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逐渐兴起了一个叫作“存在主义”的学派，他们就认为人生是荒诞的。其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两个人，是萨特和加缪。

萨特这一辈子很传奇，有一点儿“小号罗素”的感觉，好多地方都和罗素有点儿像。

罗素小时候家里巨富，萨特呢，没罗素家那么有钱，但是也一辈子吃喝不愁。

罗素是个“大众喜欢的知识分子”，写了很多大众欢迎的文章和畅销书。萨特也是一样。

罗素造访过中国，萨特也造访过。

两人还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区别是萨特是历史上第一个自己主动拒绝领诺贝尔奖的人。因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能被机构规范，所以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荣誉。罗素大爷没拒绝诺贝尔奖，但是也干了件猛事：罗素最著名的身份是数学家，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罗素是靠他写的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罗素得到了一个稀有成就：“获得诺贝尔奖的数学家”。

罗素的情史超级混乱，萨特也很乱，和好多姑娘有过恋情。萨特的终生挚爱是同为知识分子的波伏娃，但是二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约定，双方终生保持着不结婚、允许对方有其他情人的状态——也就是互相尊重、不用婚姻约束对方的爱情生活。

甚至于，罗素和萨特两人打扮的风格都类似。晚年的罗素是白发苍苍叼烟斗的睿智造型，打眼一看就是隐藏在书架阴影里的智慧大师，手里多根魔杖就能幻影移形的那种。萨特呢？他小时候因为生病，右眼有些歪斜，仔细看其实挺丑，但是架不住人家造型太帅了。萨特成年以后的照片，好多都是穿着大衣、眉头紧锁地叼着烟斗的形象，一看就是混迹巴黎的知识分子，感觉就像刚跟艺术家朋友聊够了，正准备奔左岸咖啡馆补两杯的那种。

更重要的是，萨特和罗素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萨特有一年因为在报纸上写批评政府的文章被指控犯有诽谤罪，他一怒之下亲自到马路上卖报纸，结果被警察拘禁了。罗素年轻的时候因为反战进过一次监狱，89岁的时候又进过一次。

而且两个人还合作过。比较有名的是1966年美国参加越战时，罗素自己掏钱，邀请世界知名学者组成“国际战犯审判法庭”，调查并审判美国的侵略罪行。萨特担任了法庭的执行庭长。后来法庭宣判美国对越南犯下了战争罪行，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都被列为战争罪犯。当然啦，这种宣判就是一种知识界的声明，实际上没有任何效力。但是不难承认，在剑拔弩张的冷战时代，罗素大爷跟萨特能干出审判美国总统这种猛事，他们的胆识和社会责任心都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

萨特和加缪也有很多交集。他俩都是法国人，年龄差不太多。两个人都是在一岁的时候丧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沦陷，两个人都以写文章、演话剧等方式参与地下反抗活动。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成了好朋友。加缪和萨特、波伏娃以及包括毕加索在内的一些名人经常聚会、吃饭、聊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缪和萨特、波伏娃还经常在一起聚会。加缪和萨特都喜欢泡姑娘，加缪在这方面堪称高手，经常手到擒来。相比之下，萨特因为相貌的原因，总比加缪略逊一筹。加缪曾跟朋友说波伏娃倾心于他，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担心波伏娃是那种会在枕头边絮絮叨叨的才女。

后来萨特和加缪在杂志上吵了一架，从此结束了友情。他们俩吵架的原因当然不是为了波伏娃，也不是因为哲学思想上的对立，而是政治立场上一左一右的分歧。因为当时萨特和加缪已经是世界有名的文化红人，两个人的多年交情也是人尽皆知。所以他俩吵架的消息在当时引起轰动，连只登下流内容的小报都辟出大片空间，详细刊登了这件事。

七年后的一天，加缪坐着朋友的车去度假。朋友开车，加缪坐在旁边，朋友的妻子和女儿坐在后座。路上，加缪和朋友聊到死亡的话题，他开玩笑说，死后就把尸体放到朋友妻子的客厅里，后座的朋友妻子说，这太吓人了，要是这样的话她就搬家。不久之后，车轮打滑，汽车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缪当场死亡，他的朋友被送往医院，在几天后的外科手术中死于脑出血。两位女士也受了伤。

加缪车祸身亡后，法国举国哀悼。当时法国广播电台正在罢工，但罢工委员会立刻同意播放五分钟的哀乐悼念加缪。

随后，萨特为加缪写了悼词。在后来的文章中，萨特评论这场车祸说，“在这个死亡中有着无法忍受的荒谬性”。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世界就像这场车祸一样，是荒谬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回到哲学之路上。

前面说了，形而上学之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意味着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现成的人生意义。

问题是，人的日常生活又离不开“意义”。我们做任何一件事，只要用理性一思考它，我们常常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个“为什么”，问的就是这件事的意义。一旦我们觉得即将要做的一件事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就会垂头丧气，提不起劲儿去做。

如果我们觉得整个人生都毫无意义呢？那就会觉得任何事情都做不下去，甚至提不起劲儿去活。

可是哲学家们说了，人生就是没有意义啊！

在没有意义的情况下，人们还得假装有意义地活下去，所以存在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荒谬的。

萨特有一本小说叫《恶心》，里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通篇写的是主人公感觉到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偶然的、没有目的的、找不到意义的。人类的存在毫无理由、纯属偶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后，主人公就产生了荒谬感、产生了恶心的感觉。

有人说，你说的这种荒谬感，是只属于哲学家的。你们苦苦思考，认为人生没有目的。可是大部分老百姓不这么想啊，老百姓有的想，我活着是为了祖国富强；有的想，我活着是为了家人幸福；有的想，我活着是为了享乐一生。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且一生坚信不疑，这不就不会产生荒谬感了吗？

假如真的能一辈子都坚信某种人生意义，从来不迷茫困惑，那么的确不会产生这种荒谬感。

但是，因为这些意义并非来自绝对真理，而是社会后天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们并非坚不可摧。说白了，其实很多人坚信的某个人生意义，仅仅是因为他从小生活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听多了没怀疑过，所以就信了。在一个价值观多元的世界里，这种没有真理做基础的“意义”，很容易被现实摧毁。到了那个时候，人就会感到荒诞。

就好比有人为了亲人活了一辈子，结果发现亲人辜负了自己；有人为了出人头地努力奋斗，结果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成功；有人为了享乐活着，结果在享乐满足的一瞬间感到了极大的空虚。这些时刻，人们原有的意义崩溃，有些人会及时给自己找到新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开导自己”），如果没能及时找到，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荒谬、人的本质荒谬。

我再举一个例子。

人类获取知识最基本的方式是讲故事。比如在远古时代，古人坐在火堆旁，老人就把知识教授给孩子。但是远古人没有那么强的逻辑能力，孩子也没有那么强的智力去学习。因此，老人把要教授的知识变成部落传说，用故事的形式讲给孩子。比如，讲一个勇士用智慧战胜怪兽的故事，孩子就可以从中学到智慧的价值。

不光是远古人，我们今天的幼儿教育也是采取这样的形式。

也不光是幼儿教育，成人学习很多知识也是靠故事的形式。比如，我想把我们公司的情况讲给我的伴侣听，很少有人会用纯逻辑的语言介绍：“我的公司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有三个特点，分别是一、二、三……”而是会这么说：“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公司有这么一档子事，我那个同事如何如何……”我对自己公司的描述是靠这些故事组成的。我的伴侣对我公司的印象，也是靠这些故事拼凑出来的。

故事，是大部分人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现在请你唤起你对一个熟人的印象，你在头脑里最先想到的是不是关于这个人的一些事件的片段？而不是理性的一二三四。这是人类进化的一种优势：用故事的方式记忆知识，对智力水平依赖程度低，知识不容易被遗忘，这在远古时代是最高效的，在现代也是最省力的方式。人生小感悟、心灵鸡汤这类用故事来说教的形式之所以最流行，就是这个缘故。

而人类能理解的故事也有一定的固定模式。这个模式经过人类文明的千锤百炼之后，早就固定下来了。

故事必须有开头，有冲突，有**，有结尾。

任何一个能被大众接受的，听着比较“正常”的故事都得有这几个要素。

试想，假如我给别人讲一个没有开头的故事，我说：“小王，我跟你说个事：那两个人后来当好朋友了……”小王会立刻打断我：“等等，你说什么？哪两个人？我没听懂啊。”

小王为什么会完全拒斥这个故事呢？因为没有开头的故事对他来说，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他没有办法理解。

再试想，假如一个故事没有**，或者没有结尾，那会怎么样呢？我给小王讲一个故事，讲到最关键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不讲了。小王会忍不住问：“继续讲啊，然后呢？”如果我坚持不讲，他甚至会生气：“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说话说一半！”

为什么他会生气？因为他的理性思维难以接受一个没有解决冲突和悬念的故事，甚至会因为过于难受而感到愤怒[11]。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各种年龄、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愿意去看好莱坞电影，看完之后都会心满意足？

原因之一是好莱坞电影的故事严格遵守开头、冲突、**、结尾的故事模式，这样的模式符合人类对故事的预期，这个预期是全人类共有的。

我们对整个世界的了解，都建立在一个有头有尾、有**的故事的基础上。

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常会这么说：“她过了辛劳的一生，她养育了三个子女，是成功的母亲。”“他过了荒废的一生，他吃喝玩乐，最后落得凄惨的下场，没有人可怜他。”这些都是典型的有头有尾的故事，主人公的一生被我们简化成了一个有明显动机、矛盾冲突又有结尾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其实非常复杂，根本无法用一个意义、一个标签来概括。但是，当我们评价一个人，尤其是比较疏远的人的时候，常常会强行给这个人安上一个身份（她是一位好母亲）、一个生活的目标（她养育了一大家人），在人生的结尾，这个人生目标一定会有一个交代（她培养出了一群好儿女；或者不幸的是，儿女辜负了她）。然后我们就完成了对一个人的描述，就像看完一个完整的好莱坞故事一样，心满意足了。

问题是，无论人的存在还是毁灭，都是偶然的，根本不可能遵守好莱坞的故事结构。

真正的人生，故事忽然开始，忽然结束，不一定有矛盾冲突，也未必有**和结局。

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感到世界是荒谬的。

对于普通人，最能让人感受到这一点的，是死亡到来的时刻。

现实中的死亡是突如其来的，并不是在人生故事完成了**，进入结尾的时候才来。可能从故事刚开始、故事讲到一半，或者故事马上就要进入**等的每一个时间点，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到来。

好比一个养育子女的母亲去世了。在外人的想象中，这个“伟大母亲”去世的时候，应该是躺在病**，周围站满了子女。子女们握着母亲的手，热泪盈眶、悲痛欲绝地说：“感谢您养育我们，我们会永远怀念您。”疲劳的母亲安慰子女们，说：“看到你们都长大成人，我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恰到好处地闭上了眼睛，故事圆满结束。

但真实的生活不会照着这个章法来。死亡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到来，这个母亲去世的时候，可能身边的子女正在聊天，没有注意到母亲的去世；可能子女正去水房打水，母亲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可能子女们已经握着母亲的手完成了热泪盈眶的告别仪式，结果母亲一直没有撒手人寰，大家在床边守候了一小时、两小时、一整天……乃至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做点儿啥，甚至悄悄打了一个哈欠，等到尿急了跟旁边的人说“你们在这儿盯着，我先上个厕所”。母亲本人也未必是在回味人生的**中离世。她可能心里怀着巨大的恐惧，可能正对未来忐忑不安，可能正想着一些琐碎的小事，可能正打算去拿遥控器换一部正看到一半的电视剧，正在按下按键的时候，突然黑屏，一切停止。任何类似向亲友交代遗言、讲出未完成的愿望、对自己一生做个总结、来一番反省等行为都还来不及去做，生命说结束就突然结束，一下子就终止了。就如同那些讲了一半突然闭口，让人无比焦躁的故事一样。

这样的现实，就会让人感到荒谬。

当人们面对亲朋好友的死亡时，尤其是年轻人的意外死亡时，人们会想：这就是人的一生？说结束就突然结束，好像还什么都没做，什么目的都没实现，就突然没了？那他到底算什么呢？——提最后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反省者在本能地要给死者没有目的的人生找一个目的，找一个总结。如果反省者一时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就会对世界、对人生产生荒谬感。

请您认真地想象一下，假如有一天您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我呸呸呸啊），生命只剩下三个月的时候，您将会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合上书，认真地想一下啊。

您可能会觉得，这剩下的三个月肯定和平时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有了质的变化。无论是尽情享受生活，还是哭哭啼啼地恐惧死亡，总之生活变了一个样。在生命最后的旅程里，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似乎都增加了一层别样的意义。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那些面对死亡的人对人生多了一层思考（这是对的），因此超越了平凡的人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这是不一定的）。比如，实现自己童年的梦想，实现一个崇高的目标，追求多年不敢表白的真爱。总之，这几个月的生活，一定能让人生有所升华，达到人生故事的**，然后心满意足地（因为人生的故事终于有了**和结尾啊）去迎接死亡。

我们之所以有以上幻觉，就是因为我们本能地以为，自己的人生一定要有一个**和结尾，本能让我们无法摆脱这个想象。

但这不是世界的真相。

假如您刚才已经想好临死前打算做的各种事了。好，我现在请您想象，突然间这时候您发现自己心脏病发作，绝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意识已经模糊，生命马上就要结束（我再呸呸呸啊）。

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想？

请您先认真地想象一下。

大概是类似以下这几种感觉：

“这不是真的吧！”“太扯了吧，我就这么死了？”“等等，我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啊！”“我不甘心啊！”

刚才，您对人生还有种种规划：未来想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拥有什么样的伴侣；想去一个渴望已久的地方旅游；这几天有一件工作即将完成；有几部特别想看的电影还没有看；待会儿打算吃顿好吃的；等等。

突然间，一下子就结束了。

是不是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人生怎么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突如其来地、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呢？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啊！

然而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现实中就有很多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因为意外、疾病，还没反应过来就死掉了啊。[12]

而且哪怕是事先得到通知的绝症，仍旧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真正的**。

真实的生活是平淡的。在得知死讯以后，人会因为一时的**暂时改变对生活的看法，但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决定了人不会长时间保持**。时间稍微一长，生活又会变成普通的样子。琐碎无聊的生活依旧琐碎无聊。一开始亲朋还会付出多余的热情，但是随着时间延长，热情也会散去，疲惫和厌倦接踵而来。过去让人感到烦躁、无奈、绝望的琐事，会依旧让人烦躁、无奈和绝望。

很多人都想过，在得了绝症之后一定要做之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比如，一定要去梦想中的地方旅游。在想象中，这个旅游是人生最后的一次华丽，是对自己一生的犒劳，自己在如画卷般的美景中，畅想人生，然后心满意足地迎接死亡。实际上呢，这个旅游当然是挺美的，但一样有平时的劳累、无奈、烦躁，在从旅游景点回到自己城市的路上，和平时旅游回来一样，充满了倦怠和空虚——这就完了吗？我期待了一辈子的梦幻旅游就这么结束了吗？又到回到普普通通的生活中了？我想象中的脱胎换骨的感觉在哪里？

其他想象中的人生**也是一样。

总之，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评价、规划，一定是个故事模式，一定有**和结尾。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当现实和我们的印象发生冲突的时候，荒谬感就产生了。

“荒谬”是存在主义指出的病症。那么，存在主义给出的药方是什么呢？面对没有意义、本质荒诞的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永远存在的选项是随波逐流，比如选择一个宗教而不要抱有疑问，信就好了；或者选一个别人都相信的人生意义，跟着做就是了。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一辈子虽然或多或少地直面过几次世界的荒诞，但是每次都通过逃避、自我安慰、“调整心态”把这件事躲过去，最后在自我安慰中走向死亡，过完一生。这样的人生也没什么不好。

然而，这属于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省察的人生”，属于克尔凯郭尔厌恶的从众群氓，属于尼采口中的弱者和奴隶，属于读了哲学就跟没读一样，思考哲学问题之前是啥样，思考之后还是啥样。

所以，存在主义者们开辟出了另一条路。

这条路是从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开始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用哲学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习惯性地问：这事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认为，只要找到了“本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本质”，指的就是隐藏在事物背后最根本的内核、规律，是事物最真实的部分。事物其他的属性，都是从这个“本质”里衍生出来的。对于人生的意义这类大问题来说，“本质”就是形而上学的答案。

可是前面说了，形而上学之路走不通了。这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的“本质”，因此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

拿桌子来打个比方。

假设有一天，我把几个木板、木条钉在一起，然后拿给一个朋友看：“您瞧我做的这桌子，好看吗？”朋友一看，这钉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哎哟哥们儿，您这桌子够怪的啊。”

在这个对话里，当我把那堆木头拿给朋友看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了他“这是一个桌子”，也就说，我先通知朋友，这堆木头的本质是“桌子”。当朋友审视这堆木头的时候，他是在用他心目中桌子的完美形象去和眼前这堆木头比较，于是他得出了结论：这堆木头作为一个桌子，是怪的。

在这个场景里，对于这堆木头来说，就是“本质先于存在”，“桌子”的本质，先于这堆木头存在。

如果我换一个问法，我把这堆木头抱到朋友面前：“哥们儿你瞧，这是什么啊？”朋友一愣：“这是……”

在这个场景里，这堆木头是存在的，但是还没有被赋予本质，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认为，我们人类就是这样。

在我们审视自己人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事先代入任何概念——什么“人是神灵最好的作品”啦，什么“人是‘生命意志’的奴隶，人生就是一出悲剧”啦，什么“人天生是社会动物，应该为社会做贡献”啦，等等——这些都先不要想。人什么都不是，“我”就是存在着。“我”先存在在这里，然后再讨论“我”是什么。

——其实可以说，哲学到了这里，仿佛画了一个大圆，又回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们又要从“我存在”开始了。

那么，什么能体现“我存在”呢？

“我”这个词，严格地说，指的是“自我意识”。前面说过，“自我意识”的前提，必须有“自由意志”——假设我的每个念头都被别人控制，那我们很难承认自己还拥有自我意识。

于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什么能体现自由意志呢？”

只有自由的选择才能体现。

说白了，只有在自由选择的时候，我才能说“我有自我意识”，才能说“我是存在”的，才能说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块木头或者是被别人操纵的木偶。

再换句话说，我不同于一根草、一块石头，也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就在于我的自由选择。遇到了一件事，我做出来的是“我”的选择，而不是你的选择——哪怕咱俩最终选择的结果一样，但是我的选择发自我的内心——所以“我”才不是你。

所以萨特认为，人的本质在哪儿呢？就在人的每一次自由的选择里。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本质想象成一幅画。当我们刚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这幅画只是一张白纸。等到我稍微大了一点儿，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我每次自主地做一次决定，就相当于在这幅画上添了一笔。这一笔一笔累积起来，展现出来的，就是我的本质，就是我的人生意义。

这就意味着两点。

第一，我的本质是不断变化的，我的每一个选择都在一点点地塑造我。如果你问：“你到底是什么？”我没法回答你，我就是我，一个正在前进的我。在心理学上，有一些人主张“寻找自我”，通过冥想、心理分析等办法，找到内心中的那个“真我”。在存在主义看来，这就是错的。根本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真我”等着我寻找，“真我”是在我自己手中不断创造的。

第二，我是独一无二的。既然我是我一切选择的总和，那我的本质就不可能用一两个词语、一两个标签来概括。我是一幅动态的画，我不是一个静态的词。所以，人生意义也不能由别人来告诉我。因为用语言说出来的人生意义，都是用有限的几个词语来描绘。这几个词无论是什么，肯定都是片面的。

但是我们还有几个问题。

首先，什么叫“自由的选择”呢？我休息的时候想看个片子，然后我从满屏幕的电视剧中随便选了一个，这算是真正的选择吗？这在塑造我的本质吗？今天晚上我本来打算好好学习，结果我受不了**，最后“决定”玩儿游戏，学习就再拖延一天，这算是真正的选择吗？

不是的。

真正的自由不是听从大众的选择，这是克尔凯郭尔已经批判过的。

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不经思考随便一选——假如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通过掷骰子决定的，我们不会认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

真正的自由也不是听从自己的欲望——假如每一个决定都听从欲望，那我们就是最低等的动物了，那也不具备自由意志。

真正的自由意志，是经过认真思考后的结果。思考的是什么呢？思考的是我能不能为我的选择负责。当我选择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我认为这个选择是对的吗？我真愿意把自己生命中的几个小时献给这部电视剧，而不是用来做别的吗？当我选择拖延的时候，我愿意承担拖延的后果吗？我真心觉得拖延比不拖延好吗？

如果答案是“否”，我还是进行了选择，这在萨特看来，就不是真正的选择。

但是有人会说了，有的时候我想选，但是没得选啊。我不能选择长生不老、选择成为世界首富，不能选择最理想的伴侣和工作，甚至都不能选择几点放学几点下班！我没得选啊！

萨特认为，这种想法是一种“自欺”，人哪怕在极端的情况下，都有选择的自由。哪怕是一个囚徒，还可以选择用什么心态面对每天的生活。哪怕拒绝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在现实世界里，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维克多·弗兰克是一名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也是一名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投入纳粹集中营，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后侥幸逃生。可以说，纳粹的集中营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自由、最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在如同地狱一般的生活里，弗兰克就是靠着存在主义的心理疗法支撑着信念。他后来回忆说，在集中营里，“有待抉择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有的，每个日子，无时无刻不提供你抉择的机会。而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

连集中营的受难者都有选择，那我们在任何时候，自然都应该有选择的自由。

这个结论不是在抬杠，而是给我们找到了生而为人的尊严。

无论生活怎么摧残、禁锢我，总有一部分自由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我通过对这些自由的郑重选择，获得了我的自由意志，确认了我的存在，创造了我的本质。这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这是存在主义版本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是哲学给我们的尊严。

典型的例子，是加缪的名篇《西西弗神话》。

加缪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一个希腊神话。说西西弗被众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但是石头一到山顶，马上又自己滚下来。西西弗必须再次重复这苦役，一直到永远。

西西弗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又永远不能停止，因此极为荒谬。

很多人用这个寓言来比喻现代社会里人性的异化，那么它批判的，是人们在永不停歇的“工作—消费”中毫无意义地耗尽一生。我们攒够了钱和假期，通过消费换来快感的那一刻，就如同西西弗把石头推上山顶的一瞬间，看似有所成就，实则只是无意义生活中的一环。我们以为每天不断努力学习、进步、工作、加薪是在掌控生活，实际上只是一遍遍把石头推上山顶。人生意义一定是在日常工作之外，而不是在社会规范之中。

这么理解这则寓言也不错。但是，如果认为“推石头”就等于“现代化的生活”，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逃离这种生活——我不干不喜欢的工作，不攀比消费，我只追求温饱和精神生活的富足，不就可以逃脱了吗？那这就不是来自神的惩罚，顶多算是留校察看，西西弗完全可以把石头一扔自己走掉。

然而存在主义的荒谬，说的是人生的本来面目，不是轻易能避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寓言指代的对象扩大到整个人生：人生里所有的日常活动，其实都是在毫无意义地推石头。我们要去做的，不是拒绝推石头——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世界都是荒诞的，想拒绝荒诞我们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有意识到这是荒诞的。

加缪说，西西弗的胜利在于他意识到了这种荒谬，他从此不再是诸神的奴隶，而是认为推石头是自己的事。于是他在推石头的过程中感到了充实。虽然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他是幸福的。

——我们乍一看这段解释，好像是说“人生就应该当阿Q”。西西弗还是在推石头，没改变自己的处境，却生生说服自己是充实和幸福的，这不就是阿Q一样的自欺欺人吗？如果我们把推石头理解成“过度加班”的话，这简直是在说“员工应该说服自己，自带口粮愉悦加班”啊，这不是更加荒诞了吗？

如果我们把推石头理解成“沉迷于‘上班—消费’的现代生活”，那这样的西西弗的确是阿Q，因为“沉迷于‘上班—消费’”这件事是可以逃脱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推石头理解成“人生的一切行为”，把荒诞理解成人生的必然（我们前面已经证明过这一点了），把神灵对西西弗的处罚看成绝对不能逃脱的宿命，那么西西弗的幸福就不值得嘲笑，反倒是尊严和勇气的体现。

换句话说，在存在主义看来，我们在这世界里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是帮助他人、创造艺术、去做英雄、改变历史、做任何的丰功伟业，从根本上讲仍旧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仍旧和西西弗推石头一样，在虚无的世界里徒劳无功。这是每一个认真思考哲学的人都一度体验过的。

但是，我们就没有选择吗？萨特说了，我们永远都有选择。在不得不推石头的宿命面前，在人生虚无的必然面前，我们还可以选择怎么面对这宿命和虚无。我们是垂头丧气，是放弃思考，是沉沦逃避……还是直面它？在知道不可逃避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背过脸去，而是享受着推石头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个石头是我的，推石头这件事是我的，我在推石头的这件事里，创造了我自己的意义和本质。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对抗了虚无，我是幸福的。