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内参

其实我们都呆在命运把我们送进去的地方，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命运而来，完成这个命运后，才会离开这个地方，这就像得了脑瘤的人必须做核磁共振一样，命运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核磁共振仪器，而是脑瘤，就因为这个脑瘤，你就必须把头钻进核磁共振那个狭小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彭国梁必须呆在被双规的房间里，张佩芬必须为救夫而争奔走焉，为帮张佩芬，也是为了保自己的大房子，林永清必须去游说齐秀英，而我作为彭国梁这艘大船上的船员，也必须与他这个船长同舟共济。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命运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至于贝多芬说，“我们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任何人都无法扼住命运的咽喉，相反，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恰恰是命运使然。

没过几天，我又接到张佩芬的电话，她告诉我黄小明被放出来了，她让我接触一下黄小明，想办法从黄小明嘴里套出点情况。我知道黄小明的手机被暂时没收了，专案组正在监控所有打进去的号码，这是朱大伟告诉我的，想不到他的女朋友就在专案组，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朱大伟的女朋友为搜集彭国梁所谓的罪证，竟然奉命在办公厅公务班卧底长达一年多时间，朱大伟竟然守口如瓶，这让我对朱大伟有一种后生可畏的慨叹，就冲这小子这份城府，将来的前程就错不了。慨叹之余，我又为黄小明的命运而惋惜，本来黄小明是不适合当秘书的，论才能、论德行、论谋略，黄小明当秘书都大材小用了。我们的体制最大的缺陷就是杀鸡用牛刀，而杀牛却经常用鸡刀。这就又折射了将狗屁股当玫瑰，将玫瑰当狗屁股的现实。

为了找黄小明我费了不少劲，因为他家里的宅电没人接，找他媳妇，单位的人说出差了，我只好下班后到他家去找，家里却没人，我只好在楼下等，一连等了三天，才堵着黄小明，原来这小子一直躲在他哥黄小光家里。

我请黄小明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海鲜酒楼喝酒，黄小明见了我情绪很低落，酒菜上齐后，我先敬了一杯，算是给这小子压压惊，紧接着黄小明又回敬了一杯，算是谢谢我敢在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来看他，然后他叹了口气说：“老许，你来晚了，杨恒达已经先你一步请过我了。如果你来看我的目的和杨恒达一样的话，那么请恕我无可奉告！”

黄小明的话让我暗吃一惊，杨恒达近来往刘一鹤的办公室跑得很勤，他找黄小明的目的绝对没有只为张佩芬打听消息这么简单，说不定是为了到刘一鹤面前邀功请赏，杨恒达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我早就发现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不然他不会跟假和尚赵忠打得火热，最近赵忠不是请杨恒达喝酒就是请他品茶，赵忠是刘一鹤面前的红人，杨恒达与赵忠打得火热显然是在为自己另谋出路，不过是利用赵忠做跳板而已，当然赵忠也不是傻瓜，我听说彭国梁被双规后，西山慈恩寺撞钟一百零八下，以示庆贺，足见赵忠对刘一鹤铲除异己多么欢欣鼓舞，如今他与杨恒达打得火热不过是想通过杨恒达掌握张佩芬的动态而已，我能看清这一层，黄小明聪明绝顶，不会看不清这一层，正因为如此，才对杨恒达无可奉告，而我是誓与彭国梁共存亡的，黄小明是彭市长的贴身秘书，不会不想救自己的领导，我只要摆明这层关系，排除黄小明的顾虑，相信黄小明不会无可奉告。

想到这儿，我心平气和地说：“小明，俗话说树倒猴孙散，墙倒众人推，但是，谁躲我们也不能躲，谁卖主求荣，我们也不能干这种丧良心的事，为什么？就因为彭市长对我们有知遇之恩。不瞒你说，前几天我和林永清去看了大嫂，真是太可怜了，正应了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凄惨惨戚戚’，连林永清看了都不忍心袖手旁观了，何况你我是彭市长身边的人，不敢说拔刀相助，最起码也不能隔岸观火啊！小明，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苦口婆心的一席话，自认为能深深地触动黄小明，没想到他沉默良久，冷然一笑揶揄道：“老许，想不到你和彭市长爱好相同啊！”

我不解地问：“什么共同爱好？”

黄小明嘿嘿笑着说了一个字：“赌！”

我一下子被黄小明戳到了腰眼上，有点恼羞成怒地问：“黄小明，你这是什么意思？”

黄小明不客气地说：“老许，我拿你当大哥才提醒你一句，你已经是上错了船的人，千万别为了贪图小利再投错了机，押错了宝。我说话可能难听点，在波涛汹涌的政治海洋里，你我不过是‘小虾米’，跟着稀里糊涂地瞎蹦达什么？哪双在河边走的鞋都能把我们踩死。当然，你为彭市长两肋插刀的虔诚和义气我很感动，但是感动之余，我仍然认为你用错了地方，彭市长之所以东窗事发，并不是偶然的，我虽然也是‘小虾米’，但我是在致命漩涡里被侥幸甩到岸上的‘小虾米’，我起码懂得了什么是生命之轻，什么是生命之重。作为兄弟，我奉劝你，赶紧从‘贼船’上下来还来得及，在这个案子里没有稻草可捞，任何耍‘小心眼儿’和‘小聪明’的人都只能把自己搭进去。老许，你还是学学杨恒达吧，人家早就弃暗投明了，你怎么还效仿古代士大夫搞‘愚忠’呢？就不怕成了彭国梁的殉葬品？”

我万万没有想到黄小明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彭市长在岗时那么器重他，他竟然对身陷囹圄的领导无动于衷，更让我无法容忍的是他竟然将我藏在骨子里的那点心思毫不留情地抖落出来，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我本能地反驳道：“黄小明，你说的好听，还他妈的弃暗投明，就杨恒达的行为来说，说好听点叫见风使舵，说难听点叫卖主求荣。我才耻于和杨恒达之流为伍，常言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小明，你和彭市长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作为彭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贴身秘书，你不救他，天理难容。怪不得大嫂让我出面劝劝你，我现在才明白，你小子该不会做‘白脸狼’吧？”

还没等我说完，黄小明就哈哈大笑起来，笑毕，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说：“老许，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脚上有泡是自己踩的，随你说我什么，我还是想奉劝你一句，千万离大嫂远一点，否则，只能引火烧身，信不信由你，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我还有事，就不陪了！”

黄小明说完，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扬长而去。我与黄小明共事多年，他说话办事一向是留有余地的，想不到一场劫难会让他变得如此现实。大言什么时间能证明一切，那么咱们就让时间证明一切吧，你做你的“白眼狼”，我做我的投机分子，看看咱们谁是最终的受益者。爱因斯坦证明，时空是弯曲的，我也能证明，灵魂也是弯曲的；爱因斯坦证明，宇宙的规律是由光速决定的，我也能证明，人生的轨迹无不是投机的结果。这就是《老子》开篇庄重声明“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因。“常道”靠经验，靠理性，但是“非常道”单靠经验、靠理性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只能靠直觉。我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悟出一个道理，这就是如果你想对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请不要相信经验和理性，但一定要相信直觉。正因为如此，我从不用经验和理性判断彭国梁一案，只凭直觉。直觉给告诉我，彭国梁一案一定能翻过来，这才是我之所以挺身而出的根本原因。

然而不知道是我的直觉出了问题，还是天底下真有像齐秀英这种六亲不认、铁石心肠的人，林永清沮丧而气愤地告诉我，他的游说失败了。之后不久，彭国梁就从省军区大院转移到了东州市看守所。事态明显严重了，我和林永清都自觉无颜见张佩芬，但是林永清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上次游说齐秀英，两个人已经撕破了脸，既然如此，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林永清主动找我想办法，看看下一步怎么办？我俩在沏杯茶茶楼的包房内研究了一下午，最后决定拿起笔做刀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林永清是资深记者，在圈子里小有名气，可以在中央一级的大报刊的《内参》上反映情况，我提出想法后，林永清也觉得是个好办法，只要文章在《内参》上登出来，大领导都能看到，只要引起他们的关注、重视，说不定彭国梁就有救了。想出这个办法后，我和林永清都很兴奋，只是林永清兴奋之余苦于手头素材不够，他认为这种文章不发则已，要发就连发三篇，直至引起大领导们的重视，只要上面有人说话，案子必然峰回路转。我诡谲地一笑说：“老林，你忘了我可是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副处长，相当于彭国梁办公室副主任，是最了解彭市长政绩的人，也是最了解东州全局的人，有我还愁什么素材？而且是最翔实、最有力的素材。”林永清一听兴奋地说：“智泰，果真如此，彭市长有救了！”

与林永清分手后，我迫不及待地给张佩芬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给她雇了一个敢于“伸张正义”、“仗义执言”的“枪手”，此时张佩芬正在家里为一位国家权威媒体的大记者收了钱没办事而恼火，听到我的信息后将信将疑，之所以“信”是由于林永清的确是一个理想的“枪手”；之所以“疑”是由于林永清已经在齐秀英面前失败一次了，这次当“枪手”，其文章有没有力度登在《内参》上？张佩芬有些担心，为了稳妥起见，张佩芬让我去她家一趟，说是有重要事情拜托我，我怀着虔诚的心去了她家。

张佩芬见到我，还是哭诉一番，痛骂齐秀英要斩尽杀绝，非逼她家破人亡不可，谈到彭国梁在东州市看守所吃的苦，声泪俱下，哭的我心都颤抖了，出于义愤，我拍着胸脯表示：“大嫂，需要我干什么，你尽管直言，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

张佩芬听了十分感动，他从保姆手中接过一个包递给我，殷切地说：“兄弟，你大哥在看守所捎话，让我向你问好，感谢你义无反顾地为他伸张正义，他为有你这么个好兄弟而自豪。你大哥相信，有你这样的好兄弟奋不顾身地为他讨公道，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他还鼓励我，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兄弟，眼下是你大哥最难的时候，我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东州，正是用人之际，可是现在除了隔岸观火的，就是落井下石的，你是嫂子最信得过的人了，嫂子求求你，替我跑一趟北京，将这个包送给这位首长。”

说着，张佩芬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三个人：首长、秘书和彭国梁。我一见照片上的首长，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可是一位上能通天下能入地的大领导，别看退休了，但是说一句话的分量不亚于*委员。有这样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何愁彭国梁的案子翻不过来！只要这个案子翻过来，我就是彭家的第一功臣，到时候何愁彭国梁不报答我！想到这儿，我内心涌出一股热流，我信誓旦旦地向张佩芬表示，保证完成任务。说句心里话，此时此刻，我被自己内心油然而生的侠气所感动，想不到，我不仅是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而且是一个临危不惧的人。

张佩芬亲自开车送我去了机场，路上她嘱咐我，到了北京后先找一家酒店住下，手机开机，到时候大领导的秘书会与我联系的，一切她都安排好了。黑色的皮包锁上了，一路上我都猜想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么大个包，如果装钱的话，怎么也得装二三十万。张佩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不避讳地说：“智泰，不瞒你说，你大哥的官当的清苦，家里没有多少积蓄，这阵子为了救你大哥，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只好向朋友借了几十万，没办法，只要能救你大哥，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我让你去北京送的包里有三十万现金，你千万要当心，那可是你大哥的救命钱。”张佩芬的这份真诚，着实感动了我，我这个人最怕别人信任我，只要跟我掏心窝子，我保证以心换心。就这样，我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

我一连在北京住了两天也没有人跟我联系，只好打电话问张佩芬，张佩芬让我耐心等，说人家是首长忙得很，一定会有人跟我联系的，我只好又住了两天，傍晚来了一位三十出头的瘦高个，西装革履的，正是张佩芬给我看的照片上的年轻人，我验明来人的身份，他拿了包就走了。我打电话向张佩芬汇报后，张佩芬兴奋地说，老弟辛苦了，让我第二天飞回东州。从张佩芬的情绪可以判断出，只要包被人取走了，就说明人家答应帮忙了，我也从内心替张佩芬高兴。想到彭国梁可能因为我这趟北京之行的侠义之举而获得新生，我那如蝙蝠一样躲在黑暗中、躲在隐秘中、躲在孤独中的心灵忽然意识到了存在的价值，我久已萎缩了的灵魂仿佛呼吸到了早晨清新的空气而再次鲜活起来。尽管我得意的脸上闪着磷光，但是这磷光像鬼火一样恐惧着我疲惫的心灵。由于恐惧，我刚刚鲜活起来的灵魂又像一朵小花一样枯萎了，化作一团黑色的火焰燃烧着希望，希望在梦中像被撕碎的纸屑，呼啦啦地在空中纷飞，像一群蝙蝠化作夜的碎片，我用梦捕捉这些碎片，想将他们拼成完整的夜，太阳却像花环一样冉冉升起……

回到东州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报纸，林永清兴奋地给我打手机，说是《内参》发表了他的文章，让我赶紧下楼，他已经到市政府门前了，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后，不动声色地离开办公室，然后迫不及待地钻进了电梯，之所以不动声色地离开办公室，是不想让杨恒达、欧贝贝和朱大伟看出来。

我走出市政府办公大楼时，林永清正站在收发室门前向我挥手，我小跑过去，示意他到市府广场上去谈，他会意地跟着我来到市府广场华表下，然后兴奋地从包内拿出《内参》递给我，大开本的《内参》拿在我的手里，心里感到沉甸甸的。我急三火四地翻开，一篇题为《彭国梁渉嫌贪污受贿案件背后大有文章应避免负面影响》的黑色标题跃然纸上，仔细一读更觉笔锋犀利，论据充足祥实，观点旗帜鲜明，是一篇相当有份量的文章。读后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拨通了张佩芬的办公电话，只告诉她我和林永清要见她，马上就到市行政学院。我之所以没在电话里说明实情，是想给她一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