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塔暴动又一次失败了，但没有让宜宾农民革命运动“退潮”，反而激起了更高更大的波浪。

郑佑之虽然调到省委工作，可他一直分管领导、组织川南农民革命运动他经常以省委委员的名义到川南巡视，指导开展农运工作。一次，他在古柏召开会议，专门作了“二五减租”报告：

“二五减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项减轻佃农地租的土地政策。在旧中国，佃农向地主交纳地租一般为全部农副产品总收获的50%。在大革命时期，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提出从原来的50%的租额中减去25%。

这次会议后，减租运动很快在宜宾农村形成了**。大塔农民在农协会的领导下，纷纷向地主提出减租减息要求，并把租谷扣留起来，地主如若不给减租，他们就不交粮。大多数地主已被蓬勃兴起的减租减息斗争吓住了，不敢出来向农民催租。

唯有恶霸地主张子安，知道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立即感到了农民要在自己的身上割肉，当然不干，故意寻衅，有意试试“钢火”，偏与农协会作对。

张子安亲自出面召集当地几家大地主，在大塔街上召开“七人会”，公开扬言“硬是不减租”。他一面主张请唐进思的国民党军来镇压农民，一面派出自己的大少爷，领着荷枪实弹的家丁，大摇大摆地去李家湾佃户家中收租，去夺佃农向吉三的佃，强迫其搬家。

郑佑之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从江绍辅的大队里召回唐大兴，指派唐带领几十人去拦截张大少，当场打跑了张的家丁，并把张大少押到赤卫军指挥部关起来。

为此，当地有人就编出一首歌谣——张子安，他家内，开过不止一次会；回回会，都说杀，不杀农民心害怕。

这样一来，张子安慌了手脚，四处央人说情，专门请江绍辅出面调解。江就对唐大兴说为了大局，从长计议，还是先把张大少爷放了。

在江绍辅的调停之下，唐大兴就把放张子安儿子的事，向郑佑之作了汇报。郑同意江的看法，也就让赤卫军放了张大少爷。

张子安的儿子从赤卫军中放出来了，交由江绍辅带回张家，并迫使张子安同意“二五减租”。因此，在江的主持下，邀请“双方代表”到斑竹林举行谈判。农民协会派出曾特生、唐大兴和江的手下樊振声等人到斑竹林，与张子安的人进行谈判。

樊振声告诉对双方代表说：“江大队长叫大家不要盲动急躁，应估计自己的力量，如能赶快平息下去尚可挽回，如果造成武装冲突，双方都难免出现流血死人的局面。”

“那我们就不给张子安作斗争了？”曾特生问。

樊振声回答说：“按江绍辅的主张，请你们稍缓一步，从长计议。”

曾特生说：“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现在我们掌握不住，他们的态度很坚决，非达到目的不可。”

樊振声问农民协会代表有什么要求？

曾特生回答：“根据群众的意见，（1）大家提出减租三成，一粒不少；（2）佃户不给地主送租，如送租必须付给工钱；（3）地主所有枪械，民团的枪械全部交给农民协会掌握。”

樊振声听后说：“第一、二个问题不大，也许调停，可能得到较好解决；第三个问题吗，恐怕做不到，我要回去同江大队长商量……”

曾特生、唐大兴他们来斑竹林时，后面还涌来了很多群众，围在外面听消息。当他们知道“谈判”的结果后，便吼起来：“做不到算了，有啥商量头！”霎时，呼声四起：“冲过去！”

谈判结果，由于双方在减租的成数上意见分歧，未谈成功，群众异常气愤。大塔农民协会组织起200多人，持棍执棒，到大塔街上游行示威：“搞好减租减息运动！同地主老财作坚决斗争！”

张子安面对状况怕难以收场，不得不当众宣布减租减息，不夺佃了。其他地主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压在心头，生怕因夺佃得罪农民协会，自己遭殃。

在推动“二五减租”的运动中，虽然没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农民不仅得到了经济实惠，而且增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积极性。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举措。

这一年，整个大塔乡没有一户农民被地主夺佃、搬家的，男女老少终于扬眉吐气，过了一段时日的安稳日子。对此农民唱起了郑佑之编写的歌谣——

大塔坝，千人怨，张氏地主要横蛮。

农协会，对着干，专为穷人来申冤。

反加租，反夺佃，贫苦农民好喜欢。

四川省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鉴于郑佑之调到省委机关工作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周荣芳、县委委员余宏文等已转移去外地隐蔽，决定由田玉龙、蔡涛主持工作。

这年宜宾县久未下雨，旱情严重，夏粮必定减产。而地主豪绅、做米生意的奸商趁机抬高米价，囤积居奇，等待高价出卖，牟取暴利，以致市场上没有米粮出售。缺粮的农民想方设法凑点钱上街买米充饥，可是根本买不到米。

为了解决农民的饥荒问题，度过时艰苦难日子。郑佑之就同中共宜宾县委书记田玉龙、县委委员蔡涛等人，一起精心策划，组织当地农民在观音、大塔一带开展了减米价和“兜米运动”……

一日，在县委书记田玉龙领导下，观音党组织一方面组织1000余农民示威游行，指挥游行队伍包围驻军，要求地方当局鸣锣减米价。一方面选派10余名农民代表，趁赶场天找团总廖登银和乡村警卫队长郑恒辅，到团防局的禹王宫茶馆里谈判。

在谈判中，农民代表历数地主抬高米价，奸商囤积居奇，致使市场米粮无卖，价格暴涨的罪恶，并提出三点要求：（1）制止米价上涨；（2）农民协会派代表监督市场粮价；（3）开仓济贫。

廖登银、郑恒辅欲站起身来解释申辩，但看见聚集的农民越来越多，心里发慌，无言对答。郑恒辅想威胁谈判的代表，从怀中摸出手枪说：“盐米之时价，哪有估倒减的，大家赶快散开，不然我就开枪！”

一个农民谈判代表，顺势把郑恒辅手中的枪夺了过来，在四周围观的农民群众齐声高喊：“减米价！开仓济贫！”

这时，从县里来观音的提款委员卞斌臣奔出团防局，站在团防局门口朝天打了两枪，企图吓退农民队伍。

禹王宫茶馆外，围观谈判的群众一听枪声，他们转身就跑，顿时秩序大乱。在茶馆里的人争先恐后地往外跑。茶馆门口有几级石梯，石梯下面有一条露天水沟，这段小路只有一条不足80厘米宽的小道。

跑到这里的人拥挤不堪、水泄不通，有人就跌倒在水沟里。而后面蜂拥跑过来的人，纷纷倒进了水沟里，你踩我、我压他、人如泥，酿成踩死14人，踩伤5人的重大事件，以致谈判的事就此打住。

与此同时，李场域内大塔乡乡长张玉如，伙同张子安、梁保三等豪绅奸商，操纵粮食市场，在李场大田碥、小塔滩等处设仓囤积大米，外运销售牟取暴利，致使本地市场少米而无米出售，几天之内1斤粮价由原来1个铜板涨到8个铜板，害得当地穷人饥寒交迫，无粮下锅。

为使贫苦人渡过难关，县委委员蔡涛带着唐大兴等人，前往大塔组织“兜米”行动。在这之前蔡涛专门派唐大兴去同江绍辅取得联系，并达成默契之后，由唐大兴组织大塔的党员、农会骨干罗相廷、刘德培、刘德厚等人，在叫化坪召开秘密会，决定由唐大兴率队去小塔滩“兜米”。

会后，他们立即发动组织200多人马，趁天黑抵达大小塔滩。唐大兴率先带领一队人马，冲到粮库控制了粮食保管员，随即指挥参与“兜米”的数百名贫苦农民，趁机把大小塔滩粮仓打开，把仓库的大米兜走。

事发后，张玉如即派乡丁抓走罗相廷等5人，并对他们进行毒打。为营救被抓的农民骨干，原李场、马场、大塔等乡农民协会便集合一批群众同张玉如展开斗争，组织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张玉如！打倒操纵粮食的罪魁祸首！”等口号。

在群体的众怒声中，张子安因有“前车之鉴”，不敢跳出来阻止农民的“兜米”行动。张玉如等米贩子也不敢与农民贸然发生对抗，只好跑去找控制当地武装力量的江绍辅周旋。

江绍辅即出面召集双方进行调解。江绍辅见农民来势不小，且农民代表又当作地主的面，要江“放粮救命！”

江绍辅觉得“放粮救命！”自己既无法向上司敷衍，又不好向地方势力交代，就强装发脾气、拍桌子：“你们这些穷人，真是饿疯了，敢组织人来‘兜米’，这种行为今后如再发生，我就绝不轻饶！”然后，江对农民说：“你们兜人家的米，还有王法没有？赶快回家拿出来还了。”

农民齐声回答：“我们已吃完了，没有米还。”

江绍辅就笑着对张玉如等米贩子说：“这些穷光蛋饥饿荒了，他们把米全部都吞进了肚子里，拉出来的只有屎了，已经退不出米来了，你们就发发善心，算是救济穷人做了一个好事吧。否则，那些穷疯了的人又弄出个暴动来，你我都吃不了只能兜着走，遭殃的还不是你们这些有钱人。”

张玉如等米贩子，听了江绍辅这么一说，自己又没有别的办法，虽然身如割肉，心在吐血，也就只能自认倒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宜宾县党组织在郑佑之的领导下，全面发动农民协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牲畜和减租减息等运动。

宜宾县境内的农民协会、赤卫军、游击队的活动遍及20多个乡镇，近500个村、打土豪100多户次，收缴粮谷50多万公斤以上，衣物6000多件，牲畜1100多头，现银100多万元，并全部分给当地穷苦百姓，或用于武装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