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政策评议会的议事速记录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

瓦浪斯基（A. Voronsky）的报告演说

我先得声明两件事。第一，本讨论会，据我所理解，是要明白以施行若干的实践底解决为主的，所以关于我们的理论底异点，我几乎不提起，而但以涉及必要之处为限。第二，我想将我的报告，仅限于论争的范围内——自然，我也以为这范围，是极其条件底，人为底的。然而，文学生活是现在已经弄到不得不限定于这范围以内了。那么，就开始报告罢。

我以为必须本评议会来讨论的，重要的问题——乃是关于共产党里，对于现代文学的诸问题，可曾立定什么指导方针的问题。有些同志们说，这样的方针，我们之间并没有，我们这里，只存在些混乱，游移，任意，因此各位同志便施行冒险了。据我的意思，这意见是完全不对的。党的指导方针，是以前也曾有过，现今也还存在。而这指导方针，由我看来，是常常归结于下列的事的——就是，党是在文艺领域内，和国内及国外侨民，行了最决定底的斗争的，党是对于站在“十月”的地盘上的一切革命底团体，给了助力的，这就是并不以或一个团体的方向，为自己的方向，只要看见什么团体，站在十月革命的见地上做着工作，便积极底地加了援助；党是并不干涉艺术的自己解决，而给了完全的自由的。我想，我们实践底地做着工作的人们，在关于文艺的问题之中，所指导着的，实在便是归结在以上的基本底各个命题上面。

党为什么取了这样的立场的呢？首先应该懂得的，是我们的国度——乃是百姓的国，农民的国，这事情在我们的全社会生活上，狭则在我们的文学上，都留着很大的痕迹，此后也将留得很久的。再取别的要素（moment）——例如，取劳动者来看罢。他们也在农民的层里，有着颇是坚固的根，他们或者因为周围的状况，或者因为那出身，和农民联结着，所以一到我国文学的复活一开端，新的年青的作家们一出现——在我国，农民底，百姓底倾向便被明明白白地描写出来，也是当然的事，我们并不是单就“同路人”而言。关于无产阶级作家，我也这样说，因为从倾向上，无产阶级作家也可以在这里这样说得的。

倘使我们认真一点，来细看我们的无产阶级作家的诗歌，尤其是散文，则我们便能够完全分明地看出这倾向来罢。更进，来看一看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形罢。无产阶级是并未预先获得科学和艺术，而握了政权了，实在，并没有能够获得这类的东西。这个情况，和有产阶级的时候很不同。在这集会上，我没有将这意思发挥开去的必要——这早是确定了的命题了。不但如此，我们的无产阶级经过了市民战争，非常疲劳。我们共产党在过去，在现今，对于艺术的诸问题都不能有多大的关心，不过将最小限度的注意，分给了艺术。党的智能，党的才能，党的精力，统为政治所夺了，现今也还在被夺。

为了这情况，以及我在这里不能涉及的许多的情况，在我国，便生出并非共产主义作家或劳动者作家的强有力的潮流，而存在着若干个个的文学底集团的状态来。

这些文学底集团，对于现代的艺术，是供献了独自的，有时是极有意义的东西。而且还在供献着。但是，他们各走任意的路，自定自己的路，以全体而言，还不能占据全文学底潮流。然而他们之间，也常有集团底精神统治着。

从这情况出发——我国是农民国；年青的苏维埃的作家，在我国，因此便带着农民底倾向出现；我们的无产阶级及党，大概忙于直接的政治斗争；我国的无产阶级作家之间，有集团底精神统治——从这情况出发，党是向来不站在一个倾向的见地上，而谨慎地纠正他们的方向，协助一切的革命底文学底团体的。

如果我们再接近艺术，艺术的性质这问题去，那么，从这一方面，也可以明白党为什么不站在或一潮流的见地上，并且也不能站的缘故了罢。

艺术者，因其性质，和科学一样，是不能受在我们的生活的或一种别的领域上那样的简单的调整的。艺术者，和在科学上一样，自有他自己的方法，这就是他自有其发达的法则，历史。在新的，“十月”后的文学，一切东西，还属于未来，一切东西还单是材料，仅是开端，是假作，许多东西都没有分明表示。这情况，也令我们取了谨慎的态度。

我们倘一看我们文学底诸集团，就明明白白，无论现存的集团的那一个，都不能满足共产主义底见解——有着农民底倾向和极其混乱的理论的“同路人”，“十月”，“锻冶厂”，以及目下正在发生的共产青年团的文学底团体——这些一切，都不是使党能说惟独从这里，是我们可以开步的文学底潮流的团体。所以党就不站住在或一文学底集团的见地上，而取了和一切革命底团体协力的立场了。

我应该以施行着实际的工作的一员，将最近几年来在文艺领域内所做到的事，告诉本集会。在文艺的分野上我们的工作，已经有了大的结果的事，在我，是毫不怀疑的。现在，文学已成了不能从生活除去的重要的社会底要素。文学的比重是大了，还逐日成长着。例如，从极有责任的我们这一路共产主义者所成的本会，便可以举出来做证据。这可见现在在文学的领域内所成就的事，已惹了我们同志的广大的人们的注意了。从分量上说，从质地上说，我们的文学，都逐日成长着。而且在不远的将来——这是从一切事物所感到的——我们便要目睹久已没有了的那样文学的繁荣罢。这一事，是可以用了完全静稳的确信，说出来的。在我国，就要有我们自己的古典底，我们自己的革命底的，伟大的，健康的文学罢。在这领域内，我们是有了最大的结果了。当赴会之前，我曾将有时坏，有时好，都是颇为坚固地，和我们一同开手作工的艺术家们，大略数了一数。

我将这分为种种的集团。例如，老人一组，则戈理基（M. Gorky）、亚历舍·托尔斯泰（A. Tolstoy）、勃里希文（M. Prishvin）、威垒赛耶夫（V. Veresaev）、沙吉涅央（Shaginyan）、瓦理诺夫（Volynov）、波陀亚绥夫（Podojachev）、孚尔希（Olga Forch）、德莱涅夫（K. Trenev）、尼刚德罗夫（Nikantrov）等。

革命所生的年青的作家（年青的“同路人”）——巴培黎（Babel）、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毕力涅克（Pilyniak）、绥孚理那（Seifullina）、来阿诺夫（Leonov）、玛里锡庚（Malishkin）、尼启丁（Nikitin）、斐甸（Fedin）、梭希兼珂（Zoshchenko）、斯洛宁斯基（Sloninsky）、蒲当哲夫（Budantsev）、叶遂宁（Esenin）、契柯诺夫（Tikhonov）、克鲁契珂夫（Kruchikov）、敖列洵（Oreshin）、英培尔（Vera Inber）、左祝理亚（Zozulia）、凯泰雅夫（Kataev）等。

未来派的人们——玛亚珂夫斯基（Majakovsky）、亚绥耶夫（Asseev）、派司台尔那克（Pasternak）、铁捷克（Tretiakov）。

无产阶级作家及共产主义作家——勃留梭夫（ Briusov）、绥拉斐摩微支（Serafimovitch）、亚罗绥夫（Arosev）、凯萨忒庚（Kasatkin）、绥蒙诺夫（Sergej Semionov）、斯威尔斯基（Svirsky）、凯进（Kadin）、亚历山特罗夫斯基（Alexandrovsky）、略悉珂（Lyashko）、阿勃拉陀微支（Obradovitch）、渥尔珂夫（Volkov）、雅克波夫斯基（Iakubovsky）、该拉希摩夫（Gerasimov）、吉理罗夫（Kirillov）、格拉忒珂夫（Gradkov）、尼梭服易（B. Nizovoy）、诺维珂夫·普理波易（Novikov-Priboy）、麦凯罗夫（Makarov）、陀鲁什宁（Drushnin）等，等。

我不过举出了和《赤色新地》有关系的团体（除掉未来派的人们，）至于别的团体，例如和《十月》有关系的团体，却并未涉及。在他们，是自有他们自己的到达，自有他们自己的文学者的名称的。这事实——在我们的周围，和我们一同工作，而且还要更加工作的文学者的这样的数目，已经组织起来了的这事实，便是证明着我们在这领域内所做的大的积极底的工作的。我并非要在这里夸张，以为已经到达了决定底的结果。那不消说，在这领域内，现在要到达那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其次，关于观念形态，在这领域内，也得了颇可注意的结果了。我没有历叙关于各个作家的进化的可能，然而词章的艺术家们的全体底进化，却分明在我们四近。这一节，对于“老人们，”对于先前难于合作，但现在却容易得多多了的“同路人”都可以说得的。

有人说，招集这些杂多的文学者这件事，是使瓦浪斯基以及和他同行的人们，成了有产阶级的俘虏了。但是，在现今，还以为戈理基、托尔斯泰以及别的“老人”能将我们做了俘虏者，是只有全在热病状态的人们。况且，所谓有产阶级性者，是什么呢？关于这事，可惜在本会上不能详细叙述。人们以为《亚蔼黎多》是有产阶级底作品，但最近我和同志什诺维夫（G. Zinoviev）谈起的时候，他却说是很有益处，又有价值的作品。戈理基的《自传的故事》，也有人说是“有产阶级底”的。然而倘使我们一方面认真地提出关于有产阶级性的问题来，则就会有什么是有产阶级性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的罢。我以为这有产阶级性这东西，是常常大为左翼底的口号和词句所蒙蔽的，我想，现在《戈伦》上所载的东西，这才是真实的马克斯主义的歪曲，是那艺术底修正哩。

人们用了同志亚尔跋多夫的话，说是“艺术从种种的观念形态底上层建筑造出，是不对的，这应该和生活直接联结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可是有产阶级性。但我知道，在这里，是用了勖拉契珂夫主义之名，行着和我们的蒲力汗诺夫的斗争。在我国，当立定课题，要教育农民和工人，使他们阅读，并且理解普式庚（Pushkin）、托尔斯泰（L. Tolstoy）、戈理基的时候，却有在劳动阶级之前，宣传着弃掷古典底东西于现代的那边的。这是有产阶级性不是？当正在对于作为生活的感情底认识的特殊方法的艺术，行着斗争，对于那生活认识，则正要建立一个生活创造的理论——彻头彻尾是主观底，因而也是观念论底的理论的时候，这是有产阶级性不

是呢？

所以这问题是很有论争的余地；而在瓦浪斯基成为俘虏了，瓦进却和同志楮沙克（Chujak）以及别的许多“楮沙克”（外国人之意）们在幸福的和合里这一种可怕的辞句之下，隐藏着真的有产阶级性，倒是十分能有的事。还有，人说，瓦浪斯基不怀阶级底见地。自然，象“那巴斯图”所展开那样的“阶级底”见地，在我们这里是并不恰有的，但假使问题的建立并非这模样，那么，这时候，我们另外再来查考罢。

在我国，和“同路人”的问题，是怎样一个情形呢？我们和他们协同之际，向“同路人”提出了怎样的要求了呢？他们，尤其是在初期——二一年，二二年时，并不懂得在革命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底，规律底，指导底职掌，也不能使这十分加强，将革命大抵描写成农民的自然成长性的胜利模样，那我们是知道的。不但这样，他们一面在那国民底断面上，将俄国革命看得很熟悉，却往往将那国际底性质放过了。我们便一面将这些和另外的缺点指摘，订正，拿了一定的要求，接近这样的“同路人”去，——就是，看他们曾为劳动者和农民的联合这一件事的利益而出力没有？如果我们看见有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在结局上，有着援助都市和农村的联结的意义，那工作，是归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提携的利益的，则我们对于这样的艺术家，应该容许他许多事。这样的办法，我想，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是有益的，而且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创造，是赋与力量的。重要的事，是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创造——这是一个过程，这样的文学，是不能即刻创造的。这文学的成长和发展的道路，是复杂的，有时还竟至于纷乱。

其次，是关于无产阶级作家。我切实相信，在我国，是从劳动者和农民的最下层，从劳动者以及别的种种的组织中，从大众，从赤军，都要有新的作家出现。从什么僻地里，从乡村里，有作家出现，——惟有这些作家，是由那血和生活，和劳动者及农民——自然；在现在，和农民为较多——联结着的。这些作家，一定要占主要的位置；我们应该依据他们，援助他们，——在这些事，我们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不同的。并且也相信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由那两三个代表者（凯进、亚历山特罗夫斯基，其他，）赢得了显著的结果。

虽然如此，而我们和现在的无产阶级作家之间，假如还有意见的不同，那就不得不声明究竟是什么缘故了。要建立抽象底的一般底的定义，那是极其容易的。这样的定义在我们这里，多得很。在我国，被称为无产阶级作家者，首先是有着共产主义底观念形态的作家，倘用了现在喜欢使用的毕力涅克的表现法来说，那便是“以无产阶级的眼睛”看世界的作家。但在实际上，我国的无产阶级作家，乃是有着极受限制的见解和习惯，被历史底地形成了的具体底的类型。这就是——属于一个什么联盟呀，一个什么集团的作家。而在这样的集团里，都是各各的“信仰的象征，”各各的文学底教义。这“信仰的象征，”通常是约束在这一种确信上的，就是以为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根本的任务，是在有产阶级美学，艺术和文化的破坏，以及新的社会主义艺术和文化的创造。但在现实上，站在无产阶级之前的问题，却是旧艺术和文化的批判的摄取，于是在这里便发生了一种很大的不调和。在实际上，这样的并列，是一直引到抽象里去的。得不到革命的活人，而得了象征；并非次第底的进展，而出现了在脑子里做出来的东西。于是往往在无产阶级艺术的姿态之下，拿来了旧时代的有产阶级艺术的产物。在我们正在文学的领域内做事的共产主义者的实际家，在这领域内，是常有不能专靠让步的方针的时候的。所以，凭着我们的诸位同志所说，以为抛弃Proletcult（无产者教育）主义愈早，他们即愈可以从速成为真实的无产阶级作家这一个简单的理由，我们便让步，那是不行的。

还有，在别一方面，有唤起诸位同志的注意的必要。我国的文学上的意见的差异，在根本上，不过是将对于专门家的旧的党的论争，搬到文学上来了罢了。诸位倘将那杂志《那巴斯图》仔细一看，一切便会明白的罢。同志烈烈威支在《那巴斯图》的初号之一上，不是一面讨论着关于“同路人”和无产阶级作家的问题，一面说，这问题不在质而在量；换了话说，便是问题并不在将“同路人”登载杂志与否，乃在将他们登载多少的么？这全然是分明的问题的建立法——是反对那些在我国的生活的其他的领域内，虽然已被克服，而在文学上，却还有相当的力量的专门家的问题的建立法呀。

诸位同志们，本评议会的所以召集，是因为要解决根本底的问题，就是，第一，×××的战术，即并不站在或一个特定的团体的见地上，而用一切方法，来援助×××团体或艺术家这一种用到此刻了的战术，究竟对不对。这是对的呢？还是非取“那巴斯图”的方针不可呢？据“那巴斯图”的人们的提案，是应该取杂志“那巴斯图”及其对于艺术家的态度，作为出发点的。他们又要求将文学上的“政权”付给“墨普”（墨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即非常幼小的，在艺术上，几乎并无表见的一个特定的团体。我可以完全冷静地说，而且也知道——同志瓦进，是不能清算现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站的立场的，为什么呢，因为惟这立场，是由生活本身所规定，而站在“那巴斯图”的立场上，则便是破坏一切工作的意思了。在这里还有应该记得的事，就是从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同路人”起，以至无产阶级作家的，真实的艺术家的最大多数，都在杂志《赤色新地》上做事，却没有和“那巴斯图”连合起来。这就因为杂志《那巴斯图》，连一个优良的“同路人”也引不进去的缘故，象那杂志所取那样的方针，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

再前进罢，这里有无产阶级青年在。我试问这些青年们罢：为什么四十人合成的这青年的团体，现在在“赤色新地”的周围组织起来的？为什么他们离开了“那巴斯图”的人们的？也许有人会说，瓦浪斯基**了他们了，使他们堕落了。现在姑且作为这样罢。但且看发生什么事，——就是，据“那巴斯图”派的人们的意见，则“锻冶厂”派的人们堕落了，一切“同路人”也堕落了，青年的大部分也堕落了，我国的所有作家都堕落了。如果几乎一切都已堕落，则剩下来的究竟是谁呢？是同志烈烈威支和罗陀夫，剩在文学里。但是，只这样，岂不是未免太少么？可惜我的时间已经过头了，我现在不能涉及此外的许多根本底问题了。

最后，还有应该在这评议会上声明的事——这就是我在这里当诸位之前所讲的话，并非作为一个瓦浪斯基，而是作为在“赤色新地”“克鲁格”“锻冶厂”和青年团体“沛来威尔”上做事的那文学的代表者，换一句话，则是凭了几乎一切活动着的青年的苏维埃文学之名，而说着话的。这文学，和我们同在。“那巴斯图”派的人们，是做不到的。如果本文学评议会对于这一节不加考虑，那就恐怕要犯大大的错误的罢。

瓦进（II. Vardin）的报告演说

本评议会，是在决定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方针的。同志瓦浪斯基努力要给人一个印象，仿佛对于文学一定的党的方针，已经存在着了的一般。然而假如党内已有着这样的方针，则主张相反的我们“那巴斯图者”便成了和党的方针反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于同志瓦浪斯基也许是有利的。然而这并不和实情适合。事实是这样的。在一九二一年，同志瓦浪斯基得到指令，是教他将或一种作家团体留在苏俄的方法……那时候，是不得不顾虑“毕力涅克”之类，逃到白军里去的。然而自此以来，已经经过了三年的年月了。在这期间，出了什么事了呢，在社会底政治底情势之中，有了怎样的变化了呢？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不同，究竟是什么呢？

同志瓦浪斯基用尽一切方法，试来分析现实，要从这现实出发。他通论文学，然而开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党的评议会，是只有从政治的见地看来的文学的问题，这才可以作为问题的事，他却不能理解。

同志瓦浪斯基的These（提要，）是“现下的情势和在文艺上的俄国共产党的问题。”然而他关于现下的情势，一句也不说，关于在文学的分野上的党的课题，也几乎没有说，比起一九二一年，比起那时所给与的方针来，他一步也没有前进。

想一想罢。人们到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评议会，来讨论关于文学的分野上的党的课题，而在会上，却绝不说起我们所生活着的社会底政治底情势；也绝不说起怎样提出现在所设的问题；“那巴斯图”的人们早就施行了的那剧烈的斗争，是因为什么而起的呢，也不给取说明之劳。而这剧烈的斗争之所以惹起，却正因为我们的眼前竖着重要的政治底问题；在我们的眼前，文学已在渐渐变了有产阶级的，有产阶级观念形态的手段；同志瓦浪斯基所立的立场，是使我们的敌人的政治底课题不费力，因此也就为一切反苏维埃政党及倾向所迎迓了。

根本的问题就在此。倘若我们不说这些事，倘若我们不从这里出发，倘若我们忘却了问题的本质，是在怎样地使文学成为我们本身的手段，倘使，再说一回罢，并不理解这个，不从这里出发，则我们就毫没有聚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必要的。

请许我说一说同志瓦浪斯基应该做什么罢。现下的情势的特殊性，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试拿最近的党的文件——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同志穆罗妥夫的提要来看罢。那文件里，记载着农村中的富农的成长，都市中的个人资本的成长。在这有产阶级的再荣的地盘之上，自然就有那观念形态的再荣，而且也自然底地，有了为巩固自己的立场计，利用一切可能的反无产阶级层的尝试，首先是钻进文学里，于是竭力将这利用于自己的政治底目的上的尝试，这是可以观察出来的。

现下的情势的别的性格底的特性，是在我们国里，正在感到或一种的退潮，正在出现着社会底反动的征候。这反动的气分，非但在非无产阶级层——智识阶级，市民之类里，这退潮，疲劳，悲观的气分，便是我党里面，也都侵入，感到了。如果拿那登在杂志《波雪维克》第二号上的同志布哈林的论文来一看，诸位便会知道我所说的并非空想底的危险，而在我们之前的危险，乃是全然现实底的罢。这时候，关于文艺的问题，岂不明明白白，有着最重要的意义么？

而在这事实的面前，同志瓦浪斯基说着些什么呢？他是从事于文学者的登记了；他以怎样的文学者存在，报告我们，排列了他们的姓氏了；他也编成了他们的履历了罢。这为党的评议会计，也许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诸位：这些履历——是完全的空事情。全部问题，是在这些履历里面，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底要素，怎样的倾向，怎样的观念形态的萌芽；这些人们，对于四近正在发生的政治斗争，做着怎样的职务，以及可有做出来的危险。这些一切问题，都不惹同志瓦浪斯基的兴味。他的立场的最大的错处，是在，在他那里，阶级斗争是不存在的，革命的事是不存在的。他就大体判断，他拿出对于艺术，不可有什么整顿，什么政治底干涉这一种新发见来。同志瓦浪斯基是在生活和政治斗争之外的。威吓着我们的危险，他是不看的。

诸位同志们，在现在的党的评议会上，必须顾及的现下的第三的政治底特性，乃是一切反苏维埃政党，对于现下的情势，是将那重要的希望，都放在包围共产党，党的解体和变质之上的，应该从这观点，将这问题，又从这观点，将同志瓦浪斯基的政策和实际，都加以批判。倘若，诸位，我们忘却了现下的情势，我们是不能解决面前的问题的。再说一遍——倘若我们之前，没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是并无聚到这里来的必要的。

我们之间，也有爱发些艺术是艺术，关于趣味，是不能争的之类的议论的人。然而这样的想法，是不可容许的。同志瓦浪斯基说过，同志什诺维夫称赞了亚历舍·托尔斯泰的《亚蔼黎多》：我也从同志什诺维夫亲口听到过。同志加美纳夫（Kamenev）呢，曾对我说，他读爱伦堡，是觉得满足的。同志布哈林是写了爱伦堡的《茀里阿·茀来尼德》的序。

然而问题并不在同志加美纳夫或别的同志，读了爱伦堡，觉得满足或不觉得。问题是在这些文学，政治底地，于我们有危险呢还是没有危险。问题的本质，是在这些文学，对于大众给与怎样的影响。必须从这里出发的。近时，《共产主义者》志上，载着克拉拉·札德庚（Klara Zetkin）的回忆，那里面，记有关于文学的职分的，文学应该怎样走，向着那里走的列宁的最有兴味的注意。从这注意，我领悟了一件事——同志加美纳夫要读什么，是可以随便的，我们聚在这里的一切人，几乎都看着白系的文学，这是因为我们都已有了和这相当的免疫性的，然而我们不将这些一切文学，散布于广大的大众的罢。如果不如此，我国里就也不妨有出版的自由了。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也无赔偿，而征服火星的《亚蔼黎多》的那主人公，对于同志什诺维夫，也许给以艺术底欢喜的，但在广大的劳农大众，这些一切的文学，乃是最有害的毒物。倘使我在斯惠耳陀罗夫大学的列宁主义研究会里，看见拿着爱伦堡的女子大学生，我就这样说，“同志加美纳夫读爱伦堡，是一件事，然而斯惠耳陀罗夫的女子大学生，加以在现今的疲劳和悲观的状态上，来读这文学——那是全然，全然是另一件事。”再复述一回罢——对于文学的问题，我们所必要的，是从那及于大众的影响的见地来观察，别的一切见地，在我们，是绝不会有什么决定底意义的。

那么，党的文学政策，应该是怎样的呢？这政策，应该向着三个方向走。第一，我们有竭力妨害资产阶级将文学利用于那政治的目的的必要。第二，我们应该利用旧文学中的一切有用的东西，招引能够将利益送给我们的那一切文学者。第三，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为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文学起见，讲究一定的具体底对策。

这些一切的问题，同志瓦浪斯基怎地解决着呢？他大抵非常满足。他能够给我们作“同路人”的长长的表，而这些人们，在他，是文学上的基础底势力，他依据了这些人们，以这些人们的名，在这里讲得很可以，而且惟有这些人们，据他所说，是倾听这里所讲的事情的。这些“同路人”者，究竟是怎样的人们呢？看一看同志瓦浪斯基的论文罢。这么一来，诸位便从中可以看出这“同路人”的致命底的特色了。同志瓦浪斯基瞒不住这是不可靠的人们这一个事实，革命不能和这样的人们始终相关的这一个事实。然而同志瓦浪斯基对于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学，来替代这些的事，却一句话也不说。

再拿别的文件来看。此刻我的手头有着出版所“克鲁格”所印行的叫作《作家关于艺术和自己》的书。在这里面，他们将自己，将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非常自由地叙述着。现在请容许我对于毕力涅克，唤起诸位的注意来。毕力涅克所说的话，比别的“同路人”更其显露着那性格。毕力涅克写着——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不觉得我应该是共产主义者，我应该共产主义者底地来著作……对于共产主义者的俄罗斯的关系，是我的对于他们的关系……我要说明，俄国共产党的运命，只给与我比俄国本身的运命更少的兴味。在我，俄国共产党不过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环。”诸位同志们，你们知道么，那保威尔·尼古拉微支·密柳珂夫，对于这事，是也怀着和这恰恰相同的见解的。请再听下文罢。毕力涅克写着。“除了现在所写着的之外，在我是不会写的，也未必写罢——假使要强制我，则世间虽有文学的法则，但这并无强制文学底才力的可能。”这是又坦白，又正直的。还有，“右翼的布宁（出色的作家）和梅垒什珂夫斯基，左翼的绥拉斐摩微支——是旧的作家，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写，即使写了，也很不行，这就因为他们以艺术来替代了政治的缘故，以政治之名来写作的缘故，他们的艺术不再是艺术，停止了发响了。”诸君看见没有，将绥拉斐摩微支和梅垒什珂夫斯基，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和反动家白军士，毕力涅克置之同列，说是都为政治所妨害了。我们知道，政治并没有妨害了绥拉斐摩微支的写出好作品《铁之流》来。

再听毕力涅克的话罢——“在新的文学上，什么是必要的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必要的是好作品，另外的事，将由此偿还的罢。”这是同志瓦浪斯基的见地。他也是一个不管那才能向着怎样的方向，而只要是“好作品，”“有才能的作品”的帮手。毕力涅克还称赞着出版所“克鲁格”和杂志《赤色新地》。毕力涅克想着——惟有这个，是健康的文学。同志瓦浪斯基挑选着好作家，挑选着“好作品。”而且对于这些好作品，“不用纸币而付现钱，”也是很好的事。

是这样的“同路人。”要他们更拿出所能给与的东西以上的东西来，他们是不能的。这一事必须理解。但许多人们没有理解。于是对于“同路人”的非批判底态度，便弥漫了。在这意义上，揭在《真理报》上的同志渥辛斯基的今天的论文，是有趣的。他就卢那卡尔斯基的最近的戏曲而言。他用了很柔软的句子，表示着这作品是怎样地不满足。后来，同志渥辛斯基是这样说——“即使说是或种文学，有向着神秘底反动底的形态观念这方面的隐约的倾向，但和从事于将没有党员证的文学，积极底地狩猎出来的乱暴的同志们（杂志《那巴斯图》）异其意见，也不妨事的。”

这意思，就是说，因为“那巴斯图”的人们注视着他们的向神秘主义和反动的隐约的倾向，所以不好。同志渥辛斯基呀，当革命第七年，在苏维埃共和国，公然宣传神秘底反动底形态观念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呵。

假使“那巴斯图”派之罪，是在曝露“同路人”的“隐约的倾向，”那么我的意思，是以为这决不是他们之罪，而是他们之功。本党不能不说“那巴斯图”的人们，是尽着党的义务的罢。即使这是极隐约的现象，但在资产阶级底神秘底反动底形态观念之前，闭了眼睛者，即此便犯着罪的。

再前进罢。我们的出版所，大杂志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呢？很多很多的大半是敌对我们的文学，由我们的苏维埃的机关传播开去。因为这些文学，是从国立出版所及别的党苏维埃的出版所所印行，并且先是《赤色新地》，印刷在我党的杂志的页上，大众便以为这才是真实的革命底文学，容受了。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机关，在我们的劳动大学，青年们以为这文学是革命的文学，容受着。我们的年青的后进，是从毕力涅克，尼启丁，爱伦堡，开手文学底地研究着革命。我们的高等教育机关和劳动大学的文学教授——大多数是旧的教授。他们依据了同志瓦浪斯基及别的批评底评价，将这些文学，当作真是革命的文学，教授着学生。

这样的状态，我们还能够忍耐下去么？还没有从我们的文学里除去其实并非革命底的一切商标的必要么？

我们的出版所和编辑局的这样的政策，靠着苏维埃共产主义底招牌的一切毕力涅克主义的遮蔽，有必须永久完结的必要的。

在这里，我们于是到了别的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批评的问题了。

我国的重要的批评家，谁也知道——是同志瓦浪斯基。但我要决定底地说——瓦浪斯基不是波雪维克的批评家。在他那里，并没有对于所批评的文学的马克斯主义者底态度。在他那里，是已经有着从培林斯基时候以来所承继的传统底智识阶级的批评的。（席上之声，“这不是坏事情！”“他是依据着旧有的遗产的！”）诸位同志们，这旧来的遗产，应该知道利用。但是，同志台尔，你不是曾经揭发过，旧来的遗产，例如，即使是蒲力汗诺夫，也不能利用么？于此我要说，瓦浪斯基没有对于文学的波雪维克底，马克斯主义者底态度。而别的批评家，是跟着他的方针的。

例如，有一个叫作普拉苻陀辛的人，他是先前的S. R.（社会革命党员，）其实呢，现在也还是S. R.。由同志卢那卡尔斯基和斯台克罗夫所编辑的杂志“Krasnaja Nieva”的批评栏，实际上是这普拉苻陀辛指导着的。这杂志的五月一日号上，普拉苻陀辛登载了关于凯进的批评论文，普拉苻陀辛是大赏识了凯进的诗了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其中并无宣传，宣言，战斗底阶级底忠义主义，抽象底市民底调子存在，而惟这调子，是内面底地，非音乐底，非第一义底的，但凯进的各诗——常是真实的人间底体验的断片，是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