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生活中常有些人说错偏不认错，不把错话当回事，结果本来只要一声对不起就能解开的小误会，慢慢就变成了大矛盾，这时再要求人原谅就难了。

有一次雪利在同同事谈话时称其上司是“机器人”，结果被上司知悉。于是雪利给上司写了一张条子，约他抽空谈一谈，上司同意了。“显而易见，我用的那个词绝无其他用意，我现在倍感悔恨。

”雪利向上司解释说，“我之所以用‘机器人’之类的字眼，只不过是想开个玩笑，我感到上司对我们有些疏远、麻木，因此，‘机器人’三字不过是描述我这种感情的一种简短方式。”上司为雪利合情合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而深受感动，他甚至当即表态，说要努力善解人意，做个通情达理的人。

把问题讲清楚，通过这种方式，雪利帮助上司做到了平心静气，并顺利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危机。

诚然，推卸责任是我们找借口辩解的一种方式，然而，问题不在于我们要找借口辩解，而在于我们辩解时不能太直率、太生硬。

任何人都会进行辩解。堪萨斯州大学心理学家，就此类主题写过两本书的斯尼德指出：“如能使对方感到出现目前的过失是事出有因，而且保证不再会重复，就要找借口辩解解除对方的紧张情绪。”

终止，偃旗息鼓，这是自己在论战中不慎失误，造成明显不利形势时，采取的一种暂时退却的策略，以便振作精神，调整战术伺机再战。

任何人在论战中都难免失误，任何一方都可能遇到强劲的对手，若一方稍有不慎，就会被强敌抓住把柄击中要害。此时既不能强辩，也不可狡辩，否则将失败得更惨。为了终止已造成的失误，最好装聋作哑，不予理会。雄辩大师丘吉尔说：“我以多次陷入相似境地的同事身份，让我冒昧地提出劝告，最好的撤退方法就是一心一意地撤退。”

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能说会道的名人，在辩论失利时仍死守自己的城堡，因而惨败的情形不乏其例。比如1976年10月6日，在美国福特总统和卡特共同参加的、为总统选举而举办的第二次辩论上，福特对《纽约日报》记者马克??斯·??佛朗肯关于波兰问题的质问，作了“波兰并未受苏联控制”的回答，并说“苏联强权控制东欧的事实并不存在”。这一发言属明显的失误，当时遭到记者立即反驳。但反驳之初佛朗肯的语气还比较委婉，意图给福特以订正的机会。他说：“问这一件事我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您的意思难道在肯定苏联没把东欧化为其附庸国？也就是说，苏联没有凭军事力量压制东欧各国！”

福特如果当时明智，就应该承认自己失言，然而他觉得身为一国总统，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认输，决非善策，于是继续坚持，一错再错，结果为那次即将到手的选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刊登这次电视辩论会的所有专栏、社论都纷纷对福特的失策作了报导，他们惊问：

“他是真正的傻瓜呢还是像只驴子一样的顽固不化？”

卡特也乘机把这个问题再三提出，闹得天翻地覆。

高明的论辩家在被对方击中要害时决不强词夺理，他们或点头微笑，或轻轻鼓掌。如此一来，观众或听众弄不清葫芦里藏的什么药。有的从某方面理解，认为这是他们服从真理的良好风范；有的从另一方面理解，又以为这是他们不屑辩解的豁达胸怀。而究竟他们认输与否尚是个未知的谜。这样的辩论家即使要说也能说得很巧，他们会向对方笑道：“你讲得好极了！”

公开讲话也好，与人交往也好，犯错在所难免，而有些看似不经意的错误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及时认错、及时低头，开诚布公地讲一些能让人谅解的低头话才是会说话、会办事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