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澄)问“上达”工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传习录·上·陆澄录》
拿什么来喂养我们的灵魂?
所谓“下学”“上达”,语出《论语?宪问》,原文是“下学而上达”。意思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磨炼和修行,达到对“天命”“天道”的认识和体悟。
先秦儒学中的“天命”“天道”,与宋明儒学中的“天理”,主要的意思都差不多。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也可以称为“宇宙法则”“终极真理”等。可不管用什么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抽象。
正因为抽象,所以小陆同学又傻眼了,想了好几天也没弄明白这“上达”究竟是要达到哪儿去,更不知道“上达”的功夫应该怎么练,只好去问王老师。
王阳明知道,这个问题是有相当普遍性的,不光小陆傻眼,其他很多同学也都摸不着边儿,所以就讲解得比较详细。
“后代的儒者教人,往往一涉及精微之处,就说这是‘上达’的功夫,不便学,而只去讲‘下学’的功夫。这是将‘上达’和‘下学’打成两截儿了。现在,我告诉你什么是‘下学’:凡是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口中能说清楚,心里能想明白的东西,都是‘下学’。那么什么是‘上达’呢?凡是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口中难以表达,心中难以思议的东西,就是‘上达’。打个比方,对树的栽培灌溉是‘下学’,而树的昼夜生长、枝繁叶茂就是‘上达’,人岂能对树木的生长进行干预?所以说,凡是可以下功夫、可以讲说的,都是‘下学’,而所谓的‘上达’,其实不在别处,就在‘下学’里。凡是圣人所说的,无论如何精妙细微,都是‘下学’。今日学者,只管从‘下学’里用功,自然能够‘上达’,不必另外找寻一个‘上达’的功夫。”
小陆同学歪着脑袋听了半天,总算听懂了一半,知道只要在日常生活中用功,自然能够“上达”,但是他对于“上达”究竟是要达到哪儿去,还是一片懵懂。
其实,也怪不得小陆犯晕,因为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人对抽象事物向来就漠不关心,而到了今天,像“天命”“天道”“天理”这类词儿,更是被我们早早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它们只能静静地躺在落满灰尘的古籍里,跟现实生活的距离简直可以用光年计。
可是,人生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些抽象事物虽然表面上跟现实生活毫不相关,但它们会从根本上决定你的生活质量。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人是有灵魂的动物。
我们会拿食物来喂养我们的肉体,拿声色来喂养我们的感官,拿金钱和权力来喂养我们的欲望,可你有没有想过,要拿什么东西来喂养我们的灵魂?
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灵魂,或者认为人的幸福不需要灵魂参与,否则你就必须为饥饿的灵魂找到合适的养料。物质上的成功固然可以满足我们的生存需要和虚荣心,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成就感,但它并不必然带给我们幸福,更无法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
世界上有很多并不幸福的成功人士,也有很多物质条件一般但自己觉得幸福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原因同样很简单——前者不懂得照料自己的灵魂,后者却懂得怎样为灵魂输送养分。
而灵魂所需的最重要的养分,就是那些看上去与现实生活相距遥远的精神世界的事物,就是那些被我们弃若敝屣的超越日常经验的“抽象事物”。
“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要让我们的灵魂不至于因营养匮乏而饿死,我们就不能仅仅追求那些“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的事物,而同样要关注那些“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的事物。
用哲学语言来讲,前者可以称为现象的、经验的世界,后者可以称为本体的、超验的世界;前者指向物质的生存,后者指向灵魂的生活。
宇宙和生命,都有一个高贵而神圣的来源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话:“真正的神秘,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关注“世界怎样存在”,指向的是现象界、经验界的事物,也就是“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的事物,举凡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包括科学研究,都在这个范畴中。而关注“世界竟然存在”,则是要弄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指向了本体界和超验界,它所研究的必然是“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的事物,而这正是哲学、宗教关心的命题。
在维特根斯坦的语境中,“世界”自然包含其中的存在物,所以他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真正的神秘,不是生命怎样存在,而是生命竟然存在。”
科学告诉我们,宇宙来源于大爆炸,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这就是在说世界(生命)怎样存在。但是,科学却没法告诉我们世界(生命)为何存在。比如:为什么会有大爆炸?奇点是从何而来的?如果像某些科学家形容的那样,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只是一锅盲目的“原子粥”,那么这锅粥为什么滚着滚着就有了生命?像草履虫这样的单细胞生物,为何会一步步演变成猿,然后又进化成有智慧、有灵魂的人类?
如果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出于偶然,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个研究数据:一个叫杜诺伊的法国物理学家曾经计算过,构成细胞的蛋白质分子在最佳自然条件下形成所需的时间,是10的234次方亿年!如果是在一般自然条件下,所需时间更是长得无法想象。可实际上,地球才存在10亿年就出现生物了,而且那时候的地球还是一颗滚烫的火球。也就是说,地球刚刚冷却,生物就马上出现了。如果用“偶然”就可以解释,那么这样的“偶然”又何异于精心设计?
假如你在沙漠上走,看见了一颗石头,这并不值得奇怪,可如果你看见的是一块手表,你还会说它是偶然产生的吗?你肯定会认为,这是某种智慧生物设计制造的。
有趣的是,我们这个宇宙所表现出的和谐秩序与精密程度,就很像是出于某种意志所设计的。众所周知,地球之所以能够产生并维持生命,需要天文、物理、热力、化学等无数方面的无数条件的巧妙组合,假如太阳稍微大一点儿或小一点儿,地轴与轨道平面的交角稍稍变一下,大气和水的数量、成分不是现在的状态,地球附近没有木星这样的大行星来吸引彗星撞击,那么地球上绝不可能出现生物,更不可能有人类。
面对如此奇妙、和谐、完美的宇宙,很多科学家(包括牛顿和爱因斯坦)在震撼和惊叹之余,都不愿意相信偶然,而情愿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爱因斯坦说过:“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有着庄严的和不可思议的秩序”,“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宗教情感的人。”
当然,爱因斯坦说的宗教情感,并不是膜拜某种神灵或人格化的上帝,而是相信宇宙万物和所有生命,肯定都有一个高贵而神圣的来源。换言之,面对“世界(生命)为何存在”的命题,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充满谦卑和敬畏的,他们会坦然承认——这样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围。
除了“世界(生命)为何存在”这个问题外,“人为什么活着”“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等问题,也都是科学无法解决的,只能交给哲学和宗教。而围绕哲学、宗教这些核心命题所进行的思考,以及由此思考引发的行为,就构成了人的灵魂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向来只关心肉体在尘世活得好不好,却很少去关心生命、宇宙的本原,以及灵魂与生活的关系。我们始终把目光牢牢钉死在现象界和经验界,却生生割断了与本体界、超越界的精神联系,因而把自己从“人”降格为“物”,最终当然只能造成生命的异化。
儒、释、道的精神遗产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的儒、释、道文化,绝不缺乏对终极真理的叩问、探求和阐释,中国历代的智者哲人也从未中断对生命、宇宙的深邃思考。换言之,由中国历代精英知识分子所构建起来的精神传统,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比起来,都是毫不逊色的,中国文化并不缺乏深刻的精神追求和超越性的品格。
可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泡了两千多年,最终形成的民族性格却倾向于实用主义呢?
首先,有一点是难以避免的,那就是不管在什么国家、什么时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断裂与落差。换言之,无论何时何地,追求灵魂卓越的人只能是少数,大多数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食、色”与物质上的成功。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所以无可厚非。但是,除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之外,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本身固有的一个思想特征,无疑也是导致中国人普遍倾向于实用主义的原因之一。
这个特征,就是对于现世生活和日用伦常的过度注重。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最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即便其精神鹄的是“天人合一”,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心性的提升与超越,但落脚点却始终在现世,其修学途径也始终指向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孔子提出的“下学而上达”,正是对这一思想特征最为简明扼要的概括。用《中庸》的话来说,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圣人之道虽然高明远大,实践起来却不能离开人伦日用。
相对于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尤其是西方人的上帝信仰,儒家文化的这一特征最具有人文主义色彩。如果说,西方人那种“否定尘世、追求天国”的信仰路径可以称为“外在超越”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这种“就在尘世生活中实现精神超越”的价值取向,则可以称为“内在超越”。但是,不管采取的方法和路径为何,借由心性的提升和灵魂的净化,最终实现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却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指归。
儒家这种“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也成了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孔子、孟子,一直到朱熹、王阳明,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就是这种“不离百姓日用而成圣成贤”的身心之学。
正因为儒家文化倡导的是这种简易直截的修行功夫,所以自孔孟之后的历代儒家圣贤,皆重实践而轻玄想,重身教而轻言传。他们既不喜欢像古希腊智者那样终日沉浸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也不屑于像近代西方思想家那样,动不动就弄出一套庞大的哲学体系,而是以真实平易的人格力量接引后学,以活泼泼的日用常行化导世人。所以,他们绝不轻言著述——其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多为平日讲学时由门人弟子编辑的语录,或者是与友人交流讨论的书信,最多也不过是一些札记、随笔之类的东西。
总之,跟西方人那种比板砖还厚的大部头比起来,中国古人的作品几乎都不好意思称为“著作”(上至孔孟老庄,下至程朱陆王,概莫能外)。正因为中国文化轻视抽象思辨、排斥逻辑体系,所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那些喜欢写“板砖书”,并以构建体系为荣的西方哲学家,才会极其轻蔑地声称中国“没有哲学”;而中国历代思想家的作品,在他们眼中,也只能算是生活格言、道德训条或心灵鸡汤之类的东西。
站在今天来看黑格尔等人的观点,当然是不值一哂的。中国文化若只是心灵鸡汤,断然不可能令中国在此前的一千多年里一直领先于世界。但是,毋庸讳言,中国文化这种“只重身心践履、轻视哲学思辨”的倾向,这种“过度关注现实生活、忽略超越性追求”的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性格,同时相应地削弱了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使得中国人渐渐丧失了对生命、宇宙等形而上领域的终极关切,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功利主义的盛行和精神生活的贫乏。
重建我们与精神本体的联系
当然,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古人、归咎于儒学肯定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包治百病的心灵解药。而且,再好的解药,也会出现“法久生弊”的问题——任何一种文化或制度,在创建之初的某种固有倾向(不管这个倾向有多么微小),经过长期演变和时间的连续放大之后,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偏差,从而背离这种文化或制度的初衷。
其实,不仅是中国文化这种“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会因“法久生弊”而导致副作用,就算西方式的“外在超越”,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弊病。比如,基督教和上帝信仰就曾在欧洲造成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人性在当时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与扼杀,假如没有后来的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的今天绝不是这个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很多欧洲思想家,恰恰对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推崇备至,比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莱布尼茨等人,都是孔子的忠实粉丝。其中,伏尔泰可以算得上是骨灰级的。他不仅将家里的耶稣画像改为孔子像,早晚礼拜,而且还写诗赞美道:“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所说的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因为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赞不绝口。他说过,“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应该感到惭愧,更需要模仿他们”,“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理性地生活),真是大不幸!”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伏尔泰的著作中几乎俯拾即是。
我们引述伏尔泰的话,并不是想表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而只是想强调一点: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也都会因为时间的流变而产生偏差;这种偏差会在文明自身内部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但对于其他文明,则反而会因其异质而生出互补的效果(这就是外国的月亮通常比本国圆的道理)。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并不是把“内在超越”变成“外在超越”,也不是要抛弃“下学而上达”的价值取向,而是要认识到自身文化因“法久生弊”导致的缺陷,然后像这些欧洲思想家曾经做过的那样,以谦卑的心态学习异质文明的一切优点,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比如,我们需要逐渐改变实用和功利的性格,以及凡事喜欢简易直截的习惯,学会理解复杂、抽象的事物,学会运用哲学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以追求真理、超越实用的心态来对待科学、哲学和宗教,不再把科学仅仅当成某种创造经济效益的技术,不再把哲学视同官场权谋、职场厚黑和廉价的成功学,更不再把宗教(比如佛教)变成卖门票赚香火的旅游产业,或者变成求官、求财、求平安、求富贵的功利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要越过千百年的历史流变,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传承古人的智慧,重新唤起对终极真理的叩问和探求,以及对生命、宇宙等形而上领域的终极关切,重建具有深刻内涵和超越性品格的纯粹信仰。
唯其如此,我们才可望重新建立与更高维度的精神本体之间的联系。无论你把这种精神本体称为佛陀、上帝、安拉、天命、天道、天理、宇宙法则、绝对精神、终极真理还是别的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必须相信:你并非宇宙这锅“原子粥”中一颗盲目而孤立的原子,你也不是单纯受欲望摆布的只会吃喝拉撒的高级动物,你的生命与天地万物拥有广泛而内在的联结,并且和所有人的生命一样,具有一个共同而神圣的来源(精神本体)。
帕斯卡说:“人是被废黜的国王”,“是从一种为他自己一度所固有的更美好的天性里面堕落下来的”。柏拉图说:“人的灵魂来自一个完美的家园,那里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污秽和丑陋,只有纯净和美丽”,而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寻找灵魂家园的过程”。
所以,你没有义务再让你的灵魂为肉体服务,恰恰相反,你的灵魂有权要求肉体为它服务,因为肉体的本质是脆弱和无常的,而灵魂的本性则是高贵和永恒的。人活在这世上的意义,不在于肉体得到了多少享乐,不在于你占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提升,在于你能够找回多少曾经属于你自己的“更美好的天性”。不过,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能脱离天地万物而独存,所以我们的修行就只能在这个尘世中完成——你必须在衣食住行、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心性(这就叫“下学”),最终才能帮助灵魂找回“被废黜的国王”,回归“灵魂的家园”(这就叫“上达”)。
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渠”就是指你当下的现实生活和生命状态,“源头活水”就是指你的灵魂生活,还有你与更高维度的精神本体之间的联系。你必须找到这样的源头活水,才能获得一种清明澄澈的生命状态,才能拥有高质量的人生。
王阳明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日用常行”就是指衣食住行、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先天未画”就是禅宗所说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本节所说的世界和生命的本原。在王阳明和禅宗看来,你想寻求这样的本原,根本不必看破红尘,逃离俗世,也不必否定人间,追求天堂,因为真正的修行是精神的提升和超越,不是肉体的逃离与飞升,正如一朵莲花之所以美丽,并不是因为离开污泥,而是长于污泥而不染污泥。所以,真正的修行必然要在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也必然要在混乱扰攘的尘世中完成。一旦你经由正确的修行获得了心性的转化,那么你自然就会发现:这个原本充满了“污秽和丑陋”的世界,其实就是完美的净土,当下就是圣洁的天堂。
因此,真正的“上达”,就在“下学”之中。生活不在别处,就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