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一个人的血脉所系，笔者乡村老家理所当然只能在黄冈。
由于区划的变化，如今的老家所在的那一片乡村被划归一个新生的县份：团风。在读到那份贫困县名单时，我在心里坚定地认为，假如团风县不是出现在贫困县名单确定公布之后，肯定不会拉下它的。那一带情形之窘迫，在我连年清明节回乡给爷爷扫墓的短短旅途中显得越来越甚。在爷爷只能跟在他的母亲后面沿乡乞讨时，这一带最大的出产是水稻，最有名的特产是荸荠。爷爷百年之后，在天庭里俯瞰，水稻还是该绿的时节绿，该黄的时节黄，那些他不再认识了的年轻的乡亲，依然在那最冷的节气里，将褐色的荸荠从潮湿的泥田里挖起来，一堆堆或一袋袋地摆在公路两旁，余下要做的事情便是一天接一天重复演绎早已是经典故事的守株待兔。这样的路，总有一端是要通向城市的。
那一带往西去不远就是武汉。
年轻的时候，爷爷没有去那八十里外的黄州城，或者是两百里外的汉口，而选择翻过一座回龙山就能抵达的林家大垸，在那里当了八年专事织布的雇工。后来的叙述，爷爷一直都在体现自己的感受，那八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好的时光。
我们只能从爷爷与父亲的回顾中，体会到那时候在上巴河边，有一个叫张家寨村的小地方，和由张家寨村管辖的更小的村落———郑仓，爷爷一家人曾经是何等苟延残喘地过着日子。那一年，离休之后的父亲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黄州城，带着我去看一位长辈亲戚。去之前，父亲在商店里买了一款最好的女式皮鞋。在被父亲称为表姐的长辈家中，父亲幸福地回忆，当年自己脚上穿的鞋，都是她亲手做好后送给他的。父亲的表姐轻轻一笑里却泛出一层往日辛酸。她说父亲他们兄弟几个，腊月里还光着脚在地里跑，她出嫁后婆家的日子还过得去，所以才能在每年落之前，替父亲的三兄弟各做一双布鞋过冬。
那一年，父亲第一次带我回到这片祖宗之地。
那是一个荒秋，田野间到处生长着叶片同小锯子一样厉害的芭茅，除了猪牛等因为有着坚固皮肤敢与之接触，其余羊和兔子等稍显娇嫩的食草动物，都会对其畏而远之。父亲他们在童年的大多数时光里，只能光着脚四处奔走，别的都不去考虑，单单这在皮肤上轻轻一拉便是一道血缝的芭茅，足以让他们吃尽苦头。
依照爷爷之说，父亲他们出世还是赶上了那个时代家中最好的时光。爷爷虽是独生子，曾祖母也只有讨米要饭才将他养大。奶奶替爷爷生养了一大堆儿女，却没有讨米要饭。为此，爷爷在心里和嘴里，对那户很久以来一直被人称为地主的人家充满深情厚谊。雇用爷爷的是后来出了一位影响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的林家。如今，林家那些并非嫡亲的后人，在私自设立的纪念馆里向慕名而来的人介绍说，林家有良田四十九亩、山林三百多亩、房屋三十五间，另外还兼营织布工场一座，其当家人林明卿还执掌着宗族之权。爷爷没有这样统计过，在极端讲究阶级阵营的“红色恐怖”时期，别人来问，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回答说林家最多不过是富裕中农。等到只剩下自家人时，他又会在提起林家的成分时，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地主。同时，爷爷还会解释说，当初，那户人家也是很普通的。爷爷曾经不无轻蔑地说起，直到那个头上长有瘌痢的少年，像后来统率千军万马那样领着一帮胆大妄为的孩子，砸了回龙山上那座庙里的菩萨，那户人家才开始显得与众不同。爷爷这样表里不一，很明显是感情用事。因为他一直对我们说，林家当家人待人非常好，林家老大也从来没有做过大少爷，相反，一直是他工余时间里的玩伴。
八年时间，足以让一位雇工同雇主之间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感。十几年后，随小儿子统帅的大军一道进入北京城，开始颐养天年的林家当家人还记得爷爷，专门托人带信，要爷爷去北京，仍旧在林家做事。曾与爷爷一起在林家的另一位雇工去了。几年后，退役回乡，享受副营职待遇。爷爷没有去，但他一直判断，其实是林家当家人在北京过得没趣，想让他去陪着说说话什么的。爷爷一辈子从不承认当过长工，他一遍遍地向那些爱说长工二字的人解释，自己只是在林家当雇工。与人激辩时，爷爷还爱说自己是织布工人。最激烈的时候，他更是大声嚷嚷说自己是工人阶级。一边说话，一边还将手伸向脑后，拍打着脖子上因为长年低头织布而生长出来的像一只碗倒扣过来的肉球。关于工人阶级，更有说服力的是，爷爷随我们从长江边迁来大别山腹地时，县城里正在兴办织布厂，有关方面几次来人力请，要爷爷去给那些新招收的工人们当师傅。爷爷没有选择去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宁肯留在离儿孙最近的畜牧场里，终日里沿着河流放牧鹅鸭。
爷爷的雇工生涯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之前结束的。
设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派专人送信到林家，说明了日本人要来的情况，日本人晓得平型关战役是林家小儿子指挥的，肯定会对林家人施以报复。林家人便先行一步向长沙一带“跑反”。爷爷没有随他们离井离乡。他要留下来保护自己的妻儿老小。第二年，爷爷怀着一身织布手艺来到武汉，在六渡桥附近的一家布厂里当工人。没多久就在上班路上，被几个看他不顺眼的日本士兵当街拦住。
小的时候我们没顾得上问，等到我们想起来要问，爷爷已经长久地归于故土了。于是只好在种种猜度中选择我们家族中普遍让人看不顺眼的缺失。黄冈土语，每个字的发音，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刚烈与尖锐，与其对话，每每会有金属撞击的反应。**中，林家的小儿子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说话，那种声调就是最平常的例证。这种类似吼秦腔，靠脑腔共鸣的发声方法，大约影响到了眼神，在清高孤傲之外还有并非刻意的几丝攻击性在不断闪烁。所以，我想当年作为占领者的日本人岂能容忍被这样的语气与目光所回应。
一场惨到不能再惨的毒打之后，爷爷被扔在街上，直到黄昏时分才被几个黄冈同乡发现，抬着送回那个叫郑仓的小地方。躺在**的爷爷，生命所仰仗的维系细如游丝，只要再被蚊子或者蚂蚁踢上一脚，后来他对自己八年雇工生涯，硬被一些人认作是受剥削和压迫的长工的愤愤不平就不会出现了。随时随地都会一去不返的爷爷，在苦熬了十几个月后，居然带着胸脯上那只一辈子不再消失的黑洞站了起来。
小时候，我们没有不怕爷爷胸前那只黑洞的，害怕一不小心就通过那只黑洞看到爷爷的五脏六腑。爷爷与胸前那只黑洞像朋友一样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十年，到头来也是这苦难的老朋友，提前宣告爷爷生命的终结，它让一道清水一样的分泌物从黑洞里流出来，汪汪地像从未见过的爷爷眼泪。
似这样流出的每一滴水有多深？
在充斥着革命气氛的近代史书写中，长工和雇工虽然都是称谓，社会定性却差别极大。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宣传，长工作为名词的含义，已经等同于被压迫、被剥削，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社会中最苦难阶层。只要有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自己是三代长工出身，其话语权力必定会转移到他手中。相比之下，雇工的政治分量就轻多了，即使是九代雇工出身，也不太可能引起别人注意。为着这样的称谓，爷爷曾经十分严厉地大发脾气。那一回，我们从学校回来，拿着笔和小本本，要他按照学校所布置的，诉一诉他在林家当长工所受的各种苦难与压迫。最初，爷爷只推说忙，刚从自己开垦的菜地里回来，又转身回去种菜秧，接下来还要到山下的小河里挑五担水，两担浇到菜地里，三担倒入厨房的水缸中。爷爷发脾气是在夜里，他都上床睡了，我们还在纠缠不放。于是，他大声冲着我们吼起来，让我们明天上课时告诉老师，他不是林家的长工，也从没有在林家当过长工，哪个不信，自己搭长途车去黄冈的回龙山调查。第二天上学，需要交社会调查内容的作文时，我只拣最简单的告诉老师，爷爷没有诉苦，因为他说他只当过雇工，从没有当过长工。事实上，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年纪稍大的多少都会沾染某些政治上的不干净，他们没有回应爷爷的话，转身走开时，好像忘了全班唯独我没有上交他所布置的作业。
爷爷在后半辈子里，多次提起来说，如果日本人不来，自己一定能够在林家再当二三十年雇工。爷爷说这话时的表情，带着明显的与某种幸福擦肩而过的遗憾。爷爷的遗憾中，还包含着对林家人不得不举家迁去北京的无奈。已经不是爷爷认为自己是雇工自己便是雇工的时候了，带着北方土改经验南下的干部们所说的话才能算数。有了称谓上铁定了的几个长工，加上在日本人攻陷黄州城之前林家就有两台铁制织布机，林家的地主便当定了。
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那年，我曾受中国作家协会之邀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前无阻敌，后无追兵，难熬的只是旅途漫长。坐在车上，也不知是如何说起来的，山西长治的一位女作家告诉我，他们那里搞土改时，杀地主是有指标的。譬如赵树理的老师所在的村子，按计划要杀四个人，大家思来想去，只有赵树理的老师值得一杀。在劫难逃的老师，见势不妙，就给在县里当副书记的赵树理写信，希望免他一死。
赵树理也觉得老师决无死罪之理，便回信替老师求情。他的信还真的起了作用。既然是赵树理说了话，他老师就不杀了，但指标不能转给别人家，那就将老师的儿子推上前台处死。事后，那位老师给赵树理写信，一方面谢其美意，一方面责骂他，这样一来反而是断了他家的根。一个老人死去是不足惜的，老人的儿子还年轻，这样的人死，等于死了一片。
发生在林家的事几乎也是如此，林家大垸一带以富裕和殷实来衡量，首当其冲的当是林家人。那时候，家里有一台铁制织布机就相当了不得。有两台就更不得了。爷爷死于作为奢侈品的凤凰牌和永久牌自行车刚被摩托车取代的年月，不晓得后来家庭轿车又取代了摩托车。所以，很难确定爷爷如果在世，是否会认为林家拥有两台铁制织布机，就像如今有人同时拥有宝马和奔驰轿车。
曾经有这样一位老地主。民国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他同哥哥一道由过世的父亲那里各自继承了二分之一祖业。哥哥因为抽鸦片，先卖地后卖房，最后连自己的婆娘都典了出去。弟弟为了挣回脸面，亲自外出贩盐，身怀六甲的婆娘也要同长工一起下田，好不容易将哥哥亲手卖掉的家产买回来，就逢上了土改。老地主有幸只是陪着上了几次杀场。最为称奇的是，曾经被族人扫地出门的哥哥，因为是穷光蛋居然成了贫农，在斗争会上先扇弟弟几耳光，再历数弟弟是如何夺了他家的地，抢走他的房，霸占了他的婆娘和儿女。到头来老地主一大家被赶进四合院中最烂的耳朵房里，而哥哥又重新住进被他卖了钱来买鸦片、后又被弟弟辛辛苦苦赎回的右厢房的三间大屋里。
老地主后来说，败家是转眼间的事，而兴家要几十年甚至是几辈人的心血，所以，在乡村找三代穷人很容易，要找三代大户就不容易了。
林家大垸那地方，事后人们才说风水很好，然而依照过去的经验，但凡住在那种山坳里的人家，绝对不可能富甲一方作威作福，要发达也只能往外走，湖南的韶山冲如此，湖北的林家大垸亦难例外。在南方各地，单凭历经风雨而存留下的房产一项，就能断定人家当年是否过得贫穷、殷实或富甲一方。林家大垸的那些房子在它最红火的时代是何等模样我没有亲眼见到。第一次去，是其在历史烟波中最破落之际，林家的房子，从中间的天井直到大门被风雨剥蚀坍塌了许多。南方的房屋莫不如此，好好的，用不着有人存心去破坏，只要多年无人居住，便会像生了锈的铁那样，层层剥落，直到彻底腐朽。当然，这也是因为南方人盖房普遍采用土坯砖所致。
爷爷在老家留下一间茅屋外加靠着茅屋搭建的半间砖瓦房，也基本是这种质量。如果它也算得上祖业的话，那它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祖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亲戚报信，那所早就无人居住的老屋不好意思再在风雨飘摇中坚持下去了。父亲后来趁着开会的机会回了一趟郑仓老家，将老屋折算成人民币八十元，卖给一位亲戚。父亲对这些钱的处理很有意味：他将一部分给了出嫁后一直生活在乡村的姑姑，再用剩下来的钱为爷爷定做了一副寿材。爷爷穷尽一生的全部经济建树，不管他情愿和不情愿，也改变不了只够维系自己简陋的一生的事实。
林家老大的房屋多一些，面积大一些，资质却也有限。后来再去，这些坍塌过的房屋被林家的堂侄们修复了，却还是从上到下见不到半块青砖，仍然没有朱漆大门雕花窗栏。唯一值得他们向零散过客们说说的是天井旁那块一丈多长的青石条。林家的侄儿们说，这么长的青石条在当年非常难得一见。这类话未免有些蒙骗城里人之嫌，如果不是后来各种让人扼腕长叹的原因所致，乡村中大大小小的道路、桥梁、宗祠、庙宇中，或横置或竖立，一丈来长的青石条分明是旧时常见的建筑材料。林家所没有的这些，恰恰是现实记忆与艺术表达，针对当年社会之林林总总中，地主阶层们所必须拥有的。
每一次去林家大垸，我心中就会对爷爷的固执多一种认同。
爷爷刚去林家时，林家也只有两台木制的织布机，买铁制织布机是后来的事。黄冈一带，普遍有着织土布的习惯，哪怕家里置不起织布机，也要像爷爷那样学一手织布的好手艺。迄今为止，我还能看见爷爷后来提起林家两台铁制织布机的眼神，虽然爷爷已在二十多年前就离我们而去，并且在他决意离开我们之前约十年的时间里，就不再在总是忙忙碌碌的我们面前旧事重提，仿佛是怕自己闲话太多，会在不经意间耽误了儿孙们的灿烂前程。三十年间尘与土，无法遮蔽一位靠着人性中最质朴的情感生存了八十八年的老人目光，其中因素不能不使后人深想一层，多思一阵。爷爷留给我们的目光深邃而复杂，他一直在盯着历史，想看透在历史中变化莫测的乡村。
那一年，到处在杀人。因为当地没有比林家更富有的人家，林家老大便被推上风口浪尖。爷爷只要一提及此事，就会说多亏了那个在新政府中当了大官的弟弟，闻信后，马上派人将大哥接到武汉。虽然有人以包庇之名告状，到底还是无可奈何。
爷爷说多亏二字时，是那样地如释重负，并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叹息。那时候远处的事是很难传过来的，赵树理在山西老家为老师求情，却使得老师永远失去儿子的故事，爷爷不可能晓得，天下人也都不晓得。所以，爷爷的喟叹并不包括假如林家还有其他人在本地生活，会不会也要有替死的成分。爷爷所说的多亏二字，按当时语境来判断，其意义大约在好人有好报和好人为何没有好报这类完全相反的感伤与诘问之间。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鄂西，同行的有位老画家。当年他曾作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到此协助土改。老画家对我说，他所驻扎的村里找不出一个可以当村长的人，因为政策规定，凡是当过土匪的人都不能当村干部。可是村子里的成年人，人人都当过土匪。结果他们只能挑选一个因为只有十四岁而没来得及当土匪的男孩当村长。
那一次，我们要去一个被叫做大水井的地方。走了许多的山路，有几处路段竟然只许汽车用三只半轮子着地，到了目的地后，所见到的却有些出人意料：水井一点也不够大，将那身材普遍秀美纤细的土家族女子所能负重的水桶放入其中，再舀起来，井中之水便所剩无几。大水井之大所指并非水井，而是绕着水井垒起来的高大得有些荒诞的堡垒。历经数百年山中风霜雨，当年的青石早已变成墨炭模样，远远望去宛如一只趴在溪边饮水的巨大黑熊。堡垒石墙厚达一米，相向壁立，所保护的仅仅是那座小小的水井和一道用来汲水的狭窄石级。从最底端的水井里或取一桶清水，或饮一掬甘泉，向上攀缘数十米，黑黑的石壁随时都有可能碰撞到左肩或者右肩，才能来到那道坚实的木门前。事实上，从大水井建起来后，所有人就不得不如此行走。也可以说，修建大水井，也就是为了让人必须这样行走。即便是当下，只要有人持一杆单发土枪，那些想从山谷下面爬上来，翻越十几米高的青石围墙，从外部抵达水井，也是不太可能的。在历史的日常生活中，汲水者无一不是从这道用五寸厚青檀木制成的侧门后面走出去，向下一步步地到达水井，再一步步地沿着原路返回。
在这道专门用来汲取大水井之水的侧门后面，是当地人的宗祠和与宗祠紧紧相连的一家大户。战乱之年，盗匪丛生，一旦有事，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便纷纷躲进宗祠，拜托大户人家的家丁施行保护。人一多，就不能断水，于是就出现了这座专门用作保护水源的大型堡垒。
鄂西山地多为喀斯特地貌，谷底绿水长流，山上泉踪难觅。
作为堡垒，山巅之上自然可靠，可一旦被对手围困住，单单一个水字就难抵御。光考虑水也不行，与流水离得近了，失去险要，别人居高临下，一口唾沫就能当成雷霆往下倾泻。能将一股细细的暗泉从半山腰的悬崖峭壁中抠出来，将每一滴水都当成对上天的感恩，再修建可以用来避难的大房子，也就平添了巨大威严。一旦逢上危难，每一滴水都会变成甘露。
大水井的存在，加深了我对“地主”作为一个阶层的存在与消失对乡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何在的疑惑。这些年来，因为阅读正史太多，而变得对闲书和野史有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当然，这也得益于“阶级”的强力作用褪色后，社会生活有了真正的田野风情。
从我至亲爷爷的雇主人家，到偶然得见的完全陌生的山乡特殊建筑，恰如一部活力展现的民间史，一边是口口相传，一边是一物一证，极大地丰富了乡村生活在人文传承过程中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
过眼惊心的事，总会有其发人深省之处。
站在峰顶，能将万里长江悠然揽进早上清雾傍晚的浓霞，这样的回龙山仍然不高不大，只因生就在黄州城外而名噪。在太多崇山峻岭堆起来的鄂西，信手掰下一块岩石，就能与其媲美。相比大水井旁的那户人家，回龙山下最是显赫的林家，全部家业也比不上人家的一座绣楼。荟萃了当地顶级民间艺术的绣楼，后来做过农民夜校和大队队部，一道道方便女子行走，又不给外面男子开方便之门的精美楼梯，俨然是银子铸成的。一扇扇可以让楼上女子一边做着手红，一边随心所欲尽观山水风情，又不使各方闲杂人等暗窥闺房生活的窗户，怎么看也是金箔包裹而成的。女子再好也要嫁人，红颜再美也会衰颓。雕梁画栋的绣楼还不是居家住宅主体。绣楼只是一双美目、一对红唇和一段短短的青春。只有那些处理家政、料理家务、供各色人等日常起居的院落与楼群，才是这个家族安身立命之所在。那大大一片经整体设计，统一建造起来的房屋，面积大得将整座林家大垸里的房屋全部相加也还比不上。大水井旁的那所大宅，单独占据着一座山坳。而被称为林家大垸的那处山坳里至今还散居住着不少林氏宗亲人家。
离天下名城黄州不过咫尺之遥、与历史名镇汉口亦在极目之间的大户林家，竟然被远在深山之中，过去现在都不值得评说的土财主比较得浑身冒酸气！
多少年间，从养育地鄂东出发，鄂西、鄂北和鄂南，不算是走遍了，只能称为到过多次。这样的到过，使深刻关怀乡村的内心生出更多思忖。在那些交通不便、山高水深之地，富人反而比城郊之地更加突出。随着历史的延续，如此突出的意义越来越清晰。在广袤的乡村，富人之富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丰富。一如大水井旁的大户人家，不管承认不承认，都是其方圆十数里的乡村核心所在。在乡村，天旱水涝固然是首选的天敌，在天命的暗示下，乡村只能是逆来顺受。天不下雨时，为其供上自家仅有食物，老天爷不见得领情。洪水要泛滥，将犁铧熔化了，铸成铜牛铁兽去镇压也难济其事。这也是没法子的事，谁有本事去老天爷那里讨要公道呢？相比之下，遇有酷吏兵匪等人祸，乡村的表现就会水涨船高了。乡村不欢迎官吏，乡村更不喜欢兵匪。很多时候乡村之所以虚弱，就在于其在天地间漫不经心地散落，就像一堆黄沙，攥在一起时还能对溪流有所阻挡，一旦抛撒开来便毫无用处。所以，像大水井旁的那类大户人家的出现，实质上是人文乡村慢慢积淀起来，也是乡村对自身代言者的集体默认。城郊之地，有钱人是注定要将主要收益消费在城市里。在城市的远方，那些家产巨大的人家，并非比城市近郊的富人们拥有更多财富，而是他们将一点一滴的情感与一分一厘的金钱，全部交给了乡村。也正是如此，在这些人看来，乡村的利益即为自身利益。由他们作为中坚力量代表地方，主张对兵匪的明争暗抗，对官吏的软拖硬拗，也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爷爷的情感是古典的乡村情感。爷爷从不抱怨的“地主”
作为一个阶层，在乡村存在了千年之后，只用短短几年就被他儿子勉力参与的土地改革和接踵而来的合作化运动彻底铲除。
几年之后，他的儿子又差一点被别人所铲除。
在父亲的个人履历表上，家庭出身一直是“雇农”。身披最理直气壮的政治保护色，父亲在**中还是被狠狠地揪出来，真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只差那么一点就要“永世不得翻身”了。父亲被批斗完全是因为他当了官。父亲被批斗时，爷爷自己不敢去看，总是要年纪尚小的孙子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回来再与他说。一朝为官了，父亲履历中的“苦大仇深”就失去保护作用，成为乡村一直以来最为憎恨的“酷吏官僚”。实际上，与父亲一起接受彻底批判和残酷斗争的乡村官员，莫不是同一出身，最不好的也只是后来娶了地主家的女子为妻。对父亲他们的斗争是空前的，其深刻程度远远超过其时斗争地主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如火如荼。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消失的地主们，生命个体还在延续。但在那些事关地主的斗争会上，听人们喊口号，除了少不省事者，成年人们的肢体语言，总让人觉得有些温情脉脉。
那个时代，让我们早早见识了人的不同品质。
同是斗争大会，被押到台前的那些官员，偶有很不服气的在那里站成一副骄横模样；还有刁横耍赖的，找个借口躺在地上要死要活；多数却是听天由命，无论如何摆布，都会机械地照着去做。相反，那些多年前就被斗争得死去活来的地主们，也被要求跪下等等，被我们看过去，总有些全然不同的气质。
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舌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那时候，我们家借住的地方就住着这样一户被称为“地主”的人家。在那种时期，那样的人家绝对没有政治地位。奇怪的是，我一直对他们一家有着深深的敬畏。这种敬畏并非来自小学课文上偷辣椒的老地主将少年刘文学活活掐死。那户人家住着两间搭建在别人家墙边的茅屋，一家四口，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童年时的那种敬畏，源于那户人家的大人小孩，衣服破得再厉害，那上面的每一个补丁都是整整齐齐的。还有他们仿佛总也弄不脏的手脚与脸庞，总也洁白得没有丁点牙垢的口齿，大人小孩总将一块洗净的旧布叠得方方正正装在荷包里，作为清洁自己的手帕，如此等等，在不经意间抒发他人不可剥夺的精神力量。
多年之后，我在写作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时，书中一位主要人物深陷灭顶之灾，如何让他从小说中得到解脱，成了事关历史与艺术的启承转合的一处关键。在某个写作的日子，这种早早出现的提心吊胆，终于通过电脑的键盘与内心设定的重大问题相遇了。奇妙的是，表现这种相遇的文字竟然如此流畅，丁点的结巴也没有。明明是在书写一场革命者的悲剧，我所体会到的却是一种深刻欢乐：小说中，那位主持党内肃反运动的欧阳大姐，从不会因为私情而放过哪怕细小如蚂蚁的生命。但是，那位名叫董重里的男人，在面对最严酷的审讯时，还能从容地掏出一块洗得白的手帕，将自己轻轻地清洁了一下。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欧阳大姐悄然在心里开启了一扇小小窗口，让清风一样的濒死者得以生还。为何要这样写，我来不及细想，直到小说终篇了，空闲下来我才明白，是童年的那些小事一直深藏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并且深刻地影响着自己精神世界的拓展。我不认为，仅此这一点就可以升华一代人的精神控制，我要强调的是，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这样的角落正是人性的启蒙。如果面对的是乡村，那也就是乡村的一种启蒙。
二〇〇四年曾经有两条新闻让人怦然心动。
第一条是新华社武汉六月十三日电：《温总理给湖北农民吃定心丸，中央说话算数，农民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护》，说的是温家宝近日考察湖北时的情况。从六月八日和九日，温家宝以他一贯的方式，先后临时停车走进老河口市洪山嘴太山庙村、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村、枝江市安福寺镇桑树河村、荆州市八岭山镇朱家岭村，具体了解到农民王转运一亩地交了六十多块的税，比去年减了四十多块。而村民王建林则直率地说：“一号文件让老百姓最高兴。农业税不交或少交，种粮还给补贴，把几千年来的事给翻过来了。”更有村民曾祥华如实相告：
这一带的地，一亩地打五六次灭虫药都不起作用，不晓得是药不好，还是不对路。温家宝深切关注的农村合作医疗，刚刚开始试点工作，国家拿十块，地方拿十块，老百姓拿十块，搞大病统筹。温家宝因此说了如下几番话：“税还会减下去。今年减三个点，明年还减，五年内要全部减完。”“看来我们要加快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让更多的农民看得起病。”“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鼓励农民种粮。国家还拿出钱来修路、修水渠、修沼气，采取措施降低农资价格，为农民找好处，谋实惠。”“我还要告诉大家，中央说话算数，农民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护。”
第二条来源于六月十五日的《长江日报》：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加快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要在二〇〇五年底消除农村校舍D级危房，把“普九”债务锁定并分解到县乡两级政府，保证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武汉市将于今秋进行“两免一补”（免书费、杂费，补助生活费）试点，并争取于二〇〇六年在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推行。
归纳起来，重要之处在于第二条消息最后所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电视电话会议上说，要带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搞好农业教育工作。没有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也就很难理解村民王建林为什么会说，把几千年的事给翻过来了。
正是那几天，有朋友送我一本他所著的关于长江三峡的散文集，信手翻开，立即就被一段文字所打动：成了移民的一位母亲，临行前三番五次挪不动脚，点一炷香插在已成废墟的故土上，长跪不起，泪流不止。当一位年轻的移民局官员在背后骂她老封建时，作为父母官的县委书记为自己的下属如此不了解中国农民，如此对中国农民没有感情而深感震惊。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部《凤凰琴》，追问的作为是乡村教师的这一类人，历史与现实如何评价他们的生命意义与生存价值？十几年后，《凤凰琴》中的人生困境反而有更加危重的趋势。二○○五年教师节的第二天，我去中南医院看生病住院的朋友。一般时候住院部总是格外安静，但在那一天，我所见到的情境有些反常：朋友所住病房外面的走廊里，聚集了许多内心有着巨大压力却不得不沉默不语的男男女女。悄然问过之后才得知：正是作为教师节的昨天，来自那座著名将军县的几位乡村代课教师，因为一些可想而知的普遍问题得不到解决，集体到省政府门外服毒自杀。被各种导线和导管缠绕的那批乡村生命，躺在病**的模样无法不让人动情。
在经历了太多的感情波澜之后，我却发现，感情只能作为一种动力，而无法成为一种诺言和保证。当社会整体出现麻木不仁时，强调感情是必要的。然而，从长久来看，真正能保护乡村整体利益的反而是理智。
如今的父亲已经年事甚高了，除了自己的养老金外，别的事情早已经高高挂起。当然，不是他自己的放弃。相反，他一直在试图对上及嫦娥探月卫星，下至陕西省镇坪县乡村猎人周正龙所拍摄的野生华南虎照片，还有鄂西野三关铁路隧洞塌方，正巧砸中一辆过路客车等各类社会事务发出声音。二○○八年大年初一，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享受冬日阳光时，基本失聪和失明的父亲甚至将他的二女婿叫到身边，突如其来地问他，陈水扁最近又在台湾闹什么事了？解放台湾的这一仗打得起来不？引得他的下辈们一齐发出这个春节最为快乐的笑声。时光让父辈们放弃的恰恰是他们一直不想放弃的社会。
社会的快速变革让父亲这一代人即使是思考自己所创造的历史，也达不到当下所需要的深度：为什么乡村当年被称为人民公社，而不直接叫农民公社？如今却要在种种行政管治机构之外允许再成立一个村民自治委员会，而不直接叫人民自治委员会？
在被称为人民公社时，所谓农民这样一类乡村中人，在法律制度上与别的人群类别还是平等的。那个阶段，起码在政治文化上是将乡村中人，当作普天之下各类人等中平等的一种，并且有着同样不可鄙视与低看的文化形象和政治权利。甚至特意冠以人民二字，来强调这种在最近距离管治乡村的政治公社的性质。那时候政府的政治倾向是均等的。乡村的水利建设、道路交通工程和教育体系，在那个阶段里，与城市的堤防、马路和学校工程一样，统统归由政府投资。后来发生的变化同样一清二楚。政府对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越来越大，城市中人也开始享受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通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优势的教育资源也快速地集中到城市。在乡村，过去有的现在没有了，过去没有的现在更加没有。命脉一样的道路须得集资修建，命脉一样的河流须得集资防护，命脉一样的教育需要集资兴办，那些掐着乡村命脉的疾病与衰老，更是成为仿佛是专门针对乡村的惩罚。
有着鲜明政治目的管治官员是最早的清醒者，所以才从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取向上，提出村民自治委员会之梦想。虽然是梦想，却也表明了一种真实，即是当今的乡镇一级政府，已经将当年人民公社的乌托邦一扫而光，还原了任何政府都是既以管治为手段，又以管治为目的的道德真相和政治真相。叫村民而不叫人民，也不再仅是称谓的差别，而是在政治上承认，身在乡村的人民，正在受到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某种压制。应该坦率地说明，为身在乡村的人民专门法定一个委员会，是要对抗那些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种种针对乡村人民的丑行。
然而，这类所谓的村民委员会，又能在实际上做些什么呢？
譬如它将面对的法律：在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比例上，每九十六万农村人口才能选举一名代表，而每二十六万城镇人口就能选举一名代表，前者是后者的近四倍。如此分配政治资源的规定直接违反《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它的法源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四条，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如果有如果的话，只需将其中比例取消，还农村人口与其他任何特定人口同等的政治尊严，乡村的诸多问题，又何必需要用感情来维系！用良心忧郁，用灵魂伤感：乡村只剩下四分之一尊严，乡村只剩下四分之一情感，以选举权为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资源，在制度的规定下，一切都会以四分之一为限度，所以才有本是普照大地的阳光雨露也只会给乡村以四分之一。
凭着沧桑老者口述给我们的林家大垸，凭着自然风物残存的大水井，历史中一些羞于示人的深度秘密终于露出可供重新察觉的痕迹：风雨飘摇的乡村有着从自身人文中脱颖而出的中坚力量，越是在统治者的管治力辐射的远端，这类中坚性质越是突出。老家一带要比大水井那儿富裕许多，却一直找不出富甲一方的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就因为更加强大的黄州城近在咫尺。
与一切城市相同，风情万种的黄州，不只用浪漫的诗词歌赋送大江东去，那诡谲的政经军事真个是浪淘尽千古风流。笼罩在历史烟尘下日常岁月的黄州，一直在扮演着鄂东政治风向策源地的真实角色。有钱人家过年时，请一条龙灯来家门口戏耍祈福，普通的便无事，若是特殊了，譬如龙灯大到须有二三十人才能玩得动，譬如在家门口开了二三十桌流水席，用不着刻意传信，随随便便地就会在当晚引起黄州城内从不缺少的强力机制的警觉。
挪到大水井那地方，情况就不同了，不要说自家的龙灯想玩多大就能玩多大，那几十里山山水水之域，百把几十条大小龙灯都来朝拜，也不过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乡风习俗。往附近的落水洞中投入一节漂流得最为快速的楠竹，顺着清江急流汇入长江，没有一个月到不了汉口码头。若有快马，又能像七八月间的洪水**没有拦阻，到达最近的政经中心宜昌或荆州，也得七八十来天。然而，对于大水井这样苍茫的乡村，宜昌、荆州那等规模的城市根本无力作出最低限度的干涉行动。
在如此乡村去处，修建有九十九间房舍的大宅，不事声张地成为地方王者，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合谋。这类王者，自然要成为乡村利益的守护人而非其他。毕竟乡村是他们能够成为王者的社会基础。所以，对外来势力进行亦明亦暗的抵御，就成了他们天然使命。那么，后来出现这类阶层的悲剧性结局，基本上也是乡村社会在更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整体失效的预告性写意。
做一片云得有使灵肉缥缈的天空，为一滴水需要让身心**漾的池塘。是鸟，就不能没有翅膀。是鱼，就不能丢掉鳃鳍。得天佑自然，蝴蝶一定属于花丛，柳絮一定属于清风。有智者承前愚人启后：任何社会都不能失去自身的中坚力量。以普遍规律来认知，那些在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肤浅的阶层，断无主导历史进程的可能，也难以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可能性进行及时监护。
失去中坚力量的乡村，一如大别山中那些将堤破了，不再设防的季节性河流。秋冬枯水，行车走路确实方便许多。不到桃花汛起，不到山洪暴涨，像炊烟袅袅的日子里，即使是有心想到了，也懒得去着急。一年去了，一年又来，被岁月打磨成了随方就圆的乡村性子，只会在浊浪滔滔扑进家园的时节才冷不丁地作一下改变。有锣的人家提着锣，没有锣的人家便使劲地敲击女人陪嫁带来的铜脸盆，任何响器都没有的人家，就只好扯着嗓门呼天喊地：大水来了！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大水来了，再汹也要阻挡。安身立命之所，哪能一点事情不做就言放弃！失了堤防，丢了中坚，身边之物能够应急的唯有家中的门板与方桌，将它们抬出来横在洪流中，只能稍许减缓一些冲击，心理上却是少不得的。
乡村社会，用学问来看，深如古井；用行动衡量，浅薄如纱。谁让他们生长在只要开花了就有结果，只要下了就能看到春天的田野哩！像洪水猛兽破门而入等等事关急所之际，他们甚至还会牵来一头猪、一只羊或者一条牛，挡在水头上，而不管它们是否真的管用。
在资本积累原始之际，何止城市，乡村里同样也在实践着能一百倍时决不九十九倍地变本加厉。只要有可能，任何人都会不择手段力图在最短时间里，获取最大的利润与利益。新兴的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不会乡村文化与文明的群体，甚至根本就是那种乡村中坚阶层消失后，才有可能横行乡里的痞气十足者。在政治管治与乡村利益之间，他们不仅没有起着调和与过渡作用，更多时候，反而是在扮演两方面的为虎作伥者：当管治者势力强大时，他们会目光短浅毫不留情地抛弃乡村。等到乡村人民怒不可遏了，他们又调过头来，期望在推波助澜中同样谋取暴利。对他们来说，暴利不仅指金钱，更是处在原始期的新型社会的意识形态资源。
在人伦道德中显出一派温情脉脉的乡土，不需要任何过渡，说变就变了，甚至使他人闻之色变。二〇〇四年年初，弟弟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送母亲来武汉，在同济医院做一个最终花费一万三千元的手术。司机是比我早半年进同一家工厂的工友。
他听说了手术的预计花费后，不停地摇头，不要说在农村，就是在县城里，起码有百分之八十人家不会花钱做这样的手术。在我离开工厂后不久，工友也到一座水电站当负责人。再后来，县里将所有水电站全部卖给了私人，工友就买了一辆二手桑塔纳轿车，专门跑长途出租。县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一些单位没钱养车了，改为有事租车，所以工友的收入还算不错，甚至弟弟也数次动了买台车跑出租的念头。
我们从县里卖水电站的事，慢慢聊到一个农民。
那位农民养着一头不到两岁的小牛。被卖给私人的水电站有输电线路从他家附近经过。天晓得为什么，那根电线杆突然倒下来，低垂的电线正好落在没戴笼头没穿鼻绳自由牧草的小牛身上。被农民寄予厚望的小牛，当即被强大的电流击倒在地，抽搐一阵后，就不再动弹了。农民气愤地跑去交涉，有钱买下水电站的当老板的男人强硬地表示，小牛将电线杆弄倒是咎由自取。
走进乡村，充耳所闻的是林涛吹响，流水动静，心里向着天籁，偏偏那一阵阵从某个角落里冒出来的鸡鸣狗吠，总是使人不得不回过神来。下一步，当眼际里出现一头头无人干涉的牛，事关乡村的印象就会格外刻骨铭心。这样的牛在任何季节里都能见到，那根偶尔被人牵在手里的长长鼻绳，一道接一道交叉绕在牛角上，黄牛的牴角相对较短较直，水牛的牴角一定很长并且反转成为女人怀抱婴儿一般的臂弯。春来夏到，乡土之中到处都是碧绿的，耕牛们信步牧草时，一个人紧赶慢赶将要做的事做完，将要走的路走完，回转来再看，它们几乎还在原地。地上嫩草很丰盛，用不了多大一块就能将老牛喂得很饱。之后的秋天与冬天，放牧的牛就会辛苦许多，流水清清的河滩里，草也是要枯萎的。山坡则更加甚之。这时候的牛，变得更加自由自在，它会一口气走完一条小河，或者漫不经心地翻越几座小山，总之是要不负主人的美意，将瘦瘪了的肚子喂得圆圆的。这样的情形在农活最忙时，也会一如既往。人累了要歇一歇，牛累了同样要歇一歇。一头牛身上痒痒了，就近找棵树，或者找根电线杆靠上使劲摩擦，无论是树还是电线杆，只要不够粗壮，就会被力大无比的牛们摩擦得地动山摇。
所以，水电站老板的推测也是有理有据，没有因为牛弄断电线杆而提出赔偿就算是有情有义了。反复多次，仍无效果，那农民一怒之下，竟然操起家伙将水电站的变压器砸坏了。当天夜里，就有警察来抓捕那位农民，经过正式起诉，法庭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工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无奈呀！后来我一直在品，这语音所要表示的还可以是：无赖呀！作为前者的理解，也是真实：乡村诸事越来越无奈了。作为后者的理解，同样真切：乡村中人越是无赖越能当道。乡村中此类痛感深深的社会启蒙，发生时我还很小。
一九六七年夏天，当售货员的母亲被调动到另一所供销社，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搬家。新地方有两眼著名的温泉。新的租住屋位于从温泉里流出来的永远是热气腾腾的溪水旁边，我们的梦里都在弥漫着浓浓的硫黄气味。新房东家境很好，租借给我家的房屋也是完整的，墙壁上没有可以透过星星和月亮的巨大裂缝，外面也没有一端顶在墙上、一头撑在地上的防止墙壁倒塌的木柱子。那些从小喝温水长大的孩子，满嘴牙齿早早枯黄的样子，也让我们喜欢。
母亲还在继续做一名普通的售货员。那些年，物资极度匮乏，日用商品几乎都要票证。想来房东家之所以接纳了我们为房客，自然是希望通过母亲买一些紧俏商品。那些要求其实也很可怜，无非是买一斤红糖、冰糖或者半斤猪肉、猪油，再就是买牙膏时能得到中华牌或者白玉牌的。母亲的地位决定她无法对别人有求必应，包括我家的新房东。新房东曾经是当地的大队干部，因为犯有经济错误而遭罢免。母亲后来生气时，曾经说过，新房东若不是犯经济错误，哪能盖起如此气派的大房子。新房东家的房子很大，又是独立地建筑在供销社、卫生院和作为当地最高政府机构的人民公社中间。很显然，这样做是犯了忌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个时期，有太多与之相同者，没来得及修养出作为乡村中坚分子断断不可或缺的韬光养晦。下台之后的新房东，长年推着一辆俗称线车的独轮车，给附近的一家棉织厂运送货物。在当时，这类每天都有现金收入的好事情也不是老实巴交的人所能谋得的。
房东租给我们家一间半房。所谓半间是在一间大屋正中垒上一堵半高的墙，那边住着房东家刚刚有女孩子上门定亲的儿子。开始时，我们经常隔着半高的墙说着各种各样的话。有一天，房东的儿子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黄牛。一家人里只有爷爷没有对越来越浓烈的牛粪味公开抱怨过。母亲最先意识到，房东家是在故意这么做。母亲无权，不敢将一匹布卖到最后时剩下来不足尺寸的零头自行做主便宜卖了。供销社有规定，这类布匹零头必须集中起来，到月底盘存时，由相关负责人决定如何卖和卖给谁。房东家多次在母亲面前表示，想用这样的零头花布，为小女儿做件花衬衣。母亲总也不变的解释让房东生气了。事实上，房东家翻脸也是有道理的：那些卖剩下的各色布匹零头，向来是内部处理给各种关系特别的人。享有这种好处的人，经济上的所得十分有限，重要的是口碑，是能够使人另眼相看的乡村政治资本。就像后来，谁能从供销社弄到两只日本进口尿素包装袋，缝一条裤子穿在身上四处招摇，同样是乡村中一种莫大的荣耀。
那年冬天，温泉澡堂里与往常一样挤满了人。因为离得近，我和弟弟每天早晚都要泡一泡温泉。那一天落了，我们便在中午过后增加一次。温泉的水，高达摄氏七十度，从远处挑着一大担衣物被单来洗的女人，家境好的会顺便带上一两只鸡蛋，肚子饿了就扔进出水井里，泡上一阵再拿起来就可以吃了。温泉一带，冷水比热水珍贵。在略微掺了一些冷水的温泉里泡上不到二十分钟就得起来，否则会头晕的。我们穿衣服时，不意碰上房东的儿子。那时，我们之间只剩下冷眼相对了。弟弟碰了一下我，我也碰了一下弟弟，只是示意，什么话也没说。突然间，那位正在用一只铁夹子从下巴上拔胡须的青年冲着我们破口大骂，硬说弟弟骂了他。见势不妙，我和弟弟跑开。澡堂离供销社不到二百米，比我们大几个量级的房东儿子追将上来，抓住弟弟一顿暴打后，还想朝我动手。母亲闻讯赶过来，将我们兄弟俩护在身后。房东的儿子，一个已经托了媒人商谈婚娶的男子，几次想对她出手，到底还是没敢。母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算是在你家住残了！这是一句方言，发音是残字，却含着惨的意思。
那一阵，说是苦苦支撑一点也不夸张。上学的路，有四五里远。每天背着书包离开家或者学校后，头上就会笼罩着暴力阴影。房东的儿子，指使一群附近垸里的孩子，其中一个姓钱的少年，只要碰上了，不管在哪里，一定要走到我面前，狠狠地表示，他一定要打我一顿。姓钱的少年，是现任的大队干部的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姓钱的少年在当地威风十足，一天到晚都被别的少年簇拥着。他有两把弹弓，还有一把用子弹壳做的土手枪，添上从鞭炮里掏出来的火药后，可以发射削尖了的木楔子。他所说的打，就是用这两样东西。姓钱的少年，说到做到，他连我母亲都不怕，故意在供销社门前，将没有装石子的弹弓拉得满满的射击我。再就是用土手枪了，有一次，趁着我们正在供销社门前玩得高兴，姓钱的少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冲着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轰地开了一“枪”。平静下来后我才猜测，他终归还是不敢往枪膛里填上木楔子。每一次事发之后，姓钱的少年与身边的伙伴，总是用放肆的大笑来对抗母亲的斥责。在余下的半个学期中，我总在提心吊胆，星期天上山砍柴，从他们家附近路过，会不由自主地大汗淋漓。熬过一九六七年冬季，我们如释重负地告别还没有喜欢够的温泉，举家搬到别处。几年后，我进了工厂当工人，再碰到姓钱的，他已经成年了，在县城的另一家工厂当工人。因为工厂间的文艺会演而经常见面，我们没有叙过一次旧。不过，看上去他总是面带微笑，比从前斯文多了。在厂部公布的先进生产者名单里，年年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偶尔再去温泉那地方，曾经住过的那一片房屋全拆了，新盖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缫丝厂。房东家的儿子据说当过兵，又回来了。他家的大房子却是一点痕迹也找不着。
对于那段经历，母亲曾宽慰我们：就算让鬼打了。
人让鬼打了，是不能计较的，更别说报复。要报复鬼，除非自己先死，那是多么划不来呀！
一九六八年的夏末秋初，我再次转学就读的中心小学终因文化革命而彻底停课了。一群十二岁上下的孩子不时地到学校附近一带转一转，这当中就有我。到学校去的动机有各种各样，只有两点上是相同的：找书，游泳。在宣布不定期放假之前，学校的图书室就被形形色色的人洗劫一空，我们没有找到一本书，只在一处尘土飞扬的阁楼上，找到一只已被人抠去莫斯科和华盛顿两处地名的地球仪，和一只必须不停地打气才能使用的篮球。学校附近有一口水塘，那是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领着我们学游泳的地方。从学校出来，我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去那水塘里游泳。我的游泳技能与体育老师的教授毫无关系，只符合当年的伟人毛泽东所宣扬的：游泳池里学不会游泳，要到大风大浪去锻炼。为了这样的锻炼，我肯定挨过母亲十次以上体罚。那一天，我在同伙中出类拔萃的游泳本领，终于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因为在水塘中逞能，我得罪了生产队长的儿子，他将水里的无可奈何，转移到岸上，一把抱住我，重重地摔向地面，然后双手掐住我的脖子，直到我两眼翻白。说我两眼翻白的是一起去游泳的其他少年。他们吓得惊叫起来，生产队长的儿子才松手。我不记得这些，我只记得自己从地上爬起来，坐在潮湿中长久地发呆。我的那副模样让在场的少年都不敢离开，直到有人发现我的母亲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顺着通往水塘的小路快步走来，大家才一哄而散。剩下我硬着头皮顺着田埂走向母亲。
母亲一如既往地体罚了我。在我长大后，从母亲身边一次次离开，而后又一次次地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总是愧疚地说，小时候就我挨打最多。我则更为愧疚地表示，那时不懂事，太让母亲操心了。少年时节，母亲一直让我闻风丧胆。处于成长的年纪，我总也分不清她所强调的那些道理中的是非对错。每当我将相同的错误一犯再犯时，母亲的愤怒是真的，母亲手里棍棒也是真的，看上去呼呼作响的杖责多半不是真的。我的恐惧是真的，我的懊丧是真的，所出现的肌肤之痛却是从胆怯中夸张出来的。在我后来的阅读中，这类雷声大雨点小的杖责只要一出现，譬如《红楼梦》中贾政狠揍贾宝玉时，贾府里其他人的说法想法等，就会让我会心一笑。当年纪逐步积累到四十岁以后，这样的情节就不再让我笑了，只要一想到母亲当年那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心里就格外酸楚，恨不得立即匍匐在母亲面前，让她放开手脚痛快淋漓地将儿子杖责一场。
那一次，母亲没有发现儿子的脖子上有一道形迹可疑的印痕。那一阵，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母亲天天要上班的区政府直属机关一带深陷在周围乡村各种派别的造反组织的围困之中。在当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
所谓干部子弟，是被乡村少年欺负的一群，除非自闭地躲在家中，断绝与外界的交往。所谓少年神似小猫小狗，即使是天天被大猫抓、大狗咬，也还是要与其搅和在一起。那些事，母亲不是不晓得，多数时候母亲晓得了，也只能发一声长叹，而不可能找上别人家门。
在非常时期，有资格横刀立马将乡村印把子抓在手中的人，必须具备文能巧言善辩、武敢行蛮耍横的本事。掐我脖子的少年，父亲是有名的老队长。因各种原因派下来的工作组，每来一次就会将其撤换一次。工作组一离开，队长又会官复原职。队长家的公子———当地人喜欢如此称呼小小年纪就会掐人脖子的少年。奇怪的是，对于我，当地人从未叫过一声：区长的公子。在乡村的视野里，像我们这样操外地口音的人家，其地位总是很古怪的。相反，对队长家的公子，他们却一直没有间断地预估，说将来一定会子承父业，也能当上队长的。不久前，在武昌一家名为老房子的酒店，与一帮小学同学相聚。席间有人提起“队长家的公子”。据说，他还真的当了队长，并且一直在当，只不过现在的称谓不同，职务上却是类似。从前的少年，曾经丢下队长不当，跑出来打工，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属于他，便又回乡。只要他在家，队长一类的最为直接面对乡村的管治小吏就非此君莫属。用小时候大人们爱说的话来表示，这家人太狠，他们不当队长，就没有人敢当队长了。
在乡村中，这样说人狠时，重要的是在表示，惹不起。最惹不起的“狠人”就是种种无赖了。
当时的乡村让我们极为无奈，多少年后回头去看，所有不好的感觉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庆幸。在乡村的环境中成长，哪怕不做任何事情，凭着时空的发展，也比陷入无奈和无赖的迷魂之中更加有效。关键不是当时自己是否取得了优势，而是后来的命运和人生，那才是一辈子的事。在乡村，熟用无赖与野蛮，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眼前利益。如果以此作为最佳途径来展现自身价值，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到头来就会出现致命损伤。损伤之痛波及的还是无辜的乡村。
在母亲的病床前听工友谈话，我心里就在不断地闪现，那位买了水电站的人，会不会是当年掐我脖子的、或者是当年打我弟弟耳光的、再不就是拿着弹弓与土手枪指向我的少年？这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土改后的乡村舞台上，富裕阶层消失了，斯文的读书人消失了，甚至老老实实勤扒苦做的农民也见不着了，浮现在各种事务之上的几乎都是眼前利益的投机者。其景象宛如田野间旋风突起时，舞动得最夸张的总是一些最无用的东西。
在电子传媒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乡村中许多隐秘也还不能抵达昭然若揭的程度。那些在社会新闻中读到的除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不同，情节完全相似的故事，宛如一幕流传在乡村草台戏剧在重复上演。某个孤苦伶仃的母亲，含辛茹苦养大了几个儿子，没想到其中一个坏事做尽天理人伦都不顾，母亲不得不秘密召开家庭会议，宣布自己的决定，选择一个出其不意时机，家里的人一拥而上，将那个以为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家伙，活活地打得一命归阴。母亲的想法很简单，自己生的自己杀，就当是养了一头畜生。警察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逮走了所谓的凶手后，邻里乡亲纷纷联名具保，上书请愿，要求对惩恶英雄无罪发落。每当有这样一幕发生时，文明社会所感叹的总是文明本身，殊不知在道德与法律之外，还有更重大的关于乡村未来的意识形态。
有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传说中，日常当中的鸟类，为何独独只有喜鹊是那样的招人喜爱？二〇〇五年春天，一对野斑鸠，飞到我在东湖边家中的窗台安营扎寨。每天隔着一道玻璃与它们打照面，免不了也会进到我的想象中。越来越被人当作俗物的乡村，本质上决非俗物，只是因为社会的境界低俗了，时代的审美低俗了。乡村的精髓本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就像那种与斑鸠迥然不同的喜鹊。乡村的模样，恰如喜鹊的模样。乡村的声音，也恰如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摧毁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怵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
这些事物的深处萌动着关于乡村的认知。什么是乡村的中坚力量？什么是乡村的稳定因素？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是斑鸠的，还是喜鹊的？
在城市的某个夜晚，与几个颇谈得来的朋友凭着东湖边一处酒吧的临水栏杆，静坐在夜风里。这酒吧有些年头了，十年前，八年前，五年前，大约是这样分期的，先前的主人坚持不了，经过一次次转卖，才变成重温乡野归还自然的主题，于是人气就旺得不得了。有湖水，有泥塘，有荷香，有清露，分明是从附近高楼刮过来的风，吹在肌肤上的感觉就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