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澄）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

先生曰：“中只有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传习录·上·陆澄录》

儒家的中道：既要讲原则，也要会变通

小陆提的这个问题，语出《孟子?尽心上》。

孟子当时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在讨论杨朱、墨子、子莫（鲁国贤人）三人各自不同的人生观。杨朱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其口号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就算拔一根汗毛便能利益天下，他也不干（“一毛不拔”就是从这来的）；墨子是典型的利他主义者，其宣言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意思是只要能有利于天下，就算头发掉光了、脚跟磨破了他也干（“摩顶放踵”就是从这来的）；子莫则介于二者之间，让他拔一些毛去利益天下，他没意见，但是要搞得秃顶加瘸腿这么惨，他就不奉陪了，所以孟子称他为“执中”，意思就是持守中道。

如同上节所言，“中”是儒家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与其意义相近的概念有“中和”“中庸”“中道”等，指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精神境界，也是儒家学人最重要的人生原则和行为指南。孟子说子莫“执中”，等于是认可了他的人生态度。

但是，孟子接下来却话锋一转，说，如果一个人只懂得“执中”而不会“权”（“权”就是权变、灵活、变通之意），那就是“执一”（执着于一点，固执拘泥，僵化保守），这样就会“举一而废百”，就会损害道。

那么，一个人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做到“执中”而不流于“执一”呢？

这正是小陆同学的困惑。

阳明先生的回答是：“所谓‘中’，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天理。天理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你抓住不放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具体条件不断变化的原则，必须是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很难预先定下一个规矩。如果像后世儒者所做的那样，要把‘中’的道理一五一十说得毫无纰漏，立下一些死规矩，那正是孟子反对的‘执一’。”

王阳明的这个答复，说出了儒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有经有权。

经，就是原则；权，就是权变。

有人曾经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礼的规定？”

孟子答：“当然是。”

对方又问：“如果嫂子溺水了，做小叔子的该不该救？”

我严重怀疑提问的这家伙是来踢馆的，因为这问题实在尖锐。若说可以救，则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若说不能救，又违背了仁义之道。还好孟子功力深厚，没被问倒。他的回答是：“若嫂子溺水，小叔不救，那他就不是人（是豺狼也）。理由很简单：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男女授受不亲，只是一种礼法原则；但嫂子落水，小叔出手援救，则是一种权变。二者并不矛盾。

不独孟子，其实孔子他老人家从一开始就对“权”非常重视。他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可以一块学习圣贤之道的人，未必能一样学有所成；可以一块学有所成的人，未必能一样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块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一样通权达变。

很显然，“通权达变”在孔子那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比事事依礼而行更重要，可以视为儒家学人应事接物的最高行动指南。

然而，在儒学两千多年的传承中，“权变”的精神渐渐萎缩，而许多陈腐的教条却被一代代地继承了下来，直至20世纪，终于变成了一种扼杀人性、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礼教”，成为举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

换句话说，儒学最初的精神，其实是活泼而开放的，并没有要求后人死守古人章句和道德教条，而是允许并鼓励后人在恪守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时代条件，针对本身的社会和人生问题，对既有的思想进行必要的变通、改造乃至创新。

事实上，无论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还是程朱陆王汲取佛、道智慧所发展出的宋明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都是儒学应对时代挑战的产物。尽管这些发展变化不一定符合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但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儒学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只可惜，自明清以降，中国人就把这个道理抛到了九霄云外，只知道死守古人在千百年前立下的规矩，却丢掉了“通权达变”的精神，才会导致20世纪初举国上下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思潮。直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国人面对严峻的现实，才逐渐意识到，把儒家思想完全抛弃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遂开始了复兴儒学的行动。

这首先肯定是件好事。因为，彻底割断自身文化血脉的民族，绝对没有未来，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古人那里去寻找智慧。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我却不免有一丝隐忧：对于流传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儒学，我们有没有搞清楚何者为亘古不易、历久弥新的根本智慧？何者为不合时宜、必须抛弃的思想糟粕？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贸贸然复兴儒学，会不会再度堕入胶柱鼓瑟、食古不化的窘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又将如何返本开新，在传承古人智慧、保证“经”不要变味儿的前提下，开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权”？

换言之，我们开出来的“新儒学”，怎么才能符合21世纪的百姓日用？怎么才能让人们喜闻乐见，并且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行得通？

我相信，在上述问题得到圆满的解答之前，儒学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儒学的复兴：要“接着说”，不要“照着说”

不可否认，在整个20世纪，以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也曾终其一生致力于儒学的现代转型工作，并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巨大的悲愿与担当，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与重建。

但是，毋庸讳言，尽管他们的努力值得敬佩、成果卓然可观，却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其著作大部分属于纯学术研究，都是面向思想界、面向社会发言的，一般人不爱看，也看不懂；二、即使其部分著作是面向大众写的，在他们而言已经是尽可能通俗了，但对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讲，依然有些高不可攀，因为当今的社会变化太快，时代的隔膜既深且巨，故而其作品无论是在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还是在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上，都已经与今天的读者有了很大的距离。

时至今日，虽然图书市场上堆满了解读传统文化的书籍，但是儒学的真精神又有几人能知？说老实话，在铺天盖地的传统文化读物中，大部分是出版社为了赚钱而大量翻印的所谓“普及本”，还有一部分是专家教授为了评职称而炮制的所谓学术著作。读这些书，中国人怎么可能了解真正的儒学？当我们因信仰迷失和文化断层导致严重的“精神贫血”时，仅仅把古代典籍稍加注释，翻译成白话文，就能接续传统文化的血脉吗？当许许多多中国人因人格教育缺失而活得焦虑不安、无所适从时，仅仅用现代学术概念的铲子，去炒炒古人思想的冷饭，就能滋养我们饥饿的灵魂吗？

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有良知、有智慧的作者，一直在尝试着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接续我们的文化传统，写出真正有经有权、返本开新的作品。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作者和作品太少了。

儒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是让人的灵魂得以安顿、精神得以成长、人格得以完善的学问。如果这样的学问不能用当下大多数人都能听懂的语言，以人们愿意接受的方式，应对人们的精神需求，疗救人们的心灵疾患，从而让人们在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上安身立命，那它就是一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僵死的东西，只配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

这既是儒学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所以，要让儒学复活并作用于当下，我们就要具备返本开新、“通权达变”的智慧。用冯友兰的说法，就是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照着说”，而要“接着说”。

“照着说”和“接着说”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照着说”是原原本本按照古人的意思说，顶多就是注释、翻译加点评，没有任何新东西；“接着说”则是首先准确把握古人的精神，然后接着这种精神往下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以期解决新的时代问题和人心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先生告诉小陆，中道或天理，不是让你死抓不放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具体条件不断变化的原则，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简言之，孟子所言的“执中”，就是要具备“通权达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