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真实的奏折内容集锦：

01

闽浙总督：这是台湾的土产叫杧果，献给皇上您。

康熙：知道了，这种东西没什么用，不要再送了。

一个月后……

闽浙总督：这是台湾的土产叫杧果，献给皇上您。

康熙：知道了，以前没见过杧果，本来想看看，看了之后似乎没什么用，以后不要送了。

杭州织造：皇上您好吗？

雍正：朕很好。

如此问候了十多次，雍正说：“朕最近还胖了些。”

直隶巡抚：我可以回京城给皇上过生日吗？

康熙：不必上本。

直隶巡抚：我要来给您过生日！

康熙说：不许来！

直隶巡抚：河北下雨了。

康熙：我知道！

大清智商最高、工作最拼的两任皇帝，身边是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欢乐喜剧人”吗？

先说一说送杧果的觉罗满保。他是满洲正黄旗人，进士出身。康熙五十年（1711年）任福建巡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升闽浙总督，一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逝世，在闽浙总督的位子上干了十年。

康熙六十年（1721年），满保指挥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率水路军，由澎湖赴台，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以功加兵部尚书。

朱一贵起义是台湾归入清朝版图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动乱。朱一贵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起义被平定，康熙对满保的能力还是很认可的。

雍正继位后，对满保的印象也很不错。他曾在湖广总督李成龙的奏折上批示说：“天下督抚中，惟于伊二人（指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批谕甚多，写有数十万字。”

那时候，满保已经逝世了，雍正还提起来，说他给满保的批示最多。可见，在雍正心目中，满保的奏折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回过头来，再看觉罗满保给康熙进献台湾土产杧果，这个事儿笑过之后，其实颇堪玩味。

台湾纳入清朝版图，是康熙的武功之一。进献台湾土特产，本身含有地方归化中央的意思，满保不至于昏聩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刺激康熙。事实上，在此之前，康熙已经多次表示过，“蕃酸（即杧果）朕一次未见过，曾欲看看”，“番檨（即杧果）从来未见，故要看看”。

皇帝有这个强烈的诉求，满保才会一再进献杧果。不仅如此，他还把杧果树进呈到了北京，康熙命人将这些树苗遍植京城。在这之后，皇帝过了新鲜劲儿，才对满保说“京城各处均已种植，不必再进”。

不仅是杧果，满保还喜欢给皇帝进献西瓜。最早是康熙给了满保一匣子西瓜籽，让他带到福建试种，满保把大部分西瓜籽送到了台湾，到了收成季节，他开始主动加戏。

第一次，他把西瓜作为贡品献给康熙品尝，但受到了康熙的批评。康熙说，此物，朕未曾令尔呈送，只是说在台湾试种。

（我送西瓜籽给你试种，谁让你进贡西瓜了？）满保并未放弃送西瓜。第二次，他给康熙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说试种恰逢雨水少，又长虫，瓜皮有裂痕什么的，说了一堆，最后忠心耿耿地表示，他用心挑了一些好的瓜，专门进献皇帝您，并希望皇帝继续赐西瓜籽。

奏折原文如下，可见满保的用心：窃照今年（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奴才派赍御赐西瓜籽到台湾种植。今携西瓜至，问之，言八月下种，雨水略少，十月正值生长之际，叶又生虫，故西瓜表皮稍有疤痕，而瓜瓤仍好，自十一月二十日始成熟，今携之来等语。奴才亲自选看，外皮略有疤痕，瓜瓤无恙，仍好。唯今秋台湾雨水不调，故生长似有不足。今特派人赍捧御览。叩请圣主施恩，复赐大内西瓜籽，六月带往台湾谨种。为此谨具奏请。

于是，康熙继续赐下西瓜籽。

第三次，又是各种大风大雨，西瓜越长越小。满保在奏折里，表达了十分忧惧的心情，说只能给皇帝送这么多西瓜了，再多就小得拿不出手了。

搞得康熙只好对他连加安慰，说“西瓜事小，有何关系”。

此后，满保每年都会向皇帝进献西瓜，西瓜成了定期的贡品。他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地向皇帝进献水果呢，无论西瓜，还是杧果？

因为这是一项特权。皇权体制下，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向皇帝进贡的，有资格进贡的人，主要是亲王、郡王、贝勒、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织造及衍圣公等。作为地方大员，只有总督、巡抚、提督，才有资格向皇帝进贡方物。

乾隆年间，皇帝还取消了福建水师提督的进贡资格。

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进献贡品，那是十足的荣耀。反过来，也变成了官员向皇帝表达忠孝之意，博取欢心的一种手段。皇帝也心知肚明。康熙就说过，这些贡物哪有那么珍贵，朕不过是借此考察你们的诚敬之心罢了。

原来如此。

02

再说一下汇报雨情的赵弘燮。

赵弘燮这个人很不简单。首先他的出身就不简单。

金庸的《鹿鼎记》中，韦小宝在天津卫见到大胡子将领赵良栋。赵良栋对韦爵爷没有丝毫阿谀奉承之意，搞得韦小宝说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没本事的，只好靠拍马屁去升官发财；凡是不肯拍马屁的，一定是有本事之人。

赵良栋不是小说虚构的人物，他是赵弘燮的父亲。

在平定三藩之乱中，赵良栋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云贵总督、兵部尚书。官二代赵弘燮继承了父亲的能力，后来又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在知县的仕途起点上，就表现了非凡的魄力，改革当地陋规，并把革除事项刻榜公示，堪称政务公开的老前辈。

赵弘燮后来历任山东布政使、河南巡抚、直隶巡抚，在调任直隶巡抚十年后，加总督衔。

直隶是拱卫京师的地方，位置十分重要且敏感，不是最高统治者视为心腹的人，不可能安排在这个地方担任一把手。

通过父子两代人与皇帝的密切关系，以及有目共睹的政绩，我们不禁怀疑：赵弘燮需要通过刷雨情汇报，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吗？

答案不用再说。

那么，这些雨情奏折是怎么回事呢？

一般人的想象中，给皇帝的奏折，肯定都是军国大事，芝麻绿豆的事都不好意思烦皇帝劳神。事实恰恰相反，官员给皇帝的奏折中，绝大部分都是小事，比如有关雨雪情形、年景收成、米价贵贱等常态化的奏折最多。

这种汇报地方国计民生情况的奏折，在康熙中期以后，基本上已经制度化。康熙通过指定特定官员向他汇报这些情况，从而掌握整个帝国的基础——农业情况。

有幸被指定汇报雨雪、粮价等情况的人，一定是皇帝的亲信。比如，苏州织造李煦，他有专门汇报当地雨水情形的奏折，称为晴雨册；江宁织造曹寅，也有专门汇报雨水情形的奏折，称为晴雨录。

赵弘燮在这方面是后起之秀。他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开始奏报雨水情形折的，当时他是河南巡抚，他奏报的雨水情形折，次数之频繁，内容之细，堪称帝国之最。

仔细看那些被当作笑料的雨水情形折，就会发现赵弘燮汇报的是京城及顺天府、河间府、保定真定等各地的雨情，而不是反复汇报一个地方的雨情。

要知道，康熙可不是好糊弄的主儿。有人向他奏报说，眼下湖广、江南、山东、陕西俱已有雪，来年一定丰收，结果遭到康熙的怒斥：明年的收成你就料到啦？你是大神啊？他还会派人去实地验证那些人奏报的雨雪情形是否属实，农作物是否遭遇旱灾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掘地看视”。

赵弘燮的认真负责，无疑得到了康熙的极度信赖。康熙曾谕令他访报河南邻省的年景，即要他把与河南相邻的直隶、山东、湖广交界地方的作物收成、蝗旱、雨水情况都访查明白，向自己密奏。

这个任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时赵弘燮仅是河南巡抚，并没有向外省发号施令要求报收成及雨情、蝗灾的权力。但赵弘燮仅花一个月的时间调查，就完成了任务，他派与邻省相接的河南边界县官府前往密访，最终把邻省情况摸得很熟。

正是因为赵弘燮在奏报雨雪、蝗旱、收成等方面很认真仔细，康熙决定调他任直隶巡抚，成为拱卫京畿的心腹重臣。

现在再看，康熙在批示中，说赵弘燮奏报雨水情形“太密”，其实全然没有责备之意。就像老板对做事认真仔细的下属抱怨“小赵啊，你的工作态度太积极了”，心里显然是极为满意的。

03

最后说一说喜欢请安的孙文成。孙文成是杭州织造，与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关系密切，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江南地区有“江南三织造”的说法，指的就是担任这三大织造的三个家族。

因为曹雪芹的知名度，大家都知道曹家在雍正年间被抄。雍正登基后，也曾派浙江巡抚去查孙文成的问题，查来查去，没有问题。五年后，雍正以年老体弱为由，免去了孙文成的杭州织造职务，孙文成平安落地。

不要小瞧孙文成一月一次“皇上您好吗”（恭请皇上圣恭万安）的请安，这背后，实际上是一项严密而恐怖的制度。

这种请安折，一开始类似于见面打招呼，没有特殊内容，是皇帝特许不在京城的臣工与其保持联系的一种权力。皇帝的回复，一般也只批“朕安”两字，身体有特殊情况，或心情大好大坏，才会多加描述。

官员向皇帝进贡是有资格门槛的，请安同样如此。康熙时期，有资格上折子请安的臣工并不多，大多是督抚提镇以上的官员。

在这些有资格上请安折的人中，又分出许多亲疏关系，比如有些人可以随时上折请安，有些人一年只能请一两次。康熙曾责备山东巡抚佛伦，指出他请安的次数多了，“不必时常具奏”。

“江南三织造”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无论是李煦、曹寅，还是后来的孙文成，他们都是上三旗包衣出身，是皇帝极为信任的仆人，所以他们可以随时上折请安。孙文成的请安折，基本上一月一次，密集轰炸，正是因为他具有了这项特权。

请安折的功能，在康熙朝中期悄悄发生了变化。

请安折一般由官员差亲信家奴送到京城，再由皇宫专门负责接收的靠谱太监转交皇帝，因此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看到内容，保密性极强。在此之前，无论是题本（官员奏请公事）、奏本（涉及私人事务）都是依靠政府系统传递、票拟，别人也能看到内容，所以都是公开的。

康熙决定在私密性极强的请安折上做文章。他指示部分亲信，比如“江南三织造”，明确让他们可以在请安折内另附折子上报地方事务。他给李煦的批示说，“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意思是不管大事小事、流言八卦，都无任欢迎，多多益善。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获得授权密报的亲信，都把这件事儿当作最高级别的机密在操作。康熙无数次在批示此类奏折时强调“万不可与人知道”，有一次还连续写了“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李煦有一次派家奴王可成给康熙送奏折，王可成在路上把奏折弄丢了，却谎报已送进宫里。康熙特别跟李煦交代，不要公开处理王可成，直接宽免，不然会使整个密报体制公开化，这样很不好。

请安折就这样变成了皇帝的密报系统，有资格请安的亲信，也慢慢被发展成皇帝安插在地方的密探。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曹寅受康熙指示，秘密监视并上报大学士熊赐履的任何情况。因为熊赐履退休后住在江宁，这是曹寅的地盘，所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康熙多次在奏折里要求曹寅上报熊赐履的最新情况。曹寅也没有辜负皇帝的厚望，把密探工作做得相当到位，打听到了熊赐履交往的都是什么人、每日在干什么、写什么诗、生病吃什么药、叫哪几个医生、最后怎么死的、死后家庭情况怎样，甚至连他湖北老家的地产情况，事无巨细，都摸得清清楚楚。

康熙一直担心熊赐履造反，有了曹寅这么得力的耳目，总算放宽心了。

04

雍正即位后，把老爹这套密报系统更加制度化，同时扩大了上报官员的范围。最高峰时，全国有一千多名官员、僧人、名流、退休官员等，可以直接与雍正实现点对点的信息沟通。

有统计显示，孙文成担任杭州织造期间，向两任皇帝上了两百多个奏折，其中有很多的请安折，但一句“皇上您好吗”的背后，往往附带着许多涉及闽浙地方事务的密报。

你以为人家很无聊，其实“细思极恐”啊。

皇帝在全国布下这么多耳目，鼓励他们互相告密、打小报告，营造出一种“老大哥随时盯着你”的社会氛围。臣僚间都不知道别人所上密折的内容，故人人都处于可能被告密的状态，行事都要小心谨慎，这本质上，已经是一种恐怖统治了。

对此，雍正十分自得，公开表示：“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

密折制度，绝对算得上清朝的首要罪孽，它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除了雍正的少数几个心腹大臣稍微勇于任事外，广大臣僚都人人自危，仅求自保。

张廷玉在雍正时也算是位极人臣的重臣，而他的为官箴言却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整个帝国官僚系统的可悲，由此可见。

雍正元年（1723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向皇帝上了一个单纯的请安折，雍正把他原折中的“奴才”二字涂掉，改为“臣”，并批示说，以后称臣比较得体。

这就是当时官僚系统的一个缩影：都争着当奴才，结果还被嫌弃说，你不配。

康雍之后，中国少了一味药，一味可以让脊梁挺起来的药。

始作俑者不是别的，正是这些让很多人笑出声的请安折，那些你以为“萌萌哒”的“朕又胖了些”的批语，其实杀人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