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推测。得当与否，自然连我自己也不能保证的。从去年之秋到今年之春，我在同志社大学，演讲关于伊孛生的感想之际，我有了下文那样的发见，一面吃惊，一面反省自己，颇以自己的工作态度为愧了。就将这在这里记下。

一八七九年，伊孛生五十一岁的时候，写了《傀儡家庭》。可以说，写了《青年结社》和《社会柱石》，才始略略发见了关于自己的表现法的方向的他，在《傀儡家庭》，遂开拓了独特的艺术境。伊孛生的未来，由这一篇著作，牢牢地立了基础了。是“牵丝傀儡的丝，不复惹眼了的最初的伊孛生的戏曲。”这著作，在读者界发生莫大的反响，于戏剧界有重大的贡献，是无须说得的，但同时四面八方，蜂起了对于作者的憎恶和酷评的情形，则在伊孛生的生涯中，实在是未曾有。虚无主义者，神圣的家庭的破坏者，对于人情的低能者，这些骂詈，如十字火，都蝟集于伊孛生的身边。

伊孛生也不能平心静气。一个良心底的作家，这作家以十分的自信和好意，做了作品之际，却从社会所称为有识者的人们，掷来了那么不懂事，无同情的反响，则不能默尔而息，也正是当然的。

“世间有两种的精神底方向，即两种的良心。一种是男性的，而又其一，则是和男性的全然异质的女性的良心。这两种良心，相互之间没有理解。在实际生活上，女性所受的判断，始终是依着男性的法则。仿佛她全非女性，而是男性似的。

“女子在现今的社会中，在全然男性化了的现今的社会中，她不能是她自己。现今的社会的法则，是男性编造出来的，在这法律制度之下，女性的行动，都只从男性底见地批判。

“她敢于假造汇票，并且还觉得得意。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为要救丈夫的性命，凭爱情而做的。但那丈夫，却患了庸俗的名誉心，成为法律的一伙，观察问题，只从男性底的视角。

“精神底纷乱。被对于主权的信念所压倒，所淆惑，她竟至于将对于道德底权威的信念，和对于育儿的能力的自信失掉了。”

这是伊孛生起草这篇剧本之际，记在草稿的劈头的文字。但他的这美的衷心，不但被蔑视，且将被污秽了。要以艺术家模样来自白的伊孛生，对于攻击，并不作大举的辩解和诘难，却在两年后所印行的《群鬼》中，提示了对于攻击的反证。《群鬼》是为了做《傀儡家庭》的反证而作的这一个事实，在伊孛生的评论者里，指出了的人们也很多。在这剧本上，他将一个坚忍的女人，放在女性全然不被理解，惟有作为看护妇，柔顺地，驯良地，缄默地，来擦拭男性的自由的，任意的，或是放恣的生活所得的结果的创伤，这才有用的境地里。她将一切内心的要求，都锁在习俗底的义务的樊笼里，竭力要为妻，是丈夫的最上的扶持者，为母，是一人的无上的同路人。然而不象诺拉，将应该破坏的破坏，却一意忍耐的她，到最后，竟必须刈取怎样的收获呢？

诺威的读书界，对于这剧本，表示了《傀儡家庭》以上的敌意。斯坎第那维亚的所有剧场，都拒绝这戏的公演。一万本的初版，是到十二年后，这才出了再版的。

“我知道对于《群鬼》的激昂，是象要发生的。但不想因为象要发生，便有所斟酌。这是卑劣的事。”他这样写给他的朋友。而对于故国的人们的知力之愚劣，迟钝，也很绝望，曾说道，“我国里不要诗，”竟至于连艺术底活动，也想放下了。

从这时候起，伊孛生尤其是对于所谓多数者，开始怀了疑。而伊孛生自己的地位，据他本国的人们的评定，是为上流社会所不容，也为民众所不喜的。一八一二年他给勃兰兑斯的信中，曾用了刻露的苦楚，写道，“无论怎样，我总不能加入有着多数的党派那一面去。毕伦存（Bjoernson）说，‘多数常是对的。’……但我却相反，不能不说，少数常是对的。”

伊孛生的这心绪，送给了他一篇剧本的主题。一八八二年春，他写给书肆海盖勒（Hegel）的信中，有云，“这回大约要做出色地平和的剧本了，使政治家，富人，以及他们的太太们都可以安心来看的。”但这要看作安慰书店的话，所以慰他们因为《群鬼》而感到的买卖上的不安，却也未尝不可。

诚然，这年所写的剧本《国民之敌》，以伊孛生的作品而论，是放宽缰绳，加以压抑的，但伊孛生极内部的血性，却照样地奔迸着，给人以非常明亮之感；而潜伏在这明亮中的义愤，大约又是谁都看得出的，真理者，惟在和功利底的结果联结起来的时候，才被公认为真理。否则便看作危险的厌物，从资本家，从中产阶级，从民众本身，都来加以践踏，凌虐。发见真理者，惟在成为孤独，爱护真理的时候，是为最强。伊孛生总结了自己的苦楚的结果，这样地疾叫。

然而伊孛生一归镇静，又不得不用讥刺的眼睛，来看因愤张而叫喊的自己的态度了。自己内省之激，越乎常轨的他，一定于自己的叫喊之象Don Quixote式，觉得很不快的。于是又回到他照例的无论何事，无不压抑又压抑，如坐针毡的态度去了。

一八八四年，他五十六岁时，作《野鸭》。这时他逗留罗马，但开始了每日一到定时，便到一定的咖啡店，坐在一定的地方，用报纸遮了自己的脸，来凝视映在旁边镜子里的来客的模样。这事是有名的。他那时是怎样的心情呢，我略略可以想象出。在眉间，是蹙起一种厌人底的皱，在陷下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里，是潜藏着冷冷的意欲底嘲讽之色的罢。这一定是，并非对于不相干的别个，倒是对于自己，和想和自己有些关系，来相接近的人们。

在《野鸭》的格莱该尔（Gregers）这青年上，伊孛生毫不宽容地，谑画底地将自己表现了。格莱该尔从幼小时候起，就是伊孛生所谓病底良心（Sickly conscience）的所有者。是连豪爽的人所不屑一顾的琐事，也要苦心焦虑，非声明真相不可的性质的男人。而最要紧的自己本身，却归根结蒂，什么可做的事都没有。只要是别人的事，便无论空隙角落，都塞进鼻子去，嗅出虚伪来。而将这暴露在明亮之下，便觉得是成就了天职。于是他将惟一的幼时朋友的家庭弄得支离灭裂，使一个天使一般满怀好意的纯洁的少女，无端枉死了。

在彻底地看去，**的真实之上，则地上的生活，虽刹那之间也不得是可能的。须在被了叫作“爱”的衣裳的无害的小小的虚伪之上，而凡俗的生活，才能够最上地成立。这是只要略有生活经验的人，谁都可以觉得的普通的事实，而格莱该尔却自以为英雄，末后是因了利己底的行动，要将这从头到底破坏，又自以为了不得。多么孩子气的自己肯定呵！多么不值钱的真理探究呵！

世人往往评这剧本为极端阴惨的悲剧，但在我，却觉得只是夹杂着许多嘲笑底的要素的喜剧似的。那看去好象真理探究的勇士一般的主人公格莱该尔，虽然已到深尝了自己的失败，不得不因屈辱而掩面的穷地，也还是不悟以真理的勇者自命的痴愚无计的自负，仍然显着得意的神情。伊孛生的对于自己本身的苦痛的反刍，几乎到了呼吸艰难一般的极度。在这戏剧里，伊孛生是从《国民之敌》的堂皇的自己肯定，一跃而退，来试行阴郁的自己嘲笑了。那对照，实在是很明显的。

但既经捞在手里的自己省察的缰索，伊孛生还是不肯放松的。正如他想定了和《傀儡家庭》不同的局面，写了《群鬼》一般，在一八八六所出的《罗斯美尔斯呵伦》（Rosmersholm）里，便嵌上一个和《国民之敌》的医生斯托克曼（Stockmann）全不相同的典型的人物去。这是牧师罗斯美尔。自然，斯托克曼和罗斯美尔，也并非没有或种共通之点的。如那性格的极其真挚之点，极其诚实之点，有着或种勇气之点，都是。然而和斯托克曼的起身贫贱，是科学者，因而也是真理的追求者，有着实行力的现实主义者相反，罗斯美尔，生于名门，是神学者，所以是道德的追求者，有着瞑想底倾向的殉情主义者，这就都是叙述着分明的差异的。伊孛生虽然很小心，要自己不如此，但原已很被种下了罗斯美尔所有的那样的性格。他幼小时虽经赤贫的锻炼，但家是那地方惟一的名门。他虽是将自然主义引入戏曲中去的先驱者，但在他性格的根柢里，习性底地，是有对于习性底的道德的憧憬执着的。而他是瞑想底的，因此不能舍去一种殉情底的分子的事，也有类似罗斯美尔之处。所以斯托克曼是他所自愿如此的模样，而罗斯美尔则他虽然要趋避，却是他的真正的写真。他不幸，是具有看穿这可悲的一身的矛盾的勇气的。他不得不用了新的苦痛，来收画自己的肖像。

罗斯美尔也象斯托克曼一样，被放在从虚伪蹶起，而必须拥护真理的局面上。是真挚的他的性格，要求他这样的。而迫害也象在斯托克曼之际一样，从少数者和多数者这两面来袭。在《国民之敌》里，给斯托克曼以勇气的好朋友荷斯泰（Horster）在《罗斯美尔斯呵伦》里，是成了使罗斯美尔沮丧的旧师勃连兑勒（Brendel）而出现了。罗斯美尔看见勃连兑勒以成为新人立身，但不久又不得不目送他沙塔的倒塌一般的失其存在的模样。过去（以白色马来表现的）始终威胁着罗斯美尔。曾为真理的光明所振起的他，也陷在不能不一步一步，且战且退的败阵里了。当这时候，丛集在那周围的敌人的严冷苛酷的态度，在这剧本里描写得尤其有力。斯托克曼是在败残之中，还不忘打开一条血路，借教育儿女，以筑卷土重来的地盘，使从一败涂地之处蹶起，来继自己之志的，但罗斯美尔却一直退到消极底的顶点，要在那里寻凄惨的死所。他虽在最后的瞬息间，也还是总不信自己一身，必待由事实来证明了Rebecca对他的爱情之后，这才总算相信了自己的力量。而利己主义者似的斯托克曼，结局是实际的爱人主义者，虽自己也信为利他主义者的罗斯美尔，到底不过是高蹈底的利己主义者的事实，就不幸而不能不证实了。

伊孛生在这戏剧里，竭力鞭挞自己，并将世间的人们，怎样地用了一切不愉快的暗色，来涂抹掉他的好意，一同戟指叫着“看这无力无耻的叛徒的本相罢！”而笑骂的情形，痛烈地加以描写。在相对峙的敌手之间，是掘开着难于填塞的鸿沟的。而两面虽都有太多的缺陷，却还是互相诬蔑着。

伊孛生在以上五篇的戏剧里，宛如一个大的摆的摆动一般，从这一极到那一极，画着大弧，摆动了那性格的内部。因为《傀儡家庭》世人所加于伊孛生的创伤，使他发了这样痛苦的大叫。然而，谁都可以觉察，摆的摆动法，越到后来的作品，便越加短小起来。《傀儡家庭》，和《群鬼》之间的摆的距离，较之在《国民之敌》和《野鸭》之间的为短了。《罗斯美尔斯呵伦》上所看见的个性和环境的葛藤，则在第六篇戏剧《海的女人》中，将要完全消失。那摆，在《海的女人》，要回到静止状态去了。

一八八八年，伊孛生六十岁时所发表了的《海的女人》，这才可以说是伊孛生一切著作中最为阳气的作品。好象伊孛生在这剧本，以好意向民众伸着温和的手似的。说，“我毫不宽假，省察了自己，鞭挞了自己。这是正如你们所目睹的。我也毫不宽假，解剖了你们。但这在为艺术家的我，是不得不然的事。你们是确是显着那么样子的。你们的脸虽然要对此提出不平，但你们的心却以我所做的事为然的罢。再不要互相欺蒙了。我在这里写了一篇剧本。这说明着你们应该怎样地容纳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怎样地才能够为你们效力。但愿能明白我的诉说。而你们对我，也伸出平和的握手的手来罢。”

在《罗斯美尔斯呵伦》里，将该是用以创造革新那人生内容的创造底能力，怎样地被害于既定道德的桎梏，而创造底能力一死灭，道德本身也便退缩的事，描写显示了。在《海的女人》，则将创造底能力因既定道德的宽容，怎样正当地沁进生活的境界里去，即在那里成为生活的新的力，而发生效用的事情，伊孛生加以描写。

蔼里达（Ellida）者，是将对于以海为象征的无道德而有大威力的世界的憧憬，怀在白丝似的处女时代的胸中的女性。身虽为狭隘寂寞的家庭生活所拘囚，不得不在那里遵从豫定的惯例，但宛如被海涛推上沙滩的人鱼一般，永是忘不掉充满着自由之力的海。她也曾屡次竭尽了所有的意力，要顺从定规的运命，但还是动辄因了比自己的意志更大的意志，被牵引到素不知道的神奇的世界去。蔼里达的丈夫——这并非象《罗斯美尔斯呵伦》中的校长克罗勒（Kroll）似的死道学者——因此逼成极度的烦闷，两个女儿对于这继母，也不能不是冷淡的异乡人了。蔼里达所住的避暑地，来了最后的船，这一去，在夏日将徒然联到寂寞的秋的瞬息间，可怕的大试炼，就降临于这一家的上面。从海洋来的男人，以不可避的意力，要带Ellida到海上去。蔼里达虽然想尽所有的力量，来逃出这男人的手中，然而一切力，要留住她，却都不够强大。于是蔼里达的丈夫到了最后的毅然的决心了。事已至此，惟有抛弃丈夫的特权。惟有给蔼里达以绝对的自由。他这样地想了。

Ellida——你要拉住我在这里。你有着这权力，你要应用的罢。然而我的心的我的思想的全部——难于避免的憧憬和盼望，你却缚不住这些的。我的心，这我，羡慕着构造出来的不可知的世界，烦闷着。你即使要来妨碍这个，也不中用的！

Vangel——（很悲哀）这是我明白的，Ellida!你正在一步一步，从我这里滑开去了。对于绝大的无限——不测的世界——的你的憧憬，照这样下去，似乎竟会使你发疯。

Ellida——哦，是的，是的。我确是这样想。就象有什么漆黑而无声的翅子，在我头上逼来似的。

Vangel——不能一任它到那样的结局。没有救你的路——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所以——所以，我就当场断绝我们先前的关系罢。好，现在，你用了十分完全的自由，决定你自己要走的路就是了。

…………………

Ellida ——惟现在，我回到你这里来了。惟现在，我才能。因为我能够自由地到你这里去了呀。由我自己的自由的意志，并且是我自己的责任。

在最后的瞬间，先前威胁他们的运命，倏然一变了。蔼里达全然从海的**得了解放，同时又以海的自由和人的责任，为那丈夫的真的妻，两个女儿的真的母了。豪华的浴客们，象抢夏似的上了船，离开这避暑地以后，要来的虽然是寂寞的秋和冰封海峡的冬，但在这里，虽在积雪之中，也将快乐地，强有力地，来度温暖的人间的生活。

伊孛生是由蔼里达，作为人世的一个战士，在申诉于民众的。试将那傲岸的诗人，先从自己伸出和睦之手来的心情，加以体贴，不能不令人觉到一种凄清。在这里，可以窥见他的悲凉的心情和出众的伟大。

以上自然不过是我的推测，但倘有好事的读者，自己试将这六篇陆续发表的剧本，读起来看，也许是一种有趣的事罢。从《傀儡家庭》到《海的女人》这六个剧本，从我看去，是一部以伊孛生为主角的六幕的大剧诗。伊孛生将五十一至六十岁之间，即人生最要紧的工作的盛年，在一个题材之下，辛苦过去了。那奋然面向着这一端，而挣扎至十年之久的伊孛生的工作态度，我实在为之惊叹。我想，对于自己和工作，必须有那样的认真和固执，这才能够成就伊孛生一般的工作的。在他的绝大的工作之前，如我者，是怎样地渺小的侏儒呵。

（一九二○年七月作。译自《小小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