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单行本出版于2010年，至今已逾八载。从单行本改为文库本再度出版，其间通常是三年。本书收到过数次出版文库本的提议，但都被初版的责任编辑纪伊国屋书店的有马由起子拒绝了，理由是这本书的销售一直保持稳定。很遗憾，纪伊国屋书店没有出版文库本的部门。对此，不屈不挠地一次又一次发出提议的，是朝日新闻出版的编辑矢坂美纪子。我在初版后记里写过，这本书是有马由起子的执着努力的结果，我很理解她不愿放手的心情。出于对她的尊重，每次收到出版文库本的提议时我都拒绝了。现在的文库本，是矢坂美纪子的执着努力的结果。为了让文库本获得更多的读者，矢坂美纪子提议另添新稿，编为增订版。她们二位都是真爱此书之人。作为作者，深感幸运。

初版以来，本书在日本共印十二次、大约三万册。这意味着读者面之广，人数之多。因为这本书，“厌女症”的概念在日语里固定下来，电脑打字时的变换错误也减少了。本书的书名和目录里都没有“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这让对“女性主义”有抵触感的读者，也能打开书来。“很有说服力”“很好懂”，她们说。还有年轻读者说“很新鲜”。书中所论，本是女性主义的基本常识，却让现今年轻一代感到“新鲜”，这不能不让人感叹世代传递的断裂。尽管如此，但迄今为止用“父权制”“性别歧视”等术语表述过的社会现象，现在又用“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这三项一套的概念装置来解读，肯定还是会给人很大启发。在初版中我已经披露，本书有个塞吉维克的底本。可是，本书的理论与应用，并非单纯的借来之物。想法是从塞吉维克那里借来的，但展开是我的独创。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借用概念而感到羞耻，因为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超越文化语言地相互学习过来的。正如斯皮瓦克所言，无论概念产生于何处，只要能为我用，便当尽管去用。

本书出版后，被翻译成了韩文版、中文简体字版（中国大陆）和中文繁体字版（中国台湾），听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成为畅销书。这个事实，证明了东亚社会厌女症蔓延的共通性，令人遗憾。

在韩国，2016年发生了一起“厌女杀人事件”。在首尔的江南地区，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躲在男女共用的公共厕所里，他放过了先来的六位男性，而刺死了随后进来的第一位女性。他与女性并无面识，杀人动机是“因为女人不理睬我，女人太可恨”。一个阴惨的事件。当局本来想处理为变态杀人，但韩国女性将之命名为“厌女杀人”。只因为是女人就被刺杀……事件震撼了韩国女性，让她们想起自己过去的经验。杀人现场很快变成圣地，无数女性前来致哀，在贴纸上写下她们的种种心情。其中有这样的留言：

“十三年前，我也在厕所被持刀男人胁迫，成了强奸的受害者。我没死，只是运气好而已。”

“我活下来了，所以不能沉默。”

在天气预报说一周后将会降雨的时候，首尔市长做出英明决断，将这些贴纸全部收回，保留在女性活动设施“首尔女性广场”（Seoul Women’s Plaza）里。其中一部分贴纸现在还在展出，密密麻麻地从墙壁贴到天花板。听说首尔女性广场正在推进对全部贴纸的保存工作。

在这起事件之前，本书已出韩文版。对发生在江南的这起事件被定义为“厌女杀人”，本书也有一些贡献吧。事件反过来刺激了本书的销售。为此我被邀请去参加读者见面会。尽管是通过翻译，但会场里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目不转睛地聆听我的讲演。在日本，聚集的女性主义者多为年长女性。彼此之差，让人感叹。

还有不少人将这本书作为大学课堂或读书会的教材。

我曾被邀去上海复旦大学讲课，因为该大学的女性研究者将本书指定为课程阅读文献。我想，如果只是重复书中所写内容，意义并不大，便尝试了双向课堂。我向在场的中国男女学生提问：“你所经历的厌女症是怎样的？”一个女学生回答道：

“一生下来，就被说‘怎么？女的？’女孩的价值，从呱呱落地时就比男孩低一等。从出生的那一刻，厌女症就开始了。”

厌女症是普遍现象，但并不意味着是注定的宿命。厌女症随历史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锐利好用，所以人人都会想以此为道具来解析自己所属社会的问题吧。“啊，那就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这不就是恐同吗？”“原因就是厌女症吧。”……

听说已经有“韩国版厌女”出版了。同样地，要是也有“中国大陆版厌女”“中国台湾版厌女”登场，那将饶有兴味。我期待以后有“厌女症的文化比较论”。比如，泰国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度较高，那么这种社会里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表现形态，或许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又如，韩国有征兵制，“军事化的男性性”的建构成为一个问题。有征兵制的社会和没有征兵制的社会，恐同的表现形态或许会有差异。然后，从这些细微的差异与裂缝之中，我们或许可以探寻摆脱厌女症洗脑的契机。

本书会诱发读者们的“当事人研究”吧，因为这应该是谁都能想起的经验。

只要本书还能被解读，就证明读者尚未从父权制和厌女症的重力圈中得到解放。有一天，本书成为无法解读的荒唐时代之荒唐证言——那样的时代，终将会到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