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娼妓的女人

“想当娼妓的女人，世上一定很多。想趁身体值钱时卖个好价赚一笔的人。想用自己肉体去确认性之无意义的人。因过度自卑想通过对男人有用来确认自我价值的人。为狂野的自毁冲动所驱使的人。”（桐野，2006：上274）“成为娼妓的理由千千万。有多少个女人就有多少种理由。”——桐野夏生在以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中这么说。

东电女职员，年薪达一千万日元，夜里却站在涩谷街头，贱卖自己的性。“要不要干？一次五千日元。”要是对方说没钱，还可以降价，只要两千。据说A子很节俭，把每日收支都详细记在记事本上。但我们很难相信她是为了钱。

在20世纪80年代的涩谷，通过“电话俱乐部”[1]的卖娼，行情价为三万日元。高中生更贵，一晚达五万日元。那是一个男人对像条金枪鱼一样躺在**什么技巧也没有的少女身体也愿花五万日元的时代。东电女职员给自己标的价格，不是太“贱”了吗？

在《东电女职员症候群》[佐野（真），2003b]一书中，对A子以两千日元的低价卖娼一事，佐野介绍了一位女性读者的解释：“那是A子在给男人标价。”[佐野（真），2003b：134]

这位女性读者目光如炬，直抵核心，一言道出我心中朦胧的想法。佐野用这个问题去问精神科医生斋藤学，引出斋藤“确为有意思的看法”的回答。可那之后，两人的对话换了焦点，话题转到别的方向去了。在佐野的书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完全没有再深入下去。

“是A子在给男人标价”的说法，可能需要我给读者稍加解说。

人们多会认为，卖娼的金额是娼妓被标的价。可是，卖娼的反面是买娼。男人支付的金钱，也是男人对自己的买娼行为所标的价。付给A子五千日元的男人，不但给A子的性标价五千，反过来也是对自己的性欲标了五千的价。对“想得到满足，想到那个地步的男人可怜的性欲”， A子标了五千日元的价。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她对为了性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女人到了如此地步的男人的悯笑。

对于不付钱的男人，娼妓绝不让他们干。即使是如同“扔进阴水沟”的性，也不是无偿的。乔凡娜·弗兰卡·德拉·科斯塔（Giovanna Franca Dala Costa）在《爱的劳动》（The Work of Love）（1991）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妻子的性是“无偿劳动”[2]。与不能对丈夫说“不”的妻子们相比，绝不白白地让男人们干的娼妓，是拒绝被男人剥削的、有尊严的独立之人。这时，娼妓给自己标的价，同时也就是给男人标的价。“甩不出这么多钞票来打我的脸，你就别想随便把我怎么样。”性的价格，对娼妓和对嫖客，所具意义全然不同。

对于把自己的性不断降价以至不要钱谁都可以白干的女人，男人社会一边轻蔑，一边又把她们圣化为“遍身疮痂的菩萨”“黑色玛利亚”[佐野（真），2003b：50]。不拒绝任何男人的女人，男人们不禁要赞颂其为自堕地狱以拯救男人的玛利亚。即使女人一方没有半点儿那种意图，男人们也要将对自己性欲的负罪感反过来投射到女人身上，给自己找借口。“圣处女玛利亚”的反面，就是娼妓“抹大拉的玛利亚”，两者共有一个“玛利亚”之名，不是偶然的吧。男人把女人分为“用于生殖的女人”和“用于快乐的女人”，这种性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让男人自身也陷入困境。

女人给男人标的价

如果女人的性被不断降价，女人就被抹去了一切附加价值，成为一个女性性器。化浓妆、穿风衣的A子，脱衣**之后，“身高一米六九、体重四十四公斤”[佐野（真），2003b：21]。这具因厌食症而瘦骨嶙峋的身体，甚至把男客吓得后退。即便如此，男客还是干完事付钱给她。为什么？因为她已经被还原成了一个女性性器。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着别的女人，或者干脆抱一种虐待狂心态，“就算把自己的手换成娼妓的**”，男人也能**。

二战时的军队慰安所里，慰安妇，被剥夺了一切人格，仅仅只是一个性器。在那种时候，男人，同样也被还原成了一个男性性器。

什么是“卖娼的价格”？由于是男人付钱给女人，所以人们错以为是男人给女人标的价，可正如那位“女性读者”看破的那样，那是女人给男人标的价。懂得了这一点，许多“谜”便会迎刃而解。

将自己标高价出售的女人，是承认买自己的男人有与那个价格相当的价值；把自己廉价贱卖的女人，则是认定男人只值那个价；不要钱跟谁都干的女人，等于把自己身体“扔进阴水沟”，她们以此来验证，男人的性欲也就是“扔进阴水沟”一般的东西。

不要钱的女人，宣告男人的性欲一文不值；要两千日元的，宣告只值两千；要五千日元的，宣告就值五千。女人要钱，是在宣告：若不出钱，你连自己的性欲也满足不了。女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可怜的男人雪上加霜的狠击。

桐野借小说中一位主人公之口说，“女人卖身的理由，只有一个——对这个世界的仇恨”（2006：下443），“把变丑了的自己暴露出来，让男人来买，向自己、向这个世界复仇”。其实，无须使用“这个世界”之类的委婉表达，直接说“男人”就够了。

娼妓憎恶男人，同时，男人也不能不憎恶娼妓，两种憎恶性质不同。桐野还让一位主人公说：“男人其实憎恨卖身的女人。卖身女人也憎恨买自己的男人。”（桐野，2006：下332）

一面将女人还原为性器，一面又不得不依赖女人来满足欲望——最诅咒男人性欲这种作茧自缚的构造的，其实是男人自己吧。

这种构造中包含了男人厌女症（厌女症本为男人之物）的所有不解之谜。这里可以让我们再次想起吉行淳之介[3]。深深地依赖女人同时又为此而不能不憎恶女人的男人，就是被误解为“喜欢女人”的厌女症男人。

男人们将这种作茧自缚的诅咒发泄在娼妓身上。一边彻底地利用她们，一边又不能公然承认她们的存在，侮辱她们，厌恶她们。男人心中暗暗承认娼妓为“必要之恶”，可为了让自己看不到不想看的东西，又想将之隐藏起来。对男人来说，买娼行为，包括慰安妇制度在内，似乎是一件让他们自己颇感尴尬的事。

他们明明知道娼妓只是为了钱才与自己**，可又偏偏想用钱去买本来用钱买不到的女人的“情”。娼妓的“不幸身世”，不过是太常见的一种技巧，职业娼妓在“性”之外加上“故事”，是为了提高“性”的附加价值。游廓春楼的“达人”，就是自相矛盾地要用钱去买“娼妓的真情”。稔熟此道者，乃专业的女招待或男招待。

名流富人们[4]，或者叫高级应召女郎，或者用钱买女模特、女艺人。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视作他们给自己性欲所标的价，就很好理解了。他们通过显示（自己说给自己听）“我只对带有附加价值的女人**”，来向自己（和其他男人）证明，自己的性欲与那些“不花钱的性欲”不一样（自己的性欲才是高级的）。

女人那边，就更好理解了。想把自己高价出售，不管是终身契约还是一次性合同，性质一样。想嫁名流富人的女人，高估了“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正因为她们高估了，所以即使遇到家庭暴力，也不会从那个位置上退下来。她们害怕，一旦退出那个位置，自己就什么也不是。

据说，衡量男人成功的一个社会指标，是拥有“美人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花钱的妻子”。这是男人为了夸耀：我的性欲不是随便就能满足的，满足我性欲的女人需要花这么多钱来维护修缮。在美国，这被称为“花瓶妻”（trophy wife），即胜利的奖赏。于是，富人妻对美容着装之类不能稍有懈怠，因为那是衡量丈夫地位的指标。她们通过这种方式，证明她是与丈夫匹配的女人。给丈夫赋予价值的，是她自己。

一次性消费单价很高的女人，也是同样道理。将自己高价出售，就是女人高估了“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她们要显示“我可不是把自己贱卖的女人”。不管男人支付的是现金、昂贵名牌还是法国大餐，性质全都一样。她们从中体会让男人为自己掏腰包的快感。这种行为就是通过男人给自己出的价格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反言之，是女人自己给了男人那个价格。

作为“动机词汇”的“性的认可”

少女卖娼能获取高额报酬，作为娼妓，那种高额报酬与她们的身份不相符。少女们不过只是年轻，她们的身体缺乏成熟丰富的性经验，她们的年龄还不懂**技巧及恋爱计谋。少女卖娼被称为“援助交际”，这个叫法不过是十多岁少女不属于一个特定机构、自由独立地卖娼的委婉表达。《少女民俗学》一书的作者大塚英志（1989，1997）指出，十多岁的少女身体之所以被赋予特殊的附加价值，是因为那是“禁止使用的身体”。虽然在生理上已经成熟，但作为社会伦理，其身体被禁止使用——这种身体的拥有者，就是初高中的在校女生。在首都圈，给这种身体更添一层附加价值的，是名门女校的制服。因冒犯“禁忌”而产生的附加价值，就是少女卖娼高出平均市价的那份差额。

宫台真司以卖娼少女为研究调查对象，他发现了一个事实：少女的附加价值，仅限于首都圈，是一种地方性价值（宮台，2006）。他发现，在青森县，通过“电话俱乐部”的卖娼，十多岁少女的价格，与白领女职员及主妇，处于同一水准之内。这意味着，在日本农村地区，初次性体验的年龄相对较低，对十多岁少女的性的中产阶级禁忌也相对较弱，所以，少女处于十多岁年龄段的事实，并不具备附加价值[5]。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性是有阶级色彩的。“禁止使用的身体”本身，是近代教育体制带来的结果。少女们很明白，这个价值不会持久。

宫台的现场调查的另一个发现是，对少女们来说，卖娼并非例外的越轨行为，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可能加入其中，伦理障碍很低。这等于是说：“你的女儿或许在卖娼（正如‘你的妻子或许早已在通奸’）。”宫台的这个发现，足以煽动老爸们的恐慌。对这个研究，荣格派心理学者河合隼雄说：“少女卖娼会损伤心灵。”宫台反驳他：“卖娼不会损伤心灵。”仿佛是知道宫崎与河合之间这场近似儿戏的争论似的，桐野小说《异常》中有一段卖娼的高中生百合子与老师的对话。木岛老师教育百合子：“你的灵魂被玷污了。”百合子反问：“灵魂怎么会因为卖娼就被玷污了呢？”（桐野，2006：上288）

关于少女卖娼的动机，宫台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性的认可”。他说，在家庭和学校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少女，从男人对自己的需求中，获得了在家庭和学校未能得到的认可。前面我提到过桐野说的“成为娼妓的种种理由”，宫崎指出的少女卖娼的动机，符合其中的以下两项：“想趁身体值钱时卖个好价赚一笔”“因过度自卑想通过对男人有用来确认自我价值”。

顺便说明一下，在本章开头的引文中，接在那段话之后的一句，我有意没有引用。那句话是“或者，基于一种助人精神”（桐野，2006：上274）。这种说法可笑荒谬之至。想必桐野本人也感到有些不妥吧，所以她像顺带想起来似的，在列举的数种理由的最后，又加上“或者”一词，才添了这一条。如果此处所“助”之“人”是指嫖客的话，肯定没有怀着“助人精神”去卖娼的女人。也许会有因为父母、兄弟、恋人生病或负债而卖娼的女人，但那是用金钱来帮助他人，并不意味着卖娼本身为“助人”之举。因男人乃生财之道，女人才会卖娼。为哀怜男人的性欲而献出身体的女人，所谓“遍身疮痂的菩萨”，仅存在于男人的幻想之中。所谓“疮痂”，当然，就是性病的暗喻。

由此重新去看桐野所说的“成为娼妓的种种理由”，便会发现，那全是“男人视角的解释”的变种。对佐野的解释提出异议的“女性读者”，先指出“佐野是站在男人一方的看法，其实不是那样的”，然后，她提出了“是A子在给男人标价”的解释。

关于少女们表白的卖娼动机，宫台进行了如下分析。卖娼的少女，在回答采访时，会提供种种说明“动机”的词汇。如果成年人简单地相信她们表白的“想买名牌货”“想要更多的零用钱”等拜金主义“动机”，进而为“被消费社会毒害了的少女们”忧虑，那不过是中了她们的策略。她们之所以表白拜金主义的动机，是因为这个动机为成人所共有，于是她们便向成人提供这个易于得到理解的“动机词汇”。她们的目的，是因为那种表白会让对方自以为懂得，从而可以不把自己的内心更多地暴露给陌生人。对于宫台至此为止的解释，我很赞同。可问题是，在那之后，面对宫台的要求，用“性的认可”的词汇来说明动机的少女们，为什么就能说不是应对眼前这个男人的一种策略呢？

想以“性的认可”来解释少女卖娼“动机”的，到底是谁呢？是向“寻求性的认可”的少女们“给予认可”的男人们。对女人的存在“给予认可”的，总是男人。从“性的认可”的解释中最能得到安慰的，应该是对很多卖娼少女给予了“认可”的宫台本人吧。

我一直无法忘记一位有过少女期卖娼经历的女性的话。被养父性侵又被强迫卖娼的她，断然地说：“从男人那里拿钱，就是为了让他明白，你可以任意摆弄我的身体的，只是在付了钱的这点儿时间之内。”这位女性通过拿钱的行为宣告，自己的身体除了自己以外绝不属于任何他人。这个动机，与所谓的“性的认可”完全无缘。

买娼卖娼的营生

买娼卖娼的营生，如果没有男人不择对象这个前提条件，不可能成立。“不择对象”的，不是女人，是男人。为此，男人一方必须具备的性欲机制，是抹去女人的个体差异，如恋物癖一般，仅对女性符号便能**。正因为男人的性欲对“迷你裙”“**”甚至性器等片断的肢体部位也能发生条件反射，性买卖才得以成立。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男人的性欲就像被称为“兽欲”一般，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男人的性欲是如此被条件规定了的文化产物。

买娼的男人，买的不是女人，而是女人这个符号。正因为男人是在对符号**、对符号**，所以，买娼才是**行为的一种。

那么，卖娼的女人，卖的又是什么呢？卖的是“成为物品的自己”（或者说“成为他人所属品的自己”）。通过“成为物品”，女人将向“物品”**的男人解体、还原为单纯的性欲。由此，男人憎恶娼妓，娼妓轻蔑嫖客。

女人的存在价值

中村乌萨吉在《“我”之病》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谈“东电女职员之病”。其中有一句：“不能刺激我的欲望的女人，没有存在的价值。”（中村，2006：160）这句话把男人对女人的“性的认可”，表达得简要精到，无懈可击。

“不可爱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平胸的女人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这种句式，可以无限地写下去，无论代入什么词，最终都能归于一个简要的命题：“不能刺激男人欲望的女人不是女人。”这也可以换为另一种单纯之至的命题：“女人的存在价值，就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此看来，小仓千加子在《性的心理学》一书中对女人“思春期”所下的定义，堪称名言。她说，所谓“思春期”，便是“意识到自己身体并非自身之物，而是被他人观看、成为他人快乐道具的时期”（小倉，2001：3）。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时，女人就“成为女人”，这与年龄无关。当不再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女人就“不是女人”了。这个命题过于直白易懂，几乎令我晕倒。

正如中村所言，这个命题还可以衍生出无数版本。“女人穿迷你裙来刺激我的欲望，真不像话”“丑女不能刺激我的欲望，实在没趣”，等等。明明这一切都是男人的独角戏（“独善”一语，妙极[6]），却将责任转嫁到女人身上。正像性骚扰男人的辩解，“是她引诱我的”。

因为过度追求“性的认可”，中村成了“变装皇后”。“变装皇后”实为一种“戏仿策略”，通过过度表演“作为男人欲望对象的女人”，将舞台背后的机制全部暴露出来。中村说，她因为痛切地渴望“被男人需求”，“不被男人需求，自己就没有价值”，她最终做出的冒险之举，是志愿去当上门服务的娼妓[7]。不过，她的行为总让人感觉是一种“演技”，这可能是因为其中有种“变装皇后”的因素。在“作家”中村的身上，有种冷静透彻的“导演”的视线，仿佛是那个“导演”在对她进行演技指导。

中村在《卖身女人》一文中说：“我卖身的动机，是想在成为男人性欲望对象的问题上确保自身的主体性。在卖身的女人中，会有与我同样动机的人吧。”她推测：“东电女职员，或许就是那种类型的娼妓。”

“东电女职员，通过自主的个体卖娼，实现了对将‘性客体’角色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人们的报复，她由此体味到一种胜利感。这就是让她沉迷上瘾的那种恍惚感的真相。”（中村，2006：167）

这是用了一章篇幅来谈东电女职员的中村的解释。这不是男人视角的解释，是站在女人立场的解释。

通过“自主地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女人想达成什么呢？当然，就是将男人还原为“单纯的性欲”“单纯的性器”，正如男人对女人所为。将男人之所为反转回击过去，由此，女人“舍身”实现对男人的复仇。

买娼，使男人憎恶女人；卖娼，让女人轻蔑男人。

女人的割裂·男人的悖论

酒井顺子在《败犬的远吠》（2003）一书中告诉我们：女人有两种价值，自己获取的和他人给予的，只有一种是不充分的；在这两种价值中，后一种似乎被认为高于前一种。东电女职员，就是处在被这两种价值割裂的状态之中。这种割裂，即使不是东电女职员，《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之后的女人，都体验过的吧。

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两种价值，不都是“被男人认可的价值”的别名吗？作为“父亲的女儿”， A子想像男人一样在公司里出人头地，希望被称为“女强人”；同时，她又渴望像个女人，作为性欲对象被男人选上。无论她的哪一种欲望，男人都处于“给予认可者”的位置。

而“给予认可者”自身的悖论，则是对“寻求认可者”的深刻而无奈的依赖。男人们因为对这个悖论懂得彻底而憎恨女人。所谓“厌女症”，不就是男人的这种憎恨的代名词吗？

·作者注·

[1] 电话俱乐部（telephone club），略称テレクラ（terekura），介绍男女相会的一种中介行业。具体方式为，男人在装有电话的小房间里等女人打来电话，双方达成协议便赴约会。常被利用为性的买卖。

[2] 提出“无偿劳动”（unpaid work）论、主张“向家务劳动支付报酬”的玛里亚罗萨·德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a Costa），为乔凡娜·弗兰卡·德拉·科斯塔的姐姐。

[3] 关于吉行淳之介的厌女症，参见《男流文学论》（上野等，1992）及本书第一章《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厌女症》。

[4] celebrity的略语。指具备社会声望和财富的精英阶层。

[5] 正如福柯所言，性是有阶级色彩的。近代之前，在日本的农渔业村落的庶民阶层，长期存在“夜爬”（夜這い）惯习，即婚前男人到女方家中过夜的习俗。在这里，处女价值很低，男女婚前的自由交往被视为理所当然。

[6] “独善”原指**行为。

[7] 指应男客要求到男客家中或指定旅馆上门卖娼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