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称“净海王”的大海商汪直被处死的时候，明朝嘉靖皇帝以为，帝国的海疆终于安宁了。

这是嘉靖三十八年，即1559年。

在此前的三十多年里，这名以权力制衡出名的皇帝，厉行了明朝最严酷的海禁政策，由此导致东南沿海“倭患”不断。

汪直是继许栋、李光头之后，垄断帝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日本走私贸易的大海商。他的大本营设在双屿岛（今浙江舟山），最鼎盛时拥众十万余，大小船只无数，过往的商船都要打着“五峰”（汪直，号五峰）的旗号方能通行。不过，在明朝官方看来，他们都是帝国“倭患”的根源。

为了抗倭，浙直总督胡宗宪与汪直的海商集团斗智斗勇多年，最终在1559年将汪直诱骗入杭州，并进行抓捕。

汪直被朝廷处死后，双屿岛作为官方认定的大贼窝，也被捣毁了。然而，出乎明朝君臣意料的是，一个新的“双屿岛”迅速形成。

被朝廷军队击散的倭寇和海盗沿着海岸线南下，一直到了闽粤交界的海面上。在那里，一个三不管的小海岛及本土的海盗团伙接纳了这股逃窜的海上力量，随后野蛮成长，很快就发展成为让帝国官员头痛不已的海盗巢穴。

这就是南澳岛（今广东汕头南澳县），面积仅为一百一十三平方公里左右，约等于三个半澳门。

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明清帝国针对以南澳岛为中心的海盗势力的斗争与博弈，深刻改变了闽粤两省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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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在汪直集团被摧毁之前，闽粤交界的潮州府，包括南澳岛一带，海盗势力已经颇有声势，只是尚未引起官方的重点关注。

这整片地方，今天统称为潮汕地区，涵盖潮州、汕头、揭阳三市，是一个三不管的海岛。

南澳岛早在南宋时期就成为海盗巢穴。

史载，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一个名为沈师的大海盗“啸聚甚众，犯南澳，岭东震动三月”。时任广东常平提举的杨万里集合数郡兵力，总算平定了沈师之乱，沈师因此在史书中被称为“海上剧寇”。

到了明朝，南澳岛上原本有民户居住，但在海禁的基本国策下，官方担心岛民作乱，将他们迁往大陆，“遂虚其地，粮因空悬”。

在朝廷看来，一座无人荒岛是最安全的，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这就是啸聚的天然据点。

嘉靖时人陈天资在《东里志》中记载：（南澳岛）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长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莱芜澳，为船艘往来门户，海寇亦常泊焉。

也就是说，在嘉靖时期，南澳岛上的深澳、长沙尾等港湾，早已成为海盗聚众泊船的据点。

当时活跃于漳州、潮州地区的重要海盗集团，几乎都在南澳岛有根据地。日本商人也循声而来，每年五月定期在岛上搭棚贸易，当时人说“刀枪之类，悉在舟中”，看得一清二楚，然而贸易各方都习以为常。

双屿岛被摧毁后，海上武装势力盘踞的南澳岛才彻底暴露在朝廷的视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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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南澳岛最早崛起的大海盗，最有名的是许朝光和吴平。

许朝光是广东饶平人，本姓谢。传说他幼年时，父亲被大海盗许栋掳杀，母亲则被许栋霸占。因许栋无子，遂收其为子，并改姓。

传说中，许朝光长大后，听其母讲述身世，怒不可遏，遂趁许栋从日本贸易返回南澳岛途中，伏兵刺杀了这名纵横四海的养父。而在历史记载中，许栋则死于嘉靖“禁海名臣”朱纨之手。

1550年左右，包括许栋、李光头在内的九十六名“倭寇”和“海盗”，被朱纨下令处死（一说许栋成功逃逸，不知所终）。

同时，朱纨指责闽浙两省的世家豪族勾结倭寇，这引起了两省豪门大族的恐慌，他们纷纷动用关系，弹劾朱纨越权擅杀。

在巨大的压力下，朱纨最终喝毒药自杀，临死前，他颇为无奈地说：“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总之，许栋死于养子的刺杀或许只是许朝光发迹前后自我宣传的虚构事迹。但因为这个故事体现了维护伦理、崇尚复仇至上与胜者为王的原则，所以得到了海盗群体和潮汕民间的广泛传播。

可以确定的是，许朝光崛起后，自立为“澳长”。他将今南澳岛后宅镇一带作为根据地，在那里修宫室、建敌楼、筑城寨，同时将势力扩张到牛田洋、鮀浦诸海口。

史载，许朝光控制的海港，但凡商贾往来，都要交保护费买平安，名曰“买水”。这种开创性做法，随即被其他海盗帮派学去，与官府争夺商税，成为各大海盗集团的稳定收入来源。

嘉靖四十年（1561年）前后，许朝光多次联合倭寇劫掠潮汕沿海村寨，引起很大的震动。

地方官府兵力松散，防备吃力，只得对许朝光采取招安政策。许朝光同意招安，但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本人入城招安，入城后不能关闭城门，不能斥去左右随从，不能解除随从所持兵器。各城门都要兼备本人手下人员守护。入城时应当用特殊礼宴请，县佐首领官必陪在身旁，宴毕后必立即出城，不能命令我等拜见府道大人。

官府最终任凭许朝光的大队人马进城，名为招安，实际上对其毫无约束力。乾隆版《潮州府志》载：“（许）朝光居大舶中，击断自恣，或严兵设卫，出入城市，忘其为盗也。”

许朝光后来被手下头目莫应夫刺杀，当时已是嘉靖朝的最后一年——1566年，此时，朝廷针对潮州府海盗的剿杀也进入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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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朝光曾经的对手、闽粤海盗巨魁吴平，因为势力太大，最终震动朝廷，引发闽粤两省联合剿杀。

吴平是福建诏安人，自幼聪慧好兵，曾在有钱人家做家奴，遭到女主人虐待，遂入山为寇，后又出海为盗。传言吴平得势后，掳掠了原先虐待他的女主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史载，吴平颇有谋略，抗倭名将戚继光“犹惮（吴）平，平所设奇，皆与相当，号为劲敌”。这个有头脑的大海盗，得到同时期海盗头目如许朝光、林道乾、曾一本等人的推崇，吴平也当仁不让，以闽粤海盗的总首领自居。

当时，活跃于南澳岛海域的大海盗之间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不过，海盗之间往往只有利益，没有情义。

当吴平在南澳岛东北角筑寨之时，手下“战舰数百，聚众万余”。许朝光担心吴平会蚕食自己的势力，设计挑拨吴平父子关系。吴平中计，在醉酒之后怒杀了自己的儿子，待到酒醒，后悔莫及，举兵与许朝光火拼。双方大战于南澳岛中部的牛头岭，战斗激烈，人头滚地，迄今牛头岭仍有“人头岭”的别称。

许朝光战败，退守自己的据点，而吴平则进一步奠定了自己海盗霸主的地位。

但南澳岛一带海上巨寇的养成，已经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潮汕地区人多地少，民众大多以海为生。即便是在明朝的海禁国策下，潮汕人也未停止与东南亚、日本等地的海外走私贸易。待到嘉靖后期执行明朝史上最严厉的海禁政策时，潮汕人为了生存，只能游走在亦商亦盗的边缘，身份模糊。

时任潮州知府的江西人郭春震指出，潮州海患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本土海盗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当地人驾船挟货，往来东西洋，将“通番”贸易视为家常便饭。

嘉靖皇帝却不认为是他的海禁政策催生了海盗集团，他认为是地方官府的纵容私通、武力不济，才养成了一个个海上大盗。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潮州府增设澄海县，与南澳岛隔海相望，以加强对地方的行政控制。新设的县取名“澄海”，表明那里海宇未靖，朝廷希望此后能够剿灭海寇，“澄清海宇”。在此前后，潮州府下饶平、惠来、普宁等县的设置，也大致出于同样的原因，县名均取同样的寓意。

当吴平的声名传到帝都，朝廷将他视为“广东巨寇”的时候，嘉靖皇帝震怒了。他要求闽粤两省“严督兵将，协心夹剿，以靖地方”。于是，两广提督吴桂芳与福建巡抚汪道昆协同部署，督令总兵俞大猷、戚继光率军水陆并进，直取南澳岛。

经过数场恶战，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吴平的海盗集团在福建海域被戚继光部击沉战船百余艘之后，退据南澳岛，筑土堡木城，准备作最后的反抗。

与此同时，戚继光的军队也登上南澳岛，而俞大猷则统率三百余艘战船与戚继光会师。在人称“俞龙戚虎”的朝廷两大抗倭名将发动最后总攻之前，朝廷的战船已将整个南澳岛团团围住，防止吴平的人马逃窜。

此战，吴平的海盗集团被杀、被擒一千五百余人，烧死、淹死五千余人，主力被消灭殆尽。

尽管如此，在明军水陆兵的强大攻势下，吴平还是率残部逃出了包围圈。

史载，吴平辗转逃到了安南（今越南）万桥山。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月，俞大猷的部将汤克宽在万桥山之战中最终剿灭了吴平的残余势力。

吴平投水身死，一代海盗传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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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平不是明朝盘踞南澳岛的最后一代海贼王，但他的死预示着潮州海盗的鼎盛时期逐渐成为过去式。“俞龙戚虎”在南澳岛的胜利，成为明朝平定潮州“海患”的一个转折点。

隆庆元年（1567年），新即位的隆庆皇帝听从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有限度地开放海禁，一时间“寇转为商”，“漳潮之间，旋即晏然”。

万历三年（1575年）起，明朝在南澳岛设副总兵，以水兵三千人专守此地。尽管南澳的官方守备很快就松懈下来，但这一标志性事件，表明一直处于权力真空状态的南澳岛被纳入了军事管理。这个嘉靖后期海盗集团的孕育之地，终于相对平静了数十年。

吴平死后，林凤、林道乾等常年活动于南澳岛的潮州海盗集团，纷纷起兵攻打沿海城镇，寻求新的据点。在朝廷军事镇压下，这些海盗战败，率船队和人员流散于东南亚，有的还在东南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东南亚因此成了潮州海盗最后的退身之地，而他们演变成为潮汕人移居海外的先驱，也为海外潮商奠定了基础。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奇诡之处。

明末，福建南安人郑芝龙的海商集团崛起后，整个闽粤海域，涵盖东南亚、日本的航线，基本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他拥有无可匹敌的制海权，还仿照许朝光收取“买水”钱的做法，给过往商船发通行证，获得了巨额收入。

崇祯元年（1628年），在击溃了福建的官军之后，郑芝龙却意外地选择投入朝廷的怀抱，出任明朝一个名为“防海游击”的低级职位。

事后的结果证明，郑芝龙做出了精明的选择。他虽然投靠朝廷，却依然拥有自己的船队与地盘，不仅自身利益丝毫未受损，还可以打着官方的名号去剿杀其他海盗集团，扩大郑氏集团的势力。

五年后，1633年10月，明朝水师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金门岛附近的料罗湾展开了一场海战，这是中国与欧洲列强在海上的一次重要较量。结果，明朝取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而鲜为人知的是，明朝的主力舰队其实都是郑芝龙的船队。

这可以算是二十八年后其子郑成功击溃荷兰人、收复台湾的一次预演。

料罗湾海战后，明朝在福建和广东东部的海防力量都被郑氏集团控制。

崇祯十三年（1640年），郑芝龙就任南澳副总兵。尽管他在四年后就升任福建都督，离开南澳，但此后的三四十年，明清朝代更替，南澳一直是郑氏集团军事与贸易的重要基地，完全脱离了中央王朝的控制。

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但其子郑成功“止南澳，招兵制械，得数千人”，扛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

康熙元年（1662年），由于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时任南澳副总兵的陈豹降清。同年，清政府在潮州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海政策，南澳岛和大陆沿海数十里居民全部内迁，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南澳岛——这个持续了两百余年的海盗巢穴，又回到明初的蛮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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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辉是明清两代潮州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海盗。

他是今汕头达濠人，有个绰号叫“臭红肉”，如今誉满天下的达濠鱼丸，相传就是邱辉孝敬其母而首创的。

邱辉活跃的时候，清朝已实行“迁海”政策，南澳岛荒蛮，所以他的据点建在了南澳岛西南方向的达濠半岛上。他在达濠建寨固守，控制粤东沿海的盐业和渔业，成为当时潮州沿海唯一驻守“界外”的海盗头目。

当时，退守台湾的郑氏集团已经传到第三代郑经。邱辉奉郑经为正统，支持其反清复明大业，被封为“忠勇伯”。

连横在《台湾通史》中称，邱辉“踞达濠……布帛无缺，凡货入界者以价购之，妇孺无欺。自是内外相安，转运毋遏，物价愈平”，颇有义盗之风。

邱辉占据达濠十多年，并在达濠设置“大明潮州府”，其战船经常在沿海出没，“清兵莫能御”。

康熙八年（1669年），潮州各地“复界”，但慑于邱辉的势力，清政府特别规定达濠仍为“界外”。

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移师南澳，准备收拾邱辉。在清军水陆并进的攻势下，邱辉的达濠寨被攻破，他本人撤退到台湾。后来，在与清军发起的收复台湾的海战中，邱辉战败，引爆火药桶自杀。

邱辉之死，宣告了潮州最后一段海盗传奇的落幕。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宣布取消海禁。潮州沿海的海盗活动终于告一段落。

只是南澳岛的过往“污点”，依然让清政府忧心忡忡。清政府为了防止南澳岛形成割据势力，在设置总兵的同时，分别由广东、福建各出一营军队驻扎该岛，形成了由两省分治共管的局面。时人蓝鼎元鉴于明朝晚期以来南澳海盗集团风起云涌的历史，特别提出：“南澳一镇为天南第一重地，是闽粤两省门户也，镇南之法以搜捕贼艘为先。”

他希望清政府务必不要放过任何一艘海盗船，以免南澳岛再次发展为大贼窝。

有意思的是，当乾隆年间东南沿海的缺粮问题越来越严重之时，朝廷最终允许潮汕海商从暹罗（今泰国）进口大米。这样，曾经流落东南亚的潮州海盗后代，纷纷以商人的身份率领船队回来贸易。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仅仅半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还是帝国的敌人，是朝廷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海贼。

海盗与海商的身份转换，完全取决于帝国的对外政策调整，这是多么吊诡的事情。

一直到今天，受明清官方意识形态反复多变的影响，潮汕人对于历史上喧嚣一时的本土海盗传奇人物的评价，亦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

一方面，海盗大帮的血腥劫掠，深刻影响了潮汕历史，是催生数百年间潮汕乡村军事化、宗族抱团、械斗等地域文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海盗集团织就的海上贸易网络，也深刻影响了潮汕经济的结构，是潮汕本土藏富于民、海湾港口繁荣发展、潮汕商帮称雄海内外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