只能抓着吊环站在车窗前。这时，她居然在玻璃车窗上看到了朦胧模糊的海景。电车当时正行驶在神保町一带的大道上，所以车窗上是不可能映出大海来的。可她却不仅能透过车窗看到外面的街景，还能同时看到海面上汹涌的波涛。尤其是当雨滴打在窗玻璃上后，她还看到了烟雨蒙蒙的水平线。由此看来，恐怕在那时，千枝子的神经就已经出毛病了吧。
后来当她走入中央火车站后，一个“红帽子”[3]突然上前来跟她打招呼，说道：
“您丈夫还好吧？”
这事儿本身就够莫名其妙的了，可更为莫名其妙的是，千枝子一点儿也不觉得“红帽子”这么问有什么奇怪，还回复他道：
“谢谢！只是最近老也不来信，不知道怎么样了。”
于是那“红帽子”又说道：
“好吧，那我就去看看他吧。”
去看看他？可他在遥远的地中海呀。当千枝子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才觉得那“红帽子”不是在说胡话吗？而当她正要反问他的时候，“红帽子”对她点了点头就立刻消失在茫茫人群之中，任千枝子怎么寻找都找不到了。不，不仅找不到，更为离奇的是，就连刚才面对面说话的那个“红帽子”的长相，也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也正因为这样，在她找不到那个“红帽子”的同时，又觉得每一个“红帽子”都是刚才的那个“红帽子”了。于是她认为，自己虽然找不到他，可那个诡异的“红帽子”却始终在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到了如此地步，她自然就觉得，别说去镰仓，就连待在车站里都毛骨悚然了。
最后，千枝子就连伞也不打，冒着倾盆大雨，如同梦游一般逃出了火车站。当然了，千枝子所说的离奇故事，无疑应归咎于她那不正常的神经，但她也确实因此而患上了感冒。从第二天起，她一连发了三天高烧，嘴里还像是在跟丈夫说话似的，不停地说着胡话，什么“你要原谅我”啦，“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啦。然而，“镰仓之行”的报应还不限于此。在她感冒痊愈之后，只要一听到“红帽子”这个词，她就会一整天闷闷不乐，连话都不怎么肯说了。有一次她有事外出，看到某家船行招牌上画着的“红帽子”，就连事都不办，立刻回家了。
但过了一个来月后，千枝子对于“红帽子”的恐惧就消失殆尽了。她还笑着对我内人说：
“嫂子，有个叫镜花[4]的作家写的小说里，不是有个长着猫脸的‘红帽子’吗？我前一阵子遇到那种怪事，估计就是读了那篇小说的缘故吧。”
可在三月里某一天，她却又被“红帽子”给吓着了。自那以后，直到她丈夫归来，她就不管有什么事都不去火车站了。你去朝鲜那会儿她没去送你，据说也是因为怕看到“红帽子”。
所谓“三月里的某一天”，其实是她丈夫的同僚，时隔两年，从美国归来的日子。千枝子为了去迎接他，一大早就出门了。正如你也知道的那样，那一带因为地段的关系，即便是在正午时分也是行人稀少的。那天也是这样，冷冷清清的路边，还停着一辆卖玩具风车的推车，就像是被谁遗忘在那儿似的。那天又正好是个风很大的阴天，车上插着的彩色风车全都一个劲儿地旋转着。仅仅看到如此情形，千枝子的心里就已经开始发虚了，而她正要走过那儿的时候，忽又看到一个头戴红帽子的男人，正背对着她蹲在路边呢。不用说，那人应该就是卖风车的小贩，正在那儿抽烟吧。可千枝子一看到那顶红帽子后，心中就立刻产生了一个不祥的预感，觉得今天去火车站，肯定又会遇上什么怪事的。所以她一度还想直接原路返回了呢。
可她去了火车站，直到接到了客人为止，都没遇到什么怪事。不过在她让丈夫的同僚走在前面，一同经过昏暗的检票口时，就听到背后有人在说：
“您丈夫的右臂受了伤，所以不能给您写信了。”
千枝子猛地回头看去，可身后并没有“红帽子”，有的只是一位已相当熟悉的海军军官及其夫人而已。毋庸赘言，这对夫妇是不会说这种没头没脑的话的。所以说这事本身也确实是有些莫名其妙，但好在没看到“红帽子”，估计千枝子的心情还是较为轻松的吧。她就这样过了检票口，并同其他人一起在停车廊将丈夫的同僚送上了汽车。
这时，身后又传来了一个十分清晰的声音：
“夫人，您丈夫下个月就要回来了。”
千枝子再次回头看去，还是没有“红帽子”。不过她身后虽然没有，前面倒有两个“红帽子”，正在往汽车上装行李呢。不知为何，其中的一个突然朝她看了一眼，还神情古怪地笑了一笑。目睹了这一情景后，千枝子脸色大变，以至于连周围的人都察觉到了。可等她镇定下来再朝那儿看去时，却发现刚才是两个“红帽子”，而现在在那儿搬运行李的“红帽子”却只有一个了。并且，他根本就不是刚才发笑的那个。既然这样了，那么她应该记得刚才那人的长相了吧，非也，依然一点儿都不记得。她一回想起来，脑海里浮现出的只有红帽子，而红帽子下面的那张脸，居然是没有鼻子和眼睛的。——这就是我从千枝子那儿听来的第二个离奇故事。
又过了一个来月——应该就是你去朝鲜的前后吧，她的丈夫果然回来了。不可思议的是，所谓因右臂受伤而有段时间不能写信之事，居然也是事实。
“千枝子思夫心切，自然就未卜先知了吧。”
我内人还当场这么调侃她呢。
之后又过了半个来月，他们夫妇就去了丈夫的任地佐世保了。可刚一到那儿，她就立刻写信来了。令人吃惊的是，信上写的是她第三次遇到离奇事件。
说的是千枝子夫妇离开中央火车站时，帮他们搬运行李的“红帽子”将脸凑到已经开动的火车的窗口，跟他们告别。不料她丈夫看到后，突然脸色大变，一会儿过后，才略带忸怩地说出了下面这件事。
她丈夫在法国的马赛港上岸后，曾与几名同僚一起去了咖啡馆。不料他们刚坐下，就有一个日本人“红帽子”走到他们的桌子旁，跟老朋友似的向她丈夫打听起近况来了。法国马赛的大街上，自然是不可能有日本的“红帽子”四处溜达的。可不知为何，她丈夫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居然如实告诉了他自己右臂受伤，以及归期已近等情况。这时，他的一个喝醉了的同僚打翻了一个斟了科涅克酒的酒杯，将他吓了一跳。当他回过神来再看那个“红帽子”时，却发现已经无影无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今想来，当时他明明是清醒着的，却又似乎是在做梦。不仅如此，他的同僚们一个个都神态自若，似乎都没看到过什么日本人“红帽子”。因此在当时他就没将这事跟任何人提起。回到日本后，他听妻子说曾两次遇到怪异的“红帽子”后，就心想，自己在马赛遇到的，应该就是这个“红帽子”。可这事也太过天方夜谭了，再说让人知道了，恐怕还会因自己在光荣的远征中老想着家里的老婆而被人嘲笑，所以一直将此事藏在心里。可今天一看到前来道别的“红帽子”，马上就觉得他的长相跟出现在马赛咖啡馆的那个“红帽子”分毫不差。
千枝子的丈夫如此这般地讲完之后，沉默良久，随后又惴惴不安地说道：
“可是，这也太离奇了，是不是？说是长相分毫不差，可我又怎么想不起那‘红帽子’的长相来呢？只不过隔着车窗看到他的时候，立刻就觉得：就是他……”
村上讲到这儿，咖啡馆里又进来了三四个人。他们似乎还都是村上的朋友，很快他们就走到我们的桌子跟前，一个个地跟村上打起招呼来了。我借机站起身来，对村上说道：
“我这就告辞了。反正在回朝鲜去之前，我还会再去拜访你一次的。”
我走出了咖啡馆后，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正好三年前，我与千枝子在中央火车站定了两次幽会，结果她两次都爽约了，随后只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说是要永远做一个贞洁的妻子。其中的原委，今晚，我总算是明白了……
大正九年（1920）十二月
[1]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2] 日本四大节日之一，2月11日。明治五年（1872）将《日本书纪》所载神武天皇即位之日作为日本纪元开始而制定的节日。二战后该节日被废除。昭和四十一年（1966）又将该日定为“建国纪念日”。
[3] 在车站帮助旅客搬运行李的服务员。因头戴红色帽子，故名。
[4] 泉镜花（1873—1939），日本小说家。本名镜太郎。是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高野圣》《照叶狂言》《妇系图》《歌行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