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文强对郑佑之先烈的回忆(1 / 1)

(根据文强发表在1986年2期《宜宾党史资料》的回忆文章整理)

[文强简介]

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18岁时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929年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由李家俊领导的川东农民革命军,曾任万源县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党代表兼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四川省委从重庆搬迁成都时,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文强担任书记。周敦琬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郑佑之任组织部部长。不久,文强又被任命为四川省委常委、代理军委书记。

1931年,文强被捕入狱,由郑佑之策划组织,成功营救出狱,到成都后同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闹翻”了,愤然离开四川去上海找组织,没料到又遭到上海的“拒绝”……

文强被“开除出党”后再次加入国民党。后来,文强逐渐成了“军统”中的——显赫人物、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最后沦为——战犯,经历了26年的牢狱改造。

文强被新中国“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奔走呼吁,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在共产党、国民党都分别担任过高官要职。毛泽东是他的表哥,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林彪曾是他的同学和部下;邵力子是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程潜对他有救命之恩,戴笠视他为心腹骨干,蒋介石“钦点”他为中将,杜聿明点名要他做参谋长……他在中国现代史的大风大浪中度过了传奇一生。98岁高龄去世。

(一)我对郑佑之总的印象

郑佑之先烈,是我生平最尊敬难忘的革命友人之一。当然,我是有愧于说他是革命的战友,但我没齿难忘的是他以同志式的阶级友爱、无私,冒万难万险救过我的生命!我应该称他为救命恩人。

最近宜宾县委来了两位青年同志访问我,与我谈到郑佑之先烈和我接触过的事迹。几乎谈了三个多小时。谈完之后,要求我写一篇书面的回忆。我感到这是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面对“救命恩人”必当要写的。所以此文要写的,也就是与两位面谈过的,兹分作以下内容写出作为参考。

郑佑之称得上是共产党员中用马列主义精髓铸造出来的英雄人物,也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突出的富有才华的领导者。他的突出而又特殊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赤胆忠心对待党组织的坚定信念,一生无私无畏,从来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艰苦奋斗,抱定的是革命乐观主义到底。

第二,他对中国革命,认定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大任务是要切实地领导农民革命。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遗毒,是牢牢地绑住了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手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只有共产党领导他们起来革命才能扫清,才能翻身。他曾多次向我说过,“中国革命如果离开了农民革命的伟力,是一无所成的。”他的话是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

第三,他是彻底改造好了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平易近人,能团结人,能团结大量小学教员这个阶层的优秀青壮年,引进入团入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士。他的威望特高,在四川党群组织中,具有不可磨灭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

(二)我与他第一次的接触

一九二七年前后,是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我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后来到川西作军运工作中的地下活动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前后,“川西特委”派我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族第二团(即邝继勋团)作支部书记时经廖宗泽(廖是当年在“川西特委”军委作地下活动的党员)的介绍,他引荐郑佑之与我在他的家里爵板街某号见面,他指郑对我说,“这位大胡子是有名的‘马克思’,是著名农运专家,是四川党内著名的同志,因慕您的名,特别是对南昌八一起义为何失败这个问题,有所请教于您,希望您谈谈。”我们三人便决定一同到支矶石公园去喝茶,且饮且谈地谈了大半天,从上午九时,谈到午后三时,只是午餐时到附近一家小馆子吃豆花饭之后,又回坐原处喝茶续谈。三人谈得很痛快,我由南昌起义的经过谈起,一直谈到最后在海陆丰的失败为止。

郑佑之听完之后,便提出了失败的原因何在?我略思而谈到失败原因,是由于匆促成军,孤军深入……其他还有什么原因,不曾总结过。郑对我的答复似乎感到有失望的神情,他爽快地指出,这么抽象的说明,并没有解决问题。于是他插入又说,我听完你所说的起义经过中,怎么没有谈到农民运动的配合难道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地区的农民运动都全没有做开吗?……

我被这么一问,才感到他提醒了我,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他提出的问题上。我才肯定地说,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农民革命组织和力量来配合。在江西、福建的沿途是如此,最后到达号称彭湃故乡的海陆丰也是如此。

我们三人便将话题转到了如何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并配合军事行动的问题,各抒所见,展开了一场研讨。佑之更是打开了话匣子,从理论到实际,有一整套的经验。他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四川的军、团、匪交相**压榨老百姓的苦况,言之至详。他说现在是民国十七年,许多地方征粮已征到了民国七十年,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等于一座九层宝塔压老百姓在塔底下,又怎能活命呢!

郑佑之深刻的分析到所谓老百姓之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农民。他认为农民起来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才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至今犹记他精辟的论断,是我生平闻所未闻的农运知识。他颇有深思的语言,简明有力,金石为声,两眼炯炯有光,神情肃穆,俨然泰山一座。他与我这次的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使人难忘,也是终身使人难忘的。

(三)第二次的接触是在合川的旅社

一九二九年夏,正是酷暑久旱的天气,由于邝继肋领导的第七混成旅,迫不及待的在蓬溪、射洪起义,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我由于奉省委命到万县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的关系,才没有赶上这次起义的行动。当我辗转经忠县、涪陵、丰都、长寿等回到重庆时、才知道邝部起义军不战而散,领导层的脆弱无能,军事路线的盲动冒险,造成了孤军奋斗的失败,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由于我的回渝,省委即令我星夜兼程到合川、武胜、安岳、岳池、某县、达县等地一行,目的在收容失败星散的部队,当我经过合川时,一宿即沿规定路线,与各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过往返半月的奔波,才知道部队星散,不知去向。我不但没有收容到部队,见到的干部也不过三五人。

当我失望地回到合川一处小旅社落店,不料在晚餐时遇到了郑佑之同志,他朴实的装束在暗淡的灯光下,假如不是他先握着我的手而自道是“胡子”的话,我是没有发现他的。这就是我与他第二次不期的相晤。

我俩在晚餐暂时没有多谈话,郑佑之告知我是来合川视察。我也自说是奉命到各地去跑了一趟,目的是收容邝部等情。于是两人由各自分住一室而合住一室,这样便在合川同餐共寝,谈天说地过了三天,我与他很谈得来,在所谓谈天说地中,最多的还是谈到他精心研究中的农运问题。

佑之对我很感喟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们连秀才也不如,昙花一现呀!两年前八一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了。这一次邝部起义又是失败了,如此失败下去,还有多少本钱呢?!……他要我好好地总结失败的经验,使全党都能接受失败的经验,然后才能使革命起义走上不断的胜利。他这时并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而是具有愈挫愈坚的胜利信心,谁听了他的话,都应该感动而惕厉起来。

这一次我们相处三天,在一起同餐共寝的生活中,我与他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常深厚即纯洁的革命友谊。他的年岁将比我要大九岁,论社会阅历和人情世故,都比我深刻得多,因而对他的一言一动,都是令我莫名的尊敬的。

我对佑之壮烈牺牲的情况,一直到相隔三十年之后,才从四川党内寄给我的有关革命史科中得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一大损失,令我悼念不已!犹记当年,我知道他的声名早为四川地方军阀所注意,随时都在追捕,得之而后快。然而他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安危的问题,他却对别人百倍于人,例如能多次叮嘱过我多多保重身体,惦念着我是两次入川的外省人。目标大,防不胜防要特别小心等语。言犹在耳,是不堪回忆的!

我与他在合川的三日生活中,发现他在生活上有一种惊人俭朴和刻苦的精冲,也就是同餐共寝的一个傍晚,我俩正谈话谈得高兴时,才感到有些饥肠辘辘一看钟八时有过。我向他建议由我做东,去吃小馆子,最多花一块银圆。这个东道主我做得起。

不料郑佑之坚拒地说: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用不上两元,一次小馆子就花了一元,未免太浪费了。他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不要忘记革命导师马克思,有时穷得开不起伙,连邮票钱发封信都没有,我怎么能浪费呢?你我的晚餐我早准备好了,请即用餐,老鹰茶一壶,大烧饼两枚,榨菜一块,一顿吃得饱饱的两人共费不到两角。他说着说着,便从一包旧报纸中取山大烧饼、榨菜、柿子等物,高声叫要一壶老鹰茶。

我作为一个丘八,可没有料到他这个非军人出身的教书匠,竟如此刻苦,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没有二话,我们吃得又香又甜。回忆当年我们许多党内的地下工作同志,也包括高级的领导同志在内,在十分艰苦的年月里,一月能由组织上支出两块银元作生活费,常常是难以办到的。“胡子”以身作则的刻苦精神,又怎能不感动我而难忘呢!

(四)我在三省边区失败归来的倾诉

我由于坚信郑佑之同志对军运工作必须与农运工作的配合,特别是对武装起义行动的配合,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点上,佑之与我是深有体会的。在当年党内某些人是藐视佑之的说法和论断的。他们批评佑之的论断,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的调和派的理论,而且认为高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组织和革命的力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认为农民意识是一盘散沙不可能有坚强的组织,是一群乌合之众。

反转来说,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力量,是现代化产业工人阶级才是可靠的力量;他们不但认为农民组织的力量不可靠,连非产业工人中的手工业人都是不可靠的。佑之很恼火于批评他的人,将他贬低为第三党的调和派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驳者,他常常是拍案而起,争论不休。

我是完全同意于他的论断,而且毫不怀疑于他的理论实践是大有根据的。他曾向我历数北伐时期刘伯承将军领导的顺泸起义的失败,邝继勋、陈静珊为首的射洪和广汉兵暴的失败,以及江津、涪陵等地兵暴的失败,都属于军事冒险,失败于没有农民革命力量的配合。当然,他对南昌八一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都无不引为惋惜而痛心的事,上举失败的事例,他无不作为他研究总结的资料。我非常了解他的心情,他也非常了解我同情于他的论点,决不能以藐视和打击性的来发谬论。

问题是我自三省边区失败归来一次向他倾诉的结果,他仔细地与我谈到由我与李家骏所主持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所领导的农暴的失败经过时,他简直是以责备我的口吻说:“是没有吸取一系列失败的经验,竟儿戏一般的一败再败。”他甚至是坦诚地指出:“既明知是以卵击石,驱羊群而入虎阵的失败的后果,又为何要去硬拼硬打呢?”由此,他当时对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反感和尖锐批评的意见。可是我当年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太差,见他所说的只知道有理,究竟如何理直气壮才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还是一知半解的。

回想到过去,我对佑之同志更觉得可敬可爱了。我不知他多年来从事农运的研究有没有专门的著述?假如有的话,哪怕是数言片纸,也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五)“川东特委”与佑之共事的始末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前后,程子健同志多次与周敦琬和我谈到过,他认为“省行委”在渝已失去了活动的作用,也太不安全,一定要搬上成都,在重庆设一“川东特委”主持工作,他谦虚的还说到过,我作为“省行委”书记是临时性的,谁人来担任省委书记,尚待商议,我是无能为力地再干下去的。也就是说改组成立新省委正是在迫切需要的酝酿中的事。

大致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前后,程子健口头通知我。省委决定迁蓉,川东特委书记决定由文莱之(文强)担任。我闻言坚拒,主要的理由是人地不宜,能力资望不够,请改派能力强的,无论如何要收回成命。程经过一番考虑,便将周敦琬、郑佑之邀请到机关,面对面的交代说,省委已作出决定,川东党的工作以军事为重,派文莱之为书记,周敦琬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郑佑之为组织部部长并负责特殊使命的督导(指对刘湘特委会打入的反间行动)。李家骏为军委书记。

程子健宣布后,唯恐我再提出异议,立即安慰我说,莱之是参加过八一起义的,又是鸣珂的同学兼战友,担任斯职是经过省委仔细考虑过的,而且在一个特委会的组织中,破例地调动了周敦琬、郑佑之两位有威望的省委委员作助手,不能说省委考虑得不周详了。他作了传达之后,周、郑两同志紧紧地同我握手,表示出特有的金石为开的友谊,我也感到,特委内内外外有了两位具有威望的同志来帮助我干,也就不能再提出其他的什么畏难之言了。

我与敦琬、佑之共事,虽然不到一整年就因故各自东西了,但三人确也是全力以赴,日夜筹谋进取,唯恐有负省委厚望。也可以说是由敦琬管内,佑之管外,因家骏到职稍后,我的精力则全在军运工作上。由于佑之尚有一项特殊性的任务,一贯的有保密性,也就全由他与敦琬的商决去办理,我平日是不加过问的。谈到佑之的特殊任务,我在下文中来单独略述出来,此即不赘。

(六)佑之特殊任务的略述

当年以重庆为中心的周围约二十多个县的势力范围,是由地方军阀刘湘在割据统治,形成了四川上下川东的一个独立王国,也就是反动势力比较集中,革命力量相对的正在发展之中,处于不断的尖锐斗争,人所共知的白热程度。特别是自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发生,刘湘便是这一次大屠杀惨案的祸首罪魁。

刘湘这个凶恶的地方军阀,与当年统治全中国的新军阀蒋介石,既有矛盾又有勾结,这是任何统治阶级对待革命新生力量为了巩固统治权的一种手法。蒋介石自“四一二”事变后所建立起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镇压机构,远在重庆的刘湘也必然会勾结起来,互通声气,唯恐落后。

大致是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之间,刘湘是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派其军法处长李根固,隶属该军部之下,设立了专为反共的阴谋机构,名之曰第二十一军重庆特别委员会(简称为特委会)。当这一阴谋机构的出现不久,李鸣珂同志即由党中央奉命入川,担任过省军委书记的职务。他曾派遣李觉民同志制裁过裁并一案的发生(裁并是黄埔学生中反共最有力的凶徒,是经蒋介石指派为二十一军政训处长,实际上是怀着反共的阴谋,要他于入川后在重庆制造类似“三三一屠杀惨案的行动。鸣珂得报,便先发制人的将其制裁了)。

当然,在当时激于义愤而采取的制裁暗杀手段是出乎不得已的,据说党中央很快就纠正了报复性的偏差,但是刘湘的特委会变本加厉,在刽子手李固根的阴谋策划下,凡蒋介石在京沪各地区所采取残忍反共屠杀镇压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

简单地说来,自从鸣珂同志牺牲后,李觉民离开军委后,对付特委会的反间斗争的任务,则全部落在佑之的肩上,我是从鸣珂、敦琬长期在省军委工作接触过程中才了解这一情况的。

一九三〇年冬,我负责省军委书记时,周敦琬仍然以省委秘书长的身份,与佑之建立了经常的关系,他习惯的将联系的情况向程子健同志汇报处理,我的事很忙,也不了解以往的组织历史的关系,也认为佑之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也就不必多所过问。

平日从敦琬的谈话中,了解佑之所领导的特殊任务,总共只有五六人,我记得姓名的,除佑之以外,还有余国桢(余宏文)、薛彦夫两同志。总共五六人中,其中有两人有横的关系,基本上是采取单线的领导。以上听说的,是我在省军委及川东特委负责期中,所能提供的参考资料。

以下要写到的是有关我被捕后,佑之用尽苦心,冒万难万险来营救我的接触事实。我在当时险恶情况下,既不可能会到面,也不可能通信,而是通过一些我听感触的动向,特别是通过他巧妙传递的纸片纸团,来决定我脱险行动。由于我深深信服于他的为人,也知他与敦琬在组织上的同志关系,同时我也很熟悉于他的笔迹,这就肯定了他是我救命的恩人。我要较详写到的是被捕后的一个多月中,记忆中有过四次如上述的接触:

第一次的笔迹接触,是我被捕后(是遇叛徒沈天泽的出卖)押解到特委会待审前,将我关押在一间斗室中,小窗外雨声沥沥,室内灯光暗淡,忽见窗外有一人影,正注视间,从窗隙中塞进一纸片,上书“出卖叛徒沈天泽”。我将纸片嚼碎吞下,引以为慰,判断佑之联系上了,纸片上的字迹,出自他沉厚的笔迹。但又默思,不识沈天泽为何许人?(后经查明,是我一九二六年追随朱德同志入川,于万县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大队受训的学生,当年我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

第二次的笔迹接触。是我第二次提审前,一青年壮汉来我关押室内借检查为名,在室内巡视一周,对外张望,转身递给我一纸团,未言其他,即退出。展开纸团,上书“只知自边区而来,不知其他。”我知是佑之笔迹,将纸团抛入口中嚼得粉碎吞下。也就体会到叛徒并不知道我居重庆的实状,是提醒我再审时作好准备、我心泰然,对党组织及佑之营救无量的感激!

第三次的笔迹接触。是被关押在巴县县政府监狱约一月中,叛徒宋毓萍忽然来狱中与我谈话,威胁利诱,花言巧语,大意是所谓奉劝我留着有用的生命,不要自寻死路,刘愿庵、穆青、李鸣珂、牛大鸣、邹进贤等都一网打尽死了,省委已瓦解了,要我放明白些……还说到军法处长李根固要见我。一切不咎既往,对你有所借重之处……他啰啰唆唆还谈了许多,我一心想到党对我的营救,我必郑重其事,多找脱逃的机会,我用不着对来者批驳,凡事一笑置之。我听了他单方面的说辞之后,我更了解叛徒们并不知我在渝的活动情况,证实佑之传递来的纸团所告属实,也就有了对付他的把握。好在宋毓萍片面之词谈完后,即要看管的头头开门将我带出,趾高气扬地说是李根固处长有请,在一群叛徒特务的包围之下,步行到了他们的巢穴特委会。

我到达特委会东面的一间大厅中坐下,稍加打量,即看出以宋毓萍、贺竹君为首的叛徒们,早已奉命安排好了企图软化引我上钓的布置,大厅中摆好了八仙桌,桌上摆好了茶点,一群不识的叛徒特务,团团围绕我转,问东问西,特别是宋毓萍笑面虎的神气十足。贺竹君则自称为黄埔学生来与我拉关系,我假装连夜失眠,精神不佳,避免了对他们的冷淡。

宋毓萍离开我外出少许又回来对我说,李根固处长因事不来相见了,要我与贺竹君出面代他设宴招待,还要陪你搓搓麻将牌……我只好笑笑,点头表示感谢之意。他们见我如此冷淡,也就插不进话来,渐渐离座外出,我则靠在沙发上作休息之状。一青年壮汉,为我送茶递烟十分殷勤,看来是在监视我,又是在找机会来接近我,经过我仔细打量,认出是两次塞过纸团者。他趁大家离座无人时,便低声地向我说,“这群杂种还能活得几天,您放心会有人打救的。说完,转来转去仍作对我监视状,并在为我斟茶时,放下一个小纸团在茶杯旁边就走开了。我拣起纸团展示,上书“跑”字,浓墨沉厚,我知道是谁人所书心更是泰然了,但又不知营救计划怎样?不免有些筹思以待了。

第四次的笔迹接触。是当日晚宴后,宋、贺两叛徒引我到南面的一间书房的房间里搓麻将牌,在座的有我和宋、贺等共四人,与我对座的为一中年人,不曾为我介绍姓名,目光瞵瞵,对我察言观色,看来是军方所派的特务。宋、贺对此人颇为恭敬。我则慎言以对。

我们搓了八圈之后,已深夜了,又是那位青年壮汉,为我送茶送烟,以足来碰我的腿,显然是示意于我。我乃借故要离桌小便并告知宋说,待小便后再奉陪搓下去。宋即分嘱那位青年壮汉陪我到厕所,他先入厕所里张望,见无一人才叫我入内。我正小便时,他塞进我手内一个纸团,展示“丝网已破”四个字出厕所门时,青年壮汉以手指破铁丝网方向,且有示意即逃之状。

我急步走入两颗大梧桐树下,月光清澈,我身为桐影所掩,见高悬的铁丝网已破一大洞,足可穿越而逃。我调头向洞口一望,见破网之处加上垒起来的石墙,足有两丈多高,又怎能下得去呢?急中生智,乃将头上的鸭舌帽脱下,丢在地上,又脱下身着的阴丹士林布长衫,撕成了条条,打成疙瘩连结为绳,以上头系于铁丝网上,迅速穿越而出,两手紧握布条绳垂直而下,我习惯于军人生活,落地轻捷无伤。

这次安然脱险,得助于党的感召,得助于佑之四次纸片纸团及传话指导的营救,既可看出他的周密计划,也可看出他掌握情报的确实,连一分一秒的良机也不会放过,否则是难以如此运用之神的。我至今日,也不知青年壮汉同志为谁?回想五十五年前的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佑之佑之,您是无愧于党的完人,我永远怀念您!可惜我不全知您的英雄事迹,通过我所述点滴的事实,聊表我怀念的心情于万一。

1986年10月5日写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