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朗读者》是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成名作，它以深刻的主题和庄重的文风而闻名世界。文章通过把握男女主人公的经历，从基督教的角度透视文中关于罪恶与赎罪的书写。在指出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及意义的同时，由表及里地展示了创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对我们研究和把握宗教、作品与人物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朗读者》宗教罪救赎

《朗读者》是一本由侦探小说家写的爱情小说，它的出版不仅在德国引发了讨论热潮，而且风靡世界，成为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的德语书。它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运用侦探小说家独特的思维和缜密的逻辑为读者展示了一段浪漫又神秘的爱情，随着爱情的逝去，隐藏在其背后的牵动着百万人思绪的历史被揭开了面纱。作者曾说：“‘朗读者’的主题确实是我一直关注和思考的，它就是我这一代人的主题。”①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朗读者》虽篇幅精简，但其主题的多义性却使其成为一本读不完、读不透的书。本文拟通过基督教的视角，考量书中众人的罪恶与救赎，在基督教的观照下更好地剖析文本，以期推动《朗读者》一书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宗教审判：人性的罪责

罪的问题，是基督教的核心问题，基督教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以罪为中心的。德国地处欧洲，人民长期生活在基督教的宗教环境中，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曹文轩在为《朗读者》写的序中曾提及《朗读者》具有宗教文本中庄重的文风，看似以一个爱情故事来引出历史的遗留和两代人的纠葛，但是深藏在故事背后的罪恶和挣扎却属于宗教的解释范畴，因此探索《朗读者》中的罪与赎的问题，应该充分运用基督教的宗教观来加以分析。分析女主人公汉娜，就必定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文盲有没有罪感意识？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汉娜有工作，有人际关系，有社会生活，她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因此她必定会产生罪感意识，文盲这一干扰因素只影响了她罪感意识的深浅。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汉娜的罪感意识并不明显，只体现在细枝末节中。比如她喜爱的洗澡——洗澡在基督教文化中被视为清洗自己的罪恶、她对《战争与和平》的沉默不语，这些细节无不在展示着汉娜潜意识里的罪感。集中营里的生活早已成为汉娜人生的一部分，在那里所发生的冷漠、残酷和杀戮深藏在汉娜的回忆里。即使汉娜坚持认为自己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在政治上完全是合法甚至是正确的，但在道德上她对那些死去的囚犯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汉娜罪感意识之所以得以隐藏，全因挡在罪感面前的羞耻感。事实上，文盲的存在对第三帝国来说应该是非常罕见的。在《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一书中曾提到，在纳粹统治期间，教育被纳入了狭义的培养纳粹接班人的轨道，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成为了全国青少年唯一的选择。青年团下属的四个支部中有两个女子支部，一是少女联盟，吸收十到十四岁的女孩；二是德国女子联盟，吸收十五到十八岁的女孩。“所有的青年必须由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登记；违者将受到罚款或监禁的惩罚。”②加入这些团体后，将被视为帝国的接班人，在学校受到的教育虽然多以服从元首的命令为主，但是也会进行识字与阅读等基本的教育技能学习。回看汉娜的生活经历，她生于1922年，在南欧的一个德国人的居留地长大，十七岁去了柏林。或许是汉娜生活的地方在偏远的乡村，第三帝国的高压教育政策鞭长莫及，她逃过了成为希特勒的孩子们的命运，却躲不过无知给她的烙印。可以想象，当无知的汉娜来到柏林后，面对的是自己无法触及的文化社会。也正因为自己的无知，她阴差阳错中成为了纳粹的帮凶。汉娜能成为党卫队的一员是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的，“党卫队被大多数德国人——包括参加它各种各样分支结构的人——视为一个高贵的精英组织，这个组织只接受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③在巨大的羞耻感面前，汉娜内心对于战争的不安被缩小，她本能地选择了保护自己而非坦白自己。男主人公米夏在书中曾痛苦地自问：“难道做文盲比当罪犯更加丢脸吗？泄露自己是文盲比坦白自己是罪犯更加可怕吗？”④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但是正常人无法理解文盲的痛苦；长期处在一群有文化的人中间，汉娜作为文盲的羞耻感足以让她愿意承担更多的罪行而免除文盲身份的泄露。当她选择了掩盖文盲身份的同时也意味着她放弃了为内心深处的罪感意识寻找救赎的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汉娜文盲的身份而否定她心灵所产生的罪感意识。

相比于汉娜因身在其中而产生的罪恶，男主人公米夏的罪则更为抽象。由于对历史文化的缺乏了解、对自我身份的定位错误，米夏曾认为自己的罪在于“如果说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⑤他原以为这种罪恶感会随着汉娜的入狱而逐渐减少，因为他与罪犯划清了界线，他明知道汉娜的冤屈却三缄其口。他保守秘密的原因除了含有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之外，还因为他的羞耻感。他害怕别人知悉他与汉娜的往事，害怕扰乱自己现有的生活，这种心态与汉娜的羞耻心理如出一辙，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而做出更多的牺牲也在所不惜，为了自我的尊严而不知不觉地犯了罪。正是在这样混沌的状态下，米夏的内心并没有因为背叛汉娜而放松，反而加深了自己的罪孽。

然而随着汉娜的入狱，米夏的罪恶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他开始意识到，把他卷入上一代的罪恶当中的并非只有汉娜，还有他的父母、老师与神父，这是战后二代逃不过的宿命，是他们的气数，“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我，比起其他人来，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更难战胜这种气数。”⑥米夏对于这种命定的罪恶的思考反映出了在基督教的宗教氛围下人们对内心罪恶的关注。米夏的罪恶并不如汉娜的罪恶那样显而易见，但是却比汉娜的罪行更沉重。因为米夏不仅要对历史问题做出最公平的判断，还要把过去的罪恶揭露出来，这意味着他需要拥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家人长辈都送到审判席上。显然他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他永远也无法摆脱压在心上的罪恶。二战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曾出版了《罪责问题》一书，在书中，雅斯贝尔斯认为：“罪行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刑事罪行，第二是政治罪行，第三是道德罪行，第四是抽象罪行。因此雅斯贝尔斯的结论是，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有道德罪行与抽象罪行，每个人都必须问自己，我错在哪里，我的感情、思想与行为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⑦显然，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作为战后二代的米夏犯有道德罪行与抽象罪行，这个罪行并不会因为他与汉娜的关系而有所改变，米夏被打上了罪犯的烙印而不自知，却因为掩饰自己与汉娜的身份，知情不报，犯下了道德的罪行，使其终生难安。笔者认为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抽象罪行实际上就是宗教罪行，德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和反思影响着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他们对内心罪感的挖掘关系着灵魂的洁净。

二、反思罪恶：最终的救赎

两个同样怀揣着罪恶的人，如何忏悔自己的罪恶、涤清自己的灵魂？我们无从得知在米夏为狱中的汉娜寄录音带的前八年里，汉娜是如何度过的；她是否有过主动学习的意向，是否有自我救赎的行为。这些内容，在书中并没有提及。但是在米夏重新担任起她的朗读者后，她有了明显的改变。监狱长提及汉娜时曾说过：“‘她是跟您才学会’了读书的。您为她朗读录音了的书，她都会从图书馆借来，然后，逐词逐句同她听到的内容进行对照。”⑧在狱中的汉娜终于鼓起勇气来面对自己的缺陷，并在米夏的推动下开始了学习，这位曾经放弃了众多学习机会的妇女终于迎来了迟到的启蒙和开化。改变是明显的，尽管书中并没有汉娜自我批评和犯罪悔悟的描述，但是从米夏收到汉娜的书信上来看，曾经对周围一切人或事都无动于衷、对未来没有计划的汉娜开始留心周围的一切，“在接到她的问候短简之后，我就不断收到她的来信。那总是寥寥数语，或一份谢意，或一纸祝福，或想多多聆听某一作者，或不想再听某一作者，或对某一位作者、一首诗歌、一个故事、一本小说的人物品评几句，甚至是监狱里的所见所闻。”⑨可以看到从前沉默寡言的汉娜萌发了自我的意识，她学会了观察与思考周围的人与物，而她的赎罪之旅也随之展开了。

狱中的汉娜在鼓起勇气面对自己文盲的身份，实际上就是开始正视自己的罪行；学会了读与写后，她开始了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我们可以通过监狱长的视角来看汉娜的改变，“几年前，她突然放弃了这一切，在此之前，她一直很注意保持体形，身体强壮，但很苗条匀称，也好像有洁癖。后来，她就暴饮暴食起来，甚至很少洗澡呢。她变得臃肿肥胖，闻起来也有股味儿。可是，乍看上去她又并不是不幸福、不满足……她重新给自己定了位，而且采取的是一种只关乎自己、不影响别人的方式。”⑩在这段话中可以窥见汉娜在学习后的变化，曾经在法庭上宁愿当罪犯也不愿做文盲的汉娜，此时应该正确地意识到自己在过去所犯下的罪恶，意识到她所承认的罪行与当一个文盲的严重程度简直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她在与米夏的会面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愿，她曾说：“如果没有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人能要求你讲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我。不过死掉的人却可以，因为他们理解我。他们也不需要到场，如果他们真能到场的话，他们一定能理解得特别到位。”{11}显然，汉娜已经对自己以前所犯下的罪行有所理解，但是她的忏悔是精神层面的，她意识到因为她的“尽职尽责”导致了囚犯的死亡，不管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否“合法”，她身上所背负的人命债却是不可推卸的。

米夏的赎罪方式比汉娜更彻底更深刻。当米夏还未知悉汉娜的身份前，他曾是一个骄傲自大的法学生，他认为不仅要审判纳粹的战犯，而且凡是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的人、没有设法阻止纳粹的人都应该被送上审判席，暴露他们的羞耻和罪恶。但是当他从一个“无辜者”转为参与者的时候，他犹豫了，“因为一旦她锒铛入狱，就会从我的世界，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我要她远远离开，要她遥不可及，要她成为纯粹的回忆，像过去这些年来她已经转化成的、沉淀着的那样。”{12}米夏被卷入罪恶中，他的第一念头竟是无视往日的感情，只希望远离罪恶的旋涡。在米夏重遇汉娜直至汉娜入狱，米夏的心态可谓一波三折，一方面他为自己的行为受到良心的谴责，另一方面他的懦弱又使他停滞不前。

米夏面对罪恶的方式，符合了大部分战后一代的心理，因为长辈们的集体沉默，战后一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蒙在鼓里，“不少起码的历史知识此前曾被长期掩盖。（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德国公众对历史的热情很高，证据之一是，当时联邦德国国内举行了为数众多、议题广泛的各种历史展览。”{13}战后一代骤然发现自己原来身处罪恶而不自知，作者将战后一代麻木、逃避、尝试理解、痛苦挣扎、解脱等心理状态集中于米夏的经历中，通过米夏这一个体展示了整整一代的痛苦和挣扎。基督教提倡人们要保持对上帝的敬仰，要诚实地向上帝忏悔自己所犯的罪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罪恶。面对罪恶，米夏的赎罪应是从汉娜的逝去开始的，他将自己保守多年的秘密告诉了幸存的犹太女孩，随后将他与汉娜的故事写了下来并出版，从这一系列的行为中可以看到米夏正在有意识地正视自己的羞耻感，他不再躲躲闪闪、回避历史问题，开始真正地为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三、中西方宗教罪恶观的对比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米夏尽管为赎罪做出了种种的努力，但是他的罪恶仍未消除，他说：“我们的生活层层叠叠，下一层紧挨着上一层，以至于我们老是在新鲜的遭际中碰触到过去的旧痕，而过去既非完美无缺也不功成身退，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眼前的现实中。”{14}基督教认为，向上帝忏悔是人类减轻罪恶的有效方法，但是人类的罪恶是永远都消除不去的，只能依靠上帝的力量来减轻罪恶，而不能完全被消除。这与中国的罪恶观有明显的差别，同样是在集体灾难过后写下的著作《随想录》就反映了这种差别。巴金这位文化巨匠在“文革”中遭受了欺骗与折磨，在磨难过去后，他反思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自己为何没有挺起知识分子的脊梁，反而受了小人的蒙骗，开始怀疑自我；二是在蒙骗中，昧着良心向亲朋好友投石子，甚至以此认为改造任务顺利完成。他希望借着《随想录》一书赎清自己在道德上的罪恶，“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有债要还。”{15}显然巴金所犯的罪恶并不是真正的罪恶，他的罪恶是抽象的，是内心深处的。随着《随想录》的问世，巴金认为他在“文革”中所欠下的人情债是应得以还清了。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是“性善论”，中国人普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们能够通过自我反省的方式消除自身的罪恶，成为一个全新的善良的人。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罪恶观，也形成了人们消除罪恶的两条分岔路径。

四、结语

本文从罪的缘起和罪的救赎两个方面对《朗读者》进行了解读，汉娜的罪是较容易确认的，因为她确实曾是纳粹党卫队中的一员，参与了纳粹的暴行和犯罪。但是由于她文盲的身份，我们又无法将其同那些拥有较高智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纳粹分子相提并论，她所犯下的罪行并非由于个人的残暴不仁，只是因为无知。汉娜的形象脱胎自《圣经》中夏娃这一原型性人物。而米夏的罪则是抽象的，此罪并非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个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宗教意义上的罪。她受历史和命运的安排，被卷入上一代的罪恶当中，继承了罪恶本身。这恰恰印证了基督教中人人有罪的说法，即使我不去主动犯罪，也会有罪恶的遗传。正因为人人有罪，所以赎罪才显得如此的重要，汉娜和米夏在认识罪恶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直面罪恶、破除自我的羞耻心这一方式。汉娜因文盲而羞耻，所以她就主动学习，消除文盲的身份；米夏因与汉娜的往事而羞耻，他就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但是在认识到自身的罪恶后，在赎罪的方式上，米夏比汉娜更深入，汉娜选择了将所有積蓄留给幸存的犹太女孩而后自杀，而米夏则在罪恶当中直面过去，不断忏悔，希望借助上帝的力量减轻罪孽。同时本文试图运用对比的手法，比较《朗读者》与《随想录》这两部作品中的罪恶观与赎罪方式，更深入地理解基督教与儒教这两种文化中的罪与赎。

①④⑤⑥⑧⑨⑩{11}{12}{14}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朗读者》，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第127页，第128页，第163页，第197页，第179页，第199页，第188页，第95页，第207页。

②③克劳斯·费舍尔著，佘江涛译：《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第356页。

⑦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页。

{13}玛丽·弗尔布鲁克著，卿文辉译：《德国史：1918—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页。

{15}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63页。

作者：王诗琪，广州大学人文学院2016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