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胜者都能在关键时刻拿大主意。疾风知劲草，在暴风骤雨来临时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魄力，范仲淹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助主除弊改新，虽然改革失败了，可是他为改革而同顽固势力所做的抗争，也说明了在方向正确之时，坚持己见往往有利于计划的进行。

宋仁宗庆历年间，因为对西夏的战争连年不息，使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深，宋朝的各种弊政暴露无遗。在士大夫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愈来愈高。在庆历二年（1042年），欧阳修就曾上疏说：“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不可不改弦更张！”并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一向昏庸的宋仁宗这时也不能不对时局感到忧虑，遂于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之职，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表示自己欲改革天下弊端的意向。

当时，一些有名望的大臣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建议，主要有王禹的“五事”、宋祁的“三冗三费”、文彦博的“省兵”、“王安石的“万言书”、司马光的“三札”等，其中以范仲淹的“新政”最为有名。宋仁宗遂于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让他们兴致太平，就当世急务提出处置意见。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一再以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心国事，提出改革意见。范仲淹对别人说：“皇上用我可谓至矣，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之间可以做到。”

后来，宋仁宗又于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并破例给范仲淹、富弼赐坐，发给笔札，让他们当面陈述政见。范仲淹与富弼非常惶恐，避席而退。范仲淹不久即向宋仁宗呈送了自己的革弊建议，他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大宋建国已八十余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已至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地步。”并提出了具体的十条建议。

岳阳楼，因范仲淹《岳阳楼记》而闻名。不管什么人到，都会想到范仲淹精妙的文笔、开阔的心胸，尤其默记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大胜之至理。

一曰“明黜”。即改革文官三年一迁升、武官五年一迁升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进行处分。

二曰“抑侥幸”。取消少卿、监以上官员于乾元节荫子的作法；正郎以下如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推荐子弟任馆阁之职。旨在改革贵族官员子弟恩荫作官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少冗官。

三曰“精贡举”。取消进士、诸科考试时的糊名法，参考其履历，以名闻；进士考试时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则取兼通经义者。旨在改革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

四曰“择官长”。委派中书省、枢密院主持选举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蕃知州等重要官职；委派御史台、开封府、诸路监司等举知州、通判；委派知州、通判举知县、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

五曰“均公田”。各地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用来责其廉节，以防止贪污。

六曰“厚农桑”。每年二月，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州县选官主持；减漕运，劝课以兴农利。

七曰“修武备”。京师招募卫兵五万人，以助正兵，三季务农，一季教战，以省给赡之费。

八曰“贾恩信”。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须执行，主管有违者，重治以法。

九曰“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一。

十曰“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减少，百姓不再困忧。

范仲淹的十条建议，除过修武备一条之外，其余九条均被宋仁宗采纳。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到庆历四年（1044年）上半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的革弊主张，陆续发布诏令，以内外官员的考绩升迁办法重新作了规定，对大臣陈请子弟亲戚任馆阁要职之事及转官升迁严加限制。还对恩荫制度重新作了规定，各级官员恩荫子弟亲戚的人数和官职都作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限制。要求地方官注意兴修水利，尽可能合并人口较少的县份，以减少役使的人数，使减少下来的役人回乡务农。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他对官僚机构的整顿，难免不触及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高官权贵。有一次，范仲淹查阅各路转运使的“班簿（名册），每见有一人不称职，随即用笔勾上记号，依次更换。

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受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那种利益受到损害的腐败官僚，想方设法陷害范仲淹等人。面对反对派的攻击和陷害，仁宗也不似以前那样积极了，这使范仲淹非常难堪，心中不免生了畏惧之情。当时，张海的起义军途经高邮军（今江苏高邮），当地官员晁仲约令百姓以金帛牛酒犒劳起义军，此事被朝廷得知，富弼主张诛杀晁仲约。

范仲淹面对朝廷形势的变化，主张宽宥晁仲约，他对富弼说：“自祖宗以来，朝廷未尝轻杀一臣下，这个规矩不可轻易破坏。我辈在朝中，同僚中同心者无几，圣上的心思也捉摸不透，如果轻导人主诛杀臣下，他日主上手滑，你我也难以自保！”

富弼对范仲淹的话不以为然。但到了后来，富弼宣抚河北还朝，宋仁宗不许其入城，富弼弄不清朝廷意图，心中不安，彷徨夜不能入睡，想起范仲淹的话，叹息道：“范公乃圣人也！”

就在范仲淹陷入苦闷之时，以奢靡、阴险闻名的大官僚夏竦施毒计陷害范仲淹、富弼。夏竦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让女奴偷偷练习拥护新政的官员石介的笔迹，等女奴练习到能以假乱真之时，写了一分所谓的废仁宗皇帝的诏书草稿，诬赖是石介代富弼起草的，并将其加以散布，企图置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富弼以死地。这种毁谤和中伤，使范仲淹、富弼感到继续留在朝廷，会有性命之忧，便要求宋仁宗派他们到河北、陕西主持军事。

昏庸的宋仁宗在流言蜚语的影响下，那种迫切希望更改时弊的心情很快消失得无踪无影，对范仲淹、富弼也不再信任，就顺水推舟，派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到了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到地方上任职。就这样，推行不到一年的“庆历新政”夭折了，范仲淹的报国理想也随之破灭。

范仲淹这一次被贬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朝廷，先后任邓州（今河南邓县）、杭州（今浙江杭州）、青州（今山东益都）等地知州。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范仲淹任邓州知州，在那里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表达了自己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情思，并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抒发自己要继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但被排斥在朝廷之外的范仲淹一直到死，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一生历经起起落落的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心系天下，其所做所想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精心操纵社会的各种力量，让北宋的边防得以巩固，有力地抗击了西夏的入侵，为了北宋的未来，他排除万难，一心改革。虽然他的变革最终由于权贵的阻挠而失败，但是他所提出来的操纵思路还是对于北宋的发展起来了深远的影响。

精锐点评：一种才智恢宏的求胜方略

范仲淹的心胸非常博大，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琐碎小事，这是一种十足的取胜大家的写照。但很多人总是在小圈圈中打转，无心去想大事，靠大事成名，所以做不大人生局面。

你必须把自己的人生局面想得开阔一些，才能成就不同一般人的事业，否则，你欣赏的就是蝇头小利。所有操纵大胜之局者的观点都是：有了大主意，才能有大行动，大事业。以变应变，凡是想到的，就一定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