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者以描觉察写的方式，抓住关键处故意使重者轻之。而实施实际上很重大的变革，这实在是布细局者的独到之处。大凡整顿吏治，必然会触及到国家的行政机构和管理制度的现状，进而引起一些大胆的革新和尝试，此为古往今来的事实所证明。雍正在治吏中也遇到了这一问题，于是，雍正首先采取了“减少羁绊，不留后患”这一心智。

“六科”，是历代封建政体中的一个行政衙门，其官吏称给事中。它的职责就是所谓的“传达纶音，稽考庶政”——即传达皇上的命令，并负责检查下面执行上谕的情况。

具体地说，六科是专门负责将皇帝批阅的奏章从内阁领出，然后誊抄清楚再发给各有关部门具体执行。它不仅有转发批奏文件的权力，而且还具有“封驳权”——即假如六科认为皇帝的命令有欠妥当，就有权将这个命令原文封好、重新打回内阁。

此外，六科还负责稽察六部，审核各类事件的执行状况，倘若六科认为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有意迁延迟误，就有权对它们进行参奏。因此，六科给事中所理之事，虽职位不高，但权力范围却非同小可。

有鉴于此，雍正即位不久，就决定削夺六科的权力以加快各种政令的顺利执行。为此他说六科的掌印给事中责任紧要，因此给事中人选应交督察院共同拣选保奏。此后，雍正又命令督察院派定了六科给事中人员，并命令督察院从六科中各科不掌印信的给事中选拔出二人，出具考语，缮本题奏。这样一来，六科给事中实际上就成了督察院的一个附属部门，与督察院中的监察御史没什么不同了。

而监察御史的职责，则是负责巡视京师五城、京仓、通仓、巡盐、巡漕等差事——即经常性地到下边做各种例行性的检查。

这样一来，六科给事中划归督察院后，六科官吏便只好长年奔走内外，朝夕不宁，就没精力监督皇帝下达的各项命令了。再加上雍正还有意使六科官吏大量被派成外差，使六科中人员骤减，一应公务应接不暇，这样六科官吏在收到本章之后，便只能匆匆发出，来不及详细审阅，更谈不上对皇帝命令行使封驳权了！

因此，雍正的这一举措刚刚施行，就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给事中崔志远曾“哓哓陈奏”反对这一措施。但雍正对此只装作没听见，充耳不闻，将崔志远晒在了一旁。于是后人曾评价雍正此举是“轻重倒置，不尊重纶悖”！

事实上，雍正此举是故意将重者轻之的，正因为其重要或紧急，就力图下达顺利，使之减少羁绊；只有这样，才能使给事中们无法抵制皇帝的命令，使各项政令得以迅速传达，使皇帝的金口玉言受到绝对的尊崇。

雍正这样做，还是接受明末党争的历史教训。明朝六科，比较能够实现“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的权力，明后朝，以言官的身分，较多地干预了朝政。这种情况，清初已经有所改变，但康熙后期储位斗争，也就是雍正说的朋党之弊严重，明末遗风不息，而六科官员又参预其间，给事中秦道然为允礻唐管理家政即是一例。雍正为打击朋党，就对六科的官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雍正贬低给事中职能，却加重了监察御史的职责，向地方派遣了各种类型的巡察御史。元年（1723年），以黑龙江船厂等处人口增殖，贸易事繁，原设将军料理不开，命派出御史、给事中二员，巡视吉林和黑龙江。三年（1725年），向各省巡遣巡察御史，其中山东、河南各一人，两湖一人，江宁、安徽两布政司共一人，官员由小京堂、科道及各部郎中内拣选，他们到各省，处理一些政事，监察地方官吏，有钦差的味道。四年（1726年），因直隶旗下人多，不法者众，派御史和给事中数人往八府巡视，凡旗下告退官员、庄头、内监的亲戚、在籍绅衿，犯法的，即会同地方官惩处。七年（1729年），又因直隶建了营田，特派巡农御史，巡历州县，查察农民生产情形，以定州县考成，以示重视农业。在京城，于四年（1726）添设稽察内务府的御史四员，五年（1727年），又增设稽察宗人府的御史二员。

雍正的这一心智、不仅削弱了六科给事中的谏议权，还加强了督察院对所有官吏的监察力度，两者相辅相成，既是雍正强化皇权的两个侧面，又是雍正驭下有方的一个最佳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