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守仁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从此登上大明的政治舞台。次年，他被授予刑部主事之职，奉命前往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官员断案审狱。在此期间，他查清了许多冤案，“所录囚多所平反，民称不冤”。

公事干完，性喜山水的守仁兄老毛病又犯了，就跑到九华山玩了一趟。在这里，他参访了许多奇人异士，第一个叫蔡蓬头，是个道士。此人貌如其名，脸有菜色，蓬头散发，长年在九华山隐居修仙。王守仁一看就知道此人不俗，便对他执礼甚恭，虚心请教修道之法。蔡蓬头爱理不理，只翻了翻白眼，说了两个字：“尚未。”大概是说王守仁还没资格求仙问道，说完掉头就走。王守仁以为有旁人在场他不便说，就屏退随从，独自跟在他屁股后面，一再求教，可蔡蓬头始终就那俩字——尚未。

王守仁不死心，再三作揖鞠躬，穷追不舍。蔡蓬头被他缠得不耐烦，就说了一句：“你自以为执礼甚恭，可我看你终不忘官相。”然后咧嘴一笑，甩甩手走了，把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王大人扔在原地，半晌没回过神来。

终不忘官相。这五个字可谓一针见血，把王守仁既爱修道又爱当官，既不舍山水又眷恋庙堂的纠结一语道破。

王守仁久久回味蔡蓬头的话，不禁哑然失笑。

第二天，王守仁又听说地藏洞有个异人，住的是天然洞穴，睡的是松枝落叶（所以不用担心房价暴涨），且长年不食人间烟火，饿了就摘野果，渴了就喝山泉（所以不用担心有毒食品），堪称货真价实的“天然哥”。这样的神人，王守仁当然要去拜会一下。

随后，王守仁攀峭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没想到这哥们儿却在睡大觉。王守仁怀疑他是假寐，也不客气，一屁股在他身边坐下，然后挠他的脚底。“天然哥”一个激灵就醒了，诧异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道：“路险，何得至此？”

王守仁笑而不答，却反问：“何为修道的最上乘功夫？”

一照面就抛出如此重量级的问题，把“天然哥”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俗，便不再装酷，很真诚地跟王守仁探讨了起来。两个人聊得甚为投机，话题遍及儒、释、道三家。二人从先儒的“尽心知性”聊到道家的“抱朴守一”，然后从程朱的“格物致知”聊到禅宗的“明心见性”，最后又聊到北宋大儒周濂溪和程明道。

临别前，“天然哥”用一句话结束了交谈：“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就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其代表作《太极图说》吸收了道家的宇宙发生论，将之与《易传》结合，建构了儒家哲学的宇宙生成模式。周敦颐的主要思想不仅受道家影响，也受到佛教影响，如其脍炙人口的美文《爱莲说》的中心思想“出淤泥而不染”，就被指为是对法藏《华严经探玄记》中“如世莲华，在泥不染”的copy，因而被钱锺书讥为“拾人牙慧”。

程明道就是“二程”中的大哥程颢，与弟弟程颐同为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十几岁时“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然后遍学百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最后“返求六经”，归宗儒学，与程颐共同创立了“天理”学说。宋明理学因此得名。

作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和程颢都有非常明显的援道入儒、援佛入儒的倾向，尽管他们自己不太喜欢承认，但这种学术渊源昭然可见。纵观儒学发展史，孔孟儒学重在修齐治平，其根本精神是实践的、社会的、人伦的；到了汉唐时期，诸儒重在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于儒学的本体论几乎无所致意，更无所阐发；及至两宋，儒学才别开生面，大谈本原、心性和宇宙，并引领宋明理学走上了一条抽象的、心性的、本体化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儒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佛道两家在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上所提供的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工具，理学几乎不可能发生。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九华山的这位“天然哥”才会把周程二人视为“儒家好秀才”。因为如果不是他们对佛道两家进行大胆copy，宋代儒学便无法实现“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假如当时有知识产权法，周濂溪、程明道这帮理学大佬，估计都要被佛道两家推上被告席。而作为理学在有明一代的重要传承者和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这个被告席上当然也享有一个座位。换言之，王阳明从佛道两家获取的核心机密，一点儿都不比他的前辈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说白了，王阳明最终之所以会从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走向心学的“心即是理”，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对佛道两家思想的浸**，同时也得益于佛道两家教给他的操作性很强的修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