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大学应届毕业生的求职经历,都是由一连串的几个小故事组成的。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位北京女孩的求职之路,或许可以给同学们一些启发。
方方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01年的应届毕业生。该院的就业形势历来不错,而方方又是一位地道的北京人,专业不错、成绩也不错,想必找工作不难。这时候,准备考研究生的外地学生已经不去上课而准备背水一战了。只有方方和另一位北京女孩整天晃晃悠悠的背着书包去上课,相互之间彼此安慰:找不到工作,大不了户口打回街道里去。
一连找了五家会计师事务所,都兵败而归
2000年10~11月,接连2个月找工作遭遇挫折以后,方方准备去投奔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提高命中率,她学习“集束型”导弹的发射方法一连找了五家会计师事务所。
第一家,初试就没有通过。
第二家,人家不要女生。
第三家,英语已经过了六级、自以为英语没问题的方方,面试的时候面对着英语非常流利的考官小姐紧张得汗流浃背,第一个问题就回答得结结巴巴。结局当然不妙了。
第四家,初试顺利通过了,笔试在27人中选择20名,方方是第一名,这下应该没有问题了。可是,天天捧着传呼机等待好消息的方方到头来还是没有等到回音。打电话去一问,对方回答说结果不公布,也只好到此为止了。
第五家,10个人坐在一起面对着同一个主考官轮流介绍自己,这种“批量验货”的方式让方方尴尬不已,因此没有发挥好。
转而还是考虑报考研究生
到了12月份,方方下定决心考研究生。忙完了期末考试就到了月底,离开考研究生还有10多天时间。怎么办?俗话说得好“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只有硬着头皮上。2001年1月15日考试结束,由于复习时间太短终于功亏一篑。
没有经验的如实回答,造成了误解
一过春节,方方就一头扎进了人才招聘大会。也不知道一个月跑了多少场次,只记得那么多家外资企业都因为她没有工作经验有的甚至连简历都不肯收下。
有一家企业眼看就要和她签约了,冷不防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没考研究生?”方方老老实实地回答“考了。”对方接着问:“你的成绩平时怎么样?”方方回答说“前几名。”对方考虑了一会儿说:“回去等消息吧。”方方后来才知道,她这样老老实实的回答很可能让对方误认为自己一定能够考上研究生了,那还有什么必要签约呢?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人家再问她类似的问题,她就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了。
由此可见,面试也会锻炼人的。即使是遭人拒绝,也并非就是一无所获。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后来终于有了好机会。
方方在民航计算机信息中心的面试非常顺利,并且已经进入了试用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考研究生的成绩也公布出来了,方方考上了!
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办?面对两难选择,方方既不愿意放弃这份好工作又很想读研究生,想转成在职研究生又不行。考虑再三她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在读研究生的同时去计算机信息中心兼职、拿着不低的工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多达四分之一的大学生不喜欢本专业
应当说方方是幸运的,同时她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可是有些同学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一些在大学里读书就不喜欢会计专业的毕业生来说,简直有一种痛苦的感觉。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填了会计专业就有一种上了“贼船”的幻觉,在毕业后寻找工作时就更多了几分犹豫。干会计吧,不想继续“将错就错”下去;不干会计吧,找工作难度更大。
以前有一段时期,报纸上就“干一行爱一行”与“干一行怨一行”展开过热烈讨论。可是他们绝不会想到,如今已经发展到了还没有干上这一行就讨厌它了。
一份统计调查显示,目前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就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了。这一情况的存在,是构成会计职业围城效应一大景观的根源之一。
豪放活泼的人不适合选读会计专业
2001年5月,上海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崔丽娟对139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23%的人对自己的专业“非常喜欢”,51.9%的人“比较喜欢”,21.6%的人“没有感觉”,3.5%的人“十分不喜欢”。由此她提醒考生,在填报自己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来选择专业。
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了一项对高三学生的“高考专业测评”。结果显示,家长和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存在着盲目性和随意性。他们普遍错误地以为,热门专业就是“好”专业。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考生将来上大学以后势必就会为“爱我不爱”而痛苦不堪,或者在学习上力不从心。如果从教育者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就是教育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崔教授指出,考生和家长在填志愿的时候可以参照兴趣、能力、创造力、个性这4项指标来通盘考虑。从个性上来讲,非常豪放、活泼、坐不住的同学,就不适合选读会计专业。
怎样看待一毕业就改行,专家们说法不一
应当说,这部分人是以后跳槽的“志愿军”。有意思的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开放社会里怎样看待一毕业就“改行”的普遍现象,各方专家说法并不一致。
仍然以上海为例。最近几年来,毕业就“改行”的学生其人数和比例都在逐年攀升。上海市某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改行的比例超过了40%。明明学的是旅游管理,结果有的进了会计师事务所,有的进了银行,有的去当记者……上海交通大学不少专业的毕业生中,有超过30%的比例“跳槽”到了计算机通讯等行业。
另外,一份国内12所高等学校研究生的调查显示,34%的研究生选择的工作与专业不对口。
学了会计,为什么在毕业的时候要改行;相反,不是学会计的却要冲进这个圈子里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有很多原因。有的是为了多赚钱、有的是想开眼界、有的是想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不一而足。
校长对此感到自豪,教育专家表示忧虑
对于这种现象,一些高校校长感到十分自豪,可是教育专家却对此持否定态度。
校长们认为,他们的毕业生之所以如此大量的改行跳槽,是因为学校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能力、积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他们专业适应性的结果。一句话,是素质教育的结果。敢于改行,正是学生自身素质好的一个佐证。
校长们提出了专业数量方面的例子:1992年全国高校有1000个本科专业,可是到1998年已经压缩到了240个,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现在的学生专业领域和专业外的适应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换句话说,如果学生在校所学的专业知识狭窄,毕业生即使是想根据个人的爱好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自主择业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些高校校长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这说明我们培养的学生基础好、能力强,有社会竞争力。”
与此不同的是,教育专家们普遍对此表示忧虑。
上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石金涛教授指出,对于硕士生、博士生这样的高层次人才来说,频繁“改行”势必会造成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学生在本科阶段主要是打基础,而研究生阶段才强调“术有专攻”,改行则不利于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
显而易见,石金涛教授在这里提到的是“硕士生、博士生这样的高层次人才”不宜频繁改行,并且提到了“学生在本科阶段主要是打基础”。这说明,本科学生的跳槽改行,带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从某个方面表明了会计本科及以下毕业生的一毕业就改行,多少是对当初自己专业选择不对路、如今学校专业设置不合理、踏上社会后专业需求不对称的一种修正和反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可言。
事实上,现在的一些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招聘员工已经不问“专业”而只关心“类别”了。例如,2002年1月19日开幕的第七届北京人才大市场上,300多家外资企业招聘会计师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不招“会计师”而改招“财经类”了。
专家指出,这一变化表明企业选人已不再单选某一专业,而是更加侧重于人才的综合素质,希望从更大的范围内为企业挖掘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想更多的囤积后备人才。
分配好坏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一变化并不表明从事会计工作从此就不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资格了。相反,专业对口从来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取得成功的有力保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计专业还在不断细分,这些专业之间的就业状况与新的专业类别有密切关系。
总体来看这几年的会计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几年以前还热得烫手的国际贸易及会计专业,近来已经风光不再了。注册会计师、国际会计及资产评估专业,分配情况要明显好于工业会计、审计学等专业。学校品牌的含金量在分配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大多数学校的会计专业分不出去,可是最著名的名牌大学的会计专业毕业生,供需比例在1比7左右。
所以说,所谓的就业难是相对而言的,好东西永远供不应求。
应届毕业生的求职之最
对于大学生的求职遭遇,有人总结出了几个“之最”,在这里列出供大家思考:
最尴尬的场面
当用人单位得知你的学校或者专业后,直接拒收材料,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你投了我们也不会看的。”
最矛盾的心情
用人单位在现场就要签约了,虽然自己感到这个单位不错,可是还总是想再考虑一下,担心错过其他良机,心里焦急万分。
最让人万念俱灰的一幕
自己熬红了双眼苦心制作的材料被人随手丢弃,有时候就眼睁睁地看着被扔在招聘现场的地上任人践踏,却又无法上前捡起来,真是心如刀割。
最不能偷懒的事
南京的一位大学生从网上下载了一份固定格式的求职信,略加改动就投出去了好几份。回到宿舍里才发现其中还有这样一句原封不动的话:“感谢北京大学培养了我。”
最富有戏剧性的遭遇
心中牢记家长的嘱托,投递材料的时候不忘向对方献殷勤。招聘人员说:“怎么,要走后门呢?”并且把自己好好地教育了一通。
最“不好意思”的时候
自己已经接到复试通知书,可是一起去的同学依然杳无音信。
最“肉麻”的问题
针对面试时考官提出的“上大学时跟异性同居过吗”、“是否发生过婚前性行为”、“有几个男朋友”等等“肉麻”问题,真的不知道到底应该说实话还是胡乱回答才好,更不知道这些隐私对方是否有权过问,这些又和当会计有什么关系?
不得不花钱的东西
漂漂亮亮的求职材料,按照时下的复印和纸张费用及普通制作水准来计算,每投出一份就相当于口袋里少了一张10元大钞。标标准准的“或有支出”。
最理直气壮的消费理由
找到了好工作,请大家去某某地方撮一顿,作为对自己的奖励以及对于仍然“待字闺中”的同学们的安慰。
遭遇辞退就只能灰溜溜离开吗
会计人在求职和工作过程中,对于有些事情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了,或者叫做麻木不仁。然而,当你的自身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仍然应该懂得怎样来保护自己。这不但是一个饭碗问题,还牵涉到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和人格。
领导一句话,就让她丢了饭碗
2001年6月23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曾经报道了一位老会计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例。
这是一位钱女士,已经做了20多年的会计工作,在现在这个单位也已经做了8年会计,应当说是很有会计工作经验了。
2000年10月,单位里突然换了一位新领导。由于她在做工资表时没有听从这位新领导的意图“用电脑画”,而是“擅自作主”改用了笔画,所以在2001年1月份发奖金的时候领导就对她说:“这个月的奖金你一分钱也没有,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会计,你找地方走吧。”
就这样,丈夫没有工作、家中有两个孩子的钱会计,就突然没了工作。
节目现场请来了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刘玉阁律师。律师解释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劳动争议问题,其中包含两个方面。一个问题是奖金,钱会计到今天才通过法律途径提出这个问题,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所以在这方面已经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了。根据《劳动法》规定,应该在劳动争议之日起60日内到劳动局申请仲裁。
另一个是工作岗位问题。根据钱会计和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其中明确约定了她的会计岗位,而且合同期限一直要到今年年底。这样的合同没有到期就遭辞退,是可以得到法律保护的。即使单位要你变换工作岗位,也要和你进行平等协商。双方签订的这份合同并不能因为单位换了领导就变成一张废纸。
打官司也有后遗症,因为最终还是要寄人篱下
也许有人要问,向钱会计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不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保护呢?官司当然可以打,但是正如人们通常所担心的那样:即使官司打赢了,仍然没有好果子吃。也就是说,即使单位里仍然要她回去做会计,她的处境也会很难。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钱会计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赢了官司、激化了与老板的关系,仍然不是一个打工者所需要的理想结局。
事实上,领导一开始就对钱会计提出了希望她改行跑业务的建议。而钱会计解释说,自己从来没有跑过业务,而且身体也不太好,家中又有两个孩子;已经做了20多年会计了,还是做会计合适。几次协商下来都不行,领导才提出让她解除合同的。
据钱会计介绍,她所在的是一家二级公司,现在换了岗位后,原来的岗位工资也没有了、奖金也没有了。她总觉得这不符合该企业的内部退休制度。于是便去找总公司的人事、工会、总经理,但是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几次反复之后,有时候觉得活着特别没意思,好几次都想到了自杀。打官司吧,一方面要拿出一笔钱来,另一方面也怕万一打不赢,不但没有得到补偿,反而失去更多。精神压力也非常大,一个48岁的人了,一旦失去工作,连退休金也没有了。
人到中年,不能不考虑这些实际问题。
招聘时要睁大眼睛,看对方是否属于有权部门
在这同一节目中,还有另外一位女作家陈薇,她碰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陈薇不是一名会计,但是她的遭遇却是现实中经常会发生的,值得会计人在应聘中引起重视。
陈薇介绍说,她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毕业生。在大学里学法律的时候,她只是把法律当作一门功课来学,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也会碰到《劳动法》方面的问题。
陈薇原来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在进杂志社之前,凭自己的感受,这家杂志社在外面名气很大,想必一切应该是很正规的。可是当她第一次去杂志社的时候,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受害者。
接待陈薇应聘的是一位编辑部主任。从法律角度看,这个编辑部主任并没有人事任免权,因此,他们两人之间本来应该是平等关系而不该成为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后如果会计人在碰到类似的应聘场面,出面拍板的不是该企业的人事部门或者法人代表,就要特别注意了。
翻开这家杂志社的电话簿,可以发现并没有设立人事处。负责人事的只有一个人。招聘过程中杂志社从来就没有书面通知,而只是口头通知她。也就是说,这个单位的老板觉得你不错,你就可以来上班。很多单位就是这样。
在工作过程中陈薇发现,不但加班没有正常的加班费,而且就像“说书”一样,说不定哪一天傍晚就有一位编辑被“开”了。编辑部主任通知他们的时候,并非是像现在流行的做法那样给辞退员工送上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书,而是把话讲得很婉转。第一次那个被辞退的员工因为性格内向,所以大家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好像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大的纰漏。可是说辞退就辞退了,连个书面的东西也没有。一声“抱歉”,你就得乖乖走人。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是他自己要求辞职的呢。
就这样,一连被辞退了4个人以后陈薇知道她自己也早晚要出问题。果然有一天傍晚编辑部主任告诉她说,你的工作能力特别强,工作太轻松了,不如做兼职编辑吧?实际上是劝退,而且还是让你自己提出辞职。
敢于寻求法律帮助,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这时候,陈薇出身法律系的经历派上了用场,她专门就此请教了全国妇联的一个执委。执委当时就告诉她,这不是一个什么简单的让你善退的问题,而一定要考虑找律师,借助于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节目现场的刘律师解释说,陈薇在这里是有劳动合同的,但是合同还没有到期。而且这是一份阴阳合同,合同都保管在单位里,陈薇的手上没有。律师建议她按照劳动争议解决的程序,首先去劳动局申请仲裁,因为这是打这类官司的第一道程序。
当陈薇决定打官司的时候,她还没有离开这家杂志社。她对老板讲“可能会利用法律武器”。老板一听这话就跟她说,不要做对双方都不利的事情,并且说,他们在社会上奋斗了这么多年,难道会没有一些社会关系吗?
话讲得已经非常明显了。然而,陈薇毕竟在大学里就是学的法律,法律意识比一般人肯定要强得多。而且还有一位全国妇联执委在支持她,心理上也多了一层优势。另外,由于自己写作的原因,即使不在你这儿工作还有别的谋生手段,并没有“等米下锅”的地步,所以并不是很怕他,结果还是坚决地打了官司。
小心劳务中介的猫腻
劳务中介是会计人重新择业的一个主要渠道。可是由于目前的劳务中介机构鱼龙混杂,在前往这些部门寻找工作岗位的时候千万要当心,免得“刚出虎口、又进狼窝”。
以上海市为例,该市2001年末经过正规注册登记的劳务中介机构只有80多家,然而在各类媒体上做广告的劳务中介机构却超过了1000家。可想而知,其中绝大多数都潜藏着猫腻。试想,一个连营业执照都不敢领的中介机构,又怎么能够让人们相信它呢?
24岁的李小姐,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由于自己以前是一家企业的会计,所以希望在上海仍然从事会计职业。于是她来到了中山北路一家职业介绍中心进行登记。
接待小姐十分热情地告诉她,可以为她免费介绍工作。李小姐接过一份协议书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委托职业介绍中心介绍工作,必须先缴纳报名费30元(不退)、面试费150元。凡是本中心推荐的工作,由于委托人的原因不成功,面试费不退还。”这就是所谓免费介绍工作的条约。
就这样李小姐根据要求缴纳了180元的费用,然后填写了一张表格,在上面注明寻找“会计”职业。接待员当即就告诉她浦兴路有一家公司需要会计,让她第2天上午就去面试。李小姐索要对方的联系电话,可是接待员却笑着摇了摇头。
第2天,人生地不熟的李小姐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那家公司。自称是公司人事部经理的一位男子对她说:“我们这里招清洁工你做得来吗?”李小姐不由自主地“啊”出声来:“我是来应聘会计的,不能做清洁工呀。”
吃了一个“歪”以后,李小姐气冲冲地又赶到职业介绍中心,接待员告诉她不要着急,曹杨路还有一家单位正等着她去。
她只好压下这口气,按照职业介绍中心所提供的地址来到了曹杨路这家公司的门口,却被保安一手拦住。她告诉保安,自己是来找胡经理应聘工作的。保安非常客气:“对不起小姐,我们是政府机关。现在不招聘,更不可能有什么胡经理。”李小姐顿时感到胸口像压了一个重重的铅块透不过气来。
她怒气冲冲地找到职业介绍中心,接待员仍然很耐心地通知她,还有一家公司招文员,要不你去试试?李小姐咬咬牙想:就再相信这一次吧。
这次她还真是没有白跑,该公司因为业务繁忙正缺少打字员,同意让她试用2天。她很想得到这份工作,要找到一份饭碗不容易呀,于是就使出浑身本事拼命表现自己,在2天时间里完成了公司原来计划需要一周才能完成的文字处理工作。可是没想到第3天早上她就得到通知:因为打字“速度太慢”不符合文员的要求。任务完成了,“试用期”也满了,她也应该走人了。
李小姐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要求职业介绍中心退款。接待员却理直气壮地告诉她,按照协议规定,已经见过用工单位的人事部经理了,面试费是不会退的。
根据透露,职业介绍中心坑害求职者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是直接赚取报名费;有的是不介绍职业,而是让求职者买下他们的商品,然后进行推销提成;还有的是通过会员制的方式实行一条龙“职托”服务,采取“过堂”的手段,绝对让你不成功;还有的是针对求职心切的心理状态,收取高额介绍费然后逃之夭夭。
根据国家《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的要求,职业介绍机构必须持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申办这些机构首先要到劳动局就业科批准、然后去工商局注册登记,而出了问题则通过劳动局的监察大队来进行处理,由于这三者之间无法协调统一,所以一般都要通过群众举报才能进行执法处理。求职者必须擦亮眼睛,谨防假冒。
请红娘牵线,帮助介绍工作
在过去的男女恋爱中,红娘牵线的作用功不可没。当然,到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又走向了一个极端。实际上对于今天开放程度不够、选择机会不大的男女青年来说,找对了红娘也就真正解决了半个婚姻难题。
会计人在重新就业、物色工作岗位的时候仍然不应忽视“红娘”的作用,以便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街道56岁的退休党员孙银娣,就是一位职业介绍所的“编外红娘”,几年来由于她的牵线搭桥已经帮助100多人找到了工作岗位。
孙银娣几年前从汽车工具厂退休,曾经在东陆居委会当过一阵子居委干部,后来又被原单位返聘负责经营部工作。在她当居委会干部的时候,地区上有大批居民下岗,有的家庭夫妻俩双下岗,生活非常艰难。当时居委会党支部发起了“每一个党员献一份爱、为下岗职工找一份工作”的活动,孙银娣把这个活动一直坚持到了现在。而且,为了方便一些和外界接触较少的下岗人员了解信息,她还在弄堂口办了一个招工信息栏专门发布就业政策、用工信息,至今招工信息已经出了100多期。
这些用工信息从哪里来呢?除了留心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以外,她还在全市联系职业介绍所、涉外职业介绍所,从中整理出一些合适的信息,与本地区的下岗失业人员一一加以对照。
除此以外,她还动员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寻找工作岗位。有一次她从外甥女那里得知,元祖食品公司要招一批季节工,就回来介绍本居委会的居民,此外还把这个信息告诉了街道的劳动调配站,一下子就安排了60多人上岗。
有热心人介绍,成功率会高得多
就是在孙银娣这样的热心红娘帮助下,一位残疾人会计找到了饭碗。
这位残疾男青年四肢都比正常人要短,中专毕业,有会计上岗证。以前多次在外面找工作,可是总是屡屡碰壁。通过邻居的妹妹引荐以后,孙银娣忽然想到自己的一位老同学所在的公司正好需要一名财务,于是急忙把他介绍了过去。老板一看是个残疾人起初不想用,孙银娣好话说了一箩筐,老板终于答应试试。结果男青年一干就是3年,工资也从1000元加到了1800元。
应当说,这世上的好人并不少,像孙银娣这样的热心人还是有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别重视人情世故的社会里,如果自己冥思苦想仍然走投无路,不妨先寻找“伯乐”。这样不但成功率高,而且也更加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