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面教师的母亲

女人的厌女症从母亲处学来。母亲通过厌恶女儿的“女人味”而在女儿心中根植自我厌恶的意识，女儿则通过目睹母亲的不满足与不如意而轻蔑母亲。当少女迎来初潮，告诉母亲时，如果母亲用一种仿佛看到秽物的语气回答“你也终于成了女人了”，这会让很多少女受伤吧；要是女儿被母亲告诫“好好收拾卫生用品，千万别让爸爸哥哥弟弟们看见”，这会让少女不但不能为自己身体的变化而喜悦，反倒怀有一种必须对他人隐藏的羞耻感吧。

同时，孩子们也看到，在他们的人生中作为最初的绝对权力者登场的母亲，却伺候并被控制于更为强有力的权力者。

母亲的不如意，与自己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混为一体。母亲一边诅咒自己的人生，一边又将同样的人生强加给女儿，引来女儿的憎恶。女儿一边视母亲为反面教师——“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但同时也知道要想摆脱母亲的束缚就必须借助他人（男人）之力，对这种只能委身于他人的人生深感无力。而且，她还预感到，自己委身的那个男人，或许与不合理地支配母亲的父亲一模一样，为此而恐惧不安。

这是完全看不到出口的无尽循环。

母亲的代价

没做母亲的女人不被这个社会当作“成人”对待；成为母亲之后，女人虽然会被道喜，但对她们所承受的重负，社会却一点儿也不来分担。女人也许为当上母亲而喜悦，但要意识到为之付出的代价之大，是在孩子出生之后。

当然，这里必须加一个条件，即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下[1]。在近代之前，支配阶层的女人只管生，孩子生下以后自然有人来养；而下层平民家的孩子，则无须费时费心，自然就会长大。前近代的女人们，不像近代之后的女人有那么多烦恼吧。而且，在一切都被决定、女儿只能有与母亲一样的人生的社会里，母亲和女儿无须相互竞争。或许可以说，前近代的女人有苦劳，但没有苦恼。

对于自己付出的代价，母亲想让孩子来补偿。如果是儿子，补偿方式简单明快，即出人头地，将母亲从蛮横粗暴的父亲手中拯救出来，终身恭顺孝养。在父权制度之下，母亲的最终胜利和最大报酬，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恋母情结的孩子，在儿子继承家业以后，自己登上“家业继承人之母”即皇太后的地位。

女儿呢？女儿早晚要出嫁成为“别人家的人”，对女儿的投资不过是白白扔进阴水沟，不能期待投资的回报。可是，这种“常识”已经属于稍前一个时代了。现在，女儿终其一生皆为母亲的所有物。并不因为出嫁了，女儿便可以免除对娘家父母年老后的护理义务，母亲也指望女儿来照料自己。在过去十年里，“希望接受护理”的家属顺序中，第一位从儿媳变成了女儿。与此相应，实际上由女儿护理父母的比例也增加了。

于是，出现了在现实中依赖女儿、口头上却要否认的现象。有的女儿代替身为长男的弟弟收留照料母亲，母亲却至死都叹息：“让女儿照料自己，我好可怜。”女儿听到的是母亲的哀叹，而不是感谢，却还得继续照料下去，实在很悲哀。

母亲要女儿“代理实现”自己未能得到满足的欲望，这是在女性的人生选择机会增加了之后才出现的新近现象。现在的女性，失去了“不过只是个女人”“反正就是个女人”的借口，也有了“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成就”的选择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这二十年里，选择进四年制大学的女生人数急速上升，超过短期大学的女生入学人数。同时，在女生选择的专业中，医学系、法学系等实用学科增加了。在最近的国家医生资格考试和司法考试中，女性占及格人数的三成左右。在这个现象背后，我看到了两代女人的执着。女儿的高等教育，没有母亲的支持是不能实现的。即使父亲说“女人不需要什么教育”“短期大学已经够了”，但母亲也坚持抵抗、支持女儿，“虽然你父亲那么说，别担心，学费我给你出”。——有这样的后援，女儿才能升入大学。女性对资格证书的热衷，是出于“女孩子也应该有一技之长”的意识。在这种意识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母亲一代对现实的把握和绝望。女生进工科和经济系的很少，这是因为，母亲一代在结婚前有过办公室白领职员的经验，她们深入骨髓地懂得，在需要集体协作的职业领域里，是没有女人的位置的，所以，她们劝女儿去寻求只要有了资格便能单干的职业。

随着少子化现象，女儿成了“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在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里，很可能只有一个女儿或都是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对子女的教育不会有性别差异。事实上，像儿子一样被期待、被精心养育、接受着与儿子同等的教育投资的女儿为数不少。大学升学考试落榜后再次挑战的女生比率上升，也是这个原因。

可是，女儿还是与儿子不一样。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女性的选择可能性扩大的时代，同时也就是“作为女儿”和“作为儿子”的双重负担使女儿的负荷更为沉重的时代。假如是一个既有女儿也有儿子的家庭，母亲会为儿子倾注更多的精力与财力，这使女儿的角色更加微妙复杂。女儿必须回应母亲的期待成为优等生，但为了不至威胁到母亲更溺爱的儿子的地位，又要费心使自己的成绩不要超过哥哥弟弟。在《噩梦》（2007：50）一书中，小仓千加子描写了处于这个位置的女儿的苦恼：“虽然是个女人，但要做出与男人匹敌的成绩，却又决不能压倒了哥哥。”

母亲为女儿的幸福高兴吗

女人有两种价值。自己获取的价值和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后一种价值似乎高于前一种——酒井顺子的《败犬的远吠》（2003）一书这样告诉我们。在前一种价值不能期待的时代，女人们可能还活得轻松一点儿。但当今的女儿，两种价值都必须实现，母亲也变得这样期待女儿。还有的母亲等着给结婚后的全职女儿带孩子。

对这样的母亲，女儿会感谢吗？

这种母亲其实是在对女儿宣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对你放手。这等于是说，你的人生属于我，作为我的分身，实现我的梦想蓝图才是你的职责。信田佐代子有本书题为《以爱的名义的支配》（1998），母亲的行为，完全如那书名所示。女儿当然会对母亲的期待感到压抑。母亲一方将“爱”“自我牺牲”强加于人，性质恶劣。

演员、社会活动家中山千夏，长年生活在拼命让孩子成为明星的母亲的支配之下，她在一篇随笔里写了与母亲的抗争对决。面对激动亢奋地坚持“都是为了你好”的母亲，她执拗地追问到底，最后终于逼母亲承认了：“其实是为了我自己。”中山能够与母亲建立起这样的个人关系，令我尊敬，但我自己一直在回避这种机会。待我意识到时，母亲已经老了弱了，不可能再去逼问已成弱者的母亲了。这个机会，我永远地失去了。

假如女儿得到了幸福，母亲会为女儿感到高兴吗？

母亲一方面对女儿抱有期待，可另一方面，当女儿真的实现了自己未能达成的欲求，母亲却又不会只是单纯地高兴，而会怀有更复杂的心情。儿子无论实现了什么，母亲都无须与他竞争，性别在这种时候起到了便利的缓冲作用。但女儿不同。因为同为女性，母亲无法为自己找到借口。当然，母亲可以为自己辩解，自己当年没有后援，女儿的成就也是由于自己的支持。可是，成功的毕竟是女儿，不是自己。

同时，对于母亲来说，女儿仅仅实现“自己获取的价值”是不够的。如果女儿没有得到“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母亲的野心就没有实现。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是因为她实现了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即使并不满足）。如果女儿没有实现这一种价值，不管她多么能干有为，母亲也可以一生都不把她当作一个成人来看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母亲不把女儿当作成人，同时也是确认女儿还停留在自己的领地里。对于没有当上母亲的女儿，即没有像自己那样背负为母之辛劳的女儿，母亲决不会承认她是一个真正的成人。

假如女儿选了一个连母亲自己也想选的、无可挑剔的男人结了婚，母亲会怎样呢？新娘的母亲爱上女婿很常见，想让自己也会着迷的男人当女婿的母亲有千千万。即便如此，和那个男人结婚的依然是女儿，而不是自己。女儿越幸福，母亲心中滋味越复杂，还伴随着女儿被别的男人夺走的丧失感。我毫不怀疑，对离婚后回到娘家的女儿，母亲在心中是暗暗欢迎的。

母亲的嫉妒

“母亲嫉妒女儿”，每当女儿快得到幸福的时候，母亲便出来干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心理学者岩月谦司（2003）炮制了好几本关于母女关系的书。

当然，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

自女性学登场以来，母女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当然，这也是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学一向只谈父子关系而将母女关系等闲视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等弗洛伊德学派的女性心理学者们，竭力想建立弗洛伊德未完成的关于母女关系的理论体系。

以弗洛伊德理论来解读母女关系的最出色的著作，是竹村和子的《关于爱》（2002）一书。书中讲道，婴儿无论性别，都密切地依赖母亲。父亲的角色，是用“阉割恐惧”来分离母子。可是，女孩子本无**，无法被阉割；更准确地说，女孩子是把**置于母亲腹中了，所以一出世便已经是被阉割过的了。女孩子与男孩子一样，以母亲为最初的爱恋对象，但女孩子却不能像男孩子那样，通过与父亲的同化来将母亲（那样的女人）作为欲望的对象。女孩子不但不能爱母亲，也不能爱与母亲同性别（即自身性别）的对象。因此，比起男孩子，女孩子的“爱恋对象的丧失”，根源更深。为了忘却那种“丧失”，女孩子将“丧失对象”内化了。这就是“忧伤”（melancholy），即抑郁状态。“忧伤就是对所爱对象的忘却”。对于女儿来说，“对母亲的爱被禁止，必须将之忘却”。所以，像母亲一样，即“女性性”，本身就是“抑郁的”（竹村，2002：174-6）。经竹村这么讲，我发现，被视为“女人味”的要素，比如“节谨”“娴静”等，与“忧伤”何其相似。换言之，自我欲望的意识与实现，在出生之前便已受阻，这种存在就是“女人”。倘真若此，生为女人，多不合算！

母亲与女儿的和解

日本最近接连出版了不少关于母女关系的书籍，有信田佐代子的《不堪承受的母亲之重——守墓女儿的叹息》（2008），还有斋藤环的《母亲支配女儿的人生——“弑母”为何困难》（2008），压卷之作则为佐野洋子的《静子》（2008）。本章的执笔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刺激和启发。

斋藤环是拉康派的正统继承人，他的母女论对于熟悉弗洛伊德理论的人而言很好懂。不过由一个男性学者来解剖母女间复杂纠缠的关系，让我有些难以接受也无法满足。正因为好懂，不适之感也就更为强烈。与母女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单纯。在父子关系中，儿子弑父之后，只要代替父亲的位置便了事，儿子只需憎恶作为压迫者的父亲即可，但女儿对母亲却不全然如此。斋藤说，儿子有很多切断父子关系的机会，但女儿并非如此。

“有论者将与‘厌母’相通的‘厌女症’视为近代以后的产物[2]，我不那么认为。至少，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女孩子的厌母情结有更为根源性的因素。”[斎藤（环），2008：117]

如果婴儿的“厌母”确如斋藤所言，母亲本为婴儿欲望的绝对对象，“厌母”是起源于婴儿对与母亲分离的怨恨，那么，“厌母”应该是不分性别的。南希·霍多罗夫[3]也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她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一个历史性事实，即婴儿的最初抚育者为母亲。另外，“不拥有**”便等于“软弱无力”的意识，也是近代家庭制度下所特有的吧[4]。近年来，在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一种有力的倾向是对他的理论进行历史化的解释，只把他的学说视为产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的父权家庭之下、关于近代家庭中特有的性别分化机制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人类普遍心理的学说。斋藤说：“弗洛伊德的假说，对性别分化的过程机制作出了明晰而体系性的解释，在这一点上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这是事实，但我认为，需要加上“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中”这样一个历史条件。

斋藤的书，书名副题为“‘弑母’为何困难”，可是，“弑母”的问题，表面看来没有时代之分，其实是当今特有的现象。在过去，结婚为切断母女关系提供了一个社会性契机。不管怎么哭怎么唤，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娘家母亲再不能对女儿多嘴，女儿对娘家母亲也不能多管。婚礼时三三九度[5]的最初两杯酒，第一杯象征与婆家双亲结亲子之盟，第二杯才象征结夫妻之约。对于女人而言，婚礼就是重结亲属关系的不可逆转的仪式。女儿出嫁以后母亲还能对其终身支配，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与之相反，信田佐代子的书名中的“守墓女儿”一词，表面看来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其实反倒是非常现代的现象。在父权制之下，出嫁的女儿作为儿媳，所守的应该是婆家而不是娘家的墓，父母本来不能期待女儿为自己守墓。现在，不但有非婚的女儿，还有出嫁以后也切不断与娘家关系的女儿，如果没有她们的登场，就不会出现“守墓女儿的叹息”了。对于这种历史变化，信田自己也意识得很清楚，她说：“‘守墓女儿的叹息’居然能成书名，四十多年前当我还二十多岁的时候，根本无法想象。”（2008：86）

这个词（指守墓女儿——引用人注）要引起感同身受的共鸣，需要具备如下几个社会条件：母亲寿命延长；女儿结婚年龄随高学历化而上升；母亲的经济状况比较富裕；女儿有工作，但又因非正规雇佣人口的增长导致其经济状态并不稳定；少子化现象导致独生女增多；等等。（信田，2008：86）

因此，在今天谈论母女关系，与不顾具体历史条件地谈论存在于任何时代的母女关系是不一样的，也与谈论二十年前或四十年前的母女关系不一样。信田说，由于上述历史条件的变化，现在，母亲的依赖对象不是儿子而是女儿。这是女儿地位上升的证据吗？

另一本母女关系的书，作者是佐野洋子。她说，“母亲其实一直嫉妒我”。作为一位学业优秀的长女，她一直对母亲心怀憎恶。佐野接受了大学教育，一直拥有工作，这在那一代人中是少有的。与世上许多母亲一样，比起优秀的女儿，她母亲更溺爱病弱的哥哥。富有绘画天赋的哥哥十一岁时突然病逝，妹妹便代替哥哥接下绘画用具，背负着父母的期待，升入美术大学，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看到女儿的华丽成功，母亲满脸不开心。

“不是你那么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大学的吗？我不是在好好地工作吗？你为什么要那么阴沉，那么不开心？”[佐野（洋），2008：62]

佐野对母亲一直抱有一个不能消释的疑念：当哥哥死去的时候，母亲一定在心中祈愿，死的是女儿就好了。佐野一直无法爱上母亲，一直心怀憎恨，同时又一直责备憎恨母亲的自己。

憎恨父亲的儿子应该不会责备自己吧。父子关系与母女关系的决定性差异或许就在此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憎恨母亲是不能被原谅的。仅仅因为憎恨母亲，女儿就得把自己当作“非人”一般引以为耻。为什么？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在佐野的书中，比起对母亲的憎恨，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谴责。

在“用钱把母亲扔掉了”的老人公寓里，母亲渐渐患上了痴呆症。那么要强、那么粗疏、从没表扬过女儿、从没说过“对不起、谢谢”的母亲，痴呆了以后，“变得像个菩萨”。自从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被推开以后就再也没牵过的母亲的手，佐野第一次去牵了。去抚摸一直不愿接触的母亲的身体、钻进母亲的被窝里去陪睡，这些都是母亲痴呆以前佐野不可能去做的事。

佐野说：“神志清醒的母亲我一次也没喜欢过。”在母亲不再是母亲之后，她才与母亲和解了。听到痴呆的母亲说出“对不起，谢谢”的时候，佐野放声痛哭，“终于从折磨我五十多年的自责中解放出来了”“活到今天，真好”。她的表达是“我被原谅了”，而不是“我原谅了母亲”。她的自责意识就强到了那个程度吧。

读者是否会松一口气：终于赶上了母亲还活着。不，人生不是总能“赶上”的。当母亲不再做母亲了，女儿才终于从女儿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我自己与母亲的和解，没有赶上母亲去世之前。在我原谅母亲、被母亲原谅之前，她已经走了。时机已经错过了吗？可是，死者也会成长。女儿的母亲存在于女儿的身体之中。在与她的反复的对话中，我体内的母亲在慢慢发生变化。

无论是回应母亲的期待，还是背叛母亲的期待，只要母亲还活着，女儿就不可能逃离母亲的束缚。无论女儿是顺从还是叛逆，母亲都想一直支配着女儿的人生，哪怕在自己死后。女儿对母亲的怨恨，表现为自责和自我厌恶。女儿无法喜欢不能爱上母亲的自己，因为母亲和女儿互为分身。对于女儿来说，厌女症常是对带有母亲影子的自己的厌恶。

有解决办法吗？正如信田所言，母亲向女儿，女儿向母亲，相互告诉对方：“我不是你。”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

·作者注·

[1] “近代家庭”，是来自历史人口学的一个历史性记述概念，与之前的家庭形态相比，“近代家庭”有如下特征：（1）以夫妻为中心；（2）以孩子为中心；（3）排除非血缘亲属。从性别论角度来看，近代家庭还有两个特征：（4）公私领域的分离；（5）性别角色在两个领域的分担配置。近代家庭在欧洲形成于18—19世纪，在日本则于明治末期至大正时期在都市地区形成，进入战后高度成长期后，急速地大众化普及化。

[2] 此处所指“论者”，可以理解为江藤淳（1967，1988）和赞同江藤之说的上野（1994）。

[3] 南希·霍多罗夫（Nancy Chodorow，1944— ），美国女权主义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家，曾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4] 事实上，人类学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前往母系社会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 Islands）时，曾因发现彼地并无“俄狄浦斯情结”而困惑混乱。另外，我们还知道，对于在单身母亲以及收养女婿的家庭里长大的儿子，与父亲同化的机制很难产生。

[5] 新郎新娘用大小不同的三种酒杯三度敬酒的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