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视和文学在当今的传媒时代显得格外“亲切”，影视作品往往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以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演绎出符合时代性的影视剧作品。影视剧《红高粱》的热播带来了《红高粱》热，本篇论文主要谈影视剧《红高粱》与小说《红高粱》的对比分析。

关键词影视剧《红高粱》改编小说对比分析

影视剧《红高粱》，确切的说并不是仅仅改编的《红高粱》，而是对整个《红高粱家族》的改编，，长达60集的电视剧跟文本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里我主要探讨影视剧和文本《红高粱》的对比分析。

一、人物角色的调整

长达60集的《红高粱》与小说相比，增添了许多小说中所未曾出现的人物，淑贤、张俊杰、小颜、野村先生等这些人物的出现既丰富了剧情也增加了冲突，人物关系更加复杂化。

这些人物的出现使得故事线索比较饱满，人物性格更加突出。其实，这么多自制的人物，大多是围绕主任公“九儿”出现的，丰富了“九儿”敢爱敢恨的这种豪爽的性格。而单家大嫂淑贤这个人物出现，与九儿展开了明显的对比。淑贤是抱着牌位嫁进了单家，为了守住名节一直一个人，剧中那数黄豆的画面历历在目，每个黄豆都数过无数遍，清清楚楚的记得，可见她一个人是多么寂寞多么痛苦，为了守住名节，为了那块大匾额，即使罗汉大哥有情有义，但是碍于名分，碍于世俗，他们要克己守礼，存天理灭人欲；九儿，从来就不在乎名节，自己与张俊杰相恋，到与余占鳌野合，始终我行我素，蔑视世俗的眼光。

九儿不仅仅是一个冲破世俗，寻求解放的先知女性，更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勇敢的倔强女子。与朱县长攀上干亲，说服黑眼收留余占鳌，帮助余占鳌东山再起的情节都充分展现了她作为一名女性的聪明机智。在接手单家烧锅生意方面，知道印标签，打牌子，不得不说她有着经商的巨大潜力。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能够冲破世俗的女子已算少数，更何况是这样一位聪明机智勇敢的先知女性呢。

当然，对比影视剧和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影视剧有神化的嫌疑，文本中的“我奶奶”仅仅展现了敢爱敢恨的一面，对于这种宫斗之中显机智、与土匪智斗、与干爹翻脸的情节有种添油加醋，神化的倾向，这也是影视剧的一大特点。

男主角余占鳌，也存在神化倾向。在文本中，恋儿是我的“二奶奶”，余占鳌为了二奶奶恋儿还扔下“我奶奶”跑掉了，余占鳌与二奶奶也还有一儿一女，影视剧中将余占鳌塑造成了一个痴情种，时刻为九儿着想，不顾恋儿的感受，恋儿的出现仅仅是为了满足大众的“三角恋”的俗套情节购置，余占鳌从始至终都在为九儿服务，此外文本中的“我奶奶”与黑眼、罗汉有过关系也抹杀掉了。人物角色的调整为塑造女英雄和男英雄传奇奠定基础，也使得这些英雄成为了神般的存在。

二、结构的调整

小说《红高粱家族》以独特的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塑造了高密东北乡土匪司令余占鳌领导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故事，文本中呈现了一种“复调”叙述，以“我父亲”和“我”的双重视角进行叙述，而整个故事的结构是两条线索，一条是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另一条线索是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中间通过插叙、补叙、倒叙等互相交错的手法来结构全篇，使得文本的叙事形式和叙事结构独具一格。

而影视剧的结构是无法实现“复调”叙述的。影视剧《红高粱》是按照时间结构来推进的。按照时间的线索来叙述故事，这个时间是以客观的时间来叙述，从抗战前到抗战时期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显然不是余占鳌这位传奇的民间英雄，而是“我奶奶”九儿这位女英雄人物。而影视剧中的故事结构明显分成了两层来讲述，第一个层次是抗战之前的故事，抗战之前主要围绕着“我奶奶”九儿展开了他在单家所面对的各种事情以及与余占鳌的事情，抗战之前主要体现了中国人的“窝里斗”现象。抗战爆发后，争斗就变得复杂了，从余占鳌、花脖子、黑眼队伍的不抗日到余占鳌、黑眼队伍的抗日再到团结朱县长抗日，这样的变化起伏也吸引了众多的观众，提高了影视剧的收视率。

影视剧中出现了以成麻子、玉郎、恋儿为代表的亲日派，为了自己的私利为日本人效劳，而最终的结局大家肯定会知道，亲日者必定以死收场。而细分一下，成麻子或许不应该归在亲日者之列，他也算是最后的觉醒者，跟单家二叔三叔是一类人，从最初的不了解日本人想为日本人效劳，到最后不算奋起抗日也算是觉醒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逃离日本人的魔掌。而真正的觉悟者应该就是余占鳌领导的武装队伍，积极与朱县长配合，一起抵抗日本人，而九儿更是抗日英雄。影视剧相比其他抗战剧要好很多的是对于日本人的塑造，这里对于塚本先生、野村先生以及日本军队的塑造并不是仅仅突出日本鬼子的凶残面目，对于塚本先生熟知中国文化、看中国书籍这种画面的呈现应该是展现了日本人好学的一面，对于抗战场面，日本军队展现的不再是不堪一击，在这方面的处理上，影视剧《红高粱》还是比较值得称赞的。

三、主题精神的调整

整个文本所要传达的精神可以说就是“红高粱精神”，《红高粱》以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现了对人的本性中最基质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质力量的崇拜。在小说《红高粱》中，可以说几乎没有道德可言，赞扬的是一种原始的野性生命力，对于杀戮，对于抗战也没有明显的议论。小说中余占鳌杀死单家父子，在道德的框架内应该是收到谴责的，“我奶奶”与余占鳌野合也应该是不符合道德的，然而这就是所要称赞的精神：“人类原始的野性生命力”，这种精神在影视剧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影视剧中不仅仅展现了人类原始野性生命力，而且也呈现出了原始生命力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余占鳌为了九儿杀死了单家父子，与九儿在高粱地野合，这些可以说是道德上不允许的，但是余占鳌的这种做法不论在文本上还是在影视剧上都没得到批评和指责。而影视剧中出现的余占鳌的娘和一个郎中偷情的画面，以及几个小孩子骂余占鳌是“小郎中”，余占鳌气的当晚就把郎中给杀死了。在余占鳌，或者说在人性这里是有双层标准的，余占鳌可以抢单家媳妇，而他的亲娘，守寡，为何又不能够与郎中情投意合呢？这应该不是年龄的问题，应该是人内心潜在的原始野性生命力与道德约束力双重标准在作怪。

整部小说展现的也是民间的生活，既有丑陋狂野的一面，也有热烈自由的一面。而影视剧中政治意识和政党色彩特别浓厚。在抗战过程中，在形势紧迫的时候，韩主席走了，而从出场的时候就明显是坏人形象的钱团长和赵团长，最后要了高密老百姓的一万三千担粮食之后逃跑了，这种消极抗日的行为明显是在指责消极抗日的行为，这些情节也是文本中所没有的，而影视剧中朱县长联合余占鳌队伍抗日，这种官方的加入，使得文本中所要传达的民间武装力量的重要性远远削弱了，这种政治色彩不知不觉中在渗透着一种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

四、影视剧改编的制约因素

影视剧《红高粱》和小说《红高粱》是两种媒介的传播方式，不同的媒介也就注定了两者之间必定存在着不同。影视剧《红高粱》完全是朝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来改编的，影视剧不能和小说一样，影视剧须考虑迎合大部分的电视剧受众群体，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这也就造成了小说与影视剧的差别。

影视剧中政治色彩的加重，想必是来源于政策的影响。在中国电视剧体制市场之下，影视剧的播出必须通过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查，为此政治意识色彩的加重也不言而喻了。当然，为了使抗战戏更加复杂，拉长了故事的叙述节奏，一个中篇小说要改编成60集的影视剧确实要注入许多复杂的故事情节，所以众多人物角色的出现，围绕主人公九儿展开纷繁复杂的故事。既要提高收视率，获得经济利益，还要符合政策，通过审查，在种种的条件制约之下，影视剧的改编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要客观的看待影视剧改编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不管忠实与不忠实于原著，能够受大众喜闻乐见，又能传播小说，引起大家看书的兴趣，这也是其成功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M].人民文学出版社，

[2]魏韶华，王雪媛，宋祖华.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J].东方论坛，2005（05）

[3]魏萍，张清.从《白狗秋千架》到《暖》——对小说创作与电影表现的对比思考[J].电影文学，2006（02）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