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各种人，或阴或阳，或笑或悲，只有知人之心，才能知人之所为。

不管你的本事有多大，没有察人的眼力，就必定有败局人生。

乾降致胜方略：乾隆认为人生大胜之法在于“责人者应责诸己”，这是一种正确的为人处世的方法，但是又有几人能做到呢？绝大多数人是以责人为第一，甚至根本想不到责己。鄂尔泰、张廷玉作为功臣，亦然。他们互相指责，形成阵营，致使乾隆大伤脑筋。但是，乾隆大帝的本领就在于伤脑筋之后，能找到对付只会责人者的办法。66．于纷繁的局面中洞悉真相。

太平日久，下属没有强存压力，就开始勾心斗角、争权压利。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互相指责。互不脱气的现象。对此放任不行，严重真究也未必得当。洞悉事实心后择要处是一个多方策顾的妙招。

雍正弥留时，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佐弘历。允礼于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病故。乾隆四年允礼作为弘皙集团的后台，罢削议政大臣等职，失去权威。惟有鄂尔泰、张廷玉作为百官领袖，并立于朝。

早在雍正年间，鄂尔泰、张廷玉就分别在构筑自己的政治营垒。

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生，生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虽青年中举，终康熙之世仅任内务府员外郎小官。胤在藩邸时，曾有事求助鄂尔泰，遭拒绝。对于此事，胤非但不记仇，反而认识了鄂尔泰刚直性格，“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登基后遂委以重任。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鄂尔泰超擢江苏布政使，从雍正三年至十年，又历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云贵广西总督等封疆大员。十年，授保和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位居首席军机大臣。鄂尔泰还是清朝“改土归流”政策倡导者和执行者，“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加上执掌内阁，士林蚁趋，逐渐形成以满洲官僚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族官僚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公哈达哈、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御史仲水檀、陕西学政胡中藻等。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进士，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奉旨值南书房。雍正即位，擢礼部尚书，不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任户部。四年（公元1726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五年进文华殿大学士，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八年，清朝因西北用兵，设立军机处。张廷玉制定了军机处规章，对创立和健全军机制度起了重要作用。他为人谨慎，所草上谕，全合雍正心意，因而备受赏识和宠信。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皇帝赋诗赐张廷玉，曰：

“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尊。

栋梁才不忝，蔡霍志常存。

大政资经划，讠于谟待讨论。

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又御书“赞猷硕辅”四字，命内廷制龙匾以赐。从诗和匾，可以看出雍正对张廷玉的倚重。有一次张廷玉偶疾，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八年六月，雍正颁谕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这是皇帝赐给大臣最高的荣誉和奖赏。乾隆即位后，同样也离不开这位娴于典章、工于文字的老臣。乾隆二年（公元1738年），张与鄂尔泰同封三等伯。六年，张廷玉70大寿，乾隆御书“调元锡祉”，撰对联“忠诚济美之台丽，弼亮廷庥百福申”，并赋诗一首赐给张廷玉。经过张英、张廷玉父子长期经营，至雍正时以张氏为核心的桐城官僚队伍在迅速发展。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张廷玉自夸：“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降至乾隆前期，仅张氏一门登仕者凡19人。张廷玉曾得意写道：“自先父端（张英）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与张氏世代联姻的姚氏，是桐城另一望族，“子姓蕃衍，仕宦众多”，与张廷玉同时为官的有姚孔钅长等10人。

雍正对鄂、张二氏势力膨胀，采取姑息甚至赞赏态度，雍正十二年，他说：

“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实我朝之贤大臣。朕见伊两家后起人才蔚然可观，是以屡加擢用，有甫经数年，而即至大贵者……彼夫识见卑鄙之人，未必不私心窃疑，而谓朕之其所好。……然朕之乐于用伊两家子弟者，亦自有朕之意在。一以两家之先人培植深远，方获生此贤哲为国家之股肱心膂……一以两家子弟素闻家教，与众不同，必不至负国恩而忘家训；一以两大学士如此忠诚，虽天下之人尚思教育成就之，所以训勉于一门之内者，必更加肫笃，可以代朕之提撕训导，令其有成。为此三者，择人而用，随才器使”。

这段话讲得很明白，雍正有意扶植鄂、张两家族，既可从中选取一批温顺奴才，亦可以此树立忠君榜样，“提撕训导”更多满汉地主。

在雍正扶植下，降至乾隆初年，随着鄂、张两大政治集团势力膨胀，他们之间明争暗斗的对立局面已趋严重。清人昭木连说：

乾隆御是一种至上权利的象征。“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于这两大政治集团，乾隆洞若观火。

他深知：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互相攻讦，势必会引发严重的冲突。面对这辣手的问题，乾隆采取了“以诋制派，抓住时机”的才智。

在乾隆看来，“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近于骄者，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所以，乾隆首先对鄂尔泰的党羽进行惩治。

早在乾隆六年，号称敢言的鄂党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接受了京城市井富豪俞氏的万两贿银。鄂善是雍正时的老臣，为满族人，但他并不是张廷玉的党尸，只是在富豪俞氏丧葬时，出钱礼请九卿吊奠，其中有很多人是张党大臣。这件事在京城内闹得沸绋扬扬，“且闻吊丧不止九卿，大学士亦然。张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赵国麟俱亲往，大学士等又于皇上申饬九卿特追毁原帖”，且有礼部侍郎吴家骐受谢仪银500两，又吞分送九卿炭敬2000两。詹事陈浩在场陪吊，奔走数日。这一丑闻的揭露，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仲永檀还奏说：“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此中所说的“权要”，即指张廷玉，仲永檀说张廷玉为人谨慎阴柔，形迹不易被察觉。仲永檀的密奏劾其泄密。乾隆对此并不太相信，说：“至于权要串通左右一语，朕观此时并无可串通之左右，亦无能串通左右之权要。……若言官自谓风闻言事，纷纷渎陈，徒乱人意，于国事何益？”责令仲永檀实指其人其事。

仲永檀于是例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尚书史贻直的密奏。吴士功是张廷玉的门生，而史贻直则与鄂尔泰交好。乾隆查出吴士功确有这样的密奏，而密奏的泄露责任就在张廷玉和吴士功。然而，乾隆想若是把此事追究到底，必将牵连众多人入狱，张廷玉这一派系也必将失势。因要使张、鄂两党互为平衡并互为牵制，所以，就不能立即将张党扳倒殆尽。基于这种考虑，乾隆只赐令确实受贿的鄂善自尽，吴家骐和陈浩革职，其余的事情则从宽开脱。对于吴士功泄密的事情则“且今姑不究，若伊等将来不知悔改，再有过犯，一并从重处分”。面对大学士等送帖吊奠事，乾隆大帝以“查询明白，全属子虚”，糊涂算了。对仲永檀，因其奏劾有功并且属实，擢任左佥都御史，不久又升为左副都御史。

乾隆只是出于大局才对张廷玉有所袒护。张廷玉身为汉人而久居高位，形成势力，屡次遭到鄂党抨击，全赖皇帝庇护而未致倾覆。张廷玉在其诗《风鸢诗》中：“九霄日近增荣彩，四野风多仗宝绳”，这句话颇形象地反映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乾隆大帝对张廷玉虽礼遇有加，但他对代表汉官势力的张廷玉并无好感，甚至颇为鄙视。乾隆大帝曾说：“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地文墨者所优为。自朕御极十五年来，伊则不过屡进屡退，毫无建白，毫无赞襄。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

乾隆七年，左副都御史仲永檀遵旨赴江南会同巡抚周学健办理赈务，仲永檀临行前，“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即他将密奏留中之折泄露给詹事府詹事鄂容安，彼此串通，陷害异己。平日“往来亲密，于未奏以前，先行商谋，既奏以后，复行照会。……明系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

乾隆命将此事交与刑司严加审讯，结果证明仲永檀“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参与审讯的大臣只按“泄露机密事务律论罪”，而乾隆大帝的目的则是追究他的结党营私。这时，张党趁机落井下石，要求重新刑讯，并将鄂尔泰一同革职拿问。

此事如果闹将下去，鄂党也会彻底崩解，于是乾隆对此事也同样息事宁人，从宽发落。最终，仲永檀病死狱中，鄂容安因鄂尔泰年老有疾，仅让他退出南书房，不得干预外事，否则将重治其罪。乾隆因鄂尔泰“为受遗大臣，不好深究”，给他以降级处分，并训责他：“夫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亦属显然，久在朕洞悉之中。……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与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倘仍前不检，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汝之罪乎？”可见，乾隆出言相当严厉。

由此可见，在处理鄂、张两党之争时，乾隆以诋制派的才智，既有效打击了他们的嚣张和气焰，又能让他们感觉到龙恩浩**，势必为朝廷卖力尽心。既让他们的势力逐渐削弱，行为大为检点，又不致于穷追猛打，使他们丧尽殆绝，让朝廷无可用之臣。可谓掌握有度，策略得当。

经此一击，在之后数十年中，鄂尔泰之子鄂容安、鄂实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事中阵亡，鄂之党羽多受罪被罚，鄂党势力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张廷玉去世，乾隆仍遵乃父诺言，将张廷玉配享太庙。这除了体现乾隆“纯孝”美德外，也体现了乾隆控制张氏集团的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